辛一江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金代文学的地位似乎无足轻重，因而研究也就显得颇为薄弱。在目前通行的 《中国文学史》中，金代文学所占的篇幅不到一章。在近几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金代文学的研究得到了重视与发展，然而，一般研究者论及金代文学更多地看到金代文学受宋代文学的影响、与宋代文学有相同或继承的一面，而缺少对金代文学独特风貌的揭示。实际上，金代文学虽在很大程度上受宋代文学的滋养，但它根植于北方的文化土壤，有着较为浓厚的北方文化特质，因而也就走着与宋代文学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精神。《金史·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不以武也。”这里的 “一代制作能自树唐宋之间”，显然是说在唐、宋文学之外，能够独树一帜，这个概括应该说是很恰切的。金代文学因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形成了既不同于唐，又不同于宋的整体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一个有重要文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理论命题。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整体的精神特征；是一个文学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内在气韵。正如魏晋文学精神与唐代的文学精神有着鲜明的差异，金代文学精神，既有时间上的特质，又有地域上的突出征候。它既不同于唐代文学，也与宋代文学有可以判明的殊异之处。抑或可以这样概括表述：金代文学是以女真的民族文化心理为其内涵，以中华文学传统为其形式依托，以多为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勃发着清刚慷慨的北方民族精神。

一、金代文学精神的形成

发韧：“借才异代”。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在建国之前，女真人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文化上也是相当落后的。在灭辽战争时，尚无文字。《金史·褥怨温敦思忠传》（卷八十四）载：“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大金国志·初兴风土》亦称：“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射箭为号，事急者三射之。”

　　灭辽侵宋，是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契机，女真统治者开始大量吸收汉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使女真人很快从奴隶制社会跃迁到封建制社会。在文化上，女真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金代初叶，文坛上已经出现了一批诗人，写出了许多有相当艺术造诣的篇什。这些诗人基本上都不是产生于金代社会内部的，而是由宋入金或由辽入金的汉士。其中最主要的诗人如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都来自宋朝。《金史·艺文志》云：“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祖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宋代，取汴京经籍图，宋士多归之。”这里所言 “宋士”，大抵就是上述那些诗人。“借才异代”这个命题是清人庄仲方在 《金文雅序》中提出来的，他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用之；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借才异代”这个命题，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金代初期的文学现象。

　　宋士入金，颇多不爽。虽然在金朝多有高官显位，但基本上属被羁留性质，因而，心里面多是矛盾与痛苦。这就形成了金初文坛上，这些 “借”来的诗人们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故国之思与故国之恋。如宇文虚中曾任北宋王朝的黄门侍郎，因奉使金朝而被羁留，仕为翰林学士承旨。宇文虚中羁留北方是被迫的，心中多故国之痛，在诗中辄以苏武自喻：“老畏年光短，愁随秋风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又和九日》）抒发的就是羁留北方、心念故国的悲凉心情。这批入金宋士，由于身置北国，大漠风尘自然而然地给他的诗作充填进某种新质，加之经历与心情都与庾信颇为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庾信式的南北融合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脱略了南方的柔婉，而注入了北地的苍凉情调。这时的金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宋诗的分解与移植。但是，“桔越淮而为枳”，环境的迁移，文化土壤的不同，已经使金初的诗歌悄然地生长出不同于宋诗的枝芽。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借才异代”成为金代文学的发韧，有很重要的意义。宇文虚中等人在金朝都身居高位，颇受尊崇，他们的创作又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这就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基点，成为后来诗人们所效法的鹄的。金代文学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与这个基点有直接关系的。

　　“借才异代”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变异的范例。这些来自宋朝的诗人，在金源土地上的创作不能不受北方的环境与氛围的影响。大漠的风尘，山河的雄壮，粗犷的风习，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某种不易明察的影子。具体一点说，是使作品染上了某种苍凉的色调，更加具有了内蕴和风骨。

　　纵观中国文学史，不难看出这样一种似乎有点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的文坛，往往出现典丽艳靡、吟咏升平的文风，在唐有宫体，在宋有西崑，这种文风往往要经过反复斗争方能得到拨转。金初则不然， “借才异代”的文坛，出现了那么多忧怀故国之作，文风深沉凝练而悲郁感人。这就使金初的文坛的文学创作，有较高的艺术起点而无浮艳文风，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形成：“国朝文派”。

