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牙》中的母亲身份探究
焦 敏
从女性主义关于母亲的理论的角度出发，本文以《白牙》中巴基斯坦裔女性阿尔桑那的母亲体验为中心，探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父权定义的为母之道及白人中产阶级的为母之道话语如何边缘化甚至病态化移民母亲的体验。指出《白牙》突出了种族、文化及性别政治对母亲体验的影响，既检视了男性主义对母亲的压迫，又对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中心的主流女性主义话语提出了质疑。只有去除移民女性/母亲的双重边缘化及“他者”身份，恢复移民女性/母亲的主体性，才能成就多元文化时代流动复合身份的愿景。
《白牙》 女性主义 为母之道 母性体验 母亲身份
Author: Jiao Min,is from The English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一、引 言
扎迪·史密斯的小说《白牙》还未出版已让读者万分期待——出版商在读完作品的两章后便慷慨支付了250 000英镑的稿酬予以初出茅庐、其时仍未完成剑桥大学本科学位的扎迪·史密斯。小说甫问世，便长时间雄踞热销榜，还夺得了不少奖项，如英国橙子小说奖、美国全国书评奖提名，卫报处女作奖、英联邦国家最佳处女作奖等，更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200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小说涉及了种族、性別、阶级、宗教、移民、基因试验等多个主题。《白牙》讲述了在多元文化背景的伦敦，三个家庭，即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家庭伊克巴尔（Iqbals）， 与工人阶级的琼斯家庭——有着英国血统的父亲与半英国半牙加血统的母亲，以及祖上是十八世纪来自德国却又自认为是正统的“英国”人的犹太裔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查尔芬家（Chalfen）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史密斯以诙谐的文字，入木三分地描写了英国三代移民的生活及困惑。
国内对小说《白牙》的评论为数不多，均为探讨移民们所面临的种族关系及民族身份等问题。如钱程就指出，小说探讨了种族歧视偏见影响下新移民所面临的种族关系与民族身份等问题，并肯定了作者的多元文化共存的愿景。而李琼则以《白牙》为例，剖析了三代英国移民对民族文化和身份问题的不同认识，指出在文化多元主义时代，英国移民族群认同的发展将从单向同化—全盘英化或追求民族本真，走向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虽然两者均强调了移民的身份问题，然而却都未考虑到性别差异带来的对种族关系及民族身份问题的迥异态度，即忽略了种族问题与性别和阶级等范畴的密切相关性。本文则尝试从女性主义关于母亲的理论的角度出发，以巴基斯坦裔女性阿尔桑那的母亲体验为中心，探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父权制定义的为母之道及白人中产阶级的为母之道话语如何边缘化甚至病态化移民母亲的体验，指出《白牙》突出了种族、文化及性別政治对母亲体验的影响，既检视了男性主义对母亲的压迫，又对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中心的主流女性主义话语提出了质疑。
对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学者而言，母性是女性受压迫的源头，因为女性的生殖能力自古以来便成为定义及限制女性的工具。一方面，以母性定义女性将女性限定在母亲的角色，因此湮灭了女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社会及制度倾向于从主流意识的角度，如父权的角度、种族中心主义的角度，建构一个理想的母亲形象，并以此形象规范母亲。
然而，女性主义学者逐渐意识到，母性并非压迫女性的源泉。艾德丽安·里奇（以下简称里奇）在其书《女人所生》中指出，被父权体系作用及制度化的为母之道（Motherhood）必须与作为母亲自身的体验及潜能（Mothering）区分开来。前者是女性与其繁殖的潜能或孩子的关系，后者则是一种构建的体制，用以确保男性对女性的繁殖潜能的控制。
安德里亚·奥赖利（以下简称“奥赖利”）进一步阐述了“为母之道”这一术语的内涵：
“为母之道”（Motherhood）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建构，这一构建随着经济及社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定义。作为一种构建，它的意义随着时间及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本质的及永恒的母亲身份。
作为一个时效性的术语，“为母之道”其内涵随着经济与政治因素如阶级、性别及种族等意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母性体验”则是女性作为母亲的个体的真实体验。
对“为母之道”（Motherhood）的解构及将其与“母亲自身的体验与潜能”（Mothering）的区分，使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压迫性并非母亲身份的本质。女性主义对母亲身份的认识也从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对母亲身份的绝然抗拒走向了新的方向。一方面，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性体验带给女性的潜能。另一方面，解构主流的性別、种族或阶级意识构建的“为母之道”及其带给女性的压迫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讨论之一。
主流的母亲体验及为母之道有种族主义的倾向；即，他们代表的仅是一种母亲体验，仅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母亲体验，并将该体验作为最真实，最自然，及普遍的母亲体验。
