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永生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本文采用的 “文化哲学”一词系取其 “形而下”的含义而不取其 “形而上”的含义。所谓 “形而上”的含义指的是类似于罗蒂在 《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抨击过的那种信条：哲学要把握事物的 “本质规律”，阐述至高无上的 “第一原理”，为科学和文化的生存发展 “奠定基础”，没有得到哲学女王的梳理证明、封赐授权的学科无一例外的都是 “不合法的”，于是，文化哲学自然就变成了黑格尔式的 “为哲学服务的文化”。所谓 “形而下”的含义指的是从个人修养一直到学术规范如何才能有利于文化繁荣的问题，如果人们真想看到文化繁荣而不是不繁荣的话，即如果人们真想一劳永逸地避免马克思掷地有声的批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那么，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来的文化探索迟早都是会被凸现出来的，文化哲学也就是对确保做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入思考。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 “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一方面在各种专业理论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一方面从总体上为我们 “形而下”的文化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杰出的个案范例。尽管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仍处在进行时态，且后事难料，但这场谨严却无官方导向、自发又不流于浅薄的学术争论必将以其留下的种种文化哲学启示载入思想史册，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争论的起因和要点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爆发论争的原因可以用我们耳熟能详的 “时代背景”分析法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但需记住争论的爆发其实尚有别的一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例如中国历史学家顾准的 “思想出走”引发的震荡之类，只不过本文的着力点暂不在此，而且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确都算得上是 “时代的产儿”罢了。促使争论爆发的时代背景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内背景主要是指尤其在1992年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不公正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甚至频繁出现了每次反腐倡廉运动总是以预示更腐败的人物和事件的产生而结束的恶性循环。国际背景主要是指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状态的消失，一个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逐渐临近，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它们既不甘愿沦为全球一体化大家庭的局外人和落伍者，又害怕被 “后殖民化”、重蹈丧权辱国覆辙的矛盾心态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出来。这两大背景同时还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不妨说正是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主动回应。因此谈国内事务势必要谈到国际事务，反之亦然，国际的动态总是在牵动着国内的神经。

　　出于关注 “中国乃至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责任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相继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一般公认他们的争论相对集中在袁伟时所归纳的这样几个问题上：一是资本主义与中国现状；二是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三是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后文即将指出，笔者在所有这些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都是毫无保留地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不过为了表示对新左派的尊重，像伏尔泰那样强调一句 “虽然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是我坚决维护你讲话的权利”，笔者拟分先后次序介绍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对问题的回答，其中并无从时间上划分话语发明权的意思。

　　在第一个问题上，新左派认为中国现在大都资本主义化了，作为全球化浪潮排头兵的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明里暗里进行的权钱交易是国民经济不景气、工人下岗失业的根源所在，必须对中国当前陷入的诸多困境负责，故而前些年以传统社会主义的专制历史实践为主要对象的批判已经完成其使命，又应该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一类的力量来义正词严地拒斥资本主义了。自由主义则认为，且不论现代社会历史的进程早就把狭隘意识形态意义上姓 “社”姓 “资”的二元对立模式抛到了脑后，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其实是指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文明，批判资本主义无异于是在批判进步这一重要的变化趋势，仅拿进入中国的外资来看，真正来自西方的资金并不多，多的是那些不把中国雇工当人对待的亚洲外资、是那些国有资产流失之后倒手而冒充的 “外资”。在外资与权力的纠葛上，糟糕的不是外资收买了权力，而是权力吞噬着外资。在中国批判资本主义一向最容易、最保险不过了，但也几近无的放矢和袒护落后。总之，新左派拿起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武器瞄准中国上空的现代主义幻影，是一种 “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与劝瘦人切除脂肪无异。

　　在第二个问题上，新左派认为市场经济原本就是分配不公现象的始作俑者，再加上被视为市场经济喉舌的自由主义理论站在保守的右翼鼓噪说个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上描绘的让富的更富、让穷的更穷的 “马太效应”正在演变成为中国的现实。少数甚至是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借自由之名逐渐独霸了有限的资源，侵蚀着大多数人来之不易的那一点点民主权利。因此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列上有必要突出民主的优先性，鞍钢宪法、“文革”大民主等陈年旧货中的某些 “制度创新”因素在今天仍然不乏借鉴作用。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尚待时日，市场那只看不见的“肮脏的手”被权力那双看得见的 “蛮横的脚”踩得难以动弹，中国经济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产生恰恰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欠发达造成的，资源配置不能市场化就等于彻底葬送了社会正义的前提条件。责难自由主义是当权者的帮凶更是属于污蔑，正好相反，自由主义学说的第一义即是推行宪政制度限制当权者的权力，同时平等地限制每个个体的自由以免人的自由受到侵害。新左派推崇的那种没有约束的大民主所蕴涵的积极自由只会带来 “多数人的暴政”，而一旦人们受够了混乱，又将以拱手出让民主为代价吁请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来重建秩序，为灾难性的 “民主悖论”画上个短暂的句号。

