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长模式分析略萨小说《城市与狗》
巩晓琳
内容提要：《城市与狗》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一部描写普拉多军事学校生活的小说。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充分地反映了人性发展的被扭曲和人的被异化的过程。从更大的层面来看，三个主要人物构成的成长模式也是对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强权统治下社会畸形的反映。作者借成长模式，表达了他对拉丁美洲发展的希望。同时，也通过分析拉美地区发展受阻的原因，表明了其对强权统治的否定态度。
《城市与狗》 成长模式 强权统治 异化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秘鲁著名的小说家、诗人。他的小说《城市与狗》完成于1961年，于1962年获得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26岁的巴尔加斯·略萨从此成名。但小说出版后立即遭到官方舆论的贬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当众将1 000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略萨对拉丁美洲强权政治批判的肇始。
1950—1952年，略萨被其父送到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就读。考察作家的经历，可以从《城市与狗》中看到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影子。但作品并非仅仅是对军事院校的管理体制进行控诉，也并非仅仅是对秘鲁军事独裁社会进行“缩影”式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塑造、精巧的结构来探求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社会发展受阻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诗人”、“奴隶”、“美洲豹”的形象分析及其反映出的成长模式，揭示出个人乃至整个秘鲁社会发展受阻的原因，即强权统治导致的发展受阻、社会畸形化。
一、成长模式
《城市与狗》中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的学生是一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十几岁的青少年。青少年是人类发育过程中的一段时期，介于童年和成年之间，是一段改变转化的时期。正如有关青年方面的著名研究（如霍尔、施普兰格、彪勒、狄皮西和其他人等）：在保守社会里，成人对青少年是忽视的；但是，在社会变革的国家里，青少年是明天的主人。显然，这些因素连同家庭对青少年的态度，在这种复杂的道德感情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在《城市与狗》中，略萨对三个主要人物：“诗人”、“奴隶”、“美洲豹”进行形象刻画的同时，也关注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处的环境成为他们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奴隶”里卡多·阿拉纳跟随母亲来到利马，与父亲相认并生活在一起。小里卡多的父亲是一个暴君，一个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他的母亲尽管温柔，却隐忍、怯懦不知反抗，一味地要求小里卡多与其父妥协，从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里卡多父亲的帮凶。小里卡多对世界的认识偏重于细腻敏感的感知，如：
母亲走到他身旁，抚摸着他。她那长长的手指轻轻地在他头上滑动，然后顺着头发溜到脊背上。这样亲切愉快地感觉使他想起往昔的时光。现在他耳边回荡着清泉一般的声音，使他想起自己的童音。他丝毫不注意母亲在说什么，话语成了多余的东西，吸引人的是那温柔的乐声。
这一连串感受是由母亲对他的一次抚摸生发出来的。正是“儿童的知觉因果性比起成年人更依赖于物体接触的情况”的体现。同时，他对事物的感觉常常是乱凑的，彼此不协调为一个整体，缺乏完整的系统性，常常遗忘，比如他对在父亲家里的乏味屈辱的日子的遗忘和碎片性记忆。他的知觉具有混合主义（据克拉巴来德）或混沌（据德克劳来）的性质。里卡多的世界是一个孩童的世界：体力的孱弱，内心孤独，缺少同伴。屈辱地活在父亲的强权之下，与“成人世界”是完全对立的存在。
“诗人”阿尔贝托与里卡多不同，他家境优越，父亲是个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式人物，同时又有着极高的家族优越感。相比里卡多·阿拉纳，他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同蒂戈和普鲁托一起踢足球、爬悬崖、围着街道赛自行车、看电影，甚至交女友。如果不是屈从于父亲，被迫到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去，他可能和米拉弗洛尔区的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度过青少年时期。可以看出，阿尔贝托的父亲尽管荒淫，但是仍然掌握着支配他的经济强权和作为家长的地位上的强权。阿尔贝托不像里卡多·阿拉纳那样螳臂当车式地与父亲反抗，而是在父亲面前缴械投降，甚至劝说他母亲与其父妥协。这也是向“成人世界”规则的妥协。尽管如此，阿尔贝托在军事学校中还是不卑不亢，保有了相对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念。因此，他知道私藏烟酒违反规定是错，谋杀“奴隶”是罪恶，“美洲豹”和博阿、鲁罗斯成立“圈子”欺辱与人无害的“奴隶”是畜生的行为，在“奴隶”被“美洲豹”打死以后向中尉甘博亚“告密”，要为“奴隶”报仇，哪怕上尉要将他开除，他也在所不惜。他也为上校校长当众朗读他写的黄色小说而感到羞耻。尽管在阿尔贝托身上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可以看到他身上闪烁的理性的光芒，不像“奴隶”一样完全是缺乏思考的逆来顺受的弱者，他是比里卡多·阿拉纳高一级的成长阶段，也是向成人世界迈出的一步。
“美洲豹”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他一出场就没有父权的压制，结识了瘦子依盖拉斯，从此暴露于所谓的成人世界之中。他也逐渐学会穿梭于其中，对于险恶的人世也不再有任何畏惧和隔膜。来到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以后凭借体力上的优势成为“圈子”的头领，实际上是全班的权力核心。他指挥山里人卡瓦偷考试卷，他也认为自己有权力惩罚出卖卡瓦的告密者——杀死“奴隶”。他所遵从的规则其实俨然已经是“成人世界”的规则。
