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索尔·贝娄的小说创作中成功的运用了流浪汉小说这一众所周知的艺术形式，并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其艺术方式和表现内容有所发展和丰富。他的创作虽然表现出了深刻的文化超越性，但由于深深地植根于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其创作的流浪汉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

　　性特征。

　　关键词：美国文学；索尔·贝娄；流浪汉小说；民族性

　　由于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从个人生活到民众行为再到公众环境都处于全面混乱的时期。所以从其创作伊始，索尔·贝娄就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直面美国社会现实，巧妙地利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描述了现代美国社会中平民和知识分子现实的和精神的流浪之旅。

　　正如大多数论者所强调的，索尔·贝娄是一个犹太作家。从文化来源上讲，虽然他曾受到俄罗斯文化和法国文化的熏陶，但作为其文化根源的则是他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犹太文化，“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能够成为‘世界公民，以致放弃了所有的文化……我们永远也不能迈出自身之外，你也不能脱去自己的文化……在你的自我内包容了你所内化的那个文化的种种方面”，[1]索尔·贝娄从小就感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我知道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一点很早就明明白白了。”[2]从四岁开始，他便在家庭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经典，对自己民族传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在作品中，他总是念念不忘表现自己的犹太身份，在贝娄所创作流浪汉小说中，除了《雨王汉德森》外，其余的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了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危机，无论是在人物描绘，还是在场景设置、语言运用上都无不流露出深厚的犹太文化底蕴。

　　但是如果仅仅把索尔·贝娄流浪汉小说的民族性归结为对犹太人物描绘，犹太人生活场景设置、以及犹太语言运用、或者宗教情愫，那么索尔·贝娄就算不上是一个高超的作家，其民族性表现也会流于肤浅，对于其民族性的把握要透过一般的表面的现象去追寻其特殊性。通过对索尔·贝娄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作品主人公身上表现了强烈的流浪自觉性，在他们的流浪中，探索、求知和忍耐的希伯来精神得以发扬，他们流浪探索中的百折不挠和乐观主义是犹太民族独特的美学观念的体现。

　　一、民族文化心理的现实契合——流浪的自觉性

　　犹太人的身份意识中有明显的流浪感，他们被称为“有灵魂而没有家园的民族”。因为从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犹太人有过长达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这似乎不可能不在犹太人的心里烙下疤痕般的印记，流浪几乎成了现代犹太人的精神基因。如果说犹太人身份是其本人和作品中人物不断流浪的外因，那么犹太文化心理则是他们不断流浪的内驱力。而这种文化心理对索尔·贝娄影响的结果是，根据美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实际，在其作品中表现主人公的不断自觉地流浪和探索以及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找。

　　“一切于我有影响的人，都对我集合以待，我一出世，他们便来塑造我”[3]，奥吉·马奇认为，人生道路上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别人一心想要左右他，网罗他，要他听他们的安排，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规划他的人生道路，操纵他的个人命运。他害怕成为不是真正的自己，过上并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为此，他警告自己“当心！啊，你这容易受骗的没用的傻瓜，你只是那些无足轻重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不过是粒撒在磁场周围的铁屑，被磁力线吸引着，一切已经受法律所左右，吃饭睡觉，受雇解雇，支来差去，全已俯首听命，惟命是从。那为什么还要寻求失去更多的自由呢？那股巨大的阻力威胁着要戳穿你的肋骨，擦破你的脸，折断你的牙齿，你为什么不逃之夭夭，反而要趋之若鹜呢？离开！要做个聪明人，独自努力地爬着，骑着，乘着，跑着，走着，朝着个人的目标，要自力更生，留心世上那些有权有势的可畏人物。啊，他们决不会轻易放过你，这班有权有势的人物！许多死去的或垂死的人，都已经倒在他们的脚下，或者正在上下沉浮。”[4]于是，他摆脱了一个又一个想要左右他的人，从他们的身边离开，去寻找“更好的命运”，在奥吉·马奇身上体现了希伯来精神中的进取冒险精神。

　　汉德森原来一心想从书本中去寻找真理，可得到的却是他父亲夹在书中当书签用的无数张钞票；他渴望过一种宁静安谧的生活，却与一个不懂得正常生活的女子结了婚，虽然处于物质生活极为富裕的环境中，却感到精神生活极度空虚，因而不断进行内心的探索，为了找到答案，他走向了偏僻的非洲大陆，他要从非洲沙漠的原始部落里寻找生命，带到美国的“荒原”，他要到非洲蛮荒地带，通过一系列仪式，唤醒精神的沉睡，寻求身体与灵魂的完整统一。虽然汉德森非犹太人，但在他的流浪探索中蕴涵了希伯来精神中的崇智求索精神。

