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饺子”英译为例
于元元
翻译不仅是两种文化的角斗场，亦是二者的谈判所。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出发，通过对“饺子”英译的个案分析，论证中国文化词语经过两种文化在“第三空间”的谈判与和解，取异化甚而音译的可行性，从而证明在文化词语翻译的“第三空间”里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局面发生逆转的可能性。
“第三空间” 后殖民视角 异化 他性 “饺子”英译
Author: Yu Yuanyuanis a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and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as well as translation. Email: yvonyu@163.com
一、文化词语翻译的“第三空间”
关于中国文化词语的翻译，译界一直有归化、异化之争。事实上，归化、异化仅为手段，我们更应关注手段背后译者的视角以及译文的可接受度。根据福柯的话语权理论，不同文化间从未出现过平等对话，而是强权居上的权力对话。在殖民时期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翻译基本上一直是强势文化征服和同化弱势文化的手段。民族解放进程和民族文化自觉，推动了弱势文化对话语权的争夺。随着后殖民理论的传播与拓展，许多译者将第三世界当前的语境鉴定为后殖民语境，积极探讨翻译背后的殖民视角与后殖民视角，聚焦于西方霸权文化与第三世界抵抗力量间的话语权争夺。当前，后殖民语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在结束其宗主国地位后依然凭借自身的权力话语利用翻译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侵吞（龚雪竹 2008：55），即所谓文化殖民，他们在翻译中采取殖民视角；另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的译者认同韦努蒂（L.Venuti）的“抵抗式翻译”，以抵制和纠正被同化策略所助长的霸权意识（王东风2003：5），其实质就是后殖民主义的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他们使用后殖民视角。显然，无论是殖民视角还是后殖民视角，无论是文化殖民还是“抵抗式翻译”，都已将两种文化对立起来。但是，笔者认为，两种文化可以变“对抗”为“对话”，进入“第三空间”谈判，产生双方共同接受的译文。“第三空间”的概念，最先由霍米?巴巴（H.Bhabha）提出。巴巴认为，在不同权力的话语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只有动员二者在“第三空间”谈判与和解，方可使译文产生意义。（Bahabha 1994：36-39）他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第三空间”相互渗透的状态，关心“第三空间”里两种不同权力的文化相交与相互作用。（赵稀方 2006）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可视作一场谈判。
文化词语的英译，不一定是强势文化征服弱势文化的结果。双方文化通过在“第三空间”的谈判与和解，极有可能生成逆转权力对话的译文。本文拟通过对“饺子”英译的个案分析，论证中国文化词语经过两种文化在“第三空间”的谈判，译出时保留“他性”的可行性。
二、“饺子”英译的个案分析
根据后殖民翻译理论，殖民者从殖民视角出发，通常用归化翻译将第三世界的文本，尤其是特色文化词语，译成他们自己的话语，从而试图侵吞异族文化的“他性”（otherness），在己方文化成员周围营造一个被同化的“同性”缓冲区。如此，霸权文化的成员就永远不会接触到真正的差异，他们被策略性地保护起来，免于触新见异的困扰——他们不仅受到了同化翻译的保护，而且还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里五星级宾馆的保护。（王东风 2003：5）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实践中，不仅殖民者拥有殖民视角，而且不少第三世界的译者也持有殖民视角。他们正处于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所指出的民族文化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囫囵吞枣期”：在与强势文化的长期接触中，他们意识到本族文化的落后与愚昧，崇尚西方文化，“无区别地学习西方文化”。（赵一凡 2008：49—50）在文化词语的翻译实践中，他们主张：译入时异化，以便西方文化传入；译出时归化，以便西方人理解。这种做法，往往与文化殖民者的翻译策略不谋而合。由于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存在诸多体现殖民视角的中国文化词语的传统英译，如“dumpling”（饺子）、“dragon”（龙）、“Chinese violin”（二胡）、“steamed bun”（馒头）、“fried bread sticks”（油条）等。由于这些英译早已被著名译者接受，并随后进入了权威性词典，所以沿用至今。以“饺子”传统英译为例，“dumpling”出现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张鹏云所编、上海新中国印书馆1920年发行的《汉英大辞典》中（张鹏云 1920：929）。后人大都沿用此英译名，如梁实秋主编、台湾远东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最新实用汉英辞典》（梁实秋 1971：1230）。目前，英译“dumpling”仍出现于众多词典和教材中，如汉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的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2：975）、现行的小学课本《英语》第一册（Krause A.、丁往道等 2003：84）等。