以上可以看出，作者虽然共时性地刻画了“奴隶”、“诗人”、“美洲豹”三个人物，将他们置于同一个环境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但是他们其实可以看作一个从儿童向所谓的成人世界接近的成长过程。他们与“成人世界”的关系也从“奴隶”的反抗，到“诗人”的妥协，再到“美洲豹”的完全融合。他们在军事学校中的共时性存在可以看作是“摆脱儿童性，走向‘成人世界’（秘鲁社会的主体）”的三个成长阶段的平面展示。借这样的层次结构，作者提出了人性发展的问题，并将这个问题明确地呈现在文本中。
二、发展受阻
那么作者极力刻画的三个主要人物一步步接近的“成人世界”是否是人性发展的乐土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述，在这个阶梯状成长阶段中，里卡多·阿拉纳代表了人性发展的幼童时期，偏重于感知，将默想和现实记忆的碎片相混同。这与幼儿不能区分心理的东西同物理的东西的特点相类似，因此缺乏逻辑性和对秩序的认知，找不到反抗的途径。阿尔贝托则与他不同，他内心相信“违规必受惩罚”的规则。所以当他打算为“奴隶”报仇的时候，他找到了“秩序的化身”甘博亚中尉。“美洲豹”之所以能够成为全部的权力中心，是因为他的拳头够硬，也就是他依靠自己拳头的强力来统治全班、制定他自己的规则。军事学校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规定，但是在这个班里真正的规则制定者是依靠武力取得强权地位的“美洲豹”。军人的天性是服从，但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里，这个“服从”与甘博亚理解的服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里的“服从”并非对规则和秩序的服从，而是对强权的服从。甘博亚被发配到偏远的胡利卡亚哨所工作，也正是证明了规则和秩序在强权面前的惨败。这个过程正是从“奴隶”、“诗人”、“美洲豹”三个人物身上展现了规则和秩序在人的身上从无到有，再到被践踏的图景。
被践踏的不仅仅是规则和秩序，还有人的自我意识。如果从里卡多的儿童性特点出发，可以将他的自我意识视为处在“无意识的自我中心主义”阶段。由于自我还未分化，不能意识到自己，因而一切情感都以他自己的身体和行动为中心。他关注的完全是自己的感受，以至于疯狂地爱着特莱莎，特莱莎却浑然不知。在阿尔贝托那里，情感和认识已经脱离自我中心，实现了自我的社会化，形成了“自我—他者”的“主体间性”。“自我”与“他者”共同存在于社会中，并且有差异性。因此在《城市与狗》中“诗人”可以在班级群体内进退自如，即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如：独自写小说，与受欺辱的“奴隶”做朋友，也能融入班集体，不遭到排斥。这可以视作自我意识的一个较为成熟阶段，也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想状态。而在“美洲豹”的自我意识中，自我是极度膨胀的主体，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猎获一切，暴力是最典型的一种手段。在此影响之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围绕着自我中心主义确立了自我的霸权世界。在这种自我意识膨胀的情况下，“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与他处在同一环境的其他人屈服在他的老拳之下，他人自我意识被压抑和同化。实质上，这是更多人自我意识被强权压迫和践踏的根源。这个过程展现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在“奴隶”、“诗人”、“美洲豹”身上从无到有，再到被践踏的图景。
同样，伴随着规则与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受阻，并遭到践踏，书中三个人物的道德标准也经历了一个由“他律”到“自律”，最后道德标准被践踏的过程。里卡多对其父的基本感情是恐惧，这是由于他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而其父处在优势地位造成的。同样他对于“美洲豹”或其他欺辱他的同学也是被迫屈从，这种环境使他被迫强制性地遵循某种规则，奴颜屈膝，一旦僭越（为了外出而“告密”）便惹来杀身之祸。相对而言，“诗人”阿尔贝托的道德标准无疑是“自律”的。这种“自律”出自于他比“奴隶”高一级的理性的价值观。当加里多上尉逼问他时，他坦言人人包括自己都做了许多坏事。
突然，他（加里多上尉）开口说：“好，你的意思是说应该把全班都开除。有些人是因为偷盗，有些人是因为酗酒，有些人是因为赌博。人人都干了某种坏事，很好，那么您是哪一类呢？”
“我们大家样样有份。只有阿拉纳是例外。”阿尔贝托说道：“因此，没有人跟他在一起。”
可以看到，在阿尔贝托这里，道德判断已经不是靠一个绝对优势地位的神圣权威来支撑，而是受他自己主观的价值标准所支配，来自于他内心真正的认同感。而到了“美洲豹”这里，已经没有了所谓的道德标准，他不在乎杀人，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评判他人的生死，理所当然地认为“告密”者都是恶心的，都是该死的。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为所欲为是因为他凭借自己的武力在班级里建立了一套所谓的规矩，而其他人都臣服于他的“规矩”。这其实不是规矩，而是强权。自此，理性“自律”的道德评判标并没有继续完善。阿尔贝托的“告密”被掌权者上校校长压了下来，“美洲豹”也没有被绳之以法，这是为了说明整个控制社会的所谓成人世界的法则就是：强权者是真正的王者，理性在强权面前不堪一击。
三、人沦为狗
“奴隶”、“诗人”、“美洲豹”三个人物构建的成长模式中，“奴隶”到“诗人”是以感知为主的童性被理性所取代。人仅仅拥有孤独敏感的内心的确太羸弱了，等待他的只有失败，只有死亡。少年们从米拉弗洛尔区和卡亚俄港来到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本应该不断地发展人的理性，成为真正的人，但强权的大手笼罩在整个秘鲁社会上空，规则和秩序、自我意识、道德感在它的铁蹄下被无情地践踏。对特莱莎的爱恋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里卡多、阿尔贝托和“美洲豹”先后与特莱莎的交往可以看作是一场博弈，最后抱得美人归的是“美洲豹”。作者借瘦子依盖拉斯之口说出什么是正派人——不是里卡多，也不是要去美国前途未卜的阿尔贝托，而是“美洲豹”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强权=正义。”引人深思的是，略萨这个“结构主义大师”将城市生活和军校生活杂糅在一起来写，将整个故事平面地铺开，构成“有意味的形式”，暗示着强大的权力的魔爪已经伸遍了秘鲁整个社会，人们无处可逃。正如阿尔贝托的父亲对他说的：“你可以和神父耍着玩儿，但是和军人却办不到。”这里军人代表的强权已经神化。“美洲豹”可以一把揪住神父的脖子，显然强权比神更有力。
