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颖

　　跨文化视阈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特质

　　赵 颖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新加坡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事实上，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这些文本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重要依据。这些华文旧体诗的创作表现出跨文化创作的特质，对这类文学现象的研究需要尊重文化差异对不同文化给予正视，这类作品以特殊的“异族叙事”实现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悖，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跨文化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 文化语境 异质文化

　　Author: Zhao Ying,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 Xi Normal University. Field of research is Chinese literature.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民族文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冲突。对于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和传播而言，既要坚持古典文学样式的写作，又要面对新加坡多元社会的文化洗礼。对于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即中国古典文学种类的海外生存现状，以及在中外的对话、交流中反观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在当代的生存的问题，是具有现代意识与前瞻性的论题。

　　本文之所以以“跨文化”作为研究语境，一方面，充分注意到古典诗词在当代跨文化语境下所面临的一种普遍境况，也看到了“跨文化”对人类思想生产包括对文学生产所产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本文意图以跨文化为切入点探讨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彰显一些潜隐在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和南洋文化传统，呈现两国文学的多元内涵，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发展提供文化资源。

　　旧体诗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形成很强的艺术规范，这种极为苛刻的艺术规范形成的基础是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创作规律以及文学传统。在倡导自由化快餐创作的今天，旧体诗创作的藩篱限制了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和繁荣，却在新加坡这样的异质文化土壤中仍然得以生存，是与新加坡社会的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和接受者的艺术审美紧密联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旧体诗这种传统文体传播到海外，面对新土地、新生活累积的新经验同样受到冲击，但是这种冲击亦是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拓展，为海外华人带来新的生命体验，为中国古典文学带来多元化探索。

一、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特质

面对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和全球化语境的现实，新加坡华文旧体诗表现出丰富的跨文化特质。这不仅仅在于相同的语言的创作与传承消解了文化隔离的藩篱，更是在于以旧体诗这样的文学样式至今依然在海外能够得以生存的机制与文化环境的适应，为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交流提供新的思路。

　　事实上，海外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是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崛起而凸显的。一定数量的旧体诗创作群体在新加坡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坚持创作，不仅在新加坡华人中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深邃底蕴，亦是通过与国内旧体诗的创作群体向国人传播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与自然地理风貌。自然而然的，远在新加坡却坚持用旧体诗这样的文学样式进行创作的行为本身就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首先，就创作活动本身而言，华文旧体诗在海外的创作活动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创作群体将旧体诗作为沟通华人群体社会关系、反映海外社会生活和传情达意的共同工具。这一特征使之明显地区别于其他海外华文文学的样式，它在继承发扬汉语艺术的博大精深与格调雅致的基础上，或回思故国，或感慨已于生活，由于共同的文学创作要求和生活经验，使之成为所在地华人社群交往的工具。如王赓武所言：“如果将来这些华人的后代得到所属国的完全接受并发展出对所属国的坚定忠诚，那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而文化同化就会随之发生。但是，如果在全球化下能继续对多元性和多元文化社区给予突出地位，那么与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就将在各国的海外散居人群的心目中保持其价值，无论他们是华人、印度人、日本人、泰国人、爪哇人、阿拉伯人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果然如此的话，一种文化传统就应该非政治化，并与种族、民族和部落忠诚远远脱钩。如果那时海外华人还有保持其文化的愿望，他们可以自行选择依靠首要、次级或者第三级的文化中心去获得激励。无论事情怎样发生都将证实一个信念，即无论你怎样看待，文化都永远重要。”旧体诗这一传统的中国文学样式在海外的发展亦是如此，正如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其南洋色彩不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日渐削弱与新加坡城市文化特色日俱，但更不会阻碍两种文化进一步互相融合的可能与趋势。与之相反，旧体诗在新加坡的存在从总体上会丰富其所在国的国家文学。

