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蒙

　　(任蒙，江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Email:170777010@qq.com)(责任编辑:刘 夙)

　　2011年12月，同样是在这个学术讲堂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湖北省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了第一次“批评的力量”理论研讨会，我在发言中对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倾向提出了批评，受到与会专家和师生的好评，《湖北日报》记者当场要去了发言稿，随后他们从我发言的话题角度为这次研讨会拟写了新闻。不久，《文艺报》准备从今年初开设“作家的批评观”专栏，向我约稿，我以这次研讨会的发言为基础整理出了《重塑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一文，该报于今年2月13日发表了此文。《西安日报》3月12日在文化版的“论语屏”专栏摘录了拙文的片段，说明他们认同此文观点。6月13日，《山西日报》发表关海山的文章《文学批评惹谁了》，对我《重塑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一文的部分见解加以批驳，随后被多家网站转载。鉴于《山西日报》文章有的观点不敢苟同，我不加避嫌写了一篇短评与其商榷，他们于今年9月19日在同一专栏原文发表了我的反驳文章。

　　我的《重塑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一文，着重批评了当前评论界的庸俗化和商品化现象，《山西日报》的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的被冷落，文学批评不应该成为大家发泄怨气的“首选之选”。文学不景气有其众多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把它们都归咎于文学批评，也不应该首先拿文学批评是问。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分析没有错，再说他在这里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我一个人，而是一些“不甘寂寞之士”，我也没有主张首先拿文学批评开刀。但是，理论批评既然对文学作品负有鉴别、分析、引导的责任，就有可能受到社会(包括作家)的批评，乃至指责，评论界也应该坦诚地面对这种批评。

　　《山西日报》文章的作者也许没有意识到当今文学批评以及整个文艺评论界面临的危机，没有感受到许多人都在呼唤真正文学批评的回归。当前，文学批评的锋芒几乎丧失殆尽，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难得一见。有的专家认为鲁迅作品中也存在语法问题，尽管这并没有影响这位文学巨匠的伟大，但说明完全没有问题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很多评介文章却从头至尾找不出半点作品的问题，就不谈对一件作品进行科学解析，更不谈直言不讳的尖锐批评了。人们虽然看到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挤占着大大小小的媒体，但大多属于追名逐利的伪劣文字，背后是人情、面子、关系等因素在或明或暗地操纵着，少数甚至是赤裸裸的金钱从中润滑的结果。这类所谓理论文字既没有学理分析，更没有思想深度和审美高度，甚至前后矛盾，相互抵牾。有些文章看上去颇具学术味道，但仔细阅读却是故作高深的玄虚之作，作者借助一些生造词汇或西化复句，将其罩上时髦的学术外衣，以掩饰内容的苍白与空乏。

　　理论批评的科学性和文学性的缺失，根本原因是批评家道德操守和科学精神的丧失，使批评沦为变相的文坛广告，沦为某些文化骗子兴风作浪、欺世盗名的廉价工具。由于文学批评失去自尊，即使是不堪卒读的文学垃圾，也有学者不惜为其撰写玄奥文字，大肆鼓噪，大肆炒作。如此这般，批评家出于金钱诱惑或其他某种利益关系而违心吹捧，被美化的“文学大师”们沾沾自喜，心理上得到某种满足，但这种没有批评欲望和学术冲动的“赏析”文章无论怎样装腔作势，最后的社会效果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关海山先生所以要为批评界“抱屈”，主要是他感到在文学园地没有比做个批评家更难的。因此，他要人们理解和容忍批评家“收红包，说好话”的现象。评论家收红包的虽然只是少数，将评论文字明码实价作商品处理的更是少数，但在这种交易背景下产生的文字无疑“光是好话”，海山先生对此也不讳言，可他却责怪我们“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去想一想”?他说，批评家为了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往往要硬着头皮去阅读作家的原著，然后好不容易罗列成篇，却换不来几个钱的稿酬。评论文字枯燥，读者更少，作者得到的稿酬更低，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文学批评丧失价值判断标准、丧失批评风骨的理由，实际上，文学作品的稿费也普遍很低，与作家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有时也“羞于提及”，可他们同样不能粗制滥造。

　　笔者几十年来写过一些散文、杂文或诗歌之类的小作品，同时也兼作评论，并出版过几本专集，借用湖北某个文学教授的说法，“任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不但深知评论之苦，而且还深感评论不易。做文学批评需要比较深厚的鉴赏力自不待说，就是那种抽象的理论语言和理论化的表述方式，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没有经过强化训练的人很难写出理想的理论文字。有的作家著作等身，就是没写过一篇理论化的文章。可是，无论评论多么难为，甚至如何“高贵”，都不应放纵它滑入庸俗的泥浊。

　　我在《重塑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中说过:在真话比较匮乏的社会，文学批评的真话同样使人们感到稀罕。当下，文学批评的社会影响力正在迅速降低，在文坛内部的信誉危机更为严重，人情评论、面子评论、圈子评论、交易评论充斥文坛，造成优劣混淆，导向混乱，也挫伤了创作队伍里默默进取的中坚力量，这种现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批评的庸俗化，给优秀作品的社会认同造成了阻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和商业化倾向，必将使神圣的批评艺术沦为金钱与私利的奴仆，使正直的批评家受到冷落，无论是在无形的风气还是在有形的载体上，都会使健康批评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西安日报》摘录的也是这段文字，这至少可以证明，并非我一个人在有意夸大这种危机。

　　《山西日报》的文章希望人们理解批评家，其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尤其是创作与批评双方需要理解、沟通，作家需要正确的姿态和心态面对批评。《文艺报》或许是基于这种出发点，才在今年新设了“作家的批评观”专栏。以往，作家与批评家反目成仇的事不乏其例。这种现象，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文学批评失之公允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作家对反面批评缺乏应有的胸襟所致，有的甚至相互谩骂，不惜人身攻击。因此，构建创作与批评的正常关系，才有利于文学批评的良性发展，不用说，这种关系必须是健康的，而不是容忍甚至变相鼓励批评阵营放弃原则。

　　还是老看法，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批评与被批评双方的一团和气，或者说，所谓扫描式的宏观评论尚能指出一些问题，而一旦具体到个体评论，就异化成了纯粹的溢美之辞。批评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却丧失了其解剖与疗毒的功用。在比较杂芜的社会背景和黯淡的学术生长环境中，捍卫文学批评的理论良知和批评伦理，当然不是一件易事。当前紧要的是要坚守理论学术的自尊、自重、自律，发扬严肃审慎的科学精神，保持超然平静的学术心态，坚持文学批评的美学原则，增强批判意识，摆脱庸俗批评，努力建立良性的批评机制，恢复文学批评的信誉和权威，重建文学批评在大众阶层的学术印象，让文学批评重新获得评判的资格。唯有如此，才能提升文学批评的品位，改变其面临的窘境，才能为文学批评争取到应有的生存空间，使其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