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认同视野中的莫言与康拉德
李耀威
作为当今最受欢迎的叙事文类，小说在多个方面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叙述认同即为一例。叙述认同与叙述的伦理取位密切相关，引入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将形式因素在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充分发掘出来，即“更关注技巧（文本所提供的标记）与读者的认知理解、情感反应以及伦理取位的关系”（王先霈，王又平 393）。因而，叙述认同并不是指读者沉浸到文本当中所需的时间，而是指读者对文本意蕴的感受、理解和升华程度。如何提高读者的叙述认同，不同的作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莫言和康拉德在各自的创作中选择了“回归古典”，分别尝试使用书信和讲述两种古老的叙述方式，突出叙述的主观性，来展示作品蕴藏的多重内涵。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通过“记忆/遗忘”这一过程赋予古老的叙事方式以全新的面貌，都最大限度地扩展、提升读者的叙述认同。
一、“记忆 / 遗忘”与书信叙述方式
作为一种古老的交流性文种，书信所具有的私密性特点可以使写信人在情感表达方面更加真切。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书信体小说在西方由来已久，名作众多，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卢梭的《新爱洛伊斯》等。这些书信体小说名作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深地体验着主人公内心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并产生强烈共鸣，进而更深入地思考现实与人生中面临的问题。在这一“记忆/遗忘”的过程中，作家的创作目的得到最终实现。在中国，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书信体小说才进入作家视野。“中国作家最早大量引书信入小说的数徐枕亚”（陈平原 190），但以徐氏为代表的“新小说家”仅仅是在形式上采书信入小说，并未学得书信体小说之精髓。“五四”作家“选择书信体形式，可能‘无事实的可言’，不外是借人物之口‘以抒写情感与思想’，不再以情节而是以人物情绪为结构中心”（陈平原 194）。在莫言已经发表的11部长篇小说中，《酒国》和《蛙》包含了书信成分，但这两部小说并不是典型的书信体小说。莫言在上述两部作品中将书信的功能进行了大幅度改造，使之在小说中既发挥了书信本身具有的私密性倾诉功能，又承担了多层框架的连接与沟通功能，同时还能够将读者引向丰富多彩的阅读体验中。更重要的是，《酒国》和《蛙》的创作时间相差二十年，作者对书信成分的运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此种差异将有利于从更加宏观的视野考察莫言小说艺术的发展轨迹。
（一）双向叠合的“通信”与不可靠性
在《酒国》中，“莫言”一词有多重意指：《酒国》的作者；《酒国》中隐含着的叙述者；小说中与文学青年通信并在小说结尾到达酒国的作家；对小说内容的评论者。如此复杂的符号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将自身所蕴含着的意义依次释放，并且要求读者加以“记忆”，以便更顺畅地进入文本，最重要的依赖就是书信。《酒国》在主线丁钩儿的故事展开时，穿插了“作家莫言”与“文学青年李一斗”之间的十次通信；另外，还有“文学青年李一斗”随信附上的九篇小说。上述三者有着明确的文体差异供读者来区别，这些差异属于“记忆提示符”，要求读者必须针对不同的文体不断地调动记忆中相应的阅读模式、修正阅读期待。从整体上看，《酒国》“男一号”是侦查员丁钩儿，他接触到的是酒国的现状。从叙述功能上看，丁钩儿是在整个“食婴”事件的结尾出现，并随时间顺序向前发展；他参与叙事的目的指向过去，试图通过调查向读者展示出酒国“食婴”的前因后果。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丁钩儿最终死亡时，读者都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酒国“食婴”的有效信息。相反，“文学青年李一斗”在信中直接言明自己创作九篇小说的意图是希望通过“作家莫言”的推荐而得以发表，这种元叙事指向未来。但是，这九篇小说的内容却明白无误地指向过去，从不同的层面切入，将酒国“食婴”的前因后果完完全全地展示了出来。有时候，甚至是在丁钩儿的故事发展到一个小高潮时，作者戛然而止，插入“文学青年李一斗”的信及小说，“作家莫言”又不时发出或恭维或诚恳的评论；且插入的内容具有强烈的解谜或解构效果，令读者暂时“遗忘”了丁钩儿。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丁钩儿及其承担的任务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读者在上述“记忆/遗忘”的阅读体验中自认为已经完全知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丁钩儿一线已经变成了闹剧，读者关注的中心悄悄地发生了转移。因此可以说，《酒国》在叙述向度上形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复杂叠合，在叙事内容上形成多重阐释共生的状态。
然而，结尾处，“作家莫言”与“文学青年李一斗”在酒国市相见。“作家莫言”在这段旅行过程中，结合了自己在酒国市的所见所闻所感，不断地思考着如何修改丁钩儿、女司机、李一斗等人的故事。同时两人又有如下对话：
莫言说：“你的小说中的岳父母与实际生活中的岳父母有多大差别？”
李一斗红着脸说：“天壤之别。”
莫言说：“老弟胆子够大的，万一你的小说发表了，你夫人和你岳父母非把你红烧了不可!”
