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根据第二届“批评的力量: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问题探讨”专题学术研讨会所整理的会议纪要，本期相关栏目已选刊了16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文章，因此在会议纪要中就不再重复整理，特此说明。
毕光明:《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批评家的性格》(《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授)
近几年来，文学批评面临着名声不好，地位不高的困境，在媒体和学校内部对批评都存在诟病，而批评比研究也低了一个等次。近年来文学繁荣发展，每年仅长篇小说就出版了几千部，如此多的作品却没有一个批评家能够稍微全面点的去把握它们，这也造成学界对批评界的一个误解——批评界不行了。然而，实际上，批评界现在存在学院派批评、作协和社科院的批评和媒体批评这样几支队伍。而最近几年，一些作协派批评家转入高校，成为学院派批评家，这种批评身份的转换就导致我们有力量、有锐气的批评家的减少，这也是造成我们对批评失去判断的一个原因。
同时，我认为我们的批评内部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学院批评、作协批评和媒体批评这三种批评如何各司其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作为学院派的批评家应该做出一些能够对文学具有经典化的批评。现在对文本进行全面把握，精确分析的文本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新一代的批评家在文本把握上存在着更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正是批评家缺少批评精神的表现。我认为，所谓的批评精神就是建立在文学活动中，批评、创作与研究同等重要，并热爱所选择的批评工作，充分调动自己的生存经验和理论储存，以激越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批评对象相拥抱，通过对体验的审思和对知识的运用，沉浸在艺术、世界与人精神之间多重关系的新发现，为之不惜与现实、习惯和世俗相对立甚至决裂，只有找到这种精神批评才能找到支点，它的独特功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它的自我确立才能够实现。
毋庸置疑，批评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要让文学作品的审美效应通过读者得到有效的发挥，另一方面是帮助作者进一步提高、掌握创作获得审美效能的条件、方法与途径。有独立存在文学价值的批评，就一定有它的支点，即使不同类型的批评也会在几个基本的方面找到相近似的支撑力量，包括深厚的文史哲休养、渊博的文学史知识、强烈的文学兴趣、良好的艺术感受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审美体验等等。
就今天文学所面临的形式和文学已获取的独立性而言，我认为一个批评者应敢于负起批评对文学发展和现实批判的责任，文学只有在现实批评中才能够得到发展，但这种批判必须是文学的批判，而不是政治家、思想家的批判。同时，对现实的批判只有将其置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才不至于发生偏颇。对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主体特性不够精通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而完全将文学学科化，放弃对社会历史的深思兴趣与期待心情，文学批评也会丧失在历史研究和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组织基能，沦为理性活动的崇拜者。
关于樊星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应当超越理论崇拜，我在这里想要引用另外一段话与他相呼应。2005年10月李欧梵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上讲到现在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应当记住夏先生明确的警告，理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东西，理论阅读之前，必须首先积累足够的文本阅读经验。对我而言，这就意味着作为文学批评者首先应该进行大量的认真的文本阅读，从而对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所有原作文本都有深入了解，事实上我们必须读足够多的作品，否则就没有资格进行任何分析，做出任何判断。我认为不管哪个学派或信仰哪种观念的理论大师，永远都是伟大的读者，至少他们都肯定了大量文本阅读的必要性，而大部分的后继者却未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些二流理论家或盲从者喜欢现下的引用或阐释理论大师的观点。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个文学研究者都不应当只做理论而忽略了文本阅读。而现在情况却恰恰相反，如今美国学界一切都急于理论化，却将阅读置于脑后，特别是比较文学界成立秉持各种理论而非讨论文学的场域，更不用说新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自身就被搁置一边了，这正是我们现代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
刘川鄂:《当代湖北诗歌中的地理元素》(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曾认真的读过英国有一位学者的《文化地理学》这本书，我认为其中有很多方面对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很有帮助的，如本书中谈到文学不仅仅是对一个地方的简单的描述，它是帮助我们创造地方文化的。我认为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地理书中的，而是往往寄托于文学上的，小说、诗歌等更容易让读者获得对一个地方的印象，阅读诗歌能够激发我们对一个地域的情感。
我在写作《世纪转型期湖北诗歌研究》这本专著时，对于中国文学的统一性和区域性是很困惑的。因为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前四十年呈现出很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共性大于个性，全国性统领地方性，即便是对文学地方性的挖掘也往往建立在对整体意识形态的赞美之上，往往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要素而存活，构成宏大叙事的不同的特色和手法，文学的地域色彩往往只是题材和风格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文化多元，文学多样，诗歌的地方性、时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复杂态势。在当今世界中，国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是压倒性的，远远高于民族和地域的因素，而中国又是一个文学传统稳定，政治结构稳固的国家，所以从整体而言，当代中国任何时期任何区域的文学都只是国家大树上的枝和叶。