　　其次，就语言方面而言，一方面，华文旧体诗的创作以中国古典诗词为媒介，不可避免地在创作和文化构成中带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质。这就决定了旧体诗在新加坡的生产和消费、创作和传播是在同一种文化类型中展开。因此在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文化壁垒就不自觉地被消解掉。所谓同文同源，受历史、血缘等方面千丝万缕的影响，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作者必然地从中国文学吸取养分。如《潘受诗集》中的第一首《紫金山梅花》，“孙陵路接孝陵斜，间代英豪起汉家。千古春风香不断，紫金山下万梅花。”其中，“孙陵”即孙中山陵墓，“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此诗写于1937年，同年发生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使得潘受希望以此诗以激励国人勇敢抗敌，奋发图强，亟盼有像孙中山、朱元璋这样的领袖出来领导人民，强调中华民族“千古春风香不断”，民族精神永存，应该万众一心共同抗敌。再如当代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人郭先楫的《黄鹤楼》中，“黄鹤飞回楼已换，江边新起黄鹤楼。江西水接江东水，中华历史长悠悠。”诗文中“中华历史长悠悠”一句指代的恰恰是新华旧体诗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摆脱不了“中国性”的影子。因而，不可否认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和中国古典诗词一样具有非常传统的思想感情，其述怀明志、感时书愤、抒悲遣愁等情感对于华文读者而言在思想情感上的相似性和一贯性。

　　另一方面，尽管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即便是在新加坡的创作，无论是途经新加坡的中国文人如斌椿的“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或是浸淫中国传统文化漂泊南洋的寓客如“南洋才子”邱菽园临终前的《梦中送人回国醒后记》中“送子归程万里长，报君一语足眉扬。满船都是同声客，才踏余皇见故乡”，包括当代新加坡华人都是在有别于中国的异域生存，如当代诗人郑元豪的《星洲春望》中“自昔垦荒劳众庶，如今立国赖群公。四民合作无猜忌，亚太区中树好风”，这些创作活动所带来的心灵的侵染与感官的刺激会以不同的方向作用于其创作活动中，尤其是后两种创作群体，他们对于新加坡文化的认同早已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差异。可见，新加坡华文旧体诗首先表现出的就是相同的创作范式和相异的文化环境的相生相成的特质。

　　再次，就创作心理与文化而言，旧体诗的创作必然将诗人本人在初次接触异域生活时的惊诧好奇，流寓南洋的困顿离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的震撼融入作品，这里隐喻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体验和异质文化之间形成的生活感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对中国历史想象的本质上是历史与现实的新加坡特定时空交汇的多元图景。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伴随早期南来文人的脚步被叠加在这片土地上。如丘逢甲《槟榔屿杂诗》一诗中，既有对南洋风光的体验，“谷绣林香万树花，青崖飞瀑落浛砑”，又有对于中华文化的描述，“海外居然谱学通，衣冠休笑少唐风”，旧体诗的内在情感，往往与中国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表达的更是一种政治情感。无论是黄遵宪、郁达夫、丘逢甲、邱菽园或是当代诗人他们的旧体诗创作中，对中国历史的想象更多的是身在海外的华人关于中华文化的积淀在新加坡这样的文化场域内的重塑。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作者远离本土文化，于是在特定的时空下，促使他们对本土文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如德国美学家立普斯的“距离说”间隔一定的时空距离反而促使创作者更好地审视对象。与此同时，就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发展而言，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从冲突对抗到相互融合的过程。无论是作为在“过客”诗人所要面对的不同文化之间对话所引起的文化冲突、认同与抉择等一系列文化现象，还是“流寓”诗人面对故土和南洋的文化纠葛产生的对南洋文化的认同和审视，对于旧体诗创作地新加坡和中国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认知。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华文文学所关注的文化杂合理论，如霍米·巴巴提出的“文化杂合”（cultural hybridity）概念，即“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却无法解释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发生和传播，真是由于这种理论追求的是多元文化的并存，而非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者们不可避免地栖居于两种文化系统之间，必须承认差异、尊重异质文化。

二、特殊形式的“异族叙事”

