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余礼

　　(汪余礼，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易卜生与现代戏剧、戏剧理论与艺术美学，本文系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支持项目研究成果之一。Email:sealight9999@126.com)(责任编辑:钟 秀)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这可能是提倡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或文学批评理论之前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张奎志先生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切近文学创作现实，引导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批评应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作者通过文本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洪烛先生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创作有效的延伸，应该向作品中无限的可能性勇敢挺进;应该替更多的读者揭示原作中不是一眼就能望穿的风景，乃至风景的内核;应该找到作家的软肋，一针见血地点到穴位。”对此，我大体认同;不过，在此我想补充四点:

　　第一，文学批评作为对作品本体及其内在生命的批评，既需要传达出敏锐、精细、贴切的审美感受，也需要洞开一条穿越时空的深邃的思想通道，在审美感知、思想探析、历史透视等多个维度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一般而言，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作家自我、艺术形式三维耦合的结晶。以前的社会学批评基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着重从作品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来判定其价值，这突显了作品的认识价值而忽略甚至歪曲、贬抑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不足取法;而意识形态批评、心理学批评着重抓住“作家自我”这一维，从作品细节猜测、推断作家心理、思想如何如何，虽然有时可以得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但其推断往往与艺术的虚构本性相违背，在逻辑上缺乏可靠性、必然性，亦有待完善。形式主义批评着重关注作品的内部结构、表现技巧、修辞手段等，有助于人们认识艺术的特殊规律，了解艺术创作的某些奥秘，在我们这个多年来忽视“文艺自身内部规律”的国度，值得肯定;但它只关注作品本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气候与土壤，这使得那些精致、细腻或稍显繁琐的艺术分析，除了让人感受到某种情趣与机巧之外，缺少开阔的视野与某种厚重之感。与此不同，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是诗、思、史融会贯通的批评，是审美感知、思想探析与历史透视逐层递进的批评。这种批评以对作品形式的审美感知为起点，“披文以入情，沿波而讨源”，逐步进入作品的内在生命，逐步把握其情感的、伦理的、生态的乃至美学的、哲学的、神学的意蕴。著名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的本体结构包含四个层次(语音造体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客体层、图式观相层)，解读作品时需要一种“纵深的、立体的视野”，以逐步深入地把握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丰厚意蕴，这是颇具启发意义的。但文学批评如果止于“图式观相层”，那么仍然只是停留在审美感知的层次。离开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固然不会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但真正有力量的文学批评，还需要思想的风骨与历史的洞见。金圣叹的《西厢记》批评颇见审美鉴赏力，刘再复的《红楼梦》批评颇具哲学思想力，而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善于将诗、思、史融合起来，更为难能可贵。他有精湛的艺术鉴赏力，深远的文化眼光和史家的洞察力，善于将批评对象置于历史谱系中厘定其独创性贡献和不足之处，并尤重发掘批评对象的思想对于当下文学创作、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堪为批评家的楷模。出于对他们的钦佩，我觉得，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尽管可以追求“片面的深刻”——或以审美传情趣，或以颖悟显智慧，或以实证见功力，但追求“诗、思、史融会贯通”的大方向是不错的。

　　第二，文学批评如果要确立自身独立的价值与地位，那么它不能止步于“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作者通过文本所表现的思想内涵”，也不能拘囿于构想、延伸作品中的某种可能性，还需要在“入乎其内”的基础上有独立的创造，即从作品中感悟、抽绎出某种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当然，这一要求并不适合于对所有文学作品的批评，而仅限于对那些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巴赫金到海德格尔，都力求从典范作品中抽绎出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规范、本质特性或创作技法，从而形成某种独到的文艺理论。亚氏《诗学》的悲剧理论主要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抽绎而来，黑格尔的《戏剧诗学》主要从古希腊戏剧和莎剧抽绎而来，巴赫金的复调诗学主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抽绎而来，海德格尔诗学主要从荷尔德林的诗歌抽绎而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许已经超出了一般文学批评的范围，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只是他们的批评不再亦步亦趋地紧跟在作品之后，而是有了相当的独立性;他们既能洞穿作品的形式结构，又有自己独到的哲学美学思想，从而能够在充分酝酿、磨合后实现综合创新，完成作家艺术家自己做不来的理论建构。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

　　第三，文学批评不能满足于发出“一家之言”，而是要投入一项真正的精神事业。文学批评是有时代性和精神性的，每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需要对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与重大问题有清晰的把握，要能敏感地透视到当时文学和精神领域的深层症结，对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要有准确的“预流”或“方向感”;有了这个基础，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才能激浊扬清，挑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进行深入阐发，为民族精神的建构与先进文化的建设积聚正面的、积极的能量。这是文学批评产生力量的关键。一般来说，优秀的、一流的文学家并不满足于在创作中传达某种情趣，而往往有着深广的现实关怀与深刻的文化省思。鲁迅的小说创作以“改造国民性”、“立人”为己任，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以“实现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自由与高贵”为宗旨;他们都对制约着国人以至人类精神解放、人格再生的深层内桎梏进行了深邃的剖析与批判。他们都是把文学创作当成一项精神事业来做的。因此相应地，批评家只有像他们一样投入一项精神事业，才能真正理解其人格与艺术。缘于此，我坚信，“文学艺术并非只是给人娱乐的，它还可以成为一项纯粹的精神事业;而不论是艺术家还是研究艺术的人，不能只求发出独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以毕生心力从事一项真正的精神事业。事业与职业不同，它需要认准方向，坚定心志，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点一点地积聚精神能量。”④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这种信念的人早就有了。在19世纪的北欧文坛上影响甚大的勃兰兑斯，可谓在这方面垂范将来的先驱者。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相对于勃兰兑斯而言)里，他一方面与易卜生、比昂逊等优秀作家密切合作，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对19世纪西欧文学、美学的研究以及对北欧精神状况与文学界的反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有力地影响了当时北欧的一批文学家、戏剧家，与他们一起最终促成了“北欧文学的现代突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北欧人民的精神解放”。正是出于对他的深刻理解，易卜生在1891年10月25日致信勃兰兑斯说:“我衷心地祝贺你为人类的精神自由事业所做的二十五年先驱性的工作”(易卜生322)。这也许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肯定。

　　第四，在某一特定时代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该既是基于对文学本体与功能的独特感悟，又是真正切合时代深层需要的理论;既是从文学作品、从审美经验中生发出来，又能出乎其外，进入时代的先锋思潮(或切入到当时文化坐标系中某个恰当的点)，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整个精神结构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至少要能够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文学的本体是什么?2、文学的功能是什么?文学面对当今时代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时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又有何限度?3、批评文学作品时应持的准则与尺度是什么?或者说评论文学作品优劣好坏的标准是什么?4、如何批评(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为侧重点，遵循怎样的程序，以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向着怎样的目标进行批评)，才能使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意味着，创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多个层次的问题，需要一层一层来解决。在这方面，国外的别林斯基、韦勒克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尽管他们有些具体的观点还需要再反思;在国内，孙绍振教授、邓晓芒教授、聂珍钊教授、邹建军教授(依年龄排序)做出了一些有深度的探索和有影响的建树，值得学习、借鉴和研究。

　　注解【Notes】

　　①参见张奎志:《体验批评·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4。

　　②参见洪烛:“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文艺报》2012年7月9日。

　　③参见汪余礼:“追求思、史、诗贯通的艺术学——《珞珈艺林》创刊词”，《珞珈艺林》(武汉大学内刊)1(2003年)。

　　④汪余礼:《易卜生书信演讲集·译者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6。

　　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 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