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佳

　　摘 要：“以诗为词”是宋代人对于苏轼词的总体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苏轼及苏词研究进入新阶段。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其内涵与外延都得到拓展，“以诗为词”也成为了苏词研究中的重要术语。本文通过梳理八十年代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论述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词学观

　　一、概述

　　苏轼，中国“文学史上的多面手”，诗、词、文、赋、文艺批评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现代学界对于苏轼的研究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以1980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苏词研究始终是苏轼研究的重点。“东坡以诗为词”最早见于陈师道《后山诗话》，代表着宋人对于苏轼词坛创作的总评价。随着对苏词研究的深入，“以诗为词”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成为了苏词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二十世纪初，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为当时研究东坡词的先行者，然而他们的研究仍然以传统的考释为主，如郑文焯的《东坡乐府》。20年代以后，对苏轼诗词的研究性论著增加，但少宏观研究。代表人物有王国维、胡适、胡云翼、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章等。对于苏词的成就，他们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推崇。如胡云翼在《北宋四大词人评传》中说到：“东坡在诗歌上的成就，远不如他的词的成就大些”，并且认为宋人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评价为门户之见。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综论》中从词史的角度，肯定其革新词风的意义。罗忼烈在《东坡词杂说》中提及苏轼革新词风为有意为之，并提出“以诗为词”是“东坡用以改革词坛颓废的武器”。刘毓盘在《词史》中对“以诗为词”持保留态度。但他们都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论述。40年代至80年代，苏轼文学的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苏轼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时期。苏词研究在此历史进程中亦获得发展，是苏词的研究获得突破式的发展，研究论著及论文不断问世。著作如孔凡礼《苏东坡词选释》，苏轼研究会《苏轼词论丛》，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叶嘉莹《唐宋诗词名家论稿·论苏轼词》，张惠民《宋代词家审美理想·苏轼》等。论文如陈广学《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莫砺锋《从苏诗苏词的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史素昭《从诗词的分界看苏轼“以诗为词”的两重性》等。在这些著述中，有许多学者对“以诗为词”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如诸葛忆兵在《以诗为词辨》一文中提出回到宋人语境考察“以诗为词”语义的主张，并得出宋人语境中诗词之辨实为“娱乐与教化”之分的观点。

　　放眼近一个世纪的苏轼词学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苏词研究现代意识增强，学者们强调回到宋代语境、回到苏轼语境，力图还原苏轼苏词的本来面目。“以诗为词”由宋人对苏词的批评演变为苏词研究乃至苏轼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就内涵而言，它涉及到苏轼词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苏词的美学风格、主题思想、历史影响与评价等，但大致可以总结出两条研究线索；就外延而言，它扩展到苏轼的词学观、词体之正变、诗词之辨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苏轼的词学观与“以诗为词”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以下本文就这两方面对“以诗为词”问题的当代研究进行评述。

　　二、“以诗为词”研究的两条线索

　　“以诗为词”作为苏轼词学中的重要命题，最早见于陈师道《后山诗话》中，代表宋人对于苏词创新的普遍意见，其中“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透露出对苏轼改革词风的不满。自宋代以来，“以诗为词”的评价基本受到学界的认同，但对于其内涵却是众说纷纭。

　　在二十世纪初，对于“以诗为词”的内涵阐释较少，学者关注于苏词革新的成就，对于宋人对苏词的“要非本色”、“句读不葺之诗”、“不协音律”的指责进行反驳。胡云翼在《北宋四大词人评传》中指出苏轼“以‘诗句入词”，“是词体的大解放”。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一评价内涵。如罗根泽先生在《苏轼的文学思想》一文中指出：“‘以诗为词也就是凡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都试用词来表达，使词得到广阔利用和充分发展”，并指出“以诗为词”是正统词人通过“婉约说”、“不协音律”来反对苏轼。

　　罗根泽先生的批评中勾勒出“以诗为词”内涵研究的两种方式：其一是基于其文学批评的本质，讨论宋人语境中的内涵，即所谓“不协音律”等问题。其二是以评价为结论，再结合苏词的创作来界定其内涵。不妨以西方阐释学的观点观之，前者是文本的内部阐释，而后者则是对文本做出了创造性的诠释，造成“创造性的背离”。两者无所谓对错，都在不同层面上丰富和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内涵。

　　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以诗为词”的内涵的讨论大致都沿着这两条线索。如杨海明在《论“以诗为词”》指出，宋人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大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词有不合音律处；一是说他的词不同于传统的词风”，并进一步提出“以诗为词”实际上是“一场词坛的革新”。何凤奇在《“以诗为词”析》中强调“以诗为词”是“宋人使用的一个评语的术语”，是“作为一种批评的语言使用的”，反对将“以诗为词”作为苏轼词“最主要的特色”，并谈到其内涵包括“第一不重音律”、“第二，以议论入词，以学问入词”。诸葛忆兵在《“以诗为词”辨》中提出“宋人评价苏轼‘以诗为词，就是指苏轼词摆脱“艳情”，抒写了种种人生志向，向“诗言志”靠拢，其创作功能指向教化”。此外还有吴熊和、施议对、王若虚、陈廷焯等学者赞同此观点，强调“以诗为词”的批评本色，并对宋人的批评提出质疑，反对将“以诗为词”作为苏轼词的特色。