所谓异族叙事，“是指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作家在‘族裔杂居’的语境中，对复杂、微妙的‘杂居经验’的感受、想象与表达方式，和他们利用文学方式，与各种异己话语进行交流的一种积极努力和追求，也是指他们期望通过或者是利用文学方式实现对作为少数族裔之一的自我的一种言说策略与方式。”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群体按照其过境时间和文化认同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传统文化思想积淀深厚的中国本土公民，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短期驻扎或途经新加坡，此类诗人的创作高峰集中于明清。如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组织的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活动，期间晚清官员途经新加坡所留存旧体诗，再如曾被派往新加坡任职的左秉隆、黄遵宪，还有流亡至此的革命者如康有为、郁达夫；出访南洋的文人诸如丘逢甲、潘飞声、许南英；出使海外的晚清政客如王芝、何藻翔、斌春等人，在新加坡都有大量的旧体诗词留存。今天我们大致可以在以下文献中寻觅到关于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踪迹：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陈宝琛《沧趣楼诗集》、曾继泽《归朴斋诗集》、斌椿《海国胜游草》、杨云史《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徐英南《窥园留草》、康有为《大庇阁诗集》与《明夷阁诗集》、梁启超《饮冰室诗集》、郁达夫《郁达夫全集》、陈乃玉《葛喇吧赋》、潘飞声《说剑堂集》、袁志祖《海外吟》、尤侗《外国竹枝词》、何藻翔《邦崖诗集》、林豪《南游诗》、蒋玉棱《蕃女怨词》等。

　　第二类诗人大都是出生于中国本土，成年后却侨居海外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由于青少年时期接受正统儒家传统教育，因此有深厚的中国诗词的根基与积淀，此类诗人历经社会沉浮又坚持心系天下的儒家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类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分别是“南洋才子”邱菽园和“国宝诗人”潘受。邱菽园主要诗作有《丘菽园居士诗集》、《啸虹生诗钞》及《庚寅偶存》，其中，《丘菽园居士诗集》收录1 045首诗作，《啸虹生诗钞》及《庚寅偶存》收录340余首诗作，合计约为1 400首。此外还有大量散见于各类报章的不计在内，其诗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在新加坡确是独一无二的了。潘受自19岁福建南渡流寓星洲后，穷其一生创作千余诗篇，收录在其诗集《潘受诗集》中。此类诗人的作品不仅保留浓厚的中国古典诗词韵味，更见证了新加坡历史文化的沧海桑田，表现出心系两地的特点，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类作品主要是当代新加坡诗人创作的旧体诗，此类创作面对民族文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冲突，在新加坡多元社会文化的冲击下坚持古典诗词的写作，表现出与中国文学明显的差异性，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他者”。

　　以上所陈述的三类作者，在杂居的族群环境中，都面临主流与边缘之分。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作者相对于新加坡的主流社会族群和其他文学样式而言都是有“异”的，作为边缘族群的创作方式的华文旧体诗独特的书写方式，表达的不仅仅是写诗人自身的艺术追求。这种带有中国古典文学色彩的书写策略，实质上也向特定的接受者显示着创作者自身的言述背景与生活姿态。另一方面，作为旧体诗的创作者而言，他们的创作不同于其他华文文学样式那样需要对内在的自我和“他人眼中之我”同时关照的方式来言说微妙的异域生活体感并折射其背后的文化。因此，旧体诗这种华文文学样式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可以表现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这种异质文化在相互制衡过程中互相认同成为华文文学繁荣的重要趋向。

　　这种文化的双重经验要求研究者更清醒地认识到异族交往与杂居体验的双向性和平等性，在平等对话的跨文化创作和研究中，在对不同类型旧体诗的创作者心态比较中，反观旧体诗作者的创作策略和移植生命的丰富心灵轨迹，从而把握和展现旧体诗这种独特的华文文学样式的独特性。