　　作为知识渊博的高校历史学教授，赫索格一心关注思想观念和理论，结果沉湎于自我之中，学究气十足，迂腐得有些滑稽，面对纷乱堕落的社会现实，赫索格是孤独的、无能为力的，然而他又是一个为寻求爱和公义而渴望交流的人，但他无法找到、或者不敢面对交流的对象，他为他所处的时代所拒绝，或者说他拒绝了他生活的时代。于是，他在想象中将所有人——活着的或已经去世的、高层官僚或普通大众都当成交流的对象，渴望与这些人们亲切交谈，诉说衷肠；并且他采用了一种既能够交流，又不在场的形式——写信，而且所写的信件一封也不往外寄出。他独自一人在想象中进行精神的流浪，與虚构的收信人一起分享着思想的乐趣，他的精神流浪是对希伯来精神中的忍耐到底精神的一种诠释。

　　在索尔·贝娄的作品中，主人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到处流浪，不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流浪的情节在索尔·贝娄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流浪汉模式，但是，这既非流浪原型的简单移位，也非神话原型在现代的简单循环，而是有了崭新的负载。评论家托尼·泰纳说过：“美国文学中有一种持久的梦想，一种没有公式、不受限制的生活是可能的。在这种生活中，你的运动和静止、选择或拒绝都由自己做主。同时也有一种持久的美国式的恐怖；别人正在使你的生活陷入公式，各种隐而不见的计谋正在剥夺你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权利，限制是无所不在的。”[5]虽然我们从《奥吉·马奇历险记》还能看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子，但是，和传统流浪汉小说中主要叙述外在流浪不同，索尔·贝娄笔下的“流浪汉”——不管是奥吉·马奇还是汉德森不仅要经历身体上的流浪，而且还有心灵深处的精神流浪，更体现为精神的流浪，并且这种流浪并非主要来自于外力的压迫和强制，而是来自于人物内心的召唤。由此观之，索尔·贝娄的流浪汉小说其主旨不是单纯的流浪，而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不是为了逃避，而是社会抗争的方式，因此，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的流浪是自觉的、主动的。“自我实现”这个词对于理解有着存在主义倾向的索尔·贝娄的作品是相当关键的，就像在《雨王汉德森》结尾，汉德森终于明白“每个生存世上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引向深处，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其实，是美国人“心灵的贫困”以及战后的人道主义危机激发了索尔·贝娄民族文化心理中潜在的流浪意识，而不是肤浅的犹太民族典型的流浪史程启迪了索尔·贝娄对犹太民族现实的思考。

　　二、民族独特美学观念的体现——流浪中的乐观主义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怀着无尽的乡愁一代又一代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取得进步，就是因为这一次又一次找寻的努力。人们总是对未来的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种憧憬被击得粉碎，被挤压进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但即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这种潜意识也会时不时地表现出来。总体来看，索尔·贝娄的小说大多有一个“从异化到协调”和从“自我怨愤到自我消失”的结尾。奥吉·马奇发现生活的轴线后，本想找一片清净之地创办孤儿学校，结果未能如愿，而是成了一个贩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当别人問他“你那场追求有意义的命运的战斗进行的怎么样”时，只好自省自嘲地说：“我只是想做正当的事，而我却碰得头破血流，牙齿掉了，心灵受到创伤，十足是个倒霉透顶的战士。”[6]赫索格最后回到路德村的乡间古屋时说：“我对现状已相当满足，满足于我的和别人的意志给我的安排，只要我能在这儿住下去，不管多久我都会感到心满意足。”[7]汉德森最后逃出非洲，带了一个波斯孤儿回到美国，决心重进大学学医，希望将来通过行医使自己的生存有益于社会的其他成员。他们都曾经是孜孜以求的理想探索者，但他们是否真失败了呢？在《奥吉·马奇历险记》的最后，主人公这样说：“也许我的努力会付诸东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失败者，当人们把哥伦布戴上镣铐押解回国时，他大概也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这并不证明没有美洲。”[8]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尽管有着无可奈何的哀伤和痛心疾首的悲怆，但主人公既没有完全失望，也没有走到终点，他们仍在奔向什么，因为他们从未抛弃使人成为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

　　几乎在索尔·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人道主义本来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象征，但现代社会却疯狂地践踏了它，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使索尔·贝娄及其主人公都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于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剩下的惟有嘲弄，憎恶和腻烦。”[9]尽管如此，作为一名不屈不挠的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坚信：“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朋友。”[10]有些东西确实在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历练的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是在追求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捍卫了人的尊严，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在焦虑不安和恐惧日增的现代社会中，“俄耳普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11]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生活中总有那么多无法解脱的悲愁苦难，那么多无法超度的恶行不义，而良知又不时折磨着人的心。于是乎，人变得郁郁寡欢，成天处于心灵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当很多作家都尽其所能，笔墨酣畅地表现所谓异化、孤独、疏离等难以躲避的“世纪病”时，索尔·贝娄的观察角度似乎比他们更拓展一些，既看到人有异化的一面，又注意到人还有被感化的一面，他既没有像狄更斯那样人为地给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安排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也没有像现代主义作家那样悲观失望，而是对人生、对世界保持了一种理智的乐观主义。但是，他何以能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呢？这得益于他从民族性中继承下来的独特的美学观念——非悲剧性因素和悲剧精神的统一。

