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照常升起》看杰克的自我建构
曹叔荣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并利用海明威作品的较强自传性特征,以西班牙和罗梅罗为代表的异域形象为切入点,深入解读主人公杰克在面对战后家园失落、身心创伤所带来的困惑、焦虑、痛苦时所采取的内投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其重塑自我的艰难之旅,从而为海明威的小说提供一个新的诠释视角。
内投射 理想化意象 自我 异域形象
《太阳照常升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一战”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直以来,它基本上被定义为美国战后“迷茫一代”悲剧写照。菲利普·杨曾曾评价道:“《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比《荒原》还要绝望的作品……”当然,小说中流亡海外的杰克等人所代表的那种醉心享乐、无所归依的消极生活哲学不容忽略。但一直以来,评论界却对小说中以斗牛士罗梅罗为核心的西班牙却着墨不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也忽略了杰克代表的“自我世界”与罗梅罗“他者世界”之间的相互碰撞。
本文尝试通过文本细读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并利用海明威作品的自传性特征,以西班牙和罗梅罗为代表的异域形象为切入点,深入解读杰克在面对困惑、焦虑、痛苦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心理防御机制,以及其重构自我的艰难之旅。从而使我们对海明威作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而非简单将小说视为战后青年一代的无望悲剧。或许正如海明威本人写给伯金斯的信件中说道:“……我的目的不是让小说成为空洞的或者苦涩的讽刺,而是使其成为大地和英雄永在的一出悲剧。”
一、理论视角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当个人的本我与超我处于一种极度不平衡状态时,人就会产生一种焦虑。而自我为了消解这种由焦虑带来的各种消极情绪时,便会建立一套心理防御机制。内投射(introjection)便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众多防御策略之一。换句话说,当现实与理想之间发生冲突,自我身份陷入危机时,人们往往会采取将他人身上的一些积极质素投射到自己身上,而这种注入便暂时满足了由于现实缺失所带来的不满与焦虑,如现在一些年轻人追星,把自己崇拜明星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投注到自己身上,以此来获得一个膨胀的自尊以及摆脱由于自觉渺小所带来的卑微感。一般而言,人们总会投射一些他们所认为珍贵或者自己所缺失的美好品质到他人身上,以此来保持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要想顺利地执行这样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并从中获取建构自我的所需,按照康伯格的观点,至少要经过三个程序:首先寻找一个理想的外在投注的对象;其次是建立与这个对象之间的共同联系;最后就是对这个对象进行美化了。
本文中讨论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就采用的便是这样一种防御策略,建构自我世界与他者世界的投射与被投射关联,以此来平衡家园失落、身心创伤、爱情受阻等带来的自我身份危机。
二、失落家园——野性西班牙
由于小说主要是以杰克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1925年夏天他们在巴黎和西班牙的经历,因此,只有深入了解杰克隐藏在叙事策略背后的真实自我,才能领悟其对“他者”——西班牙和罗梅罗的刻画背后的深刻寓意。作为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本土作家之一,海明威的作品大部分却是以美国之外的异域为背景,而他作品中的众多主人公也始终游走于工业文明之外的生态荒野。笔者认为,作品中的这种异域并非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作者建构自我过程中重要推动力量。
小说中的叙述场景主要是巴黎和西班牙,但还是一个隐含的场景,即杰克的祖国——美国。在这三个场景中,虽说对西班牙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但它却一直是一种远方的梦想或者乌托邦的理想出现。
当然,要想掌握西班牙传递出的内涵,首先应该对杰克出走前的美国及其社会现实有一个总体认识,由此便能从中窥视杰克的失落了的家园意识,以及他对自然生态与和谐人际关系的欲求。
由于小说中对战后美国社会现状以及杰克对美国的态度的直接描述少之又少,而鉴于海明威的作品中有着极强的半自传色彩,在此,笔者通过将海明威本人对战后美国的失望和杰克的异域之旅做一个互文性阅读,从而了解杰克对家园的美好期待。
(一)战后的美国以及海明威的家园意识
生于20世纪前夜海明威,不知不觉间经历了美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即从旧美国到现代美国的转变。历史学家康马杰就曾指出:“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的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美国……他自信,自强,自给自足,并且意识到它的独特性和独特命运。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美国。他只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国家……”
而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变化,海明威采取的是一种“回望过去”的态度,他怀念美国那种传统的边疆精神,渴望与大地、自然的水溶交融。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如《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都非线性地指出了人一旦与大地、自然失去联系,便会成为自我断裂的一株浮萍。
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空前的机器暴力的形式呈现在海明威面前时,他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缝进一步加深。战后,美国日益强势的垄断主义的城市文化对边疆乡土文化的腐蚀,加剧了他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家园失落的痛惜。于是他将目光转向那些未被工业文明侵蚀的异域,将它们建构成一种超越世俗的灵魂拯救之地。而《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那个的杰克影射出那个失去家园、无所归依的“海明威”。(二)乌托邦家园——原始野性的西班牙