在强权统治下，人的处境又是如何呢？母狗玛尔巴贝阿达作为一个隐喻存在不无道理。它奴颜婢膝，逆来顺受，看似不可理解，实则是无从选择。即使靠着体力在军校中拥有强权的“美洲豹”放在大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银行的普通职员，是这个强权统治社会里普普通通的一只狗。略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生活的这个腐朽黑暗的社会犹如一条凶恶的毒龙，它有三张血盆大口，分别代表军权、政权和教权；它不断地从腐烂的体内喷吐着毒焰，每日每时都在吞噬千千万万无辜的善良人。”军权、政权和教权无论哪一个都是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强权，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的军官是强权政治的走狗，人民也同样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少年从懵懂想要变成理性人，但是受到压抑，被异化，沦为“非人”，成为城市的奴仆，狗一样地苟延残喘，扭曲而畸形。但是，阿尔贝托和“美洲豹”等人对甘博亚中尉由衷地钦佩，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所在，呼唤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的到来。
2010年作者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略萨的作品“对权力结构作了深入的描述，并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进行了犀利的刻画”。《城市与狗》中三个主要人物成长模式展示了人性发展的被扭曲和人的被异化的过程。小说将普拉多军事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折射出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强权统治下的社会畸形。作者对强权统治下的社会现状的态度是否定的。“成长模式”表达了作者对拉美未来发展道路的希望，成长的夭折则表明强权是拉美发展最大的阻碍。
注解【Notes】
①“主体间性”的含义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问题，寻求“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关系样态。
②他律，指道德判断是受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自律，指道德判断受自己主观的价值标准所支配。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陆龚同：《试论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载《国外文学》1984年第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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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庆斌：《从自我到他者的主体间性转换——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理论走向》，载《理论探索》2009年第3期，第37页。
［12］罗光汉：《巴尔加斯·略萨：一个挑战者的史话》，载《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第72页。
［13］姚云清：《“一个作家的证词”——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载《书城》2011年第8期，第46页。
The City and the Dogs （1963） is a novel described the Prado military school life written by Vargas Llosa. Thre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fully reflected the human development process had been distorted and the process of human alienation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growth model consisting of three main characters also reflected the power under the power rule of Peru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Latin America， social deformity. The author using growth model expressed his wis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meantime，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arreste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showed the author's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dominance rule.
The City and the Dogs growth model power rule human alienation
Gong Xiaolin is from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巩晓琳，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Title: Freak of Tropical—An Analysis of Llosa's Novel The City and the Dogs Using Grow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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