　　在第三个问题上，新左派认为值得他们拥护的现代性并不是西方人士推销的那种包含自由、法治等等特征的现代性，而是一种立足于本国国情摸索出来的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为了证明不依赖西方也可以实现现代化，新左派令人既钦佩又吃惊地祭起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法宝，发掘各种历史废墟以寻找 “制度创新”之类的合理种子，直至在 “原教旨主义”的意义上主张向社会主义本义的复归，宣称斯大林等人犯错误的原因是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自由主义则认为，即便先搁下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个敏感话题，光从学理上来推敲就可发现新左派的论证是不合逻辑的，掉进决定论的又一种变种——文化决定论的陷阱里去了。在文化决定论看来，某一文化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可决定身处这一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历史的未来只会是如此而不会是如彼，于是它完全可以自相矛盾地对同一种东西说你正是我需要的和你不是我需要的。既然文化并没有 “决定性”的力量，孔夫子似乎与他身后的那一连串是是非非无关，实在要说决定云云就应该说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当下选择，例如选择融入作为现当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不再饱受在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徘徊、对话之苦。

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的价值定位

非常明显，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围绕上述三个代表性问题产生的论争无论在其广度上还是在其深度上都堪称是开风气之先的，体现出了巨大的文化哲学价值。当然这里的开风气之先主要是指对将来的影响而言，并不是指论争的内容仿佛就像是 “前无古人”似的。自由主义的言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便曾有过，本文纵虽意不在钩沉往事，但还是忍不住想唠叨一句：某种言路被打断了之后又一再被续起来，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该言路的旺盛生命力。现在返回我们的正题：从文化哲学角度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的价值有哪些呢？

1.参与者广泛的民间性质和勇于直面真问题的无畏精神是这场论争的价值保障

中国历史上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多多少少、正面反面都同官方保持着某种联系。这常常会带来两个危险的后果：如果这项文化工作是受到官方支持的，从长远来看该工作的可信度难免要大打折扣，梁启超痛骂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史即是明证，因为古代治史是由官方直接管理的重要工程，当年班固一度身陷囹圄，罪名就是他企图 “私修国史”；一项文化工作如果是在官方的肆意排挤迫害下完成的，该工作又总是逃脱不了在事后被用作官场倾轧、政治斗争的道具的滑稽结局，下一代统治者的拿手好戏之一便是极度夸张地翻案说上代的某个人某本书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此人此书在上代得不到重视而我却对之予以肯定，岂不是足以见出我所具备的优越性？历代都在上演的尊孔丑剧内心里想表露的就是真正的孔门传人非我莫属。文化的政治化致使五花八门的文化论争都将以争夺政治支配权为其实质，而中国的政治支配权必要时是允许等同于人身消灭权的。崇尚独立品格的民间话语堪称是中华民族的稀奇资源，这种传统的匮乏把其坏影响一直带到了20世纪。20世纪80年代有两位文学家起先都打着党管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开明旗号展开争论，争着争着竟各自去请领导出来表态孰对孰错，否则可能亡党亡国云云。他们真把自己雕虫小技般的争执误当成了重要无比的 “经国之大业”，相应地又把维系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看得过于脆弱了。至于官方可以随时插手文化领域，在今天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文化理论工作者之所以不敢提前发言，就是怕较之日后颁布的官方标准说了不该说的东西，“秋后算账”过不了关。人们的创新意识泯灭殆尽，满口假话者多、沉默无语者多。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的参与者却体现出了广泛的民间性质和敢于直面真问题的勇敢精神。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论争已被纳入了官方视野，争论的双方肯定还没有人主动向政府打小报告 “反映情况”、找后台定调的，官方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大体中立地吹了吹风，以至于极个别的近视眼欢呼正统意识形态患上了“失语症”。我们且研究一下争论各方几个代表人物的构成。自由主义一方：李慎之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新左派一方：崔之元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甘阳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双方的主将当然还有其他人，如属于新左派的汪晖、韩毓海、旷新年；属于自由主义的秦晖、汪丁丁、刘军宁等等，但我们只枚举各方的三位代表是刻意想对比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旨在诅咒中国的资本主义罪恶、讴歌三面红旗的新左派竟然主要是由一些居住在大陆境外的人组成的！他们啃着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交换来的面包告诉大陆同胞市场经济并不好，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一处硬伤。但本文此时不是拟抓住新左派的要害不放，而是准备从正面来认识这一点，以证明论争的民间性质简直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据悉历来来自境外的声音都是在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的腐朽观念，实施 “和平演变”战略，故新左派看来的确不像是敌对势力豢养的狗特务吧？自由主义也多是一些无权无势的书呆子，大不了搜罗进个把不再吃香的离退休老干部，难怪有人开玩笑说他们不过是书生意气，在边缘打打口水仗，掀起点 “茶杯中的风暴”而已。但这正是独立的民间品格诞生的初步标志，不然 “中国当前是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还是其他无关痛痒的改革最重要”这样的真问题是提不出来、更答不上来的。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开列长得吓人的问题清单，不过说什么都得指出一点，这一点民间论争者和官方机构听起来都应该颇为顺耳：参与论争者广泛的民间性质致使他们对官方做法的赞成与反对开始显得神态自若、不再尴尬害羞了。赞成的不等于成了御用工具，反对的不至于被视为阶级敌人。新左派理当更投合当局口味，但他们抵制国际资本时并不担心违背了引进外资的官方政策；自由主义的宪政理想是与威权主义大相径庭的，但他们捍卫市场经济原则决不光是为了拍拍政府的马屁。