本论文着重探讨的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母亲们面临的矛盾处境。育有一对双生子的来自巴基斯坦的阿尔桑那将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她的双重文化及国别身份不仅没有强化她作为母亲的力量，反而成为压迫的源泉。面对双重身份的压迫，即源自她本土文化的父权体制的压迫及她的居留地的种族主义的压迫，她充满怨恨，却又无能为力。
二、男性主义对母性体验的压迫
《白牙》中，阿尔桑那的丈夫萨马德认为，“传统就是文化，而文化就是根，这些是好的，这些是不容置疑的原则。”他称英国文化腐败：“我一直以来被英国文化腐蚀着，我现在才明白——我的儿子、妻子也同样被腐蚀着。”（125）因此，他不顾妻子阿尔桑那的反对，擅自将双生子之一马吉德送回巴基斯坦，期望马吉德能找回他的种族与文化身份。萨马德的民族文化运动打的是宗教与文化的牌，侵害的却是妻子的母亲权利。作为一个穆斯林，尽管穆斯林教义严格限制酒精也反对婚外性行为，他却沉迷于酒精且与儿子的小学老师发生了一段婚外情，充分表明他宗教信仰的虚伪。对妻子的母亲权利的公然侵害，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为萨马德与英国文化划清界限，回归本土文化的手段。因此于阿尔桑那而言，她的本土文化不仅没有带给她母性力量，反而成为侵害她母亲权利的帮凶，使其处于种族身份与父权统治的两难中。萨马德生活在对本土文化的怀念中，而阿尔桑那却更多意识到两种文化的纠缠带来的无可避免的问题。她预见到她的第二代将会不得不活在这种纠缠中：“一只脚踏在过去，一只脚踏在现在……他们的根总是处于混乱状态中。”（69-70）然而，她不曾意识到，她作为母亲的体验，也像第二代移民一样，由于双重文化身份而变得混乱。一方面，她发现英伦生活确实更令人向往，这里的人民可以“脚踏牢靠的土地，生活在安全的蓝天下”。（211）她最不愿见的便是儿子马吉德又要回到她过去的生活状态，生活在沉重的蓝天下：
……马吉德不得不学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她不敢想象马吉德要像她过去那样：生命轻过一枚硬币却仍要坚持着，无谓地在洪水中跋涉，在黑云压顶的天空下战栗着。（211）
自然灾害及政治动荡使巴基斯坦的生活沉重且不可预见，而生命在那里也轻于鸿毛，不被重视。在阿尔桑那看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性别歧视，宗教差异，而是生存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皮肤的颜色，也不是性别与宗教的差异”，“而是生存权利的差异——生命是被轻看还是被重视，可以在什么样的天空下生活，安全抑或危险”。（210）
阿尔桑那自以为远离本土父权文化的威胁，远离时刻威胁着生命的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然而，本土文化却是丈夫剥夺她作为母亲抚养马吉德的权利时的帮凶。不仅如此，她还要在惶恐中生活，担心着巴基斯坦的灾害会夺去儿子的生命。如当孟加拉湾发生了龙卷风这一消息传来，阿尔桑那在悲伤与惊恐中过了六天六夜：
这一段时间，她天天读着孟加拉诗人泰戈尔的诗，尝试让自己相信他的保证——黎明的金线即将冲破黑夜的口袋，但其实内心深处，她却是个实际的女人，不太相信能从诗中找到慰藉。（213）
这一段话充分说明了阿尔桑那对待民族文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希望在民族文化中获得力量与慰藉；而在她内心深处，她却深深怀疑自己的本土文化是否能够真正承载她的信任，成为她力量的源泉。某种程度上，本土文化于她而言，只不过是麻醉痛苦的一种方式。阿尔桑那的身份认同显然与民族本真主义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而她的反抗也只能是在随后的几十年生活中，对萨马德的所有问题从不回答是或否，而是一概以“也许吧”回答。
三、种族主义对母性体验的压迫
阿尔桑那生活在她的幻想中，幻想自己来到了一片自由的天空。然而，她的幻想很快破灭。很快她发现，在她的理想国度，作为有色人种，她并未被同等重视，她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同等的保护。小说中BBC电台天气预报让阿尔桑那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最终几乎是在暴风骤雨中勉强逃生。虽说只是一件小轶事，却也从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阿尔桑那对权威的信任是如何落空的。
即使灯灭了，风几乎要将双层玻璃窗吹碎，阿尔桑那，完全信任着BBC的“神谕”，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拒绝哪怕是挪动一下……萨马德只有放弃。（几乎没可能改变阿尔桑那对她最喜欢的英国权威本能的信任）……（220-221）
此外，当她转向她如此信任的国家机器寻求帮助，以将儿子马吉德从巴基斯坦找回来时，她也“令人吃惊”地失望了。
自然，她变得歇斯底里。自然她想要把他弄回来。她找到相关的部门。相关部门都说着类似的话，“坦白说，我们更担心他们进来”，或者是，“老实说，如果是你丈夫安排送走了他，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于是她放下电话。几个月后，她不再打电话四处求助了。（212）
相关部门的回答第一表明了他们遵守公众与私人事务的区分。但就是这种区分将有色人种母亲的痛苦自然化。公共/私人二分法使大家接受这个假定，即一家的户主是这家权利的拥有人，他很重要的权利之一就是在他的个人及家庭生活中享有隐私权。这一假定成为保护妇女与儿童权益的极大障碍。（Okin 30）由此可见，阿尔桑那倾注她信任的权威机构，由于严格遵守公共/私人二分法，间接承认了萨马德在其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在这一事件中成为压迫阿尔桑那的共犯。
此外，相关部门的回答，“我们更担心他们进来”也清楚说明了他们的种族主义歧视态度。巴裔英国人在这个国度仍然被视为他者。对于白人女性而言，小孩未征得母亲的同意而被送走是不可想象的。相关部门对待有色人种女性的母亲权利与白人女性的母亲权利时采取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阿尔桑那所信任的体制不仅让她的希望落空，更成为另外一种压迫她的力量。她被占据主流意识的白人中产阶级的“为母之道”送上了“审判台”。首先是儿子学校的校长决定让她留在英国的儿子米拉特到一家中产阶级家庭接受更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为母之道，即“理性的为母之道”提倡的是以小孩为中心，富于弹性、即时应对小孩的需要、民主、投入感情、寓教于玩等。（O'Reilly,Rocking the Cradle81）这一意识形态很明显作用于乔伊斯，即校长想要米拉特去接受更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每一个查尔芬家的成员都宣称他们精神健康，情感稳定。小孩很早就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且是按照正常顺序走过。他们全都是强烈的异性恋者，崇拜母亲和父亲，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感只增不减。（319）
