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说新语·简傲》记述了魏晋名士的一些“简傲”行为,表现士人“简傲”的性格。在他们看似傲慢的行为中,是对礼教的反抗,对统治者的蔑视,也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观。其产生于魏晋时期,是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士人们以自己简慢高傲的行为做出无声地反抗,借傲慢放诞的行为举止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这种“简傲”的性格特点也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文人,其在为塑造中国古代文人性格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关键词:世说新语;简傲;原因
“简傲”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蜀志·简雍传》中,书中记载简雍“性简傲跌宕”,指的是简雍简慢高傲的行为。到了《世说新语》,单列“简傲”一条,记述魏晋士人的一些桀骜不驯的行为,指士人疏简傲物、不拘礼节的性格。“简傲”原本是指一种轻慢无理的举动,但到了魏晋,士人多是出于对世俗的反抗,以及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故意做出各种简傲的行为,并形成一股慢世之风,《世说新语·简傲》中的故事是对当时士人清高的赞誉。
《世说新语·简傲》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他们的简傲行为是反抗司马氏的统治,以及反抗当时的名教。钟士季慕名前来拜访嵇康,而“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嵇康个性耿直,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贵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对于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采取傲然藐视的态度,嵇康最终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二是记述王、谢氏高门大族子弟的简傲行为,他们的简傲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书中对他们的记述中也含有一些反抗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士人们高度强调个体的生活感受,重视自我观念的人生态度。“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王徽之率性而行,是潇洒风流的名士,表现出魏晋士人“贵适意”的生活态度。
士人“简傲”行为在魏晋时期普遍存在,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引起当时世风的变化,其中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儒家礼教衰微,玄学兴起,佛教、道教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风气上的自由,给士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士人开始大胆肯定自我的价值,有力的冲击了传统礼法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同时,汉末以来持续的社会动乱,人口大量死亡,使士人们意识到生命是不可掌控的,他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并表现出对现世生活享受的赞美。《世说新语·识鉴》提到“人生贵得适意尔”,即体现了魏晋士人典型的“贵适意”的生活态度。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及时行乐”是士人对理想破灭,仕途失意的无声反抗。魏晋时期士人的“简傲”,一方面,有富足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士人们可以完全不顾外界环境,简傲,自恃。另一方面,玄学思想也为士人们的思想注入了超越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悠游心态,使他们的生活品质与精神品味显得俗中有雅。
具体来看,阮籍,嵇康处于三国魏时期。当时司马氏父子公然篡魏位,“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暴露无遗,士人们认识到自己重建“名教”的失败,开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念,即超越具体礼制的约束,而追求人性的本真、自然。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对当时“名教”的不满,借以对司马氏篡权进行批判。同时,他们的“简傲”性格也是受玄学影响而产生的。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是从老庄学說中发展而来,它不仅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当时的士人几乎都受到玄学的影响。此外,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士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降低,逐渐由关心社会转向关注自我感受。
王、谢贵族子弟的“简傲”多表现于东晋时期。东晋初期,西晋士人放纵的生活方式在东晋初期依然保持着。东晋偏安一隅,社会相对稳定,但官场黑暗腐败,所以士人依然选择远离政治。当时的选官用人制度为世家大族子弟的“简傲”性格提供了经济基础。其沿用了汉代的选官制度,,国家机构官分九品,越是世家大族,品级越高。士族家庭在政治上位居上品,属于“清流”,他们掌控着国家中枢,把持政治、军事大权,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在经济上,士族有荫客、荫族、和免除徭役的特权,因而世家大族子弟活得潇洒率性,个人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从容不迫地得到发展。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保证了世家大族居高位掌政,同时,长期的养尊处优,缺少竞争,也使其子弟滋长了清高,骄奢的风气。
魏晋士人表现出的简傲是士人们的觉醒,也影响了后代文人的行为。王绩,《唐才子传校·王绩》记载王绩为人“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王绩推行礼乐之道,但不切合时代需要,不能为当时统治者所用。他因此退守田园,并常借老庄之说发泄自己的愤世嫉俗,曾以阮籍自比,表现出放达简傲的名士风度。李白,其傲世的态度为世人所共知。他对阮籍十分推崇,尤其是在被谗去朝以后,在诗中常提到阮籍。从李白纵酒狂放,傲视王侯的行为中,都可见阮籍对他得出影响。发展到后期,“简傲”开始被赋予了贬斥的意味,如在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中提到“简傲不可谓高,谄谀不可谓谦,刻不可谓严明,苟酷不可谓宽大”,其意为奉劝人们,不要把轻忽傲慢看作是高雅之举;《曾文正公嘉言钞》中:“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这是曾国藩期望李鸿章能够克服简傲的习气,谦和待人。
参考文献:
[1]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
[2]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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