　　一种敢于直面真问题的民间话语的存在无论对文化建树还是对官方利益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做到 “双赢”离不开民间言说的催生发酵。当然，假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再次步入历史的怪圈，或者因论争者竞相搞权力投机而中途夭折，或者被当权者的粗暴干预镇压下去，笔者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充其量就会为中国文化在现代文明的考验面前不堪一击掉几滴清泪，感叹一声文化决定论真有道理，中国人注定了只配过中国人的生活。

2.讲究学理上的缜密性、学术上的规范性和传播上的科学性是这场论争的价值内核

一切健康的民间话语的力量都只能来自于其自身在学理上是否缜密、在学术上是否规范，来自于经得起反复检验和平等辩驳的 “主体间性”。这是我们所主张的民间话语与故意利用恐怖情绪、幼稚无知和神秘体验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邪教迷信那样的 “民间话语”的本质区别。顺便说一句，非民间的主导理念哪怕它有万世道统，一旦它对对手动辄以关杀相胁，它也就堕落到了民间邪教的泥沼里去了。倘若非得要计较概念的精确性的话，这样的民间话语明显等值于“知识分子话语”“精英文化话语”。既然尚属民间话语阵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争论中起码表面上都是标榜缜密的学理和学术的规范的，“两个凡是”之类的可憎面目一时间还没有出现。尽管有人已经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争论双方在学风上暴露出来的种种不足，大到 “重思想轻学术”，实证研究功底较差，细到 “引文不注明出处”，有造谣生事之嫌，但我们认为以 “初级阶段”水准观之，这场争论的学术色彩之浓厚毕竟是不容否认的，在笔者个人的出身门派和阅历范围内，似乎只有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学的大讨论勉强可以与之相媲美，而当时美学讨论的无边界性 （即期盼万事万物都应该是美的）又使它最终难望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的项背。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对学理缜密和学术规范的注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上，但需注意这些贡献已不可能在争论双方之间平分秋色，它们主要是自由主义取得的功绩，尤其是在发生了新左派朋友利用长江读书奖自己为自己颁奖那一次授人以柄的学术自杀事件之后更是可以这么说了。不过正如一个拳击运动员的伟大是由他那可敬的敌手衬托出来的，笔者真诚地希望能与新左派共享这几点平凡而高尚的文化哲学成就。