　　世宗、章宗时期，堪称金源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定、明昌年间尚文之风成为主流，刘祁 《归潜志》卷十二 《辨亡》称：“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造成文坛上益加活跃的创作势头，在大定、明昌文坛上涌现了不少有成就、有个性的诗人。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时期已形成了金代文学自己的风格特色。也就是金代文学区别于唐、不同于宋，能够自立于中国文学史上的特色。元好问曾无不自豪地概括为 “国朝文派”。“国朝文派”这一概念的重要内涵就是指金代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属于自己的风骨、神韵、面目，是以北方文化特质为其灵魂的。

　　“国朝文派”的产生从哪里开始呢？人们公认为是从蔡松年之子蔡珪开始的，元好问有一段有名的话：“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 （虚中）、蔡丞相 （松年）、吴深州 （激）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 （蔡珪字）为正传之宗，党竹溪 （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 （赵秉文）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这里明确提出 “国朝文派”的概念，并以蔡珪作为它的起始与范本，这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是逻辑上的。

　　我们不主张割断金代文学与宋代文学的联系，当然也承认宋代文学对金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否认金代文学特质的论据；相反地，认识这种联系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金代文学的特质，“国朝文派”不是某一个文学流派的称谓，而是金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朝代文学的整体特色。

　　既然以蔡珪作为 “国朝文派”的 “正传之宗”，也就是以蔡珪为开创者，那么，这不仅是推理，更主要的是金代文学家、诗论家们所共同认定的事实。如蔡珪的诗作，雄健矫厉，风骨峥嵘，充满北国的豪放慷慨之气。如为人所称道的《医巫闾》诗：“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崩崖岸谷森云树，萧寺门横入山路。谁道营丘笔有神，只有峰峦两三处。我方万里来天涯，坡陀综绕昏风沙。直教眼界增明秀，好在岚光日夕佳。封龙山边生处乐，此山之间亦不恶。他年南北两生涯，不妨世有扬州鹤。”此诗描写医巫闾山的雄伟巍峨之状，意象雄奇壮丽，气势磅礴，而又不失语言锤炼之工，的确是七言歌行中的上乘。此外，他的 《野鹰来》等一批作品，都意象雄奇，带着原生态的生命强力，焕发着一种阳刚之美，体现了 “国朝文派”的美学特征，为金代文学的自我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元人郝经称赞蔡珪是：“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带雄燕都”，是很有眼力的。

　　当然，“国朝文派”并不意味着一味粗犷豪放，而是以较为慷慨豪放的气质为底蕴，与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使作品产生一种更有强劲的生命感的审美效应。而达到这一顶峰的是金代文学巨匠元好问。

二、金代文学精神的集大成者——元好问

最能代表金代文学精神的是元好问。从提出 “国朝文派”这个概念看，本身就是元好问文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在元好问的文学思想里，渗透着强烈的北方文化意识。元好问本系鲜卑后裔，深深植根于北方文化土壤之中。尽管他久受汉文化诗书礼乐之教育濡染，而对北方民族那种质朴方刚、雄豪粗犷的文化心理还是深为认同的。他对 《敕勒歌》这北方民族的雄唱发之以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论诗三十首》）的高度叹赏，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中，贯穿着诗人的这种意向。前两首尤为突出。其一云：

　　邺下风流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

　　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这首诗提出了一个评诗标准：“华实”，也就是风格的华美与朴质。很明显，诗人是倾向于 “实”的。从这个标准出发，诗人自豪地宣称 “未便吴侬得锦袍”，言下之意，“锦袍”则非 “北人”莫属了。对于金诗，诗人有着这种强烈的自豪感，认为绝不亚于宋人之诗。同时，也揭示了南北诗风之别。第二首诗更明显地表现出元好问的北方文化意识：

　　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

　　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

　　诗人更为鲜明地打出大旗，与宋诗分庭抗礼，声称绝不拾江西诗风的余唾（指宋诗），而有着金诗自己的鲜明特色。元好问有着强烈的北方文化意识，“国朝文派”的概念贯穿浸透着这种内涵。

　　元好问的文学创作全面地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更标志着金代文学精神的提升与成熟。元好问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诗歌的风格与成就，最为典型地体现出金代文学精神。郝经在 《遗山先生墓铭》中评说： “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太和。”李调元的《雨村诗话》则说： “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壮色沉声。直欲跨苏黄，攀李杜矣。”他们共同指出了遗山诗中具有一种 “挟幽并之气”的艺术禀赋和慷慨清壮的文学精神。元好问存诗一千余首，他不仅是金代文坛上首屈一指的诗人，而且在中国诗史上也不愧为一代大家。元好问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逢社稷倾覆、国家败亡之际，诗人发而为慷慨悲歌。元好问诗作，尤其是他的丧乱诗，以慷慨悲壮为特色，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如他著名的 《岐阳三首》其一：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