李一斗道：“只要小说能发表，我甘愿被他们红烧，清蒸也行，油炸也行。”
莫言道：“那不值的。”
李一斗说：“值的。”
莫言道：“今晚上我们好好谈谈吧，你能行，你的才华绝对超过我。”
李一斗说：“老师过奖了。”
由此可见，最后一章采用了典型的不可靠叙述——“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王先霈，王又平 387）以此考察《酒国》最后一章，可以发现：在事实/事件轴上，它将之前的丁钩儿的故事从颇具现实主义之风的层面降格为通俗传奇；在价值/判断轴上，它将“李一斗”的文学青年形象彻底打碎，从而证实了之前李一斗在通信中仅是模糊显现的文学投机者形象；在知识/感知轴上，它将读者之前建构在“记忆/遗忘”基础上的惊心动魄的阅读感受彻底消融于客套琐碎的待客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读者在之前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感想、猜测都会因最后一章的“真实性”而瞬间灰飞烟灭。由此可见，“对于莫言来说，重要的不是人物事件，而是由那些人物事件所激发的在个人心目中萦绕腾涌、挥之不去的历史体验和感受”。
总之，《酒国》中的双向叠合“通信”与小说的不可靠结尾所形成的虚实难辨的局面，共同构成了《酒国》独特的叙事艺术。
（二）单向度的“书信”与个体主观叙事
《蛙》是一部关注计划生育政策的小说。由于涉及的题材较为敏感，所以评论家们在探讨这部小说时，都会揣摩和重构莫言的创作心态及其对小说文本结构产生的影响，也有论者对《蛙》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其实，“生活的外在形式并不能压抑人们处在特殊境遇中的存在愿望，他们有着自己的幸福体验。小说令人惊异的地方在于，它揭示出生活真正难以抗拒的是内在性的变化。外在命运（伤残、反常的婚姻等等）并不能使人的生活破碎，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性所决定的生活本质。”分析莫言的这部小说，必须重视其中包含着的个体性与主观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探究作品的意蕴。
在《蛙》中，莫言同样使用了书信成分，但是只有“文学青年蝌蚪”的信，而无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回信。很明显，《蛙》的这种单向度结构与《酒国》不同。因此，可以将《蛙》看成是由短信和讲述姑姑的故事的长文、剧本组合而成。有论者创造性地提出“这与当今互联网时代‘正文加附件’形式的电子邮件非常类似”。这种类比较为形象，但是缺乏理论深度。“文学青年蝌蚪”将信的读者预设为“杉谷义人”，在行文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叙述意图指向了这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状况比较陌生的外国人。但是，“杉谷义人”通过这些信能够了解多少？作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仅仅是间接提到了这位外国人的回信内容。陈晓明先生认为，“这样的叙述为的是真正摆脱全知全能的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只是我记忆的历史”。陈先生在这里强调《蛙》对第一叙述人的设定，强调了“记忆”对增强第一叙述人地位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事实上也指出了整部小说具有的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从叙事者角度来看，他需要的是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来从别人的记忆中获取需要的内容，更需要自身强大的记忆力来完成文字传达。在这个过程中，“文学青年蝌蚪”不断地穿梭于所述故事之内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单向度的书信结构中，“文学青年蝌蚪”会依据这位外国人的建议来建构后面的叙事，并不断修正故事的叙述方向。这一点与《酒国》也不相同。《酒国》中“作家莫言”的创作是完全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扰；而“文学青年李一斗”的创作则在发表欲望的引导下受到了“作家莫言”回信的些许影响，但也是基本独立的——他们两人各自完成了《酒国》的一部分。《蛙》则由“文学青年蝌蚪”一人完成，而且其创作意图也不是指向未来的发表。《酒国》中，“文学青年李一斗”的发表愿望是否实现，读者不得而知；作为《蛙》四封长信的最终指向，剧本《蛙》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华彩篇章：“我给您的下一封信，将是一部也许永远也不可能上演的剧本：《蛙》。”因此，无论是在短信还是长文、剧本中，“文学青年蝌蚪”不断地讲述和探讨的关于姑姑的叙事内容完全指向过去。但在对过去的逐步展示中，“蝌蚪”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散文化叙事文本层面上，而是利用“记忆/遗忘”方式将其进一步凝练成为剧本——可见，“文学青年蝌蚪”在浓重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当中追求的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单向度的书信成为通往这一目的地的阶梯。
