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撒谎的村庄；宝贵的秘密；城市想象；乡村伦理；文化身份
在城镇化迅猛发展和“欲望化叙事”呈泛滥之势的今天，重提小说创作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在其卓越的小说创作中描绘出湘西世界的“乌托邦”来对抗其眼中虚伪、羸弱的城市道德和文明，彰显乡村人性的美好和生命力的蓬勃。这种现代性启蒙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创作，成为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使命和担当。尤其是对原生地为乡村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在城市文明的土壤里成功转型之后，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必然采取“边界写作”的姿态，一方面寻求对原生地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小說创作中，现代性启蒙往往表现为一种“城市想象”下的乡村伦理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前提，观照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撒谎的村庄》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宝贵的秘密》，我们可从中发现这样的文化“密码”。
一、“城市想象”：美好的乌托邦
《撒谎的村庄》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地点是广西火卖村，这个村子“不通公路，惟一一条通往外面的路是祖祖辈辈踏出来的[1]”，显然，这条路在小说中具有隐喻意义，它是联结火卖村与外面世界的桥梁和纽带，电影放映员苏放和照相师傅蓝宝贵正是通过这条路将外面世界的气息带入火卖村，引发了土生土长的火卖村女孩韦美秀的无限想象和向往。
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打开了乡村闭塞已久的通道，却也凸显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对立。对于在经济上落后和地理环境上处于闭塞状态的乡村来说，“城市”首先表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和想象。《撒谎的村庄》中的苏放和蓝宝贵虽然来自于公社，但是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火卖村的人来说，苏放和蓝宝贵代表着城市世界。电影、照相，对于当时的火卖村人来说，就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壮族女孩韦美秀先后“失身”于苏放和蓝宝贵，如果说第一次与苏放发生关系是因为苏放的引诱，那么后来与蓝宝贵发生关系则变成了美秀的主动勾引。美秀的动机并不能单纯地用爱情来解释，她所企盼和向往的是乡村之外的那个城市，相比贫穷落后而且单调的火卖村，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诱惑力不言而喻。而苏放和蓝宝贵正是承载了美秀关于“城市想象”的两个符号，也是她惟一能够藉此实现心中愿景的纽带。但美秀的这种欲望和诉求一开始就遭受挫折，她虽然年轻、漂亮，但其乡村人的身份却让具有优越感的苏放拒绝她进入自己的世界。苏放的始乱终弃虽然带给美秀巨大的伤痛，但蓝宝贵的出现再次给了她亲近城市的机会。小说作者凡一平为了实现这一企图，甚至让火卖村的年轻男人们在小说中集体缺失。乡村世界中年轻男女们之间的情爱和富有野性的生命力在美秀的“城市想象”面前黯然失色。美秀对城市的憧憬和向往并非单纯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裕和优越，更多是精神上的诱惑和依赖，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企盼。从这点上来说，《撒谎的村庄》这部小说中的美秀尽管最终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悲剧命运，但她却和男主人公蓝宝贵同样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
城市想象也是火卖村人的集体想象。蓝宝贵入赘火卖村后，上至代表最高身份和最大权力的老村长，下至刚入学堂的孩子，在蓝宝贵面前保持着一种谦恭和敬畏，这既是来自于壮乡人骨子里的淳朴和善良，更是对于蓝宝贵所象征的城市文化身份的一种尊崇。火卖村的孩子们对于他们的老师蓝宝贵坐过飞机和见过毛主席（实际上这是蓝宝贵编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表现出无限羡慕甚至是崇拜，坐飞机和见过毛主席在小说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作为来自城市的诱惑，它们激发了孩子们对外在世界的向往，成为孩子们“城市想象”的表征。在由《撒谎的村庄》改编而成的电影《宝贵的秘密》里，蓝宝贵上课时使用的那一张中国地图，是关于“城市想象”的另一个文化符号，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意识形态。
二、乡村伦理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在小说《撒谎的村庄》中，“撒谎”主宰着火卖村人们的生活，成为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这个看似违背常理的法则揭示了火卖村人的生活态度、乡人情感和生存理念，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种奇特而真实的乡村伦理。