当代湖北诗歌的湖北元素既表现在承接了古代屈原现代绿原的政治抒情诗中，也表现在对荆楚人文风情山乡村民的生活需求中。在我的《世纪转型期湖北诗歌研究》这本书中我将湖北诗歌分为三大类:其一，政治抒情诗类。我发现湖北的政治抒情诗是非常发达的，这与湖北文化文学意识形态性特别突出有重要关系，如我在考察湖北政治抒情诗人的出身时，我发现湖北当兵出身的政治抒情诗人特别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还有一种是以政治意味比较强的时代的重要事件为抒发对象的实事抒情诗，如98年抗洪救灾、三峡工程都成为实事抒情诗的重要题材。在政治抒情诗中，地缘性抒情诗也是其中一类，湖北诗人写出了湖北地缘地貌的多样性和民族的丰富性。其二，乡土诗类。湖北是农业大省，所以湖北的乡土诗人是非常多的。湖北乡土诗一方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审美抒情，另一方面有努力开掘着屈原诗歌中的民生情怀和荆楚风韵。湖北被称为新乡土诗的代表，如田禾、车延高等，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民族风情的书写，而是展现出地方的体制的缺陷和人性的关照。其三，先锋诗类。作为一个偏农业的内陆省份，湖北并不具有催生先锋意识的土壤，政治抒情诗和乡土诗的发达展现了湖北诗坛在现代先锋诗的发展上是比较平稳的。在这样一个文学越来越自足的时代，文学就是虚构，文学就是审美创造，在这方面我们湖北作家还差很多。在政治抒情诗乡土意识浓厚的湖北诗坛，即使是很有功力的先锋诗人往往也是默默无闻的。所以，我认为湖北诗歌片面的继承了屈原的家国天下，而遗忘了李白的个人情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涂险峰:《文学与哲学的相关性研究及其问题意识》(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谈到文学与哲学的相关性研究时，我们做比较文学的人经常会把它纳入到教科书的框架之中，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就包含着文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另外，我们在谈到文学史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直接成为哲学思潮的文学现象，比如存在主义和荒诞派戏剧，这样一些流派被看作是直接体现了某一种哲学思潮的文学，那么由他们的这些作品来分析阐发其中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顺乎自然的。此外，还有一种研究可能会从文艺理论的角度去概括性的探讨文学与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或者对它们进行异同的比较，我所理解的文学和哲学的相关性研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对此的理解是受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启发。他在《小说的艺术》的开篇中引用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的观点:现在科学处在一个危机之中，这个主要的危机就是人们都陷入到一种专业化的轨道之中，从而看不清整个人类的存在。在昆德拉看来，这也是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于存在的遗忘，但是昆德拉认为这两位人类学家在给人类下病危通知的时候，忽略了小说家这种力量的存在。小说家从小说诞生之日起到昆德拉所在的这个时代，小说或文学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它发现只有文学能够发现的东西，它把人类的存在和人的自我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从而避免了狭隘的专业性的划分对人所进行的切割式的一种单一化的理解。
然而，我们今天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研究也陷入到了胡塞尔所担忧的这样一个专业化的轨道之中。刚才樊星教授讲到只有解决了职称问题，我们才能够做出一种回归到文学复杂性的自由的文学批评，但我没有他那么乐观。今天的我们都在远离文学。谈到文学与哲学的相关性，我个人一方面非常反对用某一种哲学思想去套文学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斥哲学的一种反思意识。我所理解的哲学的力量在于在无限丰富的人生体验之上，要有一种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意识也是我们文学与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一位印度学者在研究印度历史及其暴力叙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关于女性受到暴力伤害的叙事有很多，但是都失去了它的力量，没有能够达到问题的核心。他在思考语言为什么会失去它的分量这一问题的时候，借助了维特根斯坦的《棕皮书和蓝皮书》中的一个细节，认为一个人的语言不是首先表达自己的状态，而是首先要引起对方的反应。我认为能够超出我们的象牙塔，超越理论崇拜的文学与哲学的相关性研究，要通过文学发现最丰富的人的存在，要通过哲学去反思这样一种情境，同时，在所有的问题意识中投射出来的是我们的一种对人性的关怀。
吴艳:《文学批评原创性的界定及其形态分析》(江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一，文学批评理论原创性问题的提出:首先，不满于当下文学批评的“无力”现状;其次，不满于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亦步亦趋的现状;最后，是重视中国经验、期盼理论创新的自觉。第二、“原创性”的界定，也即原创与创新的相关、相异之处:首先，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①更新;②创造新的东西;③改变。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创新是指人们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创新活动的核心是“新”，它或者是产品的结构、性能和外部特征的变革，或者是造型设计、内容的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创造，或者是内容的丰富和完善。其次，原创，是首创，非抄袭模仿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或精神成果)是可经过、可停留、可发展的新的存在，是新的经典的原型，具有集体共识的社会价值。是模仿与抄袭的反义;模仿与抄袭同样具有上升性，但是连续性上升;原创是蜕变，具有非连续性特点。是传统的挑战者，原创质疑传统，并悬置传统;原创的目标是制造新的传统。不是对既定状态的完善与提升，也不是对已有的存在的另类注解;注解可以发展原创，但不产生原创。原创也不是形式的突围表演，不是先锋理念的夸张与变异;反叛的行为具有对既定秩序与价值的否定，但不指向原创。不排斥模仿与抄袭，模仿与抄袭是原创的必然经历;只有经历，才有发现。不反对传统;原创以传统为参照物而承传并更新着传统;原创具有唯我性，但不具有排他性。创新包含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的意味;原创具有创新内涵，却更强调是首创，是蜕变，是在质疑传统基础上，欲创立新传统。