　　第一，随时反思论争的学术品位，防止论争降格掉价。现下攀领导、打官司、骂大街、揭隐私、瞎炒作、图实惠、拼快餐、搞迎合等等浮躁、低级、不良的时髦文化病毒还没有公开传染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者身上，在尼采的“虚无”或海德格尔的 “无根”的意义上已被掏空了灵魂的中国，想吸收点丰富的精神营养、领略点真正的学者风范，除论争双方之外实在是很难寻觅了。君不见大致同时发生的恶狠狠的 “二余”之争、色眯眯的 “美女作家”之争不知倒了多少人的胃口吗？反思学风纯正与否的代表性文章是徐友渔新左派三评中的第三篇 《评新左派的学风》，里面提议争论一不该在这里说的与在那里说的不一样、二不该把对的归于自己把错的归于别人、三不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偷换问题。今后人们也可以将这篇文章视作一次 “社会承诺”来衡量批评者是否同样踏上了被批评者的歧途。

　　第二，营造自由论争的学术平台，捍卫论敌的发言权利。自由主义的最小原理可以通俗地表述为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讲话的权利”。不妨认为这一弱命题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某种 “主义”的私有壁垒，而隶属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范畴。据此世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举措表示敬意的理由就应该是它稍稍容忍了 “另类”“异端”的存在，例如党内老左派的存在：老左派当政是不允许别人发牢骚的，改革开放时代却欢迎老左派上万言书给时代提意见。但这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原理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因为自由主义就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人必须这样生活，被强迫着若不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便要倒大霉的人不配再叫做人。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中，一个有利于文化繁荣的自由平台轮廓愈来愈清晰了，如果曾经特意自封为 “自由左派”的新左派不至于忘记他们其实是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长大的，不忍心有朝一日拿自由主义开刀，那就可以略欠精确地说他们也是些隐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拿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不做眼高手低的空谈家。记得几年以前有一部分不满足于老一套的文学史家们热烈地争论起了文学史编写要怎样重起炉灶好，结果是一句近似于脱皇帝新衣的大白话使他们的争论偃旗息鼓：你自己编一部出来看看最好！品位再纯的学术理想、自由度再高的学术平台只要缺乏学术成果的支撑到头来就是百无一用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引人注目的关键之处即在于一大批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在争论中破土而出，无论是著述还是译介，从对法治、法制诸概念的厘定到对英美和德法不同自由主义源流的梳理无不是为当今的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有人评价道，争论是五四以来百年中国经历的第三次现代启蒙，客观地讲这一评价也并不为过。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尚未彻底到位、需要 “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在国内依旧难以顺利地利用传统的新闻出版方式，尤其是官方控制的主流媒体进行传播。这就迫使论争各方都得去尝试采取其他传播形式的可能性，其中最发人深省的办法是到新兴的计算机国际互联网上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本文不打算在技术细节上详述他们是怎么做的，只打算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点：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使各种想控制思想文化的企图在手段上一概破产了，除非你重新闭关锁国剪断电话线封杀上网，或者继续走搞人身迫害的老路子，否则你提出的要玫瑰花和紫罗兰香成一样的要求一定是枉费心机的。斯宾诺莎说专制就是指在控制不了的地方谋求控制，20世纪发明的一大堆 “不可能性定律”中更是有这么一条：把分散的知识集中起来作计划、用一个大脑去代替其余大脑的思考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多采用了高科技传播方式留给我们的文化哲学和文化经济学结论便是：该说该听的一方说完了听到了，同时政府一方背负的专制恶名也解除了，就意味着文化事业的发展遵循了良性的“可能性定律”、减少了高额的 “交易成本”。

　　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的文化哲学总结到此为止。本来任何的总结都为时尚早，何况在作总结的人中还有比我们做得更精彩的。尽管因考虑到在高压力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免不了要承担的高风险，论争各方已纷纷挂起免战牌发表引退声明，拙文的归纳概括也肯定还是暂时性的。介绍和点评之后是什么节目呢？那当然是摆明笔者站在争论的哪一边。

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的几点启示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可以使人们引申出哪些启示来呢？依然从文化角度来谈吧，拙文先讲两条粗略的意见。

　　1.更多的人已逐渐趋于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到目前为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去实现的现代化其实只能是一种伪现代化。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中国文化也就是所谓的 “亚洲价值观”，一方面奉行亚洲价值观、一方面推广现代化的成功例子当数日本和 “四小龙”。但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雄辩地证明，不用宪政法治从根本上杜绝官商不分、权钱勾结现象的那种现代化总有一天是要出大乱子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相应的社会不公正程度也就越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初露端倪，引起了包括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内的各方面的严重关切。笔者不同意新左派充满短见、小肚鸡肠的文化观念，相反认为我们应大力倡导西方的主流文化，原因是我们已不耐烦争论当初新儒家提出的抽象的中西文化优劣问题，而是具体针对现代化而言，中西文化谁对现代化最有促进作用？谁最有利于既能充分发挥现代化的长处，又能尽量避免现代化的短处？请仔细读读休克疗法的提出者杰弗里·萨克斯与胡永泰、杨小凯合写的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的如下分析：

