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论文拟从身份的角度，以劳伦斯的四部代表作品《儿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中的主要人物身份的焦虑为研究对象，对每部作品中主要人物在追求僭越的身份过程中所触发的身份的焦虑的原因、影响及后果进行剖析，得出身份焦虑与身心病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身份的焦虑能够带来悲剧性的后果的结论。
关键词：劳伦斯;身份;身份的焦虑;病残
理论立场：
身份（identity）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身份，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身份一词既可以表达名词性的含义，也可表达动词性的含义。名词性的含义表达身份选择的结果，即个体所拥有的归属于某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动词性的含义强调身份选择的过程，及认同（identification）。身份一直是哲学、社会学、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酷儿理论所关注的焦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开始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两大主要视角。Hogg、Terry和White（1995）指出，身份理论源自社会学。作为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身份理论“解决了‘与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行为角色相联系的身份的结构问题和功能问题”。 而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本论文以每部作品中心人物的身份为切入点，运用英国哲学家阿兰·德伯顿的身份的焦虑理论，分别对每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份的焦虑展开论述。
具体分析：
在Sons and Lovers中，Mr.Morel和Mrs. Morel夫妻两人出生不同，性格不合，身份差异悬殊，精神追求迥异。丈夫是一名煤矿工人，由于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便以酗酒来缓解工作中的压力，而且脾气越发糟糕，甚至把怀孕的妻子拒之门外。而妻子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她读了许多书和诗歌，崇尚思想，喜欢和有教养的人讨论宗教、哲学和政治。而Mrs. Morel一直有着对中上层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渴望，对自己委身下嫁，原本就是一时冲动，加上丈夫不争气的表现，便产生了身份焦虑的情绪，于是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几个孩子身上，尤其关爱二儿子Paul。由于母亲的这种近乎变态的母爱使保罗在成长的过程中与母亲产生了病态的恋母情节，成年以后也无法割舍与母亲之间的那份难以名状情节纽带。Paul痛苦惆怅，无所适从，迷失了自我，更不能正常恋爱。而当母亲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哀叹，她从来没有过一个丈夫，一个正真的丈夫时，保罗禁不住深情地抚摸母亲的头发，热吻起母亲的喉颈。她的畸形的母爱造成母子身份僭越，使二儿子Paul的儿子身份带有情人的影子。儿子与情人本来是一个相对立的两个身份，如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双重身份势必产生矛盾，造就了身份的焦虑。母亲也在双重身份的折磨下，郁郁寡欢，生病致死。颇类似于在《俄狄浦斯王》中王子俄狄浦斯既作儿子，又作新郎作父亲，多重身份的煎熬，便产生身份的焦虑，直至真相大白，最后悲剧而终。
在The Rainbow中，女主人公Ursular成长在一个乱哄哄的家庭中，他不喜欢庸俗不堪的母亲，也不能理解自我封闭的父亲。他想冲破沼泽农庄这个狭小的空间，寻找更为广阔自由的生活，重塑自己的身份。在追求新身份的焦虑的情绪驱使下，她成长为一个桀骜不驯，任性自负的姑娘。她爱幻想，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好，自己永远是主角。她和波兰的流亡贵族、军官Anton相爱。而Anton是工业文明物化下代表，忽视个人心灵，只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他的命运就像一块砖，被安排在确定的秩序中。在厄休拉眼中，安东的灵魂已经消亡，徒留一具空洞的躯壳。两人无法在思想和灵魂层面进一步交流。两人由于彼此身份的差异和观念上的分歧，饱受身份焦虑的煎熬，最终分手。Ursular不但在探索两性关系的道路上也屡遭挫折，而且在事业的追求上也处处受挫，中学毕业后，满怀美好的梦想去小学任教，她不满男权当道的学校，更不满压抑人性的教育，希望通过友好和宽松的教学方式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结果上至校长下至学生都不买账。