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失去的金铃子》的时空建构
董福升
内容提要：《失去的金铃子》是著名华裔作家聂华苓1960年在台湾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其创作生涯的代表性作品。它让我们熟知了一个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中段南岸的小镇——三斗坪，也让读者感受了在处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独属于鄂西的地域文化风貌。聂华苓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切的人生感悟融入到小说的文本和叙事中，独具匠心地为读者勾勒了一个充满特殊地域文化色彩的长江三峡地理空间意象群，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聂华苓 时空 鄂西 三峡
《失去的金铃子》是著名华裔作家聂华苓1960年在台湾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其创作生涯的代表性作品。这是一部带有回忆性质的小说，也是一部蕴含多重主题的作品：其一，小说通过对发生在鄂西小镇三斗坪的人间情事的回忆，寄寓了对楚乡故土的深切怀念之情；其二，通过对巧巧、丫丫、玉兰、新姨等女性形象的描绘，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的真实处境；其三，小说讲述了“我”—苓子—一个青春期少女内心的成长历程，以细腻而富有哲理的笔调探讨了女性成长发展的主题，“我不想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成长的过程。成长是一段庄严而痛苦的过程，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
无论作品的主题如何理解，我们都不可忽略小说故事情节发展所处的地理背景——鄂西，它让我们熟知了一个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中段南岸的小镇——三斗坪，也使读者认识了在这个特殊历史时空中所反映出来的独属于鄂西地域的文化风貌，这个特定的创作空间对于作者聂华苓来说有着特殊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一个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作家的作品、风格、气质与其生活环境与地域文化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无论小说表现哪一种主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外文学史上，凡有成就之作家都有一块其非常熟悉的土壤，这块土壤不仅赋予了他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而且赋予了他们特殊的精神气质和创作风貌。对聂华苓来说，长江三峡就是那片熟悉的土壤，她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切的人生体验融入到小说的文本和叙事中，独具匠心地为读者勾勒了一个充满特殊地域文化色彩的长江三峡地理空间意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植根于童年的鄂西文化印记
“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特定地理空间及其文化印记作为人的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成为作家童年经验和人生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13岁的聂华苓在战火中离开武汉，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她与母亲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这个清澈而淳朴的鄂西小镇，在这里她度过了快乐而难忘的一年童年时光。“家庭的恩怨，战争的灾难，都远在大江之外了。溪水，山野，人情，都那么单纯自然。”三斗坪给聂华苓留下的回忆是美好的，也是特别的，这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在稚嫩少女的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临江的河坝、大大小小的木船、土砌的阶梯、长长的石板路，石板路旁一溜的茶馆、面摊、小饭馆、肉案子、纤绳铺子、花纱行、伤兵医院、旧祠堂，天井里的薄木棺材，还有背着竹编背篓的男女、卸货的力夫、吊着一只胳膊的伤兵、穿着白竹褂子的船老板、叼着长旱烟袋的花纱行老板、拿着棉花糖流鼻涕的男娃、打两条辫子的女娃、抖着湿漉漉的红布裤子连笑带骂的女人……古朴的三峡小镇风景优美，与世隔绝，虽处于乱世，但依旧保持了淳厚古朴的民风。临江绝壁、激流险滩，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决定了其封闭性，极端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民生的艰难、贫穷，也熔铸了其血液中的固执与倔强。这里的人们封闭却不保守，他们怀有楚人特有的浪漫乐观的气质，对天地万物抱有膜拜和无限的遐想，这是属于荆楚之地的独特人文风貌。如果说沈从文建构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湘西世界，那么聂华苓则描绘了一幅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长江三峡风情画卷，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而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在长江上迎风破浪的船夫和行走在临江绝壁边的纤夫：