取归化的传统英译“dumpling”，缺失了“饺子”在文化层面的“他性”。饺子无可替代的“他性”，首先体现于它特有的民族文化属性。饺子是中国经典美食，古称“寒食”、“角子”、“饺耳”、“饺饵”，又称“扁食”、“水饺”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饺子”一词勾连着一串中国古代传说和历史典故，如东汉“医圣”张仲景煮饺子赠与穷人治冻耳的故事，再如南宋时“燥肉双下角子”及清朝的角子（饺子）“取其更岁交子之义”的说法。饺子原是汉民族特有的节庆食品，汉族人民至今保留着“大年三十儿吃饺子”的风俗。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许多少数民族人民也沿袭了这一风俗。“除夕吃饺子”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享节日团圆喜庆的一种方式。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特色食品，饺子自然也渗入到众多民谚和歇后语中，如“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饺子开口——露馅儿了”等等。这些都足以证明，“饺子”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具有独特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属性。然而，英译“dumpling”使“饺子”在文化层面的丰富语义丧失殆尽。
不仅如此，英译“dumpling”也造成了“饺子”在基本语义层面“他性”的流失。始译者的初衷是通过依托英语现有的命名系统，激发英语使用者对饺子基本属性的联想。然而，只需比较源语“饺子”与目的语“dumpling”的基本语义，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源语中，饺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半圆形的有馅儿的面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6：685），对应物是一种中国传统食品，又称“扁食”、“水饺”等。但是，目的语中，“dumpling”在1993年版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定义为：
小块发酵面团或煮或蒸，然后放在汤里或久炖的汤汁里或和水果一起进食。最通常的制作方法是用加蛋面团或杂粮粉团放在水里或肉汤里煨直至形成一种通透的、糕状的质地。许多做Dumpling的食谱都讲究在烹饪前将香草、洋葱、搓碎的奶酪或肉糜卷进面团里。在美国流行许多种来自各民族的dumplings……东方dumplings的典型做法是塞入用酱油调味的馅，馅里混有虾、猪肉、牛肉和蔬菜。苹果和其他水果dumplings是用饼干面团包裹水果烤制而成。（McHenry 1993：270）
无论是从定义上看，还是在实际生活中，“dumpling”的变种极多，与我国的饺子形成上下义关系。不同国家有不同的“dumplings”，制熟方法、皮馅用料、成品形状、甜咸口感大不相同。仅中国的“dumpling”，就有饺子、馄饨、汤圆、粽子等多种。“饺子”只是“dumpling”的众多下义之一。因此，选择“dumpling”作为饺子的英译势必导致指称混乱，而且容易误导不熟悉中国餐饮文化的西方人联想到“dumpling”的其他下义，以致引发负面效应。曾有美国人在听到“dumpling”一词后，因联想到不合自己口味的印度“dumpling”而害怕尝试中国饺子。其原因就在于，传统英译“dumpling”无法真正地令人联想到饺子独特的形态、用料及口感等。由此可见，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已达到影响交流的程度。
基上所述，无论从文化语义层面还是从基本语义层面，“饺子”都具备“dumpling”无法替代的“他性”。译文“dumpling”的产生显然是出于殖民文化对半殖民地文化的排挤侵吞，汉语文化在当时宛如处于缺席谈判的境地。对英译“dumpling”的选用显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因为它既无助于源语使用者准确表述所指，也无益于目的语使用者准确理解所指，一个无法完成交流目的的译文是双方文化都无法接受的，因此，淘汰传统英译“dumpling”势在必行。
事实上，不仅“dumpling”不适合作“饺子”的英译，任何其他现有英语词都无法表述“饺子”在文化语义层面和基本语义层面的“他性”。因此，有必要创造新鲜的英语名词作为其英译。“jiaozi”是新创专有名词，已经开始出现在一些教材和其他书中，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新编实用英语综合教程》（姜怡、姜欣，2002：135）、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金惠康2004：321）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的《新汉英词典》，采取了同时列出新旧两种英译的方式。（吴景荣、沈寿源等 2006：339）
新英译“jiaozi”取异化，它的产生是译者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此类译者主张，译出时取异化，译入时取归化。（胡德香 2005：58）笔者认为，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对话，译文是否能站住脚须看双方对译文的接受。“饺子”的新英译保留了鲜明的“他性”，关键要看它能否进入“第三空间”，获得对方文化的理解与认可。
三、权力对话在“第三空间”发生逆转的可能性
如果机械照搬福柯的话语权理论，双方文化的谈判是权力对话，必将以强势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特例，兼有其局限性。笔者以为，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局面在翻译文化词语时是可以逆转的。进入“第三空间”观察，首先，双方文化的强弱差距在新形势下已大幅缩小。“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洲联盟等国际力量的兴起，说明第三世界国家正蜕变为多极权力格局中的一极。其次，弱势文化成员的民族文化自觉不断增强，急欲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新兴力量的文化人早已越过了法农所界定的一味模仿西方文化的第一阶段——“囫囵吞枣期”，进入了挖掘弘扬本族文化的第二阶段——“文化反刍期”，甚至已全面触及第三阶段——“呐喊战斗期”。（赵一凡，2008：49—50）以此后殖民视角透视，译出时的异化翻译自然是“呐喊战斗”的有力武器。仍以“饺子”为例，脱离英语现有的命名系统，取异化而造的新词“jiaozi”作为英译，不仅保留了“饺子”的民族文化属性和基本语义，而且符合源语使用者维护并传播本族文化以及争夺话语权的动机。