尤其是学校森严的规章制度让她觉得学校如同一所监狱。于是选择了大学继续学习，又发现大学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他觉得一切似乎那么空洞虚假，虚假的哥特拱门，虚假的和平，虚假的拉丁语，虚假的法兰西尊严……大学就是一个又小又脏的工厂实验室，一种粗糙丑陋的幻灭感再次笼罩着她，大学也不过是压抑人的本性，把人培养成机械地按照各种制度进行工作的东西;她的心灵充满着抗拒和逆反情绪，好像黑暗在四面八方围绕着。Ursula由于对自己原有身份缺乏认同，急于建立新的身份，但是她的追寻完美身份的美好的理想就像天边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她所追求的完美的身份未能最终实现。在《身份的焦虑》中阿兰·德伯顿明确指出渴望身份、势力倾向、过度期望和精英崇拜是造成身份焦虑的主要因素。Ursular过度追求自由的身份，造成了自己身份的焦虑。
在Women in Love中， Gurdrun是一个自由放纵，个性张扬、恃才傲物的艺术家。她背弃了传统女性身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女子主义，具有极强的控制欲与破坏力。当她遇上了矿业巨头之子Gerald时，原始的欲望点燃了两人之间爱的激情。但她从没有真爱过Gerald。正是这种对感情玩弄无情地中伤了Gerald的真心，彻底地摧毁他的精神。由于Gurdrun和Gerald的各自观念、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最终关系破裂。失望而痛苦的她与另一位艺术家又陷入了爱的狂欢。她不屑名利与浮华，不以婚姻为手段和目的，最终选择了艺术家的流浪生活。而Gerald是机械文明的化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对待爱情的态度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一样，认为他人必须服从他的意志。他这种被现代工业异化的病态身份，注定了他对Gurdrun的追求以悲剧而告终。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产生了身份的焦虑。他万念俱灰，感到恶心，想要呕吐，在荒芜死寂，风雪迷漫的深谷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位主人公各自追求另类的身份，造成自己和对立人物身份的危机与焦虑，身份的焦虑产生反常的举动，触发人物之间的冲突，引起灾难性后果。身份的焦虑造成精神追求的虚无和失落与幸福家园生活的缺失，最终导致人物身心病残乃至死亡的结局。
在Lady Chatterleys Lover中，丈夫Clifford在战争中负伤瘫痪，使丈夫的身份徒有虚名。他既是他所处阶级的代表，同时也是他的阶级的牺牲品。他在掠夺和瓜分阶级利益的战争中变成了一个半生瘫痪的人。他身上散发着旧时代绅士理性的幽幽阴气。他整天坐在轮椅上转来转去，成了一个半人半机械的怪物。他的本性被扭曲了，又反过来压榨别人。由于他的影响和支配，充满活力的妻子Connie成了他的花瓶和见证自己社会地位的参照物，然而她讨厌男爵夫人的称号，不满沉闷无味的生活，成了仆人Mellors的情人，偏离了人妻的身份。Clifford的丈夫身份受到挑战后，他犹如坠入陷阱的野兽疯狂地报复。由于丈夫Clifford的身体缺陷，触发妻子Connie的身份危机，使其妻子的身份名存实亡，引起其身份的焦虑。情人Mellors对Clifford的丈夫身份的挑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造成Clifford对自己丈夫身份的怀疑和否定，诱发丈夫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产生反常的举动，引起夫妻两人反目成仇的后果。因此身份焦虑与身心病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结语：
这四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都为了自己所追求的身份苦苦挣扎着，但他们所追求的身份僭越了正常的身份，有悖时代和伦理。由于正常身份的缺失，他们必然会对自己偏离或错位的身份产生焦虑的心理，身份的焦虑引发反常的举动，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通过对四部作品中心人物身份的焦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心人物由于对自己原有身份缺乏认同，急于建立新的身份，或者由于病残使原有身份的缺失均能触发对立中心人物的身份危机，从而引起对立双方人物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产生反常的举动，引起人物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得出身份焦虑与身心病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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