　　在创作姿态方面，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更多的是表达华人与所在地主要族群之间的互补、互动关系，以文学的方式消解和驳斥了对华人不利的种种负面话语。但是华文旧体诗却是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样式出现在海外，在异质文化中，在用典、语言方面发生变异的同时，更多地保持了旧体诗创作样式的独立性。如刊载于1927年10月1日《南洋商报》“商余杂志”版的《南洋杂感》中“小阳十九到星洲，扰扰营营汉子稠。把唔还须福建语，方言普及马来由”，作品中的风俗语言本身不是主题，而是作为思与情的媒介，来映衬故国之望的背景和氛围。在面对其他族群及其文化时，无论是早期“过客”俯瞰于新奇，还是作为新移民浪子的“流寓”诗人的自我反思与心系两地，直到当代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作者的为写诗而写诗，以高度精炼的语言和格律的追求，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承多于变异，使之形成了和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独立的文学态势。

　　另一方面，就华文旧体诗所承载的民族记忆而言，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必然含有多元化的文化元素。那些传递南洋色彩时的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不断书写后就成为南洋形象的固化，如“蛮女声歌夜夜催，一催一唱起徘徊。听君唱此肠车转，起坐为侬一举杯”，再如“星洲世界果花花，消遣余闲爱结笆。山是珍珠桥是铁，世风何事不奢华”。这些关于新加坡在20世纪初期的热闹奢华，当旧体诗用精炼、朗朗上口的描述替代了对于南洋社会现实和华人移民朴实的记录之后，有关南洋的类型印象就逐渐形成并延续在文学想象之中。华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意义被逐步淡化，面对逐渐丧失的民族记忆，华文旧体诗作者在审视和判断周遭事物时，也是在不自觉地以旧体诗的文学样式强化民族记忆。当然，这也是新加坡学者所诟病的“后殖民视角”，即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学对新加坡以至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问题。

三、追求平等意识的创作与对后殖民主义的悖反

纵观整个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发展轨迹，异质的族群交往体验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面对异质文化环境，不同类型的旧体诗作者的创作心态是也一个冲突与融合相互缠绕发展的过程，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发展轨迹也会相应地投射到旧体诗的创作之中。晚清伊始的旧体诗创作，无论是八大臣出洋还是康有为、郁达夫的南遁，直至邱菽园、潘受等移民作家生活、杂居体验的深入与成熟，以及对于旧体诗创作本身的发展需求，诗人的创作以自身经历的南洋生活为创作题材，在融入陌生的南洋社会之前，文化的隔阂，心灵的困顿和对故土的眷恋，使此类诗人对这一陌生的社会生活产生特殊的敏感性，自觉不自觉地跟在中国本土形成的文化素养进行比较，对新生活、新土地以中国古典诗词的样式进行倾诉。

　　如丘逢甲所见所闻的南洋社会迥异于国内，反映在诗作中亦有别样的风情。用旧体诗表现新生活、新土地、新经验是这些旧体诗创作者的共同选择。丘逢甲的诗作《自题南洋行教图》中：“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两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独向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紫澜生。”“莽莽群山海气青”是诗人建构的南洋经验，他描述的情境是“南溟”即南洋，依山傍海的椰子林中，万人围坐听“圣经”——中国儒家典籍的场面，诗中流露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所谓“圣经”二字更是旧体诗重组了新的空间经验对文化景观的描写。

　　在第二类诗人那里，成就了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创作的巅峰时期，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的发展。他们创作中体现出的文化视野和“比较意识”得到拓展，无论是对于中国故土和南洋生活体验的双重经验的跨越，还是在作品中展现出的“跨文化”的美学品质和艺术力量。邱菽园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于故土中国的关照与热爱，如《闽乡新客抵坡相访为言内地流亡之痛诗以志慨》中回想故国“册载魂梦怯经过，话到乡园涕泪多”，惊闻国内苛捐杂税繁重时，更有“猛虎原情输恶税，穹龟阻望乏长柯”的感慨。再如诗作《甲戌长夏星洲侨次题洪宽孙画梅》中，“南岛无梅苦热尘，椒畦椰圃杂甘辛。劳君打个圈儿画，笔底能回瘴海春。”梅花原是故土中原产物，远在星洲却要为人题梅，表现出诗人面对中国和新加坡双重关怀的语境。