　　“许多经济学家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1949—1979年的中国，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其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 （地区），如台湾地区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和财阀制度。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荡疗法转轨之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坏资本主义行为准则。这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文章的论点是：“上述经验表明，制度核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在2001年1月底召开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亚洲价值观的有力倡导者李光耀突然爆出惊人之语：“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以探索资本的秘密著称于世的德·索托出于对西方学者自相矛盾地一方面用文化来解释日美这些差异极大的地区的成功，一方面仍旧用文化来解释中国和爱沙尼亚等国的贫穷的不满，更加干脆地从正面指出：“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财富差距太大，不能仅仅用文化上的理由来解释。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渴望从资本中获得收益，移民们于是蜂拥进入西方国家，其中还包括桑切斯的孩子和赫鲁晓夫的儿子。”面对所有这些变化，我们难道还有什么理由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2.就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一触即发的前夕——1996年，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修正原先的某些观点出版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书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命题颇值得让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双方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展开下一步的讨论。第一个命题是：“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第二个命题是：“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笔者言及此处的意思并不是想引亨廷顿来证明新左派的正确性，仿佛连西方人也一反常态地收回了西方文化普适论的狂妄主张，帮助非西方世界彻底粉碎了 “全盘西化”的迷梦。恰恰相反，这预示着哪种文化天生就是普遍的而哪种文化天生就是特殊的之类的文化决定论论争过时了，我们应该争论的是，哪种文化最好、对现代化建设最有价值，或者说哪种文化最不坏、最不会导致一种伪现代化。本来普适问题和西化问题并不是一码子事，汽车飞机具有普适性但却与西化云云沾不上边，不过本文无暇细究这中间的学理区别，只是想直白地挑明亨廷顿的本意其实很浅显：西方文化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只可惜你们这些非西方人学不到手。我们真的不能 “取法乎上”了吗？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为要不要置身于西方主流文化话语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西方人士却泼冷水说他们再吵也是白吵。这实在是令所有的人掩卷三思，尤其是令新左派大感窘迫：你骂我？你想像我还没门哩！但愿新左派千万别把美国的亨廷顿错当成中国的老阿Q，说不定在人家的心目中我们已无异于布里丹的蠢毛驴。

　　“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 （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上面引述的是亨廷顿略带冷漠、略带 “冷和平”意味的一段话，不知新左派等中国文化特殊论者读后会作何感想？中国文化早已与麦克唐纳快餐店兼容，但却领会不了奠定西方现代化社会基石的英国大宪章的精妙。如果坚持说吼两声摇滚乐就摇身变得现代化起来了，这样的现代化简直就是可悲至极。当人们惊呼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的时候，他们也许远未踏进西方文化的门槛。新左派理当为这种阻碍了西方文化深入人心的伪 “西方文化”叫好才对。

　　这里我们不妨也再次对比一下最关注穷人利益的德·索托的观点。德·索托以欧美人士同样告诉过世界其他国家 “你们跟我们一模一样”为例愤然批驳了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一直很满足地把他们产生资本的所有权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的非历史的心态，发誓道： “这段历史必须挖掘出来。本书 （即所著 《资本的秘密》——引者）尝试重新发掘我们对资本的认知，并就此解释为什么说贫穷国家的经济失败和他们的文化遗产或基因遗传中的缺陷没有关系。有人提出过拉美国家和俄罗斯之间有 ‘文化’共通性吗？然而，自它们都在最近十年里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开始建设资本主义之日起，它们也开始面临同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显著的不平等、地下经济、黑手党泛滥、政局不稳、资本流失、公然蔑视法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并非起源于东正教的教堂，也不是出现在印加帝国崛起的道路上。”如此看来，新左派铸下的错误不可谓不大矣，他们基于虚假的文化差异理由在根本上窒息了祖祖辈辈受制于古老文化传统的人们所企盼的一线生机。

　　总之，不管是从文化哲学还是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去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论争都是极大地有益于文化建设和别的相关建设的。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这场论争在中国起码也算得上是一道罕见的文化风景线，值得每一个不愿媚俗、渴求真知的人去研究、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