第三，以王国维为例，王国维是百年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其成就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原创性形态分析:首先，借外来理论评说自家的文学——《红楼梦评论》。在内容、方法和文体三方面均具备首创性，这是学界公认的。其次“原生态材料”加新观点加新架构——《宋元戏曲史》。观点和架构暂且不论，仅说明“原生态材料”及其研究材料的创新性问题。第一点，章开沅认为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就文学批评理论而言，“原生态的史料”至少应包括所批评研究对象的原生态背景材料、原生态历史材料和文学文本。第二点，原生态材料本身就具备原创性。伍国栋在《研究材料的原创性——在首届“音乐学博导论坛”上的发言》一文中认为研究材料原创性的具体表现在“研究材料本体的原创性”、“研究材料使用的原创性”、“研究材料组合的原创性”等三个方面，并可分别视为是研究材料的“补白式创新表现”、“更新式创造表现”和“重建式创新表现”来加以评价。第三点，王国维本人就非常注重材料的发掘与运用，他的双证法就是如此。将传统里不入流的文学样式提升到诗文同等高的地位，与王国维对戏曲原生态材料的发现、爬梳、整理密切相关。为中国戏曲写史，王国维也是第一人。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炼新学语或将赋予旧术语以全新内涵:有“关键词”更有“新学语”、“关键词”不等于“新学语”;体系;以诗论诗(后无来者)。
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原创性在当下的意义:首先，《红楼梦评论》式:学得多，用得到，近30年几乎就只是所借用外来理论的不同而已。没有弥补王国维当初就已经显示出来的不足——“硬扣”痕迹，没有照顾到外来理论产生的复杂背景，更没有重视本土文学的复杂性。其次，《宋元戏曲史》式:学的人少，对原生态材料的认知不足，田野调查式的苦功锻炼不够。也有少量专著具备这个水平。最后，《人间词话》式:几乎后无来者。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批评理论原创性之艰难;文学批评理论原创性实践的路该往何处去!
蒋坚霞:《文学批评与文学翻译之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文学批评是翻译研究者的工具。翻译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为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创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批评为文学翻译工作者提供框架性指导。没有文学翻译批评，大量劣质的“互补”译文就会充斥市场，浪费资源，误导读者。诗歌是文学翻译的极致，名家名译更应该接受文学翻译批评的检验。所有的名家都必须以新的知识修改旧的成见，永远被时代考验，永远接受新的甄别和新的评价。名诗名译翻译批评举例:莎翁十四行诗最后两行对句英雄双行体:(最后两行是总结全诗的点睛之作，具有警语格言式特点，构思诡谲，言简意赅)
①第1首
原文第13行:Pity the world，or else this glutton be，(10)g
第14行:To eat the world’s due，by the grave and thee.(10)g
名译一第13行:可怜这个世界吧，你这贪得无厌之人，(15)a
第14行:不留遗嗣在世间，只落得萧条葬孤坟。(15)a
名译二第13行:可怜这世界吧，不然你这饕餮之徒(14)g
第14行:将与坟墓一道吞噬世界的应得之物。(15)g
蒋译第13行:怜悯世人吧，否则这饕餮，(10)g
第14行:你和坟墓，要吃世间一切。(10)g
②第2首
原文第13行:This were to be new made when thou art old，(10)
第14行:And see thy blood warm when thou feel’st it cold.(10)
名译一第13行:如此，你纵然已老，美却会重生，(12)
第14行:你纵然血已冰凉，也自会惜体重温。(14)
名译二第13行:这种美在你垂暮之年将被更新，(13)
第14行:你感到血冷时会重见热血沸腾。(13)
蒋译第13行:你衰老时这将变得新鲜，(10)
第14行:感觉血冷时则见它温暖。(10)
③拜伦名诗:She walks in beauty
比较:She sat there in silence.
名译:她走在美的光彩/影中
问题:坏境美;游移性与无方向性
蒋译:他款款走来
卢梭:“真正的美，是美在它本身能显出奕奕的神采。”
④克·乔·罗塞蒂名诗:
My heart is like rainbow shell
That paddles in a halcyon sea
名译:
我的心好像是一枚虹彩贝
在宁静的大海里悠然戏水
蒋译:我的心像一艘七彩的赛艇
在平静的海上荡桨
问题:
shell:a light，narrow racing-boat
Paddle:paddle a boat(用桨划船)
⑤罗伯特·弗罗斯特名诗The Cocoon
前六行原文:
ⅰ As far as I can see，this autumn haze(10)
ⅱ That spreading in the evening air both ways(10)
ⅲ Makes the new moon look anything but new，(10)
ⅳ And pours the elm－tree meadow full of blue，(10)
ⅴ Is all the smoke from one poor house alone(10)
名译:
ⅰ就我所见，这秋日傍晚的阴霾，(12)
ⅱ 这正在以两种方式蔓延的阴霾，(13)
ⅲ这使新月变得不像新月的迷雾，(13)
ⅳ 这使榆树变成蓝草颜色的迷雾，(13)
ⅴ全都是那座破房子冒出的浓烟(13)
蒋译:
ⅰ放眼望去，这秋日的雾霭(10)
ⅱ在傍晚以两种方式散开，(10)
ⅲ使新月看上去并不很新，(10)
ⅳ让榆树草场流泻出靛青，(10)
ⅴ全是破屋里冒出的炊烟。(10)
问题:cocoon:“茧”a silk-like cover produced by certain insects
in the early，sleeping，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haze:a small amount of mist，smoke
刘月新:《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现代意义》(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长之是一个学者、诗人，但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批评家，他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现实是有诸多的启示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有自己独立的批评立场。批评家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之下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批评立场，一种人格的独立性，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的独立性是很难的。