崖壁临江，崖下的缺口有些小木房子。我坐在路边石头上，雨又纷纷落下。我又没戴起斗笠。微茫烟波里，三两只木船由上游流下，船夫在船头两旁摇着桨，唱着调情小调，夹着粗野的话，对于四周翻滚的白浪视若无睹的样子。船上掠着花布衣服随风招展。而远处，在下游，十几个纤夫拉着纤绳，半裸着身子在陡峭的崖壁上匍伏着前进，身子越弯越低，几乎碰着地面。河里的木船象一把小小的钝刀，吃力地切破白浪，向上驶来……
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质刚坚，在这种条件下讨生活，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也会练就劳动者顽强奋斗的精神；富于浪漫色彩的楚地文化又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活泼自由、个性张扬、豁达率性的特点，使得生于荆楚之地的三峡儿女天生就具有原始狂野的力量和蓬勃的生命力。面对急流险滩，船夫纤夫们依旧激流勇进，冒着翻船的危险急渡险滩，全然不把命运放在眼里，即使丧失性命也从容无悔。他们以微弱的力量来抗击苦难，以乐观的精神来面对挫折，以调情的小调和粗野的话语来戏谑命运，“在这儿，自然是坚韧的，生命是坚韧的。”这刚健而蛮横的原始性情，生根于泥土与大江中的韧性，对“生”的欲望和对在“死”的乐观，在“哎哟、哎哟”的号子和“咚、咚”的鼓声中凝结着火山爆发的恣情，传递着对命运不屈不挠的呐喊。
这种坚毅乐观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聂华苓，逐渐成为其性格印记。漂泊半生，屡遭不幸，但她从来不曾放弃生活的希望。1960年，因屡次发表刺痛当局的言论，聂华苓工作了十一年的《自由中国》被突然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因“涉嫌叛乱”被捕，此时的聂华荃不仅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更是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她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内忧外困的压力使她陷入迷茫，“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绝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身处此境地中，她回想起了童年艰难的岁月，长江上的急流险滩、江水中咕噜咕噜旋转活像蛟龙的木船、不朝天不朝水却朝着奇形怪状的石崖的纤夫——他们对着鬼门关咒骂，在江水的怒吼中“哎呵哎呵”地与命运做着顽强的抗争，内心澎湃着的思乡之情被再次激发起来，并促使她对人生、自由、正义做进一步的思索，她开始埋头写作，以这样的方式排遣心中的抑郁，“《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的。它使我重新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可以说，这是与植根于童年的三峡文化印记与熔铸于血液中的楚人精神密不可分的。
二、融入生命体验的三峡意象群
特定地理空间中的代表性意象对作家的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细读聂华苓的作品，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三峡、鄂西意象群，而其中水意象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水，融入了聂华苓的人生，见证了她的生命轨迹。“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水，不单单只是一种自然意象，更是聂华苓生命体验的象征。水带来了两岸的分离，隔绝了原乡与异乡的血脉，江水寄托了对楚乡、家人魂牵梦萦的思念。“现在，我就在爱荷华河上，看到我和母亲弟妹坐在急流险滩上的木船上”，“母亲送我到镇上上船。娘儿俩流着泪，在连绵起伏的山路上走，母亲频频叮嘱：‘冷暖小心，多多写信，不要挂念家，专心读书。’”
水，承载了她人生的悲欢离合。茫茫江水，寄寓着失去亲人的悲怆——“大江滔滔流去。汉口汉江关钟楼挂着白布横幅，上面是爷爷写的气势雄伟的颜体：魂兮归来”；茫茫江水，诉说着面对凶险的恐惧——“船咕噜咕噜越旋越快。水哗啦哗啦溅进船舱，活像蛟龙在船的四周打滚，要把船绞到河底”；茫茫江水，喑哑着被迫流亡时的哽咽——“我在坡上回顾烟波苍茫的长江，忽然想起一个女孩子颤抖、善感的歌声。她唱着流亡的歌，唱得全班吞声饮泣”；茫茫江水，还表达了对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苦也好，乐也好，独立了，自由了。江水带我们去一个新天地。从此我就在江水、海水、溪水上漂流下去了，再也不回头了”。
水，也是重获新生的希望。顺着江水，渡过险滩，她们来到了临江而生、人亲土亲的鄂西小镇三斗坪。江水隔离了战火，幼小的华苓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母亲对我说：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你爹死了，受人欺侮，季阳也死了，又打仗，我活不下去了。三斗坪救了我。以前的苦日子，即便好日子，我也忘记了。”