然而乔伊斯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她见到米拉特的第一次就表现出来了，“你们看上去是外国人。从哪来的呢，不介意我问问吧”？（319）乔伊斯是这样向米拉特抱怨阿尔桑那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如果我是你母亲，我会——嗯，怎么说呢，我不是，对不对……但是她确实是不称职……这让我很……我的意思是说，看看她，让她的丈夫送走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连上帝都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我真是——（333）
阿尔桑那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送走却无能为力，但在乔伊斯看来，她却要为此承担责任。塞耶斯毫不留情地指出在男性主义笼罩下母亲们的困境——“同时做一个胜任的母亲——无所不能又慈爱，与做一个阴柔的妻子——在家庭事务中处于从属地位，几乎不可能”。乔伊斯尽管自己声称是女权主义者，却浑然意识不到阿尔桑那的无助，反而是毫不犹豫从她白人、中产阶级的角度对阿尔桑那进行批判，忽略了阿尔桑那作为有色妇女，在男性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承担母亲责任的境况。按照中产阶级关于为母之道的标准，阿尔桑那很明显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她要挣脱这一标准的批判，却只能依靠她其实内心深处并非太热衷的本土文化。她对她的侄女说：“我想说的是，这些人要将我的儿子夺走。有牙的鸟儿！他们要完全地英国化我的儿子！他们是故意要使他远离他的文化，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宗教。”（334）
然而与她关系一向亲密的侄女却毫不留情地反驳了她，“什么时候你开始在意起种族、身份和信仰了！”（345）侄女的反驳却也是事实。阿尔桑那就曾说过，“哪怕你再往回往回数，要在地球上找到一个纯正的种族，纯正的信仰却是比找到一个纯正的胡佛袋还要难。你认为谁是英国人，纯正的英国人？只不过是个神话！”（254）
阿尔桑那在被侄女反驳后，才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担心——担心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又要再一次受到侵害。“你能理解吗？我担心的是我的儿子又要被夺走。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他们现在与米拉特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还要长”，“我在想办法让这个家团圆，这些花鸡们（Chaffinches）却是在想办法拆散这个家”。（344）
阿尔桑那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与病态化更体现在其他人对她失去儿子的担忧不以为意，甚至觉得她对乔伊斯的愤恨不可理解。例如，克拉拉，艾丽的妈妈，尽管不满女儿一天天被查尔芬家的处事方式吸引，仍然对乔伊斯帮助女儿的学业进步深表感激，不断说服自己，“自己对乔伊斯的不满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当父母的十分之九就是为了子女牺牲自己”，“她应该是不顾一切想让艾丽得到最好的东西”。（343）就连经常能给阿尔桑那帮助的侄女也是很惊讶地了解到阿尔桑那对查尔芬的愤恨：“婶婶，他们在我看来只是一对充满爱心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在帮助米拉特的学业。”（345）侄女最终为阿尔桑那说服，决心一探究竟而拜访乔伊斯，而乔伊斯是这样询问阿尔桑那的侄女的：
是这样的，很多印度的诗歌都在说用乳房当枕头，柔软的乳房，枕头乳房。我只——只——只是在想，是白人睡在棕色的乳房上？或者也许是棕色人种睡在白人乳房上？（350）
只有当阿尔桑那的侄女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受到了乔伊斯无情地嘲笑时，当乔伊斯毫不掩饰其种族主义倾向时，她才意识到婶婶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阿尔桑那按自己的意识，而非主流意识培养小孩的母亲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乔伊斯的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立场带给她很强的优越感，使她可以以救世主自居，而没有意识到她自身也深深陷在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意识形态中，而不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尽管她声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现实生活中她反而成为压迫有色人种妇女的工具。对阿尔桑那而言，两个儿子与她的分离也象征着她的分裂——一个过去，一个充满着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的过去，一个充斥男权文化的过去她不愿回去；一个现在，用中产阶级白人的主流价值观对她进行着审判，而忽略了她的处境及她所拥有的微薄力量。对于两种权利于她的作用，她无力改变——她既不能找回她远在巴基斯坦的儿子，又只有眼见着在乔伊斯的宠爱与教唆下对自己日渐不满的儿子一天天地变坏。
克拉拉和阿尔桑那无能为力，事情只是越来越糟糕……米拉特总是一离开家就是几个星期，拿着不是他自己的钱回来，说的英语混杂着开尔文帮的街音与查尔芬家装腔作势的口音。（351）
然而，作为母亲，她却要承担送走马吉德以及没有教育好米拉特的责任，成为男性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替罪羊。阿尔桑那的母性体验被男性主义及种族与阶级的压迫扭曲，原本可以赋予女性力量的母性体验带给阿尔桑那的只有矛盾与愤恨。