但李长之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自觉的理论追求，所以他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批评实践方面都是有自己独立的追求的。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清楚，他说到:对作品进行褒贬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求真的精神，凡碰到好作品，我是常有这样的感觉，天地间竟有这么好的作品吗，太好了，非表彰的好的不可，反之坏作品就不能容忍了，非痛骂不可，非批评不可。他经常张扬的一种批评精神，就是一种批评立场和对学术自由的追求。这一方面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是有启示的。第二，李长之作为优秀的批评家与他的批评理论的修养密切相关。李长之是一个理论家，他有非常系统的批评理论，他从事批评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一种追求。李长之的批评文章涉及到非常丰富的问题:第一个是批评的性质问题;第二个是批评的目的问题，李长之受德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影响，提出文艺体系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分为三个方面即文艺美学、文艺批评和文学教育，他认为文学批评最终是指向文学教育的;第三是批评课题论，共有四个方面的课题即作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说成功了没有、这样说好不好，前两个课题是一种知识上的判断，要理解作品，后两个课题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说李长之认为文学批评就是要求作品的真面目，真价值。同时，李长之也有自己非常系统的文学评判标准，他把评判标准称为一个批评家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最终将转换为艺术理想。
刘永红:《论比较文学的使命:引进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的题目是“使命”，为什么用这个词呢?我觉得使命是我们目前谈的最少，最需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作家守住自己的使命，每个读者守住自己的使命，每个批评者守住自己的使命，我想我们的文学会比现在更好。我认为比较文学的使命是一个桥梁，连着两个山头，一个是中国文学，一个是外国文学，让我们站在外国文学的那个山头能看看中国文学的大小、面貌、胖瘦、美丑，也让中国文学能看看外国文学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所以这就是我的题目的前半部分。后面半部分题目“引进研究”，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我翻看了一下比较文学的书，总共有三个方法: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综合研究，这三个方法都是事实的比照，或者是技巧的引进，而我认为中国人缺少的不是技巧而是精神，所以我们提出引进研究，就是要引进伟大而崇高的文学精神。我是做俄罗斯文学的，所以我最想把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告诉大家。我认为俄罗斯文学精神最重要的是深刻的思想、崇高的精神和完美的艺术性。
关于文学精神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是文学态度。我认为文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态度决定行动。俄罗斯文学能够在10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一奇，而中国的文学自汉赋以来已经有几千年，自五四以来也有一百年了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正是文学态度出现了问题。俄罗斯的文学态度可以总结为几句话: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俄罗斯的自豪是它的作家和诗人。我想问这几句耳熟能详的话中有哪几句是中国人提出的，而中国人提出的哪些话是为世界所接受的?中国人不缺乏技巧而缺乏精神，主要表现是两点:首先是不大气，《红楼梦》确实伟大，但是写的却全是鸡毛蒜皮之事，对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毫无帮助;其次是高贵，在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塑造中国人，高贵的中国人?
第二点是文学方法。首先，中国的文学方法都是小技巧，如荒诞、意识流等，缺乏新的分析，如《白鹿原》是内容不够性来凑，是无法塑造出中国人的高贵的。俄罗斯人也写性，《复活》写妓女，《罪与罚》也写妓女，《静静的顿河》中也写性，但是他们所写的性是为了升华精神，升华人格。其次，俄罗斯的作家写的是上帝与魔鬼在自己心中的斗争，由此推进矛盾运动，推进人物的性格，推进人物的精神。俄罗斯的名著中都强调自己心中有两个人。再次，是作家的气度。最后，是艺术水准和哲学境界。中国的作家很少有哲学境界，提出哲学高度的方法论、创作原则。
第三点文学传统。首先是原创文学，其次是批判的文学，再次是纯粹文学，最后是杰出的批评家。我们的文学不行，我们的批评家同样不行。中国很多人看黑格尔，但是却很少有人把《逻辑学》上下两本都读完，对黑格尔的研究也仅是到精神现象学就止步不停了。黑格尔的伟大在于他把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统一为一个矛盾体系，最后推出辩证法，而我们的文学和中国文化有谁能够想黑格尔一样将五千年的文明的内在逻辑连续写出来?我们的批评之所以没有体系，没有话语正是因为我们的内在逻辑是零散的。
文学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民族的哲学，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民族的良心，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核心就是它的文学。我希望我们的文学繁荣、昌盛。
甘文平:《“期待视野”的内涵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的发言题目是《“期待视野”的内涵探析》，与原来的题目不同，原因是:第一，原来的题目已发表过文章;第二，我对期待视野这个概念比较纠结;第三，今年九月份我在河南焦作开的一个会议中一个组的所有发言者的题目都和后人道主义、物质文化理论有关，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后人道主义和物质文化理论的概念说清楚，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追溯一个术语的时候很有必要弄清楚它的内涵和外延;第四，我翻阅了近十年来中国期刊网上的文章以及由社科院编纂的《西方文论关键词》，都未能查到期待视野这个词的官方的定义，而我在耶鲁访学时曾请教一位教授，他大概给我画了一个图形:如果把期待视野理解为一个圆的话，我们暂且可以将其二分，分为社会期待视野和个人期待视野两个层面。社会期待视野包括文化、文学、伦理道德等等;个人期待视野包括个人的知识教育结构、文化背景、审美倾向等等。具体来说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两种期待视野的影响，同理每个读者也在受着着两种期待视野的影响。
