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活跃在建安时期的曹操是对文学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一方面他的文学政策对当时的士人起着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对当时的文学起着示范作用。本文通过对曹操诗歌的分析，再结合当时其他文人的文学创作，力图说明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端直刚健，情绪上慷慨悲凉，且建安文学的形式体裁已经完备。
关键词：建安文学；曹操；端直刚健；慷慨悲凉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人。他不仅是魏国的奠基人，也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自公元一九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但这里的建安文学并不单指建安时期的文学，“应以太和六年（232年）为界，理由是建安文学最重要的作者曹植于本年病卒，建安其他重要作者在此前基本都已谢世，所以这是建安文学的终结。而正始文学的主力阮籍、嵇康，此时尚未步入创作高潮”（《魏晋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 徐公持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页）。这一时期是曹操逐步平定北方，鞭挞宇内时期，由于他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相对开明的用人政策，其周围迅速聚拢了一大批文人士子，即后人所谓的“邺下文人集团”，它以“三曹”为中心，“三曹”的核心又是曹操，所以曹操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引导示范作用。曹操今存诗歌二十二首，从主题上大体可以分为叙事、述志、咏史和游仙四大类。其诗歌数量不多，但内容广泛，质量较高，为我们从中管窥建安文学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一、内容端直刚健
《薤露》和《蒿里》是曹操叙事诗的代表作：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
这两首诗内容上一脉相承，从开始汉帝“所任诚不良”到“賊臣持国柄”再到“兴兵讨群凶”最后“嗣还自相戕”，非常简洁地叙述了从中平六年到建安二年九年间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曹操以军国大事入诗，反映出他强烈的历史感，其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句，表现出他关心人民苦难、悲悯苍生的情怀。“乱世之音怨以怒”，他的诗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造成这种局面的“賊臣”的不满，暗暗显示出其“齐家治国”的决心。曹操是个杂家，在用兵方面他崇尚兵家法家，但在“经国治世”的文章中则更多地流露出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纵观整个建安时期，天下大乱，民生凋敝，这种儒家式的“惟歌生民”在其他作者中也都大量存在，如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阮瑀的《驾出北门郭》：饥寒无所食，举动鞭捶施。。“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末的“变风变雅”有强烈的悲悯情怀，反映出建安文人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民深切的同情，透露出他们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故而内容端直刚健。端直刚健出自《文心雕龙·风骨》：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它指思想内容的充实，与浅薄相对应。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中说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往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正是由齐梁间诗多写男女之事，内容浅薄而没有寄托，才会被陈子昂所诟病，而“骨气端详”的明公诗则深受他的深受赞赏。
二、情绪慷慨悲凉
《文心雕龙.时序》篇论建安文学时说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这里的“慷慨”盖是化用了曹操的诗句：去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说文》中说，“忼，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古之慷慨，即今之慷慨悲凉，纵是有酒当歌，然而时岁有限，命有穷尽，不免徒生悲凉。这种“古诗十九首”式的慨叹在曹操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如《观沧海》中的“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步出夏门行》中的“老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这两首诗的落脚点都是积极雄健的，但由于建安时期本来就是曹操生命的后期，加之统一的大业眼看还非一时之事，虽然“壮心不已”，但毕竟已经是“烈士暮年”了，诗中流露出的悲壮之情也显而易见。其实不光曹操喜发悲情，这种慷慨悲凉的情绪几为建安时期的一种风尚，如曹植有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干》）；王粲《登楼赋》：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阮瑀的无题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正如前文所言，建安文学的慷慨悲凉根植于建安时期社会和自然的恶劣土壤，但除此之外，诸凡远出、怀人、离别甚至亲友赠答和实用文体也常有生命之思，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日月悬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外物牵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明明是论文学的议论文，为什么还要强加生命易逝的悲叹呢？建安时期的文风，可能还深受古诗十九首文学传统的影响。古诗十九首中流露出的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的忧思，在建安时期部分发展为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但更多的，由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晕染，建安文人与社会现实的接触更多，眼界也更广大，因而这种忧思进一步深化，渗透到有文学参与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文所举阮瑀的无题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与“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和“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等等句恍出一人之手笔，就说明了建安文学的文风陈因古诗十九首，但上文引曹丕《典论·论文》中的结尾句，显然超越了古诗十九首的个人狭隘心理，对生命的忧思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慷慨悲凉是主体个人的生命体验，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它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心理的自觉，表现在文学中，即是文学的进一步自觉了。
三、诗歌形式体裁完备
自《楚辞》之后到汉代，由于诸侯割据，策士横行，因而阐述各家思想的散文大行其道，诗歌领域的成就很低。汉代赋又相当发达，文人诗的价值低，所以建安以前的诗歌很是凋敝。旋至建安，久受压抑的诗歌发展很快，不仅因为其中所传达出的特定思想内容而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这一时期，诗歌自身的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从诗歌形式体裁上来说，曹操的诗歌成就最大的当是四言诗，如《观沧海》、《龟虽寿》等，至于丕、植兄弟和“七子”，则是以五言诗创作为主，比如王粲的《七哀》、刘桢的《赠从弟》、曹植的《白马篇》等等，都是五言诗的佳作。此外，值得一提地是七言诗，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王夫之曾赞誉它：倾情傾色傾声傾度，古今无两。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它的价值都很高。诗歌最早以四言为主，但自《诗经》以后，优秀的四言不多见，至建安，曹操算是把四言推向了一个小高峰，他以后，嵇康、陆机、陆云等都有四言留世。五言诗兴起于汉初，佳作最多的是乐府，建安时期五言诗才算真正入“文人法眼”，文人五言诗大量兴起。七言在《楚辞》中就存在，汉代的七言歌谣不少，但因“体小而俗”（傅玄《拟旧愁诗》序）而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一直不被文人重视，至《燕歌行》，七言开始进入文人创作的形式体裁范围，盡管其最后的繁荣是在唐代，但它毕竟是在建安时期成熟的。建安时期四言、五言（古体）、七言（古体）都比较成熟，算是诸体皆备了。诗歌形式体裁的多样性和固定化，使其自身传情达意的功能增强，也有利于诗歌内部要素（如格律、声律等）的进一步完备和发展。
四、小结
曹操的诗歌混茫壮阔、古朴苍凉，艺术个性鲜明，这是其诗作的个性，但他的纪事诗描写生民多艰，内容端直刚健，咏史述志诗一方面有着帝王老当益壮的博大胸怀和积极用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流露出那个时代人所共有的生命易逝的慷慨悲凉，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和情绪上的共性。另外，从曹操及诸子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安文学的形式体裁已经大体完备并趋于成熟了，这对后来齐梁时期诗歌的音律化和唐代诗歌的格律化都有奠基作用。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觉醒期，不管是思想内容还是体裁形式都为后世树立了标杆，以后文学的发展大都沿着它的套路深化，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十分巨大。
参考文献：
[1]徐公持.《魏晋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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