其三，全球化趋势迫使霸权文化消除自我保护的壁垒，树立多元文化理念（multiculturalism）。所谓多元文化理念，要言之，即尊重本族文化和外族文化，尊重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差异。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殖民地解放斗争，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使得霸权文化的成员被迫淡去不合时宜的殖民视角。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霸权文化成员再也无法闭关于“同性”文化的包围中，霸权语言已关不住“第三世界”欣欣向荣的“满园春色”了。此外，跨国公司对于实行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以及他们长期与“第三世界”打交道的经验教训，都令西方人意识到树立多元文化理念的重要性。因此，西方当下正盛行多元文化理念。
其四，出于猎奇心理，许多西方人乐于接受一些具有显著“他性”的外来语。
其五，英语在接纳异化译入的文化词语方面早有不少先例可循。英语已接受了许多来自弱势文化的食品词汇如“pizza”（匹萨）、“spaghetti”（意大利面条）、“sushi”（寿司）、“taco”（塔可）、“kimchee”（韩国泡菜）等。关于他国“dumpling”的英译，成功的异化先例有意大利的“ravioli”和“gnocchi”。上述英译，没有依托英语现有的命名系统，而是取异化，通过音译创造出新鲜的英语专有名词。也许它们最初无法令英语使用者由文及义，但是却足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符合他们的多元文化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逐渐建立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准确联系，随后仅需提及新创的专有英译词，就可以在与亲友交流时准确指代并传播相关国所产特色食品复杂而独特的信息，如食品属性、民族文化背景等。众所周知，这些食品在经历了最初的小规模积累后如今无一不拥有巨型产业链，在国际市场有相当高的占有率，其音译英译名所承载的基本语义、民族文化语义也早已在西方广为人知，个中经验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由此可见，就具体的翻译实践而言，翻译并不总是强势文化征服弱势文化的产物，至少双方在“第三空间”就文化词语的谈判有可能会逆转权力对话；取异化，甚至直接取音译译出民族特色文化词语，是可以得到双方的理解与支持的。新英译“jiaozi”在“第三空间”的境遇，亦如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距此消彼长，较之产生旧译“dumpling”的半殖民地时期，权力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出于当今国人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以及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和正在流行的多元文化理念，双方文化在“第三空间”的权力对话发生逆转，新英译“jiaozi”正逐渐取代旧译“dumpling”，并被双方文化所接受。
四、维护汉语生态地位的紧迫性
如上所述，在正常情况下，两种文化通过谈判与和解，可以在“第三空间”逆转强权居上的局面，使保留“他性”的新译“jiaozi”成为最终译文。然而，事实上，双方文化在“第三空间”就“jiaozi”的谈判出现了小插曲。“jiaozi”的音有时被西方人误认作日语，原因是，在西方的日式餐馆里饺子被音译为“gyōza”，经过长期使用，“gyōza”已成为许多西方人心目中地道的日本食品，他们已建立起符号“gyōza”与所指饺子之间的条件反应。“jiaozi”与“gyōza”发音相似，听说过“gyōza”的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jiaozi”是日语。如此，原本在“第三空间”的双边谈判变成了三边谈判，而且汉语英译还不如日语英译出现得早、使用得广，将来“jiaozi”会否比“gyōza”更深入人心，或者，哪怕二者并存令它们分别指代中国饺子和日式饺子，还需中国译者齐心不懈的努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的饺子最早由中国传入，在引入食品的同时，日本人也直接引入了“饺子”的写法和读音，所以，现代日语中的“饺子”写作“餃子”，读作“ぎょうざ”。英语“gyōza”，其实是源于汉语“饺子”的日语音译。正如生物处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人类的语言也处于世界语林的生态环境。各种语言相互依存，相互竞争。“每一种语言都是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但这种结构极易受到损伤，一不小心就会永远消亡。”（Iglesias， 2009）据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2009年2月19日讯，全世界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2 500种濒临灭绝。在最近三代人期间，已有200多种语言灭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也许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世界生态语林中根深叶茂的大语种，但是，汉语的实际处境却不容乐观，一方面受到英语的强势进攻，另一方面其他语种也在伺机“攻城略地”。也许，由于长期使用归化英译导致“饺子”变成“gyōza”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但是，它足以警示我们如果坚持使用牺牲“他性”的归化英译，终将造成饱含中国文化韵味的特色词语（如“汤圆”、“旗袍”、“粽子”等）在世界语林的集体退让。长此以往，汉语在国际生态语林中将严重失语。因此，维护汉语的生态主权是必要且紧迫的。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对文化词语的重新翻译，例如“饺子”的英译从归化到异化，标志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译者已迈过民族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囫囵吞枣期”，标志着中国译者开始关注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标志着译者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已形成了后殖民视角并且已做出解殖民化和去边缘化的努力。