二、“记忆/遗忘”与讲述的魅惑性
康拉德最负盛名的作品《黑暗的心》采用了“讲述”的叙述方式；采用类似结构的作品还有《吉姆爷》等另外三部。学界已经对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大量解读，本文不再重复，而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如下问题：由某个人物“讲述”这种非常主观的叙述结构如何令读者认同？又令读者产生了怎样的认同？F?R?利维斯对上述主观结构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然而，在《黑暗深处》的某些地方，我们却发现评论是横插进来的，更糟的则是一种强行的侵犯，有时令人恼火之极。”（利维斯 293）很明显，利维斯发觉出了自己在康拉德建构的独特艺术世界中无法寻找到完全确定的内容，一切都是主观的。以上评论立足于以司汤达、巴尔扎克为代表的较为保守的小说叙述观。也就是说，保守的利维斯作为读者，无法认同小说中的故事，也无法认同小说的“讲述”方式。这种立场及结论产生于20世纪早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今日的读者在经历过了更加难以卒读的后现代作品洗礼之后，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免疫力”。
在对“马洛系列”小说的研究中，内外双层框架结构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重要问题。“匿名的‘我’在这里担当的主要角色和普通读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我’惜字如金的描述与含蓄闪烁的提示，只不过是在帮助和‘我’一起共同观看眼前这出由马洛参与的戏的观众罢了。”“都是只对戏剧化的中心事件所作的必要说明和补充。”由于文本中对匿名的“我”涉及较少，因而人们很难对这个形象做出解读。但是却无法否认他的存在对读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匿名“听众”愿意倾听马洛对自身见闻的讲述，这种意愿默认了马罗拥有强大的“记忆”，能够“讲述”出令他们感兴趣而又颇为可靠的故事。信任在这里是隐含着的，读者在刚刚进入阅读过程时，就被这些匿名的人魅惑了。其次，表现在如下场景：马洛冗长的讲述被打断，插入“旁听者”的描写或评论。此场景实际是内叙述的暂停状态。读者会在这个短暂的停顿中，从小说的内层结构回到外层结构；也会暂时打断跟随讲述而产生的想象，整理一下纷乱的思绪。第三，表现在当读者回到外层结构时，他会意识到有其他虚构的听众存在，那么自然会下意识地注意这些人的反应，并据此将自己对故事的理解进行适当地调整。然后，读者会很快地回到现实世界中，进而对自己刚刚在意识中产生的想法进行回味和反思。这是一种不间断的由内向外的返回事件。不应当忽视这一非常短暂的过程，因为它令读者对故事和叙事方式的记忆更加深刻，也令读者在双重的调整和反思中瞬间就意识到了自己被小说所魅惑着。
另外，“马洛系列”小说的叙述频率也有差别。《黑暗的心》只叙述了一次。而在《吉姆爷》中，形象更加模糊的匿名“听众”暗示读者故事将会被讲述多次：“后来有很多次，在世界一些遥远的地方，马洛都愿意记起吉姆，将他记得很全面，很详细，而且还要讲出来。”（第四章）。如果说在阅读《黑暗的心》过程中，读者对马洛记忆力的怀疑还是隐含的，那么在《吉姆爷》当中，读者可以对整本书的讲述提出深刻的置疑。理由很简单，“记忆”是有缺陷的，“遗忘”将伴随着每一次的讲述。因此，在《吉姆爷》的阅读过程中，读者被魅惑的程度会稍微浅一些，但是可供读者思考的空间会更大。读者完全可以怀疑讲述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隐含的重复与不可靠的叙述结合起来，要求读者必须更全面地调动自身理解力，从而使文本产生更强大的魅惑力。
三、深度叙述认同的探索