　　从美学角度看，犹太民族常常陷于非悲剧性与悲剧精神的交织状态中，一方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决定了他们思想观念中的非悲剧性因素，消解了他们情绪中的悲剧性抗争精神，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完全彻底地排除了他们自身意识中的主体性，他们把生命中和生活中所获得的幸福和遭遇的灾祸完全归于上帝，上帝是他们幸福或悲惨遭遇的直接的、根本的决定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牢固的信念：他们所遭受的任何苦难，都是由于对上帝缺乏坚定的信仰或忤逆了上帝的意志，被上帝惩罚造成的。因此，在其他人看来，无论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无论是多么令人不可接受的待遇，犹太人都可以用“冒犯或忤逆了上帝而遭到了上帝惩罚”来加以解释，从而也就把一切不合理的变成了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把一切外在强加的苦难转化成自身的过失而接受，把任何悲惨和苦难都视为自作自受的结果。另一方面，犹太民族又充满悲剧精神，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坚定的宗教信仰，能够“活下去”就是对死亡和苦难的超越，正是由这种精神的支配，犹太人表现出了罕见的忍耐力、承受力和意志力。除了“活下去”的信念和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行为外，每当处于悲剧性的绝境时，他们能够以不屈服的意志，平静地坦然地面对苦难、蔑视死亡，面对最冷酷的事实仍然说“yes”。

　　贝娄所具有的犹太人的感情，使他一方面拒绝接受二十世纪的浪漫主义，相信一切都如上帝安排的那样美好，另一方面拒绝承认人类已到末日，世界必然要砰然倒塌的悲观结论，他认为人类出于自身的局限性，不论经过多少次自我否定，都无法完全认清人的本性，永远无法达到与完全自我和解的境地。人类要想通过外在的世界寻求真正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贝娄不是不可知论者，也没有陷入悲观绝望，他坚信人在精神上有追求美好品质的愿望，也相信世界上总是存在着某种合理的东西。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为此，人类就需要不停地去奋斗和挣扎，在失衡与平衡中寻找立足点，人生的奥德赛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因此“对于小说家，他必须谨慎从事，必须节制，他不该为了纯文学的原因去探索一般的恶。世界不欠他什么，他以小说的名义，对世界表示义愤，并不是他的事儿。他不得期待着，生活为了他的缘故，而保证自身的稳定，或者，保证容纳他的雄心。但是，他不该为了区区琐事而陷入绝望。”[12]

　　正是从犹太民族的独特的美学观念出发，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人物在精神上充满危机意识并不断寻求出路，但并未走向绝望，他们总是能在悲剧性的境遇中保持乐观的态度。经过了苦苦探求后，奥吉·马奇认识到人生的轴线必须是直的，只要静静地等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回到这条轴线上来，生命都能重振，他会活得真正快乐；即使痛苦，也会化为快乐，即使无依无助，也夺不走他的力量。就是四处流浪，也不会使他彷徨迷惘，哪怕社会对他开个大玩笑，搞个大骗局，也未必使他变的荒谬可笑，纵使一再失意，也不见得能剥夺他的爱情。如果生活没有使他觉得可怕，那么死亡也就吓不倒他，别人真情实意的拥抱会使他消除对风云骤变和生命短促的恐惧。[13]由于索尔·贝娄对于人类探索精神家园的执著的乐观的表现，瑞典学院诺在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说“贝娄从未忽视过在咄咄逼人的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的受到威胁的地位，这正是他经常描写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举止或者科学的突飞猛进，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浩劫。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坚信人性善良的反对派领袖。真实当然应该暴露，但真实并不总是充满敌意的。正视真实并不一定完全等于勇敢地迎接死亡。”索尔·贝娄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作品的主人公们还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浪、探寻下去，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过程就不会终止，他们面对困境和失败仍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九死不悔，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使他们的流浪和探寻具有了永恒生命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M]，潘国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2]刘翔：《索尔·贝娄：无与伦比的鸡尾酒调和大师》，广州：《南方周末》[N]，2005年4月14日

　　[3]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4]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5]《西方作家眼中的索尔·贝娄》，广州：《南方周末》[N]，2005年4月14日

　　[6]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页。

　　[7]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7页。

　　[8]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页。

　　[9]余杰：《火与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M]，第196页。

　　[10]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1]宋兆霖主编，蒲隆译，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2]宋兆霖主编，李自修译《索尔·贝娄全集》第十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頁。

　　[13]宋兆霖主编，宋兆霖译《索尔·贝娄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