但是，翻译毕竟是两种文化间的对话，译者维护本族文化的努力和意愿，还须经过两种文化在“第三空间”的谈判，达成双方的理解与共识，才能演化出有意义的译文。同时，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话语权对比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变，具体的翻译实践已不再完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与同化。通过在“第三空间”的谈判，局部逆转权力对话是有可能的，弱势文化的“他性”可以通过谈判得以保留。这方面成功的例子，除前述英语中的其他外族食品词外，还有源自汉语业已以音译进入英语词典的文化词，如“tofu”（豆腐）、“kung fu”（功夫）、“kaolin”（高岭土）、“yin”（阴）、“yang”（阳）、“kang”（炕）、“kowtow”（磕头）、“yamun”（衙门） 等。有鉴于此，取异化甚而音译译出中国文化词语，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在“第三空间”谈判，争取对方的理解与认同，不失为一个既维护汉语生态地位又保证良好沟通的可行方法。在当今中国经济腾飞、政治崛起的形势下，西方汉学之风愈刮愈劲。中国文化走出边缘，奔向复兴，虽面临重重挑战，同时也恰逢难得的机遇。翻译作为推广汉学的前沿，一切有利于重建民族身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推广，都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注解【Notes】
*本文受安徽省教育厅项目“T·S·艾略特诗歌的结构主义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11sk017）。Bahabha, 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Routledge, 1994.McHenry, R.The New Encyclopoedia Britannica,V. 4, 15edition. Chicago: Encyclopoedia Britannica, Inc., 1993.龚雪竹：《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胡德香：《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载《外国语》2005年第4期。
Lucía Iglesias：“每一种语言都是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载《信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第2期。见http://typo38.unesco.org/zh/cour-02-2009-2.html。
姜怡，姜欣：《新编实用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
[美]Krause A.，丁往道，[美]Greg Cossu：《英语（第一册）》（小学生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现有2500多种濒危语言”，见http://news.sina.com.cn/o/2009-02-20/094615193407s.shtml。梁实秋主编：《最新实用汉英辞典》，远东图书公司1971年版。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吴景荣，沈寿源，黄钟青等编著：《新汉英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
张鹏云编：《汉英大辞典》，新中国印书馆1920年版。
赵稀方：《霍米巴巴及其批评》，载《上海文化》2006年第3期。见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 aspx?id=16416。
赵一凡：《萨义德：后殖民批评（下）》，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汉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the Colosseum for two cultures, but the negotiating place for them.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jiaozi", this paper argues fro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that foreignization, even transliteration can be applicable to culture-loaded Chinese words after the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Third Space".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reverse the usual result of the superior power conquering the inferior power in translation after the negotiation in "the Third Space".
"the third spac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foreignization othernes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aozi"
于元元，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翻译和英美诗歌。
作品【Works Cited】
Title: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Chinese Words in "the Third Space" and a Case Study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