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水浒传;主题;农民起义说
关于《水浒传》主题，向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950年，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一文开“农民起义”说之先河，该说法得到学界的一致推崇，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至今，各大高校通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仍袭用这一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水浒传》反映农民革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笔者也认为这一学说缺乏依据。
一、“农民起义”说的提出
“农民起义说”形成于建国后50年代初，学界普遍认为，此理论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率先提出“农民起义”说的是杨绍萱，在《论水浒传与水浒戏》一文中，他指出：“《水浒传》这部小说被称为历史上的杰作，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主要的便是写阶级斗争写得很炽热”。“农民起义”说由此而来。
杨绍萱观点的提出有其历史根源。早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中，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就把《水浒传》、《金瓶梅》两部小说解释为“皆政治小说而寄托深远者”。这种提法，开创了《水浒传》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先例。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传统学术观念开始转变，胡适、鲁迅等人提出“反政府说”，阶级斗争开始被引入《水浒传》研究中。值得提出的是，陈独秀在《水浒新叙》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视角，以浓厚的阶级政治色彩，从农夫和公子王孙对立角度去分析《水浒传》的主题。陈独秀指出：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稷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可以说陈独秀对《水浒传》的阐释，为“农民起义”说之滥觞，建国初持“农民起义”说观点的学者都受其影响。杨绍萱、王利器等都列举“赤日炎炎”等句，来证明《水浒传》写的是农民革命，从而论证《水浒传》写的是“官逼民反”，写的是农民起义的作品。
那么，《水浒传》“农民起义” 说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无进一步商榷之点确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梁山起义队伍的性质，梁山起义队伍“招安”问题，《水浒传》版本的流传三个方面对“农民起义”说提出质疑。
二、梁山起义队伍的性质
何谓农民起义？最具权威性的《辞海》解释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往往发展为农民战争。”判断起义的性质，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的组成部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既然《水浒传》被认为是“讲述农民起义”，那么从起义军队伍的领导成分或者骨干力量看，应该主体为农民，即便不是农民，至少也要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
（一）队伍人员构成
《水浒传》是部英雄传奇，梁山一百零八单好汉是起义军的骨干中坚力量。按照出身或职业，大致有地主贵族、胥吏狱卒、无业游民、手工业者、山头盗匪等。而农民只有被称之为“九尾龟”的陶宗旺，书中写他“祖贯是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亦能使枪轮刀，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水浒传》四十一回）。”在一百零八人中，陶宗旺排名第七十五位，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只负责修筑城垣，最后攻打方腊时被箭射死，马踏身亡。在起义军队伍主体里，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农民，而排名又太低。那么，和农民比较接近的阶层还有渔民和猎户。渔民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人，猎户有解珍、解宝两人，把渔民、猎户和农民归为同一个阶层，仅仅只有六人。这六人还抵不上零头，在梁山的分量太轻。所以，梁山的路线，是绝不可能以这些农民阶层为中心来发展。
（二）阶级斗争实质
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农民的对立阶级为封建地主，体现农民斗争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水浒传》并没有反映阶级斗争的本质特点，很难从作品中看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所引起的反抗斗争的正面描写。在《水浒传》中，也有一系列的斗争：三打祝家庄，是为山寨报仇;攻打高唐州，是为解救孔明叔侄;赚华州，是为救卢俊义和石秀;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两赢童贯 、三败高俅，是为了保卫梁山泊本土。这些斗争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根本就没能体现土地诉求。既然如此，这支队伍被冠之为“农民起义”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三）革命纲领口号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是平均主义。从历史中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看，一般都有纲领口号。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声势最为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颁定《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土地纲领。观之梁山起义，不是提出“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纲领，而是高举“替天行道”大旗。所谓“替天行道”，就是为国尽忠，为朝廷效力，铲除奸佞，确保赵氏王朝天下平安无虞。虽然梁山的头领绝大部分因为朝廷权奸而被逼上梁山，但并未想要反叛朝廷。宋江聚集梁山，堂设“忠义”为名，旗上大书“替天行道”。梁山队伍不侵州夺府，不骚扰百姓，不改元建制，不称王立号，只盼早日招安，为国效力。由于梁山起义的主体不是农民，也不能深刻地代表农民阶级及其阶级利益，更不能提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革命纲领，因而很难称得上是农民起义队伍。