　　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其二云：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岐阳即陕西凤翔县，是有名的军事要冲，形势极为险要，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正月，蒙古军围攻凤翔，四月被破，凤翔失陷，蒙古军在城中进行了残暴的屠杀。元好问此时任南阳县令，惊闻此讯，满怀悲怆写下了 《岐阳三首》。第一首极写山隘之险峻，以及自己的悲愤中情。“突骑连营鸟不飞”，形容山川绝险，暗示易守难攻。“北风浩浩发阴机”，指蒙古军队的汹汹气势。“三秦形胜”这两句，概括了形势险要与自己闻变后将信将疑而又终于坐实的心情。“偃蹇鲸鲵”两句，形容金元双方守战形势，意象甚奇。尾联直接表达自己的悲怆心情，感人至深。这首诗无论是写凤翔关隘之险抑或写诗人心情的悲怆，都是笔力雄劲，意象浑莽。第二首更为人所传诵。这一首有更为深回浑灏的历史感。《史记》上说，“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隔悬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百二关河”正说明此地关山之极险，从古迄今都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如今，“草不横”暗示金军守备之弛，方才酿成此祸。“野蔓有情”两句，写蒙古军屠杀后的惨相，悲惨之至，却又意境茫远苍凉，都显示出遗山诗悲怆而又雄浑的特色。

　　诗人遇丧乱，“亲见国家残破，诗多感怆。”但其并不流于颓丧，而是将气魄宏大，境界雄浑，悲壮慷慨的感情渗透在苍茫雄阔的意境之中。钱钟书先生说：“元遗山以骚怨弘衍之才，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元好问常以 “清壮顿挫”评价他人之诗，其实，他的诗是最足以当之的。元诗博大悲壮，艺术上却绝不粗粝草率，而是雄浑中见精深。如他的不朽名篇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二：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廷。

　　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这首诗写于围城之中，哀宗天兴元年 （1232）即壬辰年，蒙古军围攻汴京。十二月，粮尽无策，哀宗亲出东征。与蒙古军战而败绩，退守归德。这便是所谓“车驾东狩”。元好问时任左司都事，居围城中。这首诗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国家的危亡。诗人的感情十分悲怆，“精卫”“包胥”这一联诗，以恰切的典故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得十分深刻，同时，在悲愤之中透着一种慷慨壮气。诗人以 “惨淡龙蛇日斗争”来写金元之间的战争，一开始便造成了雄莽苍凉的气氛。在遗山诗中，这种诗境是非常普遍的，诗人以极为雄浑苍劲的笔力来抒写悲愤之情，因而更形成了熔雄浑与悲怆为一炉的独特诗风。这类例子还很多，如：“北风猎猎悲茄发，渭水萧萧战骨寒。”（《岐阳三首》其三）“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铜驼荆棘千年后，金马衣冠一梦中。”（《寄钦止李兄》）“紫气已沉斗牛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卫州感事》二首）等等，都以雄劲的笔力，来写心中的深哀剧痛，造成了极富力度感的悲剧审美效应。

　　纵观遗山诗，具有感荡人心而又大气包举的悲剧美的力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正可谓 “乾坤日流血”，诗人的情感是极为悲怆的，遗山丧乱诗也正溢满着国破家亡的悲愤。但遗山诗之悲剧效应的含义，绝非仅止于此，而是更为广泛、丰厚，它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度感，他一方面将中华文学传统的艺术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一方面又明显地勃发着北方文学的雄浑高亢之气。这种雄浑苍茫而又沉挚苍凉的境界，宛如来自历史深处的洪钟大吕，将金代文学精神发展到最高峰。故清人赵翼评之曰：“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故地之为也，时之为也。”

　　综上所述，金代文学有着特殊的内在精神，与其他时代的文学形成不同的风貌，这是可以从金代文化形态找到深刻原因的。女真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互动——既有彼此的融合，也有相互之间的排拒——呈现出特殊的文化形态；文学创作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灵魂，特殊的文学精神，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认识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由此出发，可以探知一些更为深层的文学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