水，开启了她创作的源泉和对生命的考量。正如江水的特质，时而清丽透明，时而泥沙俱下，生长于长江两岸的古老文明，虽保留了原始的淳朴与善良，却也继承了历史的保守与愚昧。幼小的华苓虽不谙世事，却也在心里留下了一些人事的印记，“（母亲）和她的舅妈、姨妈、表姐、表妹、表嫂谈笑，讲她打小辫穿大花袄来外婆家的事，也谈三斗坪的是是非非。哪个老头和哪个小表妹偷情呀，哪个表嫂的丈夫在重庆有了女人呀。诸如此类的事。原来山清水秀的三斗坪也有‘七情六欲’。”古老的三星寨既是空灵澄澈的，也是混沌落后的。她听母亲讲了方家三嫂与军官的故事，“纤瘦的身材，不老实的大眼睛，说话声音沙哑”的“三斗坪最美的女人”——方家三嫂，便是《失去的金铃子》中巧姨的化身，一年四季躺在床上哼哼卿卿的方老太太，在下江娶了个离婚女人的大儿子，抽鸦片烟、矮个儿、哈着腰的小儿子，打算与方家三嫂私奔最终却被枪毙的地方官……一切记忆中的人事便成了《失去的金铃子》中人物故事的原型。多年以后，当她回忆起三斗坪的童年往事时，她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反思古老的文明，“长江流了几千年了，这些东西还在这儿！咱们这个国家太老太老了！”一个“太老”，是聂华苓对古老文明所沿袭的愚昧生活的否定，是对百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忧虑。“秋晨的阳光，柔软的潭水，闪烁的沙滩，粗糙的石头……这一切我在哪儿见过，在遥远的日子里，在古老蛮荒时代。不是吗？山呀，风呀，树木呀，流泻的蓝光呀，都还是原样儿，而我经过了世世代代的生与死，突然才记起原来我也是它们的同类。”
水，是感性的存在，内省的，受到水的影响，聂华苓在创作中她比较注重反观自身，深入开掘创作主体内心的心理感受。作为童年生活过的故土，三斗坪是一个有着特殊象征意义的地理空间意象，是困顿之中寻找的精神家园。那个远离战争硝烟、世外桃源般的三斗坪也是在逆境中规避现实、重新思考人生的避风港。“丫丫和我走下山坡，走上大路，没有多久就看见一潭绿水，潭边有一棵弯曲的大树，树枝掠在水面上，树上系着一只竹排。我们解下竹排，跳了上去，除了脚下一块木板，竹排几乎全浸在水里。我们让竹排随水漂荡。四面是陡峭的岩石，只看得见顶上的蓝天与脚下的绿水。宇宙好像缩小了，逼在眼前，显得如此肃穆。水清澈极了，照着四颗闪亮的眼珠子。”这里的水是恬淡而优美的，是苓子内心澄澈纯洁的象征，是静谧时光流逝的喻指。青春与梦想在这里平静如水，苓子就在这份淡淡的忧愁与希望中逐渐走向成熟。也许聂华苓正是要通过这一段水的描写含蓄地告诉人们：水既是宁静的，也是深邃的，平静的水面正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宇宙的轮回与人间的百态。“水”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生命的前向发展的力量。水淌过聂华苓一段段人生，那温柔如水的性格和坚硬如水的意志支撑着聂华苓的人生理念，把她对历史、社会、人类命运的沉思和关怀冲到人们的眼前，冲进读者的心里。
聂华苓在写作中所选择的整体空间环境里，还存在着更具体、更深层地承载和寄寓主题的空间意象群。除水之外，小说中还呈现了两个意味特别的意象——金铃子和杜鹃。金铃子在文中既象征了天真、淳朴、自然，又隐喻了内心无法排遣的寂寞，“我正感到失望，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若断若续，低微清越，不知从何处飘来，好像一根金丝，一匝匝的，在田野台上绕，在树枝上绕，在我心上绕，愈绕愈长，也就愈明亮，我几乎可以看见一缕缕细细的金光。那声音透着点什么，也许是欢乐，但我却听不出悲哀，不，也不是悲哀——不是一般生老病死的悲哀，而是点儿不同的东西，只要有生命，就有它存在，很深，很细，很飘忽，人感觉得到，甚至听得到，但却无从捉摸，令人绝望，我从来没听到那样动人的声音”，对金铃子的摹写强化了作家寂寞情绪的宣泄。杜鹃在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灰褐色的身子，暗黑的嘴，黑条纹的肚子，长长的黑尾巴”，每次都出现在主人公寂寞情绪难以排解时，象征了作者面对苦难、接受苦难、超越苦难的人生态度。“我经过了一场战争，不论胜败，战争已经过去了，我真正自由了，不为任何情绪所苦了，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根据我内心的真理，沉默而严肃地活着。生活不是诗，而是一块粗糙的顽石，磨得人叫痛，但也更有光彩，更为坚实。人的一生都会粘上一些黑点，只要我们在适当的地方将黑点调节起来，加上休止符，黑点就变成了一首美丽和谐的音乐。”苓子大病后的这段内心独白，是作家的生命体悟。
在这些意象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努力建构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空间，因为只有在和谐统一中，才有完美的生命存在的可能，而这种完美的生命，正是作者追求的理想。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她能调动全部感情和表现手法，将所要表达的对生命的思考，融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无论是单纯的心灵、复杂的心灵、洁美的心灵，都能于细微处见真实，见透彻。她所安置的种种意象，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意向，她更显出一种细微的美，一种真实、透彻的美。
三、特定时空的多重建构与对话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活动空间是融入作家的审美意志和主观情感的艺术空间，它是在原始客观的空间基础上加以概括、综合和创造的，是为展现作品人物性格命运和人格发展变化服务的，同时也是作者创作理想和创作处境在作品中的投射。三斗坪这个空间具有多重意义，通过三斗坪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长江三峡的历史人文风貌，更可以在体会到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阻隔与停滞，在跨时空的书写中探寻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主题。前文提到，聂华苓创作这篇小说时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现实的残酷使她无力应对困局，孤立无援的情绪整日侵袭着她，令她产生避世情绪，但她却不想放弃生活的希望，依旧借助于文字来表达对生命的思考，这种复杂的创作心态自然影响到小说的时空建构，使得小说的时空具有多重性。小说开篇就将人物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我——苓子在高考结束后回到童年生活过的三峡小镇三斗坪，独自在外求学的孤寂伴随着强烈的思乡之情侵袭着“我”，“妈妈在哪儿呢？