对我们这些刚刚迈入文学领域的人而言，期待视野会带给我们这么几点启示:首先，清楚自己的知识结构。什么样的文章自己能写，而什么样的文章自己写不出来。其次，要对当下的文化文学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了解。
李遇春:《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观批判》(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由于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改变，我们现在的批评已不像八十年代的批评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现在一般把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批评和媒体批评，我们作为学院派批评的从业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坚守。如何从文学批评实践中提炼出文学理论是文学批评界一个重要的难题。我认为我们文学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将理论和实践二者对立起来了。我的批评观可以用几个名词概括:实证、心证、史证。在新世纪的大语境下，学院派批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证，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从事文学批评，这也是我们学院派批评的特色所在。心证主要是通过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的一些文论对作家作品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所做的具体分析。史证是对文本中的精神、心灵结构的外在社会上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来做以分析。同时，文学研究最终必须要回到文学本身，我们的文学研究必须要从分析文本的形式出发，分析文本的叙事结构、语言结构、修辞结构，从形式、历史、心灵等方面来进行证明，使文学、历史、哲学三种研究相融合，一次形成一个模式。
桂延松:《长篇小说＜瞳话＞中的仁爱意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小说《曈话》从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开始，至1644年清兵攻下定州城结束。它以明朝中后期七十八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背景，以马氏家族定州眼药店为中心，描写了马氏家族一家三代的爱恨情仇以及家族生存、济世天下，开办定州眼药店，发展眼疗技术的艰难创业史。小说以医药世家马氏家族为叙述核心，结合穆斯林传统、古代医学传统以及儒家“仁爱”思想，展现了马氏家族三代人“仁爱之士”的风范。透过小说的长篇叙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小说中所体现的“仁爱”意识，本文主要结合人物形象的分析，从家族传统和家庭关系两个方面入手来阐释小说所体现出的仁爱意识。
第一，充满仁爱精神的家族传统。小说描写的马浦沙、马金堂、马兆礼三位主人公可以说是马氏家族仁爱之士的代表，作者满怀着仁爱意识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刻画，使得小说具有了浓厚的仁爱氛围，这也展现了作为一位医者所需要的品质和精神，这种品质和精神对于我们当下具有很强的榜样意义。
第二，充满仁爱情怀的家族关系。小说《曈话》也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马氏家族家庭内部的关系，尤其是马金堂充满传奇色彩的婚姻遭遇。通过对马氏家族家庭成员之间家庭关系的描写使我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那种充满仁爱情怀的家庭氛围。然而，透过小说的叙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小说中所透露的浓厚的男权意识的写作规范。小说中所设定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为男性服务的，而且对女性言语行为的刻画也深深地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使得小说中女性的形象缺乏层次性而略显单调。对马金堂众妻妾婚姻生活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古代婚姻制度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婚姻观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对女性的伦理要求在小说中显露无余，这不禁让人深思。
通过对小说《曈话》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有着穆斯林传统、古代医学传统以及儒家仁爱思想传统的马氏家族，它的一代代继承人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向世人展现了“医乃仁术”的道理。这种仁爱意识对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江少川:《华文文学批评的现代性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虽然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但对现代性却缺乏研究。人们一般谈文学的现代性很多，而很少谈到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我认为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包括文学批评的视野、观念、理论、方法等等。我主要想讲一下我对华文文学批评的现代性的命名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西化与传统。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提出的现代性其实就是西方化。如美国一名学者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分析寓言《小红帽》，认为小红帽是女人月经的象征，将一个纯真的童话带上了精神分析学的帽子。在对海外华文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中这些例子也是普遍存在的。如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写一名中国妓女一百多年前在美国的遭遇，而很多研究者却认为扶桑的形象是西方“地母”的形象，地母在西方的语境中指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的盖亚形象，还有人认为地母这一形象是受到西方著名的小说家尤金奥·尼尔所写的《大神布朗》中的妓女西比尔的影响。我很疑惑为什么我们的研究者一定要为严歌苓的小说中这个在美国被侮辱的妓女形象找一个西方文化源头的鉴定而不是在中国文学中找源头呢?这是否也是一种西化的现象?