战后杰克逃离美国后,在法国巴黎残喘生息。但法国波西米亚式生活并没有使他摆脱战争带来的创伤和幻灭感,也不能成为杰克梦想中“家园”的承载物。所以,杰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远方的西班牙,期望借助自然生态重获心灵的自由,重塑精神世界。
对西班牙的集中描写从小说的第二部分开始。透过杰克的眼睛,第二部分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画卷。“……这才到了真正的西班牙。这里有绵延的褐色群山……有几头毛驴躺在路中间打瞌睡……下面是大草原和几条清澈的溪流……”这一派充满生命力的景致唤醒了杰克那荒芜的精神世界。从前因为战争的梦魇,与情人的爱情纠葛而夜不能寐的杰克,在短暂的林间小憩后似乎重拾心灵的平静。
当然,海明威对西班牙的刻画并不止于这种静态的景色描绘上,他更是细致地讲述了西班牙潘普洛纳圣福明节上为期一周的狂欢式庆祝活动:游行、跳舞、歌唱、豪饮、斗牛比赛等。这种昼夜不分的狂欢活动进一步体现了西班牙民族的生机与活力。笔者认为,海明威借助这种带有原始激情的仪式,将其与美国和巴黎为代表的僵化社会机制分庭抗礼。按照俄国哲学家巴赫金的观点,狂欢节的主要精神是: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易变性,反对孤立自足的封闭性,反对思想僵化和教条。它的核心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摧毁和更新的精神。海明威浓墨重彩地描写一系列具有宗教色彩的活动,表明了他向往那种自然原始的随性、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不是被现代工业文明异化的社会。
海明威借助杰克的口吻,将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带有理想意味的“圣地”。他将所有对家园的期待全部投射在这个异域形象的刻画上。但是经过这种内化了的西班牙形象和现实中的西班牙并非完全契合,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无法逾越的差异,为此海明威也受到诸多诟病,如西班牙本土小说家阿图罗·巴雷亚就指出“海明威没能在虚构写作中再现西班牙内战的真实状况”。
不可置否,杰克为了寻找一个完美的家园意象,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西班牙本身的一些消极的质素。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杰克为了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而且,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杰克建构西班牙形象过程中,他从也中获得一种积极的经验。一旦他慢慢找回失落的自我,他便主动疏离西班牙,对它想象做了一种淡化处理。在杰克再次从圣塞瓦斯蒂安到马德里时,出现在他视野中不再是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原生态美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暗、狭长、萧瑟”之景。(261)所以从这点上看,杰克对西班牙的理想化处理并非消极的自我欺骗,而是一种积极的构建过程。
三、杰克的创伤与虚无——罗梅罗的勇气与力量
杰克在重塑自我过程中所选择的另一个“理想对应物”便是斗牛士罗梅罗了。杰克将本身所缺失的美好品质都投射到罗梅罗身上,创造出一个“理想化意象”。按照德裔美籍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的解释:理想化意象是患者彼时彼刻觉得他能够或者应该是的那种形象。但是杰克为何在此要再次采取这样一种内投射的防御策略呢?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再次将海明威本人与杰克的战争创伤进行互文性阅读,这样才对杰克远走西班牙前的创伤与虚无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一)杰克——战争的创伤与梦魇
海明威的作品跟战争紧密相联,他本人也亲历战争的洗礼,战争给他精神和身体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他曾说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了。”杀戮、血腥和死亡摧毁了他原本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所有的价值信念,他变得无所适从。根据海明威亲人们的回忆,从战场归来的海明威“不想找工作,不想上大学,什么都不想做。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从小说中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杰克·巴恩斯在“一战”中身心也遭受重创。他作为一名驻外记者,流亡法国巴黎。他与勃莱特等人浪迹声色犬马之所,但浸染在消费文明之下带来的感官刺激并不能掩饰他们的空虚与痛苦。战争的创伤摧毁了他原有的一切价值观念,“他发现世界上并不存在善行,他看穿了那些伟大的抽象的词汇,如光荣、爱国主义和荣誉。他发现表面上维护传统道德的习俗制度已经垮台。”(203)此外,由于战争中脊椎受伤,杰克丧失了性能力,使他在和勃莱特的爱情中处于被动的处境。正是由于自己的性无能,杰克忍受了勃莱特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肆意调情。
可以说,战争使杰克失落了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联系,也丧失了自我身心的完整性。但是,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在爱情游戏里的无奈与痛苦,并没有使杰克在绝望虚无中不能自拔。他选择选走异域,除了感受西班牙的自然魅力和原始激情外,杰克还将目光投注到西班牙的勇士罗梅罗身上,通过一种内投射机制,即变形—投射—转化的过程中重塑不完整自我。
(二)罗梅罗——斗牛场上的勇士与爱情竞技场上的赢家
杰克选择年仅十九岁的罗梅罗作为他的“理想化意象”,为了顺利实现这一投射的转变,杰克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他与罗梅罗之间的共同之处,如喜爱运动,沉稳冷静,相信人的尊严在于自身的力量等。并且他将罗梅罗刻画出直面死亡的勇者和爱情竞技场上的赢家,这样杰克才能理所当然地分享罗梅罗的美好一面,填补自我的缺失。
小说中的罗梅罗是充满力量的真正勇士,“罗梅罗从不故意扭摆身体,他的动作总是那个直截了当、干净利落、从容自然。”(184)罗梅罗所代表的西班牙斗牛精神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和行动力量,把死亡当作人最终不可规避的结局,并且从坦然接受死亡中更好地感受生命的意义和行动的价值。
此外,罗梅罗的这种不惧威胁和死亡的品质还体现在他与情敌科恩的较量中。面对曾是重量级拳击冠军的科恩,罗梅罗在被击倒十五次后仍顽强地站起来,用尽全身力量给对手猛然一击,凭借意志和智慧战胜对手。
当然,通过将美好品质投射到罗梅罗身上,不仅净化了杰克因死亡而产生的恐惧,也为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无能为力提供一个释放的机会。