　　另一方面，随着“以诗为词”与苏词的紧密结合，一些学者接受了宋人的这一评价，但结合苏词发挥出积极层面的内涵，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的解读。如秦惠民在《苏轼“以诗为词”臆探》中结合苏轼散落在诗文评中论词的文字，总结出苏轼“以诗为词”的内涵包括：“词就是长短句诗”、“词必须象诗一样反映壮阔的社会生活”、“词必须像诗一样表现作家的鲜明个性”、“词必须像诗一样以俗为雅”、“词必须像诗一样看重其文学价值”。张惠民在《苏门论词与词学的自觉》中指出“‘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表现为与柳永“女郎词”相别的“自是一家”的词风。王兆鹏在《宋词流变史论纲》中提出“以诗为词”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具体指：“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具体说来，是词‘外用题序，词‘内用典故”。

　　比较以上两种研究方式，第一种是较为传统的阐释方法，学者往往从肯定苏词成就出发批评宋人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甚至也局限在千篇一律的二三个方面，容易忽视苏词更为矛盾和复杂的内容，更遑论回到宋人语境。诸葛忆兵的《“以诗为词”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做出了有效的尝试和突破。第二种以批评为结论，阐释和研究的空间比较大。从西方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正是学者们对其的创造性阐释成就了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

　　三、“以诗为词”与苏轼词学观

　　从内涵上，“以诗为词”的理论研究空间比较有限。在苏词研究中，学者更多的是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苏词的相关问题。例如从宋人对苏词的评价切入，讨论苏词的历史评价，代表文章有朱靖华《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从文体论的角度切入，探讨古典文学中的诗词之辨，如诸葛忆兵《“以诗为词”辨》。从风格论的角度切入，探讨其与苏词美学风格之关系，如王俊《苏轼“以诗为词”与“豪放”之关系辨》关于这些问题，学者多有总结论述。近年来，在苏轼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苏轼词论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从他人的评价中读苏轼，试图还原苏轼苏词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于苏轼文论、诗论研究而言，苏轼词论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成熟的论著。本文着重分析通过“以诗为词”对苏轼词论的相关研究。

　　尽管论者们已经习惯将苏词贴上“以诗为词”的标签，但苏轼本人却从未提出过“以诗为词”的主张。从其词体创作与革新来看，“以诗为词”的评价有其合理性，然而苏轼本人的创作意图是否如此呢？80年代以来，苏轼的词学观被提上研究日程，学者们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与苏轼对话。“以诗为词”与苏轼词学观结合得越发紧密，逐渐成为公认的苏轼词学本体论的术语。杨佐义的《苏轼词学思想研究》、崔海正《从<东坡词话>看东坡的词学观》为90年代最早的论述苏轼词学思想的论文。杨佐义提出“以词为诗之裔，是苏轼的一个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词论观点”，并指出其中“包含着推尊词体的良苦用心”。而崔海正则进一步提出“东坡一方面视词如诗，一方面又主张词要合于声律……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他对词的本体论观念”，并仍然强调苏轼“推尊词体”。这两篇论文以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词为“诗之裔”的论点为其本体论。而到了张惠民《苏门论词与词学的自觉》一文中，论者则明确提出“‘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而后来张惠民在《论苏轼的词学观》又区分了“诗之苗裔”与“以诗为词”两个概念，认为前者强调“诗词同质”，后者强调“诗词有别”。张氏的基本观点与杨氏、崔氏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了苏轼词学本体论的辩证性，即一方面，以词为“诗裔”，诗词合流以推尊词体，另一方面保留词体的独立性，强调词体在艺术上的特殊性。

　　“以诗为词”经历了一个术语化的过程，学者们逐渐在“以诗为词”作为苏轼词学本体论的观点上达成一致。但是对于“以诗为词”的评价，学者们仍然颇有争议。一派为占据主流的肯定者，认为苏轼的“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地位，促进了词体的发展。但近年来，学者们摆脱传统的从词学视角评价“以诗为词”的思维定势，以苏诗为参照系，探讨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的意义。如莫砺锋《从苏诗苏词之异同看苏轼的“以诗为词”》，认为苏轼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将把“诗体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导入词体”，并未泯灭诗词界限。史素昭在《从诗词分界看苏轼“以诗为词”革新路上的两重性》亦表达了相似观点。另一派为反对派，认为论者太过抬高苏轼的词学思想，“以诗为词”虽有尊词之倾向，但苏轼本质上仍是“轻词”。例如刘石的《试论尊词与轻词——兼评苏轼词学观》中提出“苏轼的意识深处是轻视词这种文体的”，“以诗为词”事实上损害词体的独立性。这篇文章观点不乏偏激之处，词学观也偏向保守，某种程度上是对南宋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回应。但其可取之处在于从苏轼词学观的角度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内部攻击其“以诗为词”的意义。此外在这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一派较为折中的看法，认为苏轼并没有自觉的“以诗为词”，其创作实践领先于其理论建设。例如黄海的《苏轼词学观的思考》中提出“苏轼的词学观是传统的，并没有有意识地革新词体”，他的创作实践客观上对词坛造成冲击，主观上并没有提出‘以诗为词的尊词思想。王慧刚在《从对陶渊明的抒写重审苏轼的词学观》中通过苏轼对陶渊明评论的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了苏轼保守的词学观，否定了苏轼自觉“以诗为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