第二，母土与海外。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的关系可以用延伸、互动、移植这几个词来概括。米兰·昆德拉说过:移民作家的前半身在母国，后半身是在境外。我认为我们对海外文学的批评不应当离开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的关系。我认为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中身份问题是不能够避开的。一位华人作家如果想要在西方获得奖项，迎合西方主流话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用非母语叙事的声音，自己的母亲听得懂吗?如果母亲都听不懂，这声音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三，理论与文本。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重理论轻文本。我认为我们在研究中要重文本，重研究对象，不能让理论掩盖了文本。
李志艳:《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建构》(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庞大的文论资源如何与文学地理学这一批评方法进行对接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找到文学地理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批评方法的原则、立场、条件，它的核心的观念是什么?我认为文学地理学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文学地理的问题。我认为文学地理作为一个根本的问题主要在研究人与地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我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关系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文学地理之所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在于唯物论和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方式，人－地及其关系是表征此存在方式的恒定范式。其次，人－地及其关系的建构原则依然是以经济活动为基础所形塑的经济理性。再次，人－地及其关系显示了中国朴素的唯物论认识方法。最后，在中国古代，人－地及其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一种圆融的弹性机制。
综上所述，我认为文学地理是人－地及其关系的文学实践话活动。文学地理上升为一种批评方法具有以下内涵:首先，文学地理与文学审美经验。其次，文学地理与文学表意方式。中国古代的表意方式主要是一种象性机制的表意方式，我们最终要超越象性机制本身，超越语言本身创造一种逍遥的境界。象性机制的言说方式主要有两个途径即意象类和事象类，这两个因素与地理密切相关。再次，文学地理与文学接受。地理是我们快速进入文本之中的一个可靠的方式之一。
文学地理作为人－地及其关系的文学实践化，在征象上表现为文学活动程序中的系列地理因素和地理现象，在本体论上就是人对地理的情绪体验之后的审美意识形态，包含着:(1)文学地理的哲学根据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2)文学地理在存在论上指向以人－地互建为中心的一切文学活动的恒定存在范式;(3)文学地理所开辟的研究视角是将传统研究的时－空范畴转化为空－时范畴;(4)文学地理有着自身的结构体系，它以运动论上的人－地同一性为系统原理，贯穿着文学的文本结构、文学活动范式、文学本体论思想，具有着从微观到宏观的程序性与发展性。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有两大趋势即微观的文学地理学和宏观的文学地理学，具体又细化为七个小的问题:(1)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由文学地理所决定的唯物论与历史观;(2)审美经验的地理属性;(3)文学文本的地理构成;(4)文学生产的地理依托;(5)地理的固定、漂移与去地理化的统一;(6)文学版图的地理运动;(7)地理变化时间序列所支撑的文学史发展。
边利丰:《意图出场，批评合围——文学意图批评的困境和危机》(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认为理论是有效的，但是效果是有限的。当前的中国文坛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作家以各种形式解密自己的作品，作家参与各种活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从客观上可以达到一种保持、提高作家个人知名度，引发文化市场持续性的期待的效果。如陈忠实在发表《白鹿原》之后不久即在《小说评论》上发表了13篇文章来表述自己创作历程，我认为这样一来将作品的神秘性以及文学的魅力几乎全部消解了。另外，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开奖前后，五位获奖作家都频频在媒体露面，并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小说的内涵与意图。我认为作家对自己作品频繁、深度的曝光确是可以为自己带来短时间的收益，但是却对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发酵，持续性的生成带来不小的伤害。对批评家而言，在作者不出场，意图不可见的情况下，我们研究、探索作家作品的本意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而现在在作者已经毫无保留的表述了自己原意的情况下，那些以追寻作品原意的批评研究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知音”说，指出知音难在见意，我们由此追寻刘勰的思路可以得出批评家的意见可以不同于一般读者，可以异于作者的原意，如苏轼之于陶渊明，海德格尔之于梵高。
张永健:《延座讲话对当今文学批评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讲话之所以具有经典性的原因:首先，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延座讲话之所以能够说服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其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次，有的放矢。最后，讲话平易近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身体力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文学批评要实事求是，不能跟风。
吴卫华:《＜金陵十三钗＞史实依据与价值观》(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实依据:首先，严歌苓在接受《南方日报》、《杨澜访谈录》的采访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创作是从《魏特琳日记》谈起的，试图使大家相信妓女们选择“挺身而出”的情节并非虚构，《金陵十三钗》是有历史依据的。然而，我通过翻阅《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和《程瑞芳日记》以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其他史料中，均无法寻觅到妓女们为良家妇女免遭日军蹂躏，以飞蛾扑火的勇气去做慰安妇的踪影。其次，《金陵十三钗》与1988年上映的《避难》中的情节极其相似，而张艺谋和严歌苓却对此闭口不提，这种情况对他们而言是极其尴尬的，也损害了电影和文学的原创性。
价值观问题:首先，普遍的人性。电影认为一群妓女代替学生去受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人性的体现，我认为这个观点是落伍的，没有永恒的人性，只有现实的人性。其次，将生命划分为高低贵贱之别。在电影中，妓女的价值明显低于学生的生命价值。最后，自我东方化。《金陵十三钗》套用了好莱坞对中国形象表现的叙述模式，表现出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一种拯救，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的一种投怀送抱，强化了西方与东方的强与弱、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杨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新界定》(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定义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题材界定论，认为只要是写少数民族题材的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第二，作者族属论，认为凡是少数民族作家写的作品都是少数民族文学，这一观点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第三，不管是少数民族作家还是少数民族题材都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这几种界定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强调少数民族的意识，具有少数民族特质的文学作品。另外，我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做了几点廓清:第一，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第二，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母语和汉语写作的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第三，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第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早期写作的作品没有少数民族特质的作家的早期作品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