与斗牛场一样,罗梅罗在在爱情竞技中也一直保持着自信以及自身的独立完整性。在一场勃莱特观看他比赛的场景描写中,罗梅罗的这种主动位置象征性地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天整个下午,他把表演斗牛的一招一式地控制在勃莱特座位的前面。他一次都没有抬头看她……但是没有为了她损于自己。那天整个下午他因此而占了上风。”(236)在故事的结尾处,通过勃莱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是罗梅罗弃她而去。
正是通过这样富有想象力的内在换位,杰克有意识地将自己渴望的状态和行动能力赋予罗梅罗,分享罗梅罗的行动,从而获得一种报复的快感或者是内在的满足。在这里,罗梅罗成为了他年轻时的自己或者他渴望成为的自己。
当然,尽管通过内投射所形成的理想化意象不能代替那个不完美的自我,或者这个完美形象本身并不完美,但是笔者认为这昭示的是杰克自我救赎的努力和重塑自我的可能。因为现实中的杰克与罗梅罗之间并非单向度的投射—被投射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共生的关系。丹纳德·迪克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其《〈太阳照常升起〉的肯定性结尾》一文中进行了分析,“……杰克将罗梅罗视为自己的完美镜像,而杰克对罗梅罗的仰慕和效仿使他最终在与勃莱特的关系中获得主动地位,并且通过这种感情上的独立实现了自身准则的重塑。”在故事的结尾,在与罗梅罗这样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杰克重获自我意识和行动准则。他果断地摆脱了之前的被动地位,对勃莱特采取一种冷静的疏离态度。
四、结 语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身心遭受重创的战后青年一代,杰克·巴恩斯丧失了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联系,成为在虚无中浪迹的流浪儿,但是杰克并没有放弃对重塑自我的期望。他远离喧嚣躁动的工业文明,远走异域,将自己对原始家园的美好憧憬以及完整自我的希冀投射到以斗牛士罗梅罗为代表的西班牙“他者”世界中去,以此获得一种内在自足。在这种探索—投射—重生的凤凰涅槃式转变中,杰克既平衡了来自现实的苦恼,又找到直面生活的勇气。他的重生之旅似乎正完美阐释了海明威笔下“硬汉”的生活哲学:人可以被打倒,但是不可被打败。注释【Notes】
①本课题为2015年池州学院人文重点项目《从〈太阳照常升起〉看杰克/海明威的自我建构》(项目编号:2015RWZ013)的阶段性成果。
②[美]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赵静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2]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New York: Scribner's Son, 1981, p.229.
[3]Jess Feist, George J. Feis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McGraw-Hill, 2008, p.37.
[4]Otto Kernberg.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6, p.29.
[5]康马杰:《美国精神》,杨静予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6]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488页。
[7]Auturo Barea. "Not Spain but Hemingway", in Carols Baker(ed.). Hemingway and His Critics, Clinton: The Colonial Press Inc.,1961, p.202.
[8] [美]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9]董衡巽:《海明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10]苏明海:《生活 创伤 创作》,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11]李树欣:《异国形象——海明威小说中的现代文化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2]Donald A. Daiker. "The Affirmative Conclusion of the Sun Also Rises", in Modern American Fiction. Edited by Thomas Daniel Young,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9-5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Philip Young. 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86.
Based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and psychoanalysis, this paper,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utobiographic feature of Hemingway's writing, tries to decode the introjection mechanism taken by Jake to defense the confusion, anxiety and misery in face of the disillusionment of homeland and th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trauma after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image represented by Spain and Romero. By doing so, 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Jack's painstaking effects to rebuild his self, thus providing a new angle to interpret this novel.
introjection idealized image self foreign images
Cao Shurong is from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Chi Zhou University. Academic Field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曹叔荣,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Title: The Self-Rebuilding of Jake in The Sun Also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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