四、结 论
史密斯在《白牙》中，以看似轻松、诙谐的语言和情节展示了移民女性在民族本真主义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阿尔桑那的本土文化，由于其父权统治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其不但不能成为她母性力量的源泉，反而是压迫她的力量，特別是这种压迫以民族文化运动的形式出现。奥金在《女性主义，女性人权及文化差异》一文中指出：“女性的自由与平等通常被理解为西方价值观的表现，而宗教力量，保守力量及民族主义运动通常通过反对女性的自由与平等（从而反对西方价值观）来定义自身。”（Okin 131）因此，女性面临的两难在于：一方面，抛弃传统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意味着反民族文化运动，面临着种族与文化身份的丟失；另一方面，接受及传承传统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又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延续父权统治。要恢复处于双重边缘的移民母亲的主体性，一定要将母性体验置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讨论。一方面要意识到民族本真主义中，以男性主义为代表的权利机制对她们过去与现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角度进行检视。对于移民女性，她们的母性体验不可避免要与生存、力量及身份认识联系起来。解构父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霸权话语，是移民女性走向流动复合身份的前提。然而，阿尔桑那的困境同时也表明，走向多元文化下流动复合身份的路依然漫长，移民女性/母亲们仍然是主流社会中“他者”的“他者”。
注解【Notes】
① Smith, Zadie, White Teeth,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p.168. 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White Teeth, a novel by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Zadie Smith, presents the plight of Alsana, an ethnic mother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Alsana, under the double binds of sexism and racism, becomes a mother of ambivalence and anger. The novel renders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motherhood which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race and class in ethnic women's mothering. A critique of the double binds that racial ethnic mothers suffer contributes to the redemption of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of ethnic mothers, which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mobile identities under multicultural context.White Teethfeminism motherhood Mothering焦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作品 【Works Cited】
[1]钱程：《试论扎迪·史密斯对多元文化的探索》， 载《外语研究》2005年第6期，第76—79页。
[2]李琼：《略论英国移民族群认同的发展和走向——评扎迪·史密斯的〈白牙〉》，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第54—59页。[3]Rich, Adrienne.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86, p.13.[4]O'Reilly, Andrea. (Ed.)From Motherhood to Mothering The Legacy of Adrienne Rich's Of Woman Bor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4-5.[5]O'Reilly, Andrea. (Ed.)Rocking the Cradle, Toronto: Demeter Press, 2006, p.80.[6]Okin, Susan Moller, "Feminism, Women's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Narayan, Uman and Harding, Sandra. (Eds.)Decentering the Center: Philosophy for a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 and Feminist 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0,131.[7]Sayers, Janet. "Maternal and Phallic Power: Fantasy and symbol" in Mens-Verhulst, Janneke Van.(Ed.)Daughtering and Mothering, London: Routledge,1993, p.91.Title:
White Teeth: Ethnic Mother's Plight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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