孙正国:《口头诗学:以吟唱诗人为中心的诗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口头诗学来源于荷马问题。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通过实地调查认为荷马史诗来源于口头传承。20世纪50年代以后，荷马史诗来源口头传承这套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口头诗学的帕尼－罗德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提出了三个命题:
第一，诗的命题。诗主要指史诗，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在口头中延续，是一种自然豁达的生活方式，是存在于传统的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空间与结构。
第二，诗人命题。诗人是表演者和创作者，传承者和个体者的结合体。在口头诗学中，歌者即诗人的歌包含了他们面对世界的所有问题。
第三，程式化命题。主要有三个程式化的结构模式即片语、主题或形式、类型。民间文学为口头诗学提供了两个方法论意义:首先是结构主义的先声;其次，思考文学在整个文化史上的影响，口头传统需要我们在当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去进行思考。
李文斌:《西方文学批评引进存在的问题》(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西方文学批评引进中存在的三方面问题:
首先，“盲目照搬”现象。中国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从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就开始了，但是真正像王国维那样把批评方法拿来为我所用，做出像样子的工作的却不多。近些年来，我们跟西方文学批评之风不可谓不紧，许多外国的理论被陆续介绍进来，但也仅止于介绍而已，大都还停留在理论的照搬、新词汇的卖弄这一层面。较少有人就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及如何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相符合做专门的深入探讨。在一片“后学”时代的欢呼声中，我们被走马灯似的新名词新术语所轮番轰炸，而问题其实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第一，概念、术语需要准确界定。基本概念不容混淆不清，学科术语需要严格界定，要有使用的规范和标准。这是引进和介绍必须保证做到的。第二，方法有待于分析其优劣、得失。要明了每种理论和方法的长处及弊端，这是引进和介绍阶段最需要做好的工作。
其次，忽略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结合。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是必要的，但引进和介绍的目的是为了为我所用。西方的批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有其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简单移植的方法并不可取。如何既引进外来的思想和方法，又兼顾我们自己的气候、土壤等众多实际情况非常重要。尤其不可完全抛开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论思想的养料。而纵观现在的情况，这两者是几乎完全脱节的。外来的思想和方法必须经过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化改造，不是简单地拿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第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可通约性研究。既然人类的思维遵循共同的规律，那么对于文学的思考和研究也本应具有相通之处。第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的互补性研究。两者具有不同的思维特色，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一定也可以找到此有彼无的互补之处。
最后，缺少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意识。在西方文学批评的新名词、新术语所轮番轰炸之后，本土的问题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和忽略。毫无疑问的是，一种方法是否是好方法，不在于它如何新颖，而主要看它能否有效地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大家似乎只要引进介绍完一种批评方法及其思想就万事大吉了，不再关心它是否真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扎根、散叶和开花结果。第一，我们自己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和实际脱节，理论没有为实践起到应有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第二，方法的批判。要注意遴选最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杜雪琴:《＜布朗德＞地理影像的多重性及其审美意义——以“光”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我主要探讨四个问题:
第一、何谓“地理影像”?地理影像这一概念是由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先生所提出的。我认为地理影像是作家对自然山水观察所做的直接记录，也是其通过审美发现而营造的意象，其主要由声影、光影、色影等三维立体进行建构。
第二、以“光”为中心“地理影像”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春光”，与阿格奈斯相对应，代表绿色与希望;二是“夏日的阳光”，与布朗德想对应，代表理想与信仰;三是“烛光”，与小渥尔夫相对应，代表磨难。
第三、“地理影像”立体建构的审美意义。光之影像作为地理影像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在《布朗德》剧中不仅有着丰富展现，而且具有多重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其一、以光之影像为中心的地理影像，丰富多彩的绘画之美。《布朗德》剧中不仅有着多重光影的彼此交织，那些不同时辰、不同地点、不同方向的光影，似或垂直、或水平的线条而相互交错，形成一幅幅繁杂而立体的光之影像图画;剧作家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分别为其涂上了或红、或黄、或蓝，又加上或黑、或灰、或白相间的色调，有着多调色之影像的呈现，因此光之影像的多样化呈现，赋予了全剧丰富而多变的绘画之美。其二、四季轮回的光之影像中，剧中灵动而高远的意境之美。时而是春天高山雪野的绿色之情景，时而又是夏天峡湾深谷的火红之情形，时而又是秋天高山峡湾的昏黄之情景，时而又是冬天高山雪野的阴森情境;然而有的时候，春夏秋冬的情景却又是融合在一起，分辨不出哪里是春天，哪里是夏天，哪里是秋天，哪里是冬天了;有的时候明明是春天的阳光灿烂之景，然而却又是冬天的高山雪野之象，有的时候明明是夏天的酷热难当之景，然而却依然又是冬天的风暴来临之象，如此等等。或直线的、或曲线的、或回环的、或圆形的、或曲折的等等多重光之影像，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之中周而复始、反复灵动，因此，剧作中的影像并不是静态的铺陈，更是丰富多彩的动态的展现，从而具有一种灵动而高远的意境之美。其三、四季轮回的光之影像中，布朗德情感的迂回曲折之美。剧中有“春光”之地理影像，与阿格奈斯相对应，在“春天的高山雪野”之上展现，对北欧春天之景象进行描绘，是绿色与希望的象征;有“夏日的阳光”之地理影像，与布朗德相对应，在“暴风雨的大海峡湾”之中呈现，对挪威夏季激昂之景象的书写，是理想与信仰之象征;也有“烛光”之地理影像，与小渥尔夫相对应，在布朗德与阿格奈斯居住“冷凝的石头屋”出现，体现的是对挪威秋天之悲情意绪的抒发，是世俗与苦难的象征;最后的场景依然返回到闪耀着夏日阳光的王国里，在黑山的最高处屹立着一座“冰雪教堂”，不仅是对挪威冬天之凄婉情感的写意，而且布朗德在此达到最高理想境界。其四、“在高处”哲学的另一阐释，剧作家深邃的哲思之美。布朗德对“夏日阳光”的追求，渴望生命的夏天王国，正是那一座黑山之上的冰雪教堂，正是对剧作家一贯坚持的“在高处”哲学，所做的另一种阐释。最后当教民们都弃他而去，他爬上高山看到“冰雪教堂”里的时候，他安静下来而容光焕发，仿佛重又恢复了青春。霎那间，他对于光明、对于太阳、对于温柔与仁慈的渴望，一下子迸发出来而不能遏止，所有的矛盾与冲突、所有的恩怨与情仇，都溶解在如钢铁般男性所流出来的暖意融融的眼泪之中，周围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冰雪教堂在一瞬间融化殆尽。他最后达到了一个绝顶至高的境界。
