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楠

　　《欢乐颂》是由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创作的最著名的诗歌之一。后经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为之谱曲，才使这首诗歌广为流传，为大众所熟知。

　　在最初的文稿中，这首诗由九小节构成，每小节有八行诗。在每小节诗的后面紧跟一段“副歌”，即重唱句，诗中以“Chor”标记。

　　Freude， sch?ner G?tterfunken，

　　Tochter aus Elysium1，

　　Wir betreten feuertrunken

　　Himmlische， dein Heiligtum.

　　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Was der Mode Schwert geteilt；

　　Bettler werden Fürstenbrüder，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Chor

　　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

　　Diesen Ku? der ganzen Welt！

　　Brüder - überm Sternenzelt

　　Mu? ein lieber Vater wohnen.

　　（欢乐颂第一段 节选）

　　席勒一直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其作品，并进行了多次修改。在其去世后出版得版本中，作者将最后一段删除，并且将第一段的内容进行了轻微改动。将“ Was der Mode Schwert geteilt”，改成“Was der Mode streng geteilt”；将” Bettler werden Fürstenbrüder”，改成“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

　　欢乐啊，美丽的神奇的火花，

　　极乐世界的仙姑，

　　天女啊，我们如醉如狂，

　　踏进你神圣的天府。

　　为时尚无情地分割的一切，

　　你的魔力会把它们重新连接；

　　只要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

　　合唱 万民啊！拥抱在一处，

　　和全世界的人接吻！

　　弟兄们——在上界的天庭，

　　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

　　（欢乐颂第一段 译文）

　　Elysium出自古希腊神话，是一座受上帝祝福保佑的岛屿。在岛上生活的人们不受死亡的威胁，不必担心忧虑，人人品行端正，其乐融融。欢乐犹如绚烂神奇的火花，照亮人间。此外，作者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把欢乐比作来自极乐世界的仙女。

　　诗中所谓的“时尚”（die Mode）是指当时人间流行的种种不公正的规矩、观念、社会习俗、社会规范、时髦思想、一定时间阶段认为正确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式。“欢乐”的魔力会消除这一切“时尚”，从而使人们从这些“时尚”中解放挣脱出来。为这些观念所分裂的人们，会在欢乐女神的温柔羽翼下，重新团结在一起。人人相亲相爱，彼此成为兄弟。

　　在几次修改中，诗人多次弱化其用词的感情色彩。例如：在最初的版本中“时尚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剑（Schwert），将人们无情的分开”，而在诗人修改之后，去掉了刀剑这一带有侵略性的武器的象征，换用了一个形容词严格的（streng）。“Bettler werden Fürstenbrüder” 意为乞丐能与亲王诸侯称兄道弟，二者地位平等。诗人修改之后，删去了“亲王诸侯”的概念，只是笼统地说成“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

　　虽然诗中提到“所有的人们”，但实际上作者创作的这首诗歌只针对男性。这首诗是共济会的诗歌。（共济会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他们自称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以及美德精神，追求人类生存意义。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尽管作者在诗中提到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但是他只鼓励男性参与到“欢乐的团体”当中去。席勒是男性至上主义者，他认为，女性不应沉迷于政治。所以他认为“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而不是“兄弟姐妹”。

　　虽然诗歌题目为“歌颂欢乐”，但实际上诗人表达了一种博爱的世界主义精神。他认为，欢乐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因和动力。受启蒙运动奉行的世界主义影响，作者强调普遍人性，国家、民族、地域对于其来说并不重要。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世界公民，是超国界的人。在18世纪的德国土地上，邦国林立，没有确切的“祖国”概念。席勒曾说过：德国，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我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写作，我不为任何君主服务。早年我已失去我的祖国而换之整个世界。

　　18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德国文学史上爆发了一场情绪激昂的运动。文坛上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内的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与鼓动，想在落后的德国掀起一场风暴。他们以"天才、精力、自由、创造"为中心口号，要求摆脱封建传统偏见的束缚，主张个性解放，意谓不必言必称希腊罗马，唯法国人马首是瞻，独创性才是文学的根本与命脉。青年戏剧家克令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1831）的一出名叫《狂飙突进》（Sturm und Strang）的戏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种情绪与气势，后来就被用作这个运动的名称。

　　席勒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的贫穷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席勒童年时代就对诗歌、戏剧有浓厚的兴趣。1768年入拉丁语学校学习，但1773年被公爵强制选入他所创办的军事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诗人舒巴特曾称这座军事学校是“奴隶养成所”。在学校里，他受尽违反人性的军事纪律的压抑。生活的艰辛与封建压迫的苦楚，使其产生了鲜明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生性叛逆的他，并不逆来顺受，渴望个性解放与自由，在校期间就写下了反抗暴君的剧本《强盗》（Die R?uber）。幾年后，《强盗》上演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席勒为此遭到奥根公爵的禁锢（公爵不允许席勒进行戏剧创作）。1782年席勒不堪在斯图加特军队中的生活和奥根的专横，终于逃亡到了不属于公爵管辖的曼海姆市。之后他在德国各地流浪，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之后，席勒与共济会会员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克尔讷（Christian Gottfried K?rner）结交为朋友。1785年4月17日，在克尔讷的邀请下，席勒从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迁居至莱比锡城内。在那里，他结实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思想丰富的人们，深受启发。然而，真正给他创作灵感与动力的还是与克尔讷的深厚友谊。

