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洋

　　大舅是个哑巴，快六十的人了，还单身。

　　大舅现在的身份，准确点讲，应该算个农民工。不过之前不是，十年前他还在老家曾家沟放羊。

　　大舅其实挺怀念过去的乡村的。

　　土地下户以后，外婆家分到几只羊，因为大舅是个哑巴，做其他事也难于沟通，家里就把放羊的任务落到了大舅头上。

　　每天一大早，天还未明，大舅就穿衣起床，赶上他的羊群，走出了村庄，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行进。找一处水草丰茂的山头，他的羊儿就开始了一天的觅食。在大舅的驯养下，羊们可听话了，像大舅手里的风筝，只要大舅吹一声口哨或者是吼上一声，羊们就乖乖地回归到了自己该去的位置。在故乡的土地上，大舅的乡村和羊群中，大舅有着绝对的权威。新的一天，去哪里和不去哪里，一切都由大舅说了算。头戴斗笠，身披羊毛披毡，背上甩个装有洋芋或者荞粑粑之类的网兜，手持羊鞭，带上牧羊犬，大舅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背离村庄，朝着每一天都全新的方向开跋。山野间的每一条村道，都踩下了大舅的足迹，都洒下过大舅的汗滴，都飘佛过大舅啊啊啊的含糊不清的吆喝。大舅常常在大雨中淋成个落汤鸡，常常在凌风中被风雪包裹成一个巨大的冰人，常常被太阳暴晒得像个黑人，常常呆呆地在某一个石包上端坐成一蹲石雕。

　　天是上帝的天，地是上帝的地，大舅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蚂蚁，庸常得像是山野间一块无人问津的石头。大舅的一生实在是太寂寞太单调了，寂寞单调得连女人的味都没闻过，连女人的手都未牵过，大舅仿佛就是为泥土和石头而生的，为杂七杂八的庄稼和那群日渐壮大的羊群而生的。

　　那年月，大舅没有走出大山一步，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在大舅的眼里，却不知是个啥模样。大舅除了每天放羊外，农忙的季节还得参加做家里最繁重最伤体力的活儿。犁地、背粪肥上山、收割、砍柴，哪一样重活儿离得了大舅？可大舅无怨无悔，天天披风沐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生活的凡俗，消磨着岁月的厚度，缩短着时间的距离，苍老着自己的容颜。

　　大舅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他有一天要离开他的村庄，离开生养他的土地，离开他朝夕相处的羊群，离开他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俗事。

　　促使大舅不得不离开他的村庄和土地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和他的羊群。这一点，可能大舅到现在也不会明白。正是大舅以及和大舅一样勤劳的村里汉子婆娘，老人小孩几十年如一日的砍伐，树林没了；正是像大舅的羊群一样的所有羊群的不断壮大，无休止的啃食，使得曾经青翠的草场变得荒芜；正是像大舅一样的村民千百年的开垦，使得这块土地越来越瘦薄，仅有的一点点水份和奶水也都流失溢尽。大舅的乡村像是一个失去了秀色的干瘪婆娘，没有了诱惑力和吸引力，就连最基本的生存力，也变得颤弱如游丝，几近消失。

　　风沙常常遮蔽得让大舅看不清眼前的天空和草场，洪水常常在大舅熟睡的夜晚刮走村里最值钱的木材和牲畜，霜冻常常在青天白日下抽走每一株嫩闪闪的幼苗的精气神。山里的天空不再是纯蓝了，云里月亮上了一层灰，村庄的空气不再清淳了，山里的日子不再悠闲自在了。由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大舅的乡村和土地养不活他们了，种一年的庄稼不够吃半年，日子的艰辛让我的外婆一家不得不像村里的所有人一样，草草处理完家里那些不值钱的一点点财产，搬到昆明附近安宁周边的城郊结合部去淘生活。

　　这个弯转得也太急太大了点，我的大舅毕竟都五十几的人了，哪还经得住打工潮水的洗礼，哪还是闯江湖的料。大舅只能跟着我的二舅在建筑工地上干一些拌灰浆、搬砖头、砌挡墙等粗活重活。大舅成天要工作近十个小时，起早贪黑不说，受苦受累不说，手起老茧伤痕累累不说，还经常拿不到工钱。所有打工仔们遇到的麻烦，大舅都几乎遇到了。

　　尤其让我心痛的是，春节前大舅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年辛苦的酬劳两千多元的工钱，却被小偷晚上摸进他熟睡的窝棚，连衣服带钱一锅给端掉了。大舅为此一遇到人就啊啊啊地诉个不停。我听了后心里为之一震。是啊，这些做贼的家伙也太没点贼德了，偷七偷八何必要来偷一个哑巴的血汗钱。这事对我大舅的打击很大，大舅一直在家睡了三天。他大概对这个世界彻底地失望了。

　　年前，我辗转来到安宁，见到了我的大舅，大舅虽然离开了他的乡村，来到了省城附近居住，但他的农民身份没有变，他的破烂衣着没有变，他啊啊啊地想说又说不出话来的那种痛苦劲没有变。然而有些东西变了，变得很厉害，大舅变得更黑更老更瘦了，他的目光忧忧愤愤的，没有一点光亮，暗淡极了。见到我，大舅又开始双手比划起来，要不是二舅在旁边解释，我还真不知道大舅又在向我诉说小偷偷他钱的事。大舅说得咬牙切齿，说得眼眶湿润，说得我心胆俱裂。

　　我算是再一次领教了“瓦漏又遇绵绵雨”这句话的份量了。

　　我不知道，大舅为这两千块钱，他还会诉说到什么时候，也许这一生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大舅这样一个单纯善良得近乎泥土的残疾人的打击，真的是无可挽回也无可修复的。

　　我伸手摸了点钱递给大舅，他怎么也不接，我像跟他打架样的，才终于拿给了他，可我看到，大舅一脸极不忍心的样子。大舅离开故乡时，我还小，可能在大舅心里，我永远只是个靠大人吃饭的孩子。大舅一定不知道我现在是个公务员，挣钱比他容易得多，因为他受了太多的苦，他更加知道掙回一分钱的艰辛。

　　大舅的乡村，只能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了。

　　我不知道，安宁城郊的乡村，要何时才能真正接纳这个深度受伤的汉子。

　　（作者供职于昭通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