第四，总结。多种多样地理影像在易卜生剧作中的充分展现，最为独特的意义在于，对戏剧中思想主题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各方面的艺术传达，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而探讨其剧中多重地理影像的建构只是戏剧表层现象，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与社会如何相处、人类与自身如何相处、人类生死问题的思索、人的精神应当走向何处等哲学问题的探讨。因此，它对于当今世界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哲学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胡静:《论文学批评方法的原创性问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看，中国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中逐步产生了基于作品和文体的文学批评理论，并在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国文学独特的批评体系。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败，思想界产生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的怀疑，并进而产生了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面西化的思潮。当然，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全盘西化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由此而来的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理论的普遍的怀疑与全面的否定，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不用赘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自新文化运动发端的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翻译和引述，在为中国文学批评界带来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固有的体系。由于许多研究者直接借用西方文艺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这种批评方法上应用的便捷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上的同质性。即可以用根源于西方文学作品的批评理论简单地阐释产生于完全不同背景中的中国文学作品。这事实上忽视了文学批评的源泉应该是文学作品(包括文学思潮和文学史)本身这样一个基本常识。诚然，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的借鉴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但过度地借用和复制则是对中国如此众多而丰富的文学作品的阉割，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缺失所导致的。这种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集体“失语症”对于批评界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本文认为，文学批评理论应当产生于对文学作品本身(包括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分析，而不是脱离开文学作品的产生背景和历史而盲目照搬西方批评话语。由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学的逻辑和理路，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应当有着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独特的批评品格，这不是借用和照搬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可以做到的。
中国文学批评的原创性问题应当引起批评界的重视，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关注:
1)重视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作家个人风格的分析，做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2)要从文学作品的文本出发进行文学批评，创造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观念和新语汇，对西方文艺理论词语的借鉴要有所规范。
3)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创造性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
戴欢:《文学批评的原创性与宗教信仰》(自由撰稿人、翻译家)
我认为，从五四以来的一百年中整个中国的文化是失败的。这一失败主要体现在，同样是东方作家，印度有泰戈尔，日本有川端康成，中国虽然有鲁迅，但鲁迅在世界上的影响却远远及不上泰戈尔和川端康成。我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一百年来中国宗教精神尤其是儒教的崩溃。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应当是宗教的，是信仰上的，宗教是文学发展最为核心的东西。中国古代有“诗仙”、“诗圣”、“诗禅”，“诗仙”李白以道家精神为核心，“诗圣”杜甫以儒家精神为核心，“诗禅”王维以佛家精神为核心，他们的宗教精神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我认为，批评的力量从根本上来源于真诚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另外，文学批评的原创性如今不是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问题，而是作家的问题。作家首先要能够写出真正的、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批评家才能在此基础上去解析剖析它，发掘其中真正独特的东西，由此产生中国真正独特的原创性的批评。
邹建军:感谢与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世界文学评论》主编)
第二届批评的力量专题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高朋满座、群贤备至、学者云集的大会，是一次民主的、开放的、自由讨论的大会。对于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对于此次会义在许多方面所具有的开创性与新风气，我感到惊奇，甚至是惊讶。我想以四个关键词，来概括我的认识:第一个关键词是平台。第二届批评的力量会议的主要目标，是为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交流、沟通、探讨和研究的平台。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平台。今天一共有36位学者发表了演讲，其中有6位女学者，每一位学者都讲得非常精彩、发表了精到的学术见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么多的学者在规定的时间里，把自己最深刻的学术体验与最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见解在大会发表，其意义远远超过许多的全国甚至是国际会议。第二个关键词是探讨。我们这次大会就有关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的问题，进行了认真、严肃与全面的讨论，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当然，我们的会议也还存在一些不足，自由发言的环节因为时间关系被取消了，有的学者对文本的研究不是太够，发言主要是印象式的。我相信在第三届批评的力量学术研讨会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纠正与弥补。第三个关键词是感谢。首先要感谢全体与会的专家学者，在这个假期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前来参与我们的大会，体现了对于学术的热情与中国文学批评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就有了希望;其次要感谢相关的会议主办与支持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省作家协会、三峡大学文学院、湖北省文学理论批评中心，还有马应龙八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红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也是不可能的;最后要感谢大会发言的各位主持人，以及会务组的各位同学。除我之外的三位主持人都有丰富的主持会议的经验，在自己的领域都颇有建树，他们的主持本身也是学术演讲的重要部分。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会前会后、场内场外，都有他们的身影，对此我们要表示衷心的感谢!第四个关键词是邀请。按关有关部门的计划，第三届批评的力量专题学术研讨会，会在明年适当时候举行。在此我们真诚地邀请大家再次与会，共商中国的文学批评大计，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让我们在欢庆收获的时候，不要忘记春天的播种，夏天的浇灌，来年的秋天，让我们在桂子上再相会!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