　　当代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人大多定居新加坡，不似前两类诗人，他们的移民身份被削减，确定的社会角色、相对稳定的生活，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使得文化冲突缓和。当代诗人朱添寿的《议胡姬正名一事》提出当代华人对于文化认同的看法：“何必纷争正名风，过淮橘枳本相通。”“于斯生死全腰领，文物南洋早认同。”

　　如白先勇所说，“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海外的生活经历反而给了这些诗人向传统文化靠拢的欲望。由于华文旧体诗人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具有在中国本土的生活经验，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的接受根深蒂固。南洋的生活历程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加强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他们用最中国的文学形态进行人生感悟。

　　华文旧体诗的作者夹杂在东西方文化、马来文化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之间，受到果园文化的冲击，促使对自身的反思，形成对自我和异质文化的理性判断，这种文化间隔更多的是深受多种文化影响的海外华人自觉保持的文化心理距离。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旧体诗人，有着相同的南洋生活的体验，把这些生活经验融入旧体诗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会形成本土的文学传统。如邱菽园的《十六夜即事竹枝词》中“莫道今宵惯浪游，最矜名节是星洲”呈现的是南洋的华商文娱生活的场面，如梅宋博的《星坡竹枝词十五章》中“百货骈罗纷夺目，喧阗夜市闹人声”反映南洋社会的灯红酒绿以及不同种族文化的人欢聚南洋的情景，又如郭璧君《南洋竹枝词》中“谁家少妇与顽童，口吃槟榔去食风”则是各个种族的人们和宗教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这种承载双重文学传统的旧体诗人，要写出意味深长、典雅凝练的古典诗词，不可避免地要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因此旧体诗的创作不可能避免中国文化传统对其的影响。但是就凭此断定中国文学是新加坡文学的殖民者，不免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至少在旧体诗作者眼中，汉语和古典诗词的创作是不可分割的，选择汉语进行创作就不自觉地实现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承，但是这种文化自觉地指向只是观念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而非实体意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因此，即便坚持旧体诗的创作，也依然谈不上中国文学对新加坡文学的殖民。

四、结 语

近年来，伴随着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轨迹和跨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华文文学成为一支日渐规模的流动符号，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得到增强。海外华文文学也在向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在开放的文学视野下，旧体诗作者突破以往的文学格局，展示古典诗词在海外的独特魅力以及平等和谐相待的从容自信。这种跨越文学边界的张力，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崭新的历史文化观。

　　注解【Notes】

　　①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跨文化语境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82）的阶段性成果；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东南亚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研究暨史料整理》（项目编号：14SZYB19）的阶段性成果。

　　In the feld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Singapore Classical-form Poetry is rarely discourse. In fact,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Singapore Classical-form Poetry texts. When we do our research of China literature in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the tex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u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ion under cross-cultural writing ask researcher respect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literature phenomenon to different culture. This kind of works in a special "narrative" impleme ntation of the post colonial paradox, and it is becom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Singapore classical-form poetry cultural context different cultures

　　赵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华文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2]斌椿：《天外归帆草》，载《走向世界丛书》，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199页。

　　[3]邱菽园：《邱菽园居士诗集》，1949年印于新加坡，第三编，第70页。

　　[4]《新加坡新声诗社诗词选集》，新加坡新声诗社1985年版，第53页。

　　[5][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页。

　　[6]《叻报》，1900年5月23日。

　　[7]转引自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第55页。

　　[8]王列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第166页。

　　[9]王列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第166页。

　　[10]卓应龙：《炎洲词》，载《叻报》1896年3月27日。

　　[11]笑罕子：《星洲竹枝词》，载《叻报》1903年8月3日。

　　[12]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13]白先勇：《第六只手指》，载《白先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

　　[14]《总汇新报》，1909年2月8日词苑版。

　　[15]《总汇新报》，1909年6月24日词界版。

　　[16]《振南报》， 1915年4月30日文苑版。

　　Title:A Tran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Classic Style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