当我站在那陌生的河坝上，四顾寻找妈妈的时候，那迷失、落寞的感觉，我却不能忍受了”。而当我坐上三峡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篼子，由淳朴善良的力夫们抬进山里的时候，顿时便忘却了尘世的烦恼，“‘喂，看啊，喂，看稀奇呀！’一群孩子在后边跑着大嚷，‘看这个大姑坐篼子啊！’”“一个身穿蓝印花布衣服、头缠白布的女人，两肩绾着一条杯口粗的青蛇，神态自若地朝我们走下坡来……”，“那群孩子又爆出一阵大笑”，“我定神一看，原来她背着的正是一个竹编的背篓……她回头朝我笑了一下，透着点儿善意的嘲讽”。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景象，“我”坐篼子时的窘迫模样、三峡力夫热情幽默的话语、山里女人的善意嘲讽的微笑、淳朴孩子们的喧笑打闹，营造出一种与现实空间不相容的隔离感：山里与山外仿佛是两个世界，山外是激流险滩，敌机轰炸，吊着一只胳膊的伤兵、沉着脸的挑水夫、高谈阔论的老板、不怀好意的眼睛和流亡的歌声，到处充满“一股血腥、泥土、阳光混合的气味”；而山里却犹如人间仙境，沁人心脾的空气、竹枝里的蝉叫、水里的蛙叫、洗衣女人的喧笑……“我”不禁感慨：“谁还相信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血腥的世界呢？”
作者将这种避世的情绪融入于对山水的描绘中，构成了独特的想象空间和心理空间。在这里，空间是隔离的，时间是停滞的，现实世界的时空概念被逐渐消解掉：“潮湿的草木透着土腥气。那远来的风，一片片，搭在树枝上，扯开来，扯成一张张小网，又扯开来，结成一张巨大的网，罩满了山野；然后，逐渐地，网收了，收得那么干净利落，只留下了一片静”，“山里的黄昏来的特别早，也特别长，那段时间的蝉声更悠长，鸟声也更清亮”。叙事环境在这样的对比中便形成了一种“尘世”与“世外”的隔绝，外面是民族的灾难，流亡的歌声，学业的压力，漂泊的无定感，使年幼的少女充满了“迷离、落寞的感觉”；而三斗坪有纯净的山水，有母亲的思念，“娘想儿，长江水；儿想娘，扁担长”，对于幼小的铃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归宿与慰藉，在那里，有她童年美好的回忆，她可以再听母亲吟诵《再生缘》，可以再见到漂泊在外时时想起的那“闪亮高大的铜床、半开的百叶窗、坳里红椭圆水仙盆和枯皱的佛手”，仿佛穿过“那烟雾迷蒙的山岗”就可以回到童年的家。时空在作者的心目中仿佛并没有前进和改变，故土的一切也并没有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作为作者内心的“避难所”三斗坪不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单纯概念，而逐渐由现实指向转化为心灵的归宿，其复杂的时空意义得以确认。
作者将时空的阻隔与停滞巧妙地投射到三斗坪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外面的世界可能天翻地覆，但对于三斗坪的人们来说，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客观时空虽然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但是主观时间却是凝固着停滞不前的。对于三斗坪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因循着旧有的轨迹，他们的生命循环往复，风景不变，习俗不变，时间仿佛对他们失去了意义，他们在三斗坪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拒绝与外界接触，虽然客观上三斗坪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阻碍了他们观察外面的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内心的保守，坚守着固有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在内心中抗拒着改变。他们既淳朴善良，又愚昧无知。
他们固守恶习，缺乏爱的情感，他们将封建陈规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庄家姨婆婆常年躺在自己的床上，那床“就象一辆出殡的马车”，给了苓子恐怖之感；庄家姨爹则是顽固的大家长，因为大儿子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寡妇，就禁止家人与大儿子往来；黎家姨妈没有儿子，便同意丈夫将新姨娶回家里，愚昧的寄希望于别人的儿子；黎家姨妈逼迫自己的女儿丫丫嫁给指腹为婚的男人，只为未婚夫家有丰厚的田产，却全然不顾是一位病人；玉兰年轻时却是位体面的美人，只因守了一辈子寡，变成如今一幅市井模样；最让人嘘唏的是巧姨，她与尹之真心相爱，却因为自己寡妇的身份，不得不忍受着封建道德的约束与煎熬，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固守封建陋习的，如庄家姨爷爷，他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压抑，一丝不苟地奉行着封建顽习。有的是封建陋习的牺牲者，如巧姨、丫丫、黎家姨妈、玉兰，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奋起反抗，反而将这种压迫传递给其他人。相较于上面这些人物，三斗坪的外来人有着许多美好的特质，尹之舅舅思想进步，他说：“我觉得我这个老家——有一股朽味。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毛病全在女人身上，这个地方必须首先让女人象个女人，把女人的问题解决了，男人心甘情愿伺候她们，才会有进步。”他给了“我”这个十八岁的少女对爱的最初的遐想，但“我”因为“自私、嫉妒、怨恨和污浊”的念头最终破坏了这份单纯的感情，在寻找、获得，又失去“金铃子”的历程后，重新走向寻找“杜鹃”的路途。