　　席勒在莱比锡城内度过了夏季。在写给克尔讷的信中，他写道：“当我决定要来莱比锡时，我心中有很多期待；当我来到你们周围时，心中更是充满喜悦与幸福，这是我当时没有预料到的。”克尔讷在其《席勒传》一书中写道：《欢乐颂》是席勒在莱比锡创作的。

　　1785年9月13日，席勒迁居至德累斯顿洛施维茨区，并在克尔讷的葡萄庄园居住下来。同年11月时他完成了《欢乐颂》的创作，并于11月29日在《塔利亚》刊物上发表。从创作初期开始，《欢乐颂》就广受人们喜爱。然而席勒对其作品并不满意，他多次修改，甚至将这首诗从其经典书目中删去。其最后一次修改版本在其去世后三年才发表。在一封写给克尔讷的信中，席勒写到：“你对这首诗的喜爱与好感是建立在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之上的。这也赋予了它唯一的价值意义。它是纪念我们友谊的一首诗歌，不是为这时代创作，也不是为德国诗歌文坛创作的。”

　　尽管这首诗歌十分受欢迎，但席勒从不把它视为杰作。席勒为什么不满意其作品呢？

　　狂飙突进运动的参加者用他们奔放的感情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等级偏见的反对和对封建社会中“不自然”生活的见解。但是他们只停留在不满现状上，陶醉在他们自己的狂飙呼啸声中，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由于德国市民阶层的软弱和妥協，他们在政治上也缺乏斗争精神和争取胜利的信念。因此狂飙突进运动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等级社会，第三等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是大革命所承诺的理性王国并未出现，社会制度的变更没有带来道德观念的提升。人们高涨的情绪渐渐平息。

　　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他们深感自己无力改变现状。于是青年时期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激情被成熟时期的凝重和深沉所取代。世间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任何想要摒弃一切限制与规则的斗争都是无用的。而承认和接受限制的存在和必要，但不为其所控制，才是可取之道。

　　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歌德写了《葛兹 冯·伯利欣根》，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

　　人们推测，席勒是迫于封建势力的压力而不得已多次修改其作品；也有人认为，席勒逐渐认识到，仅凭一腔热血，在文学作品中抒发自己如狂风暴雨般的情感，而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认识到这点后，席勒只能无奈地向社会现状低头。不论是哪种原因，其结果都是，作者多次修改其作品，使其用词语言缓和。

　　许多作曲家都为席勒的诗歌谱曲，其中最著名的，最广为流传的当属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为之谱的曲。贝多芬本人正是席勒的忠实崇拜者，这首《欢乐颂》也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诗作之一，席勒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对自由、平等生活的渴望，其实也正是一直向往共和的贝多芬的最高理想。所以作曲家一直希望能把席勒的诗词编排到自己创作的音乐中。22岁时（1792年）就有把这首长诗全部加以谱曲的想法，但当他53岁时才完成第九交响曲（1823年）。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构思编排。开始创作时他不确定，是以合唱形式还是纯乐器演奏的形式结束此乐章。直到1823年末，他才决定要以合唱形式作为结尾。这在当时是十分新颖、大胆的做法。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也因此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著作。

　　直到暮年贝多芬才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手稿。为了保持创作激情和状态，贝多芬先后搬了四次家。终于在埋头一年半之后，在1823年的年底，完成了这部凝聚着贝多芬人生哲理的著作。虽然经历的时间不算短，但作品的创作还是比较顺利的，几乎是一气呵成。然而在排练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贝多芬的这部作品中，有不少段落演奏起来颇具难度，需要乐手有扎实的功底和优秀的技巧。而且《第九交响曲》也是贝多芬唯一一部引入人声的交响曲作品，其中一些高难度的段落令当时参加首演排练的歌唱家的表现不够完美。他坚持追求完美的信念，没有改动一个音符。为此，演出日期不得不一改再改。

　　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排练逐渐有了起色，并且越来越好！终于，在1824年5月7日，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音乐会隆重举行！这次演出可谓盛况空前，久违的欢呼、久违的热烈，重新回到贝多芬的周围。

　　但是他仅挑选了诗的第一节、第二节前半、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后半作为乐章的歌词，并且自己为此曲填写了开头部分歌词：

　　O Freunde， nicht diese T?ne！ Sondern la?t uns angenehmere anstimmen，und freudenvollere.Freude！ Freude！

　　（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欢乐！欢乐！）

　　贝多芬认为这样重新编排歌词，重复咏唱席勒诗歌的主题中心诗句，更能表现出对欢乐、自由、平等的呐喊追求，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歌词中所表现出的理想社会正是欧洲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首歌成为了现今欧洲联盟的盟歌、欧洲委员会会歌。

　　1955年共济会会员就开始提议将贝多芬的谱曲确立为欧洲的圣歌。自1972年以来，此曲调正式成为了欧洲委员会会歌。此外，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例如除夕夜，人们也会演奏这首歌。应欧洲委员会的邀请，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编排了三种乐器演奏版本：钢琴演奏版、管乐器演奏版和管弦乐团演奏版。1985年起，由其编排的乐器演奏版本（无歌词）正式成为了欧盟盟歌。因为欧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不尽相同，为了公平起见，也为了体现音乐的兼容性，所以这首由贝多芬谱写的曲子，不包含席勒创作的文字，被确定为欧盟盟歌。

　　在《欢乐颂》中，席勒以热情激昂的话语呼吁人们相亲相爱，忘记彼此的仇与恨，期望着一个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世界，这也成为了全人类向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