无论是采用书信结构还是讲述结构，作家首先都期望着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单独来说，书信能够成为文学经典，原因在于：“‘私语真情’当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在《酒国》和《蛙》中，莫言加入书信成分，除了阅读体验方面的考虑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在阅读过程中促进读者的叙述认同。《酒国》展示了一个荒唐的“食婴”事件；《蛙》记录了计生政策痛苦的实施过程。两部小说在内容上都涉及了个体在某种特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及内心挣扎。如果采用经典的“全知叙述视角”亦可，但是这将令小说在形式方面等而下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知叙述视角”历史悠久、使用广泛，已经很难再超越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如果采用“限制性叙述视角”亦可，但是这将令小说难以打开叙述广度。其他如纯粹的书信体小说则早已不符合时代的审美要求。因此，莫言构造出的“书信＋叙事”结构“采用第一人称，以我与你通信、对话方式，引出了她、他的故事。这样，作品一开头就把我、你、她(他)连结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且将整部作品纳入一个有机的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结的艺术整体之中”。其实，这种结构不仅能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私语真情中蕴含着的绵长记忆让读者迅速遗忘现实世界的种种羁绊，更容易沉浸到文本中，更强烈地体验小说主人公的境遇与情感，最终达到对深度认同叙述内容的目的。
康拉德的“马洛系列”小说正好相反，作家试图提醒读者从记忆中提取出的叙述内容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遗忘，同时接收者也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所取舍。康拉德又利用匿名的听众促使读者进一步地思考不可靠性的复杂结构，即问题绝不仅仅是记忆与遗忘这么简单，因为记忆可以依靠一些外部的媒介与方式来得到加强，但仿佛是一种宿命般存在着的选择性的遗忘会令每一个人在面对相同的信息时收获不同的片段。这一切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以记忆/遗忘为出发点，“每个人只能体验到他自己而不是他人的真实存在，但他却又只有透过或通过他人才能体验得到，也即是说，把他人作为隐含在某个真理里面的更深层的真理的目击者。”（梁坤 330）独立的欲望与依赖的宿命就是康拉德要读者看到的重要内涵之一。当读者意识到这一点时，“最终，他们发现他们丧失了优雅的、局外的、观赏者的身份，他们不得不与演员同处于一个现场，一个毫无意义的、平庸、混乱、肮脏与冰冷的现场。”在此意义上，读者能够获得深度叙事认同。
总之，莫言和康拉德在关注小说的内容和意蕴的同时，更加专注于传达的形式。叙述有很多种方式与可能性，需要作家悉心选择最合适的一种，才能为小说赋予最诱人的形式和更深刻的内涵。
注解【Notes】
[1]黄善明：《一种孤独远行的尝试》，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第35页。
[2]例如，李丹认为，“在莫言的笔下，说书人式的话语肆意漫流，在重复充满民间气味的故事狂欢的同时，也使小说的秩序显得凌乱涣散。小说中不无崇高的悲悯之情，却缺乏有饱满性格的人物。一味依靠时间与情节来推动和结构一部小说，很难说是成功的。”李丹：《一出庸俗的惨剧》，载《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
[3]见陈晓明：《向命运和性格的极限推进》。
[4]见刘郁琪：《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
[5]陈晓明：《〈蛙〉：不懈的创新精神》，载《光明日报》2011年9月5日，第14版。
[6]屈平：《图画与戏剧：康拉德对小说艺术的探索》，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43页。
[7]赵宪章：《论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57页 。
[8]李衍柱：《〈蛙〉：生命的文学奇葩》，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9页。
[9]于坚：《戏剧作为动词，与艾滋有关》，载《花城》1996年第4期，第117页。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梁坤：《新编外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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