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处世方式;隐逸山林;屈志入仕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1]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衰弱之世,更是一乱世,然而思想却极其解放。“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古代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值此衰乱之世,何去何从,困扰着这一代士人。从《世说新语》中士人的用舍行藏、言行举止,我们也许可以窥探出魏晋士人的处世方式及其内心的悲欢苦乐。
一、隐逸山林
隐士自古作为一种与执政者相对立的角色存在着,自先秦便已产生。如许由、巢父,如伯夷、叔齐,他们被后代士人称颂推崇,引以自喻,一直传唱不休。在乱世之下,士人既要保全性命,又要坚持操守。隐逸山林,也许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真正的隐士不只是贪图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心怀天下,在江湖而心系庙堂,在草野而关心国政。因此,他们既是隐士也是斗士,既旷达洒脱,同时又愤世嫉俗。
在魏晋时期,老庄思想大盛,孔孟思想受到了冲击,隐逸思想、玄论之风广布。《文心雕龙·论说》中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3]。竹林七贤“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便是典型的隐逸名士,他们饮酒清谈,“口不臧否人物”,“外物不足怫其心”,魏晋士人的隐逸心态、旷达情怀从《栖逸》与《雅量》中也可见一斑。
江湖与庙堂往往对立。士人不愿屈从于政权,便驱车驾舟寻觅自己的栖息所,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往往表现出言行奇特,举止怪异。从《任诞》与《简傲》中也可窥探一二,如刘伶裸形见客,如阮籍白眼示人。然究其心态,处世太过消极则往往苦闷压抑,心有块垒,无法排遣。如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则恸哭而返”。太过锋芒毕露,也会得罪权贵,被杀身之祸。如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4]“言论放荡,非毁典谟”[5],得罪了钟会,亦为司马氏所不容。可见乱世之下的士人时乖命舛,多带有悲情色彩。
二、屈志入仕
魏晋时期礼教瓦解,老庄盛行,屈志入仕,既是受道家贵生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乱世之下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出路。在《世说新语》中屈志入仕的便有山涛、向秀及嵇康之子嵇绍。山涛初与嵇康、阮籍“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后却入仕为官。《栖逸》中云,山涛“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嵇康与书告绝”。《政事》中云,嵇康被诛后,山涛又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嵇绍从之。后人对之非议不已。向秀前期与嵇康、吕安友善,有拔俗之韵,“常与嵇康偶锻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雅好老庄,旷达洒脱。但后期屈志入仕,也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言语》: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秀前后反差,大令人嗟叹。然其“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可见向秀入仕只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其写下的《怀旧赋》实则是其当时心态的写照。“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赋中感念昔日,怀悼故友,字里行间,饱含哀伤。其实也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一种感怅。自古入仕他朝,便是不忠不义,多被士人所不齿。他们看似荣华在身,其实内心亦深自感怅,却不为人知。
乱世之下,每一个人都会依照各自的性情及当时的处境选择各自的人生,选择各自的处世方式。屈原与渔父自古便是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代表。魏晋士人的思想自由、解放,同时又矛盾、复杂。一个人不会仅仅局限于一种思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魏晋名士“表面上毁坏名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亦“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6]犹如阮籍饮酒旷达,但也穷途而哭。乱世之下士人多有双重人格,带有浓郁的悲情色彩,看似风流,其实并不快活。
参考文献: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刘义庆著.劉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作者简介:刘延军(1989–),男,山东滕州人,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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