美秀生下龙凤胎后，为了不暴露孩子父亲不是蓝宝贵的事实，火卖村人集体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对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回来的蓝宝贵说美秀是被牛撞了之后导致早产生下孩子。这样做的动机既有对弱者美秀的同情，揭示出火卖村人骨子里的善良和仁爱，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火卖村人面子和尊严的维护。火卖村人不惜忍受着因撒谎而带给自己的委屈、不安和折磨，也要竭尽全力维护这个谎言，这种行为无疑展现出火卖村人的高尚品质，乡人的狭隘和自私自利在火卖村并没有成长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尊严。小说中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乡村伦理的揭示：“总之最后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参与了近来，共同编造了韦美秀早产的谎言。早产是意外的事情，是要有原因的。于是，韦德全家这头牛就被牵了近来，充当韦美秀早产的罪魁祸首。六年了，火卖村的人极力地保护着这个谎言，像保护自己的水缸一样，做到滴水不漏。包括牛的主人韦德全，他比村里的任何人都做得好，也活得最难、最苦……以致于如今精神失常，疯疯癫癫。”[1]为了他人可以牺牲自己，这就是火卖村人朴素而真实的乡村伦理。
被众人欺骗的蓝宝贵得到了上至村长下至孩子们的尊敬和关照，火卖村的乡村伦理再次显示了其神奇的力量。应该承认，这种乡村伦理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它也体现了火卖村人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苏放对美秀的始乱终弃是火卖村人共同的耻辱，乡村世界的价值观念遭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于是与苏放有着共同城市背景的蓝宝贵成为了这种冲击之下的牺牲品。小说在这里表现了一种“无法调和的、杂揉的边缘文化”[2]，火卖村在小说中具有隐喻意义，可以解读为是壮民族文化的表征，体现了生活在这里的壮族人民对自身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在火卖村人“撒谎”的生活中，展示的是壮族人民的善良、仁爱、隐忍和坚毅。对于身为壮族作家的凡一平来说，火卖村实际上是一种乡土记忆，是能够代表其壮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符号，凡一平曾说：“我从小生长在这样的村子里，那时候村长总跟我说，翻过这座山就是首都北京了，长大后才知道隔着千山万水，所以总梦想把童年的事情拍出来。[3]”在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中作何选择，既是火卖村人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表征，也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壮族作家边界写作的特质。以2005年出版《撒谎的村庄》为标志，凡一平的小说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城市小说为主，后期转向了乡土小说创作，着力于表现壮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统一，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
三、 “忠实”与创造
一直以来，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都存在着一个“忠实”与否的问题，学术界从“忠实”与否来评判影视改编作品成败的不乏其人，但小说和影视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其表现方式和对象选择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要求影视改编作品绝对忠实于小说原著显然缺乏合理性，忠实与创造才是影视改编应该遵循的准则。
作为书名，“撒谎的村庄”体现出极强的修辞功能。“村庄”一词的内涵已经超越地理学意义上的某个空间，而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在小说中其具体所指则是广西一个偏僻、落后的壮族村子。 “撒谎”则揭示了这种集体无意识所体现出来的乡村伦理和民族文化身份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撒谎的村庄》改编的电影《宝贵的秘密》在命名上消解了小说的深度，更着力于挑动观众的窥探欲望。
应该说，由《撒谎的村庄》改编拍摄的电影《宝贵的秘密》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忠实”原则，小说《撒谎的村庄》中所讲述的故事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形象等都在電影中得到了忠实的呈现，惟一较大的改变是吴欢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主要通过苏放的回忆作了一些交待，但在电影中吴欢却有不少正面镜头的呈现，比如她和蓝宝贵在北大读书时的交往，以及后来她独自一人悄悄来到火卖村寻找蓝宝贵，这在电影中成为一条重要的情感线索，对表现蓝宝贵留守火卖村作出的巨大牺牲和由此体现出来的道德高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与小说这种纸质媒介不同，电影需要考虑到观众的视觉观感和情感效应，吴欢作为“女二号”在电影中的出现大大增强了电影剧情的戏剧性效果，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被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所打动，对主人公蓝宝贵倾注同情的同时感叹时代的变迁，而对于原著小说中作者所着力表现的以火卖村人为代表的那种独特的乡村伦理和壮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会不同程度地忽略。不得不说，这种“文化变异”是小说的电影改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事实，体现出小说和影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在面对各自不同的受众时必然要作出的选择和调整。
参考文献：
[1]凡一平.撒谎的村庄[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52+97.
[2]Homi Bhabb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4，225.
[3]陈旧.《撒谎的村庄》热拍，村民围观江一燕“激情戏”[Z].http：//www.sina.com.cn.2007-7-3.
作者简介：胡国威（1973-），男，湖南娄底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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