小说结尾，苓子发出了感慨：“这不是我的地方。”由此可见，作者所构建的这个“世外桃源”并非是一个单层的、全无缺点的化外之境，它是一个由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环境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等要素构成的立体多维空间。自然地理条件是人物命运的现实土壤，是客观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是人物群体结构的复杂历史环境，作为小说中展现的个人，必然要受到这种复杂关系的制约，或者社会思潮的、或者家族的、或者等级、道德、习俗观念的等等；人物内心世界主要是指人物主体的心灵历程。小说中纯美风光与腐朽习俗的对比、鄂西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正是这种空间复杂性的体现。文化和文化之间本来就会存在罅隙，这是一种自然形态。值得一提的是，聂华苓并非对其笔下的旧式人物都取深入人性的批判和启蒙姿态，反而显得较为温和。区别于“为人生”的功利，《失去的金铃子》是作家对自己情感状态调节下的产物，它没有济世经国的目的，它仅仅是“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正是这种更为个人化的内向姿态，使文本更为切近了人性的本真。作家在此着意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环境氛围，甚至事件本身都被用于营造这种氛围。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极其简单，可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聂华苓并没有通过平铺的叙述将其说出来，也没有通过紧凑的章节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屋里、山林、溪水、河街等这些空间位置的不断变换来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多个场景不断地来回交替和穿插，把相同的时间之流上的不同的空间场景的书写，拼接在同一个文本叙述中，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小说形式的空间书写，这种场面的交叠与并置使得叙述空间有了多维性。在文本中大大小小的意义单位和片段组成一个相互作用和参照的整体，这些个体己经构成一个整体的“有意味的形式”，一个统一的空间形象体系，这样的安排，使得文本接近于真实情感的表达。
《失去的金铃子》是聂华苓站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视角对三四十年代大陆乡土生活的回忆和重塑，主人公苓子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自我觉醒和灵魂探险，她不断反思，发现自我，由一个单纯、懵懂的主体分裂为矛盾的个体，最终通过金铃子和杜鹃的双重象征指引来完成从返乡到最后出走的历程。这其中穿插着主人公与叙述者的交融和抢话，呈现出跨时空对话的特点，例如：“一进门就是个大园子，由一条小路走去就是台阶，通向一幢灰色斑驳的房子。园子里长满了野草；一棵粗大的柏树，衬着颓圮灰色的院墙，好像是一团绿色的云，停滞在灰暗的空中，纵有风也吹不开；墙边有一丛丛竹子，倒垂着丧气的枝条。”这段话是小说的主人公苓子首次走进庄家大院时的景物描写，作为一个未历沧桑的少女，十八岁的苓子在高考完结束后从重庆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故土，面对日思夜想的母亲，她的内心应该是兴奋激动的，其性情应该是天真活泼的。从后面的文本来看，苓子确实是一个大大咧咧、直爽野性的女孩，很难相信这样颓唐的心境出自于这样一个青春少女。在这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事实上的说话者并不是小说中十八岁的少女苓子，而是隐藏在后面的等同于作者的叙述者，因此小说文本中的“我”在某些场景中往往具有“二重性”，一个是经验主体的“我”——十八岁的苓子；一个是叙述主体的“我”——几乎可以等同于作者本人。一个天真活泼，一个寂寞孤苦，这种“二重性”造成文本中“我”分裂、交融与抢话，造成了叙述风格的错落和对比，并因此形成独有的叙事张力。并且，随着苓子不断成长，越来越深入地触摸到生命的底色时，作为“经验主体”的我在认识上渐渐接近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使分裂主体的间距渐渐合拢、消失，在小说的结尾，苓子的形象是成熟、宽容的，“我离开三星寨的时候，我知道永也不会再去了。生命有一段段不同的行程，走过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正如同我的金铃子，失去之后，也不会再回来了。”至此，小说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合一分一合”的叙事空间结构。
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空间场景的延伸与转换宣告了自我成长历程的完成：“我在战乱中走过许多地方，每离开一个地方，我都认为我会再到那儿去。仿佛人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只有这一次，我离开三星寨的时候，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生命有一段段不同地行程，走过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正如同我的金铃子，失去之后，也不会再回来了。我要跳上那条大船，漂到山的那一边，漂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儿也许有我的杜鹃——灰褐色的身子、暗黑的嘴、黑条纹的肚子、长长的黑尾巴。”《失去的金铃子》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三星寨的故事没有完，我们的故事全没完。”聂华苓笔下的三峡、鄂西人文风貌、独具地域代表性的意象群和富有匠心的空间叙事技巧，依然延续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在逐渐成熟中“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楚文化视域中的湖北籍海外华文作家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5ZD038）阶段性成果。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
［2］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5页。
［3］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
［4］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8页。
［5］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6］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写在前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7］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写在前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8］聂华苓：《三生三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9］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9页。
［10］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8页。
［11］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8页。
［12］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3］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14］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15］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16］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7］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18］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9］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20］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21］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22］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The Lost Jinlingzi is a famous China American writer Nie hualing's novel created in Taiwan in 1960， after publishing that aro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her creative life. It makes us know a small town that is located in Xiling Gorge section of the south bank—Three bucket flat， also let the reader feel the unique gergeoph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western Hubei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pace and time. Nie Hualing made her enrich life experience and deep life feeling into the text and narrative of the novel， and have great originality for reader with a special descrip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intention group of the Three Gorge the Yangtze River spatial， which give the reader a deep impression.
Nie Hualing Time The south of Hubei Three Gorge
Dong Fusheng is fro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Law， Wuchang Shouyi University. Research direction:Th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董福升，武昌首义学院新闻与法学学院，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华文文学。
Title: The Marks of Hometown and the Multiple Dialogu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Lost Jinling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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