（四）统治阶级态度
尤为一提的是，在《水浒传》中，还有一支起义军队伍，就是方腊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与梁山起义完全不同性质的起义。方腊是山中樵夫，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为国主，和宋王朝势不两立。宋江招安后，率众镇压方腊起义军，根本上就决定了梁山起义军队伍的性质。对于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认为是心腹之患，欲铲之而后绝。对待梁山起义军队伍，封建统治者镇压不成，便以利诱之归顺朝廷，招安后论功行赏。对待方腊，对待这支与封建王朝作对的队伍，朝廷严惩不贷。对方腊擒拿不行，还要押到京城“凌迟”处死，示众三日，方可解恨。从《水浒传》中统治者对待宋江、方腊这两支起义队伍的态度可以得知，宋江所领导的起义队伍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
三、梁山起义队伍的“招安”问题
“受招安”问题，在《水浒传》思想主题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招安”的认识理解直接关系到对作品的整体定位。一般而言，武装反抗有三种结局：一是推翻封建王朝;二是被统治者消灭;三是投降招安。《水浒传》梁山起义军队伍就是选择招安这条道路，对于招安及其悲剧结局，持“农民起义说”的部分学者认为，这表现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局限性。但到底该怎样认识招安呢？
从宋代的社会性质看，招安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为防止武官专权，把精锐部队集中在京师，努力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了不使权贵看重皇位，朝廷鼓励他们“多积金钱，厚自娱乐”。朝廷官吏腐败，冗官冗禄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国力衰败几乎让宋王朝在各方面都萎靡不振。对外敌一贯割地赔款、称臣求和，对内乱武力镇压的同时却大量采用招安的办法。以往朝代的统治者将招安作为镇压的一种手段，而宋代是将招安作为一项安定内乱的基本国策予以实施。
宋朝的国势不振、吏治腐败、阶级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看看历史中的宋江起义。《宋史·徽宗本纪》：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列传》记载了这一经过：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根据史载，宋江等人结局是投降朝廷，但是是在战斗失利情形下被迫的选择。而《水浒传》在不违背史实原则的基础上，创作出宋江是在梁山事业兴旺发达的情况下主动招安的。起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杀了东京，夺了鸟位”，但宋江等人却甘愿投降朝廷，关键在于宋江等人“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要做国家的忠臣良将。
梁山起义招安的结局是悲惨的。征方腊，“十去其八”，折了大部分人马，但得胜回朝之人亦难逃厄运，其原因当归咎于奸邪残害忠良。在《水浒传》最后一回目里有这样一段评论：
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是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正是奸臣专权当道，为所欲为，才导致宋江喝毒酒身亡。临死之前，却振振有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作品通过对水浒英雄的招安和悲惨结局，凸显出“忠义”的主题思想。
四、《水浒传》的版本流传
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是《水浒传》传播史与批评史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水浒传》在明代流传都冠以“忠义”二字，书名叫《忠义水浒传》，或者叫《忠义传》。正如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所称赞宋江为“忠义之烈”，是因为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这种言论无疑是与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一致的。试想而知，在封建社会，写农民起义公开造反的小说，怎么能谈得上“忠义”呢？
到崇祯后期，金圣叹腰斩水浒，把后面梁山英雄受招安、征方腊等事件给删去，所谓“削忠义而仍《水浒》”，并且通过评点大骂宋江“假忠义，真强盗”，凸显了《水浒传》中的反抗性内容。评点本由贯华堂刊行，书名定为《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忠义”二字也删去。至此，《水浒传》由推崇变成禁毁。据《明清内阁大库史料》记载，
崇祯十五年，朝廷发出的第一道禁毁命令：
兵部为梁山寇虽成擒等事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崇祯十五年六月日本（部）尚书陈等具题，十五日奉旨：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
据此规定，严禁再在梁山聚众，同时严禁私藏《水浒传》以及刻书原版。从此，禁毁《水浒传》的律令正式颁行，范围遍及全国。其时正是明王朝灭亡的倒数第二个年头，明末政权风雨飘摇，外有满族铁骑虎视眈眈，内有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因此，统治者有心无力，无法真正禁绝《水浒传》的传播。然而，此事首开统治阶层明令禁毁《水浒传》的先例，成为了《水浒传》传播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
清代统治者也沿袭这一规定，多次颁布禁毁命令，几乎每次禁书令中，《水浒传》都名列其中。（参阅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不管崇祯末年是否针对金本，但不到两年明朝灭亡，清代多次禁毁《水浒传》都注明“即《五才子书》”就说明是针对金本的。事实上，清代所流行的《水浒传》都是金批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出版了全本。从历代对不同的《水浒传》版本的赞赏或禁绝的态度方面分析，其最终功用都体现出，统治阶级视《水浒传》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赞赏和禁绝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水浒〉新叙[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宋浩庆 ，试探〈水浒传〉的主题思想[J].北京社会科学.1999（4）.
[5]戴云波，葛传彬，〈水浒〉故事演变与农民起义 [J].复旦学报.2001（3）.
作者简介：王艳梅（1984–），女，瑶族，湖南永州人，就职于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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