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宏声

　　一、 追踪安达特别实验场

　　深秋时节，东北大地虽然已有些冷了，可在这个天高云淡的下午，太阳光直照在地上，深秋的温暖让人眷恋。从安达市出来往东十八公里有一个叫鞠家窑的小屯，过了屯子再往东走一公里，有一大片凸起的土岗，在土岗上竖立着一座高1米、宽1.2米的汉白玉标识碑，告诉人们这里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

　　通往这里的一条砂石路上，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卷起的尘土一路激昂，在暖暖的阳光里久久不能平静下去。吉普车是实验场遗址展览馆的，刚从长途客运站接来两位特殊的参观者。车在土岗前停住，一个中年男人先下车，然后把一位比他年长许多的女士搀下来。女士个子不高，看上去文弱之间透出一股坚韧的气度，她虽然显出疲倦，但仍然甩开搀扶，使出浑身的力量向土岗上一步跟一步地走去。中年男子紧赶慢赶地跟着她来到标识碑前，只听她在喘息的间隙说了句，我终于又看到了一处罪恶的地方。

　　这位女士叫山边悠喜子，日本人，是一个为了日中和平永不再战而能舍出一切的普通的日本百姓，陪她参观的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韩晓。山边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到了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在这本书里她知道了七三一的罪恶，震惊之余开始关注七三一，并把研究七三一当成了投入全部生命的事业。为了研究方便她只身来到中国，在黑龙江大学学习中文，三天两头往平房跑，很快就和韩晓馆长成了好朋友。她是听韩晓讲七三一部队在安达进行野外实验的事情之后，才跑到这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来看个究竟。

　　这个特别实验场是1941年夏季修建的，属于七三一部队的配套工程，距七三一本部所在地——哈尔滨市平房地区约一百三十公里，归属七三一部队第二部也就是实验研究部管辖。部长是碇常重少佐。实验场四周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平坦开阔，人烟稀少，既可建简易的飞机跑道，又利于保密。当时，这里的建筑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有飞机场和作为仓库、井房子、牲畜圈、老鼠舍用的简易木板房;地下有实验室、观测室、监狱、宿舍、办公室等。自实验场建成之日起，七三一部队就不断地从哈尔滨平房用汽车或飞机运送健康人体进行鼠疫、炭疽、伤寒等细菌武器的实验。同时还进行“人畜共患”实验、常规武器穿透人体实验等等。每当实验场内进行实验时，附近村民在远处能看到靶场内升起的信号旗和缕缕炊烟，能看到飞机起落、低空盘旋狂扔炸弹，还能看到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日本兵在实验场内走动。这时，日本兵骑着烈马把在田里务农和放牧的村民赶回村庄，不准他们观看。鞠家窑村东口也被严密地封锁起来。

　　七三一部队除了在室内用活人试验所制造的各种细菌武器的效能外，为研究在战争环境中使用细菌武器并使其更好地发挥效能，凡是七三一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都要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做实验。七三一部队还配合侵驻长春的第一○○部队（即日本关东军兽类防疫部）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细菌武器进行动物实验和动物与活人混合实验。

　　他们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的方式多种多样，惨绝人寰。1942年6月，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进行鼠疫跳蚤的石井式陶瓷炸弹效能实验。把15名被实验者绑在实验场的铁柱子上，用飞机将20枚炸弹投向实验场上空，炸弹在距离地面一二百米的高空爆炸后，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跳蚤撒满整个靶场，落到被实验者身上，用以观察是否染上鼠疫。

　　1943年末，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进行炭疽热细菌传染实验。把10个被实验者绑在间隔5米的铁柱子上，在距被实验者50米以外的地方，用电流引爆一颗开花弹，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受到炭疽热细菌的传染。

　　1944年春季，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试验鼠疫细菌液经过呼吸器官传染疾病的效果。将10名中国人绑在靶场的铁柱子上，在距离被实验者10米的地方，用电流引爆一个装满鼠疫细菌液的铁桶。10月，又对5名中国人做传染鼠疫的实验。1945年 4月，离日本战败投降只剩三个多月的时候，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长加藤恒则、牡丹江支队长尾上正男、林口支队长原秀夫和第一部的肥之藤少佐一同搭乘轻型轰炸机到安达特别实验场，观看活人试验。他们将4名中国人反绑在木桩上，轰炸机从150米高度投下“石井式炸弹”。炸弹在50米高处爆炸，里面装的炭疽菌撒满靶场，被实验者均被细菌感染。

　　1943年夏季，他们还在这里进行了兵器效能实验。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特别靶场上，将十几名中国人塞进快要报废的坦克车和装甲车内，在距离10米、20米、30米处，用新研制的燃烧剂和火焰喷射器进行喷烧试验。结果坦克车和装甲车被烧变形，车中人被活活烤死、烧焦。此外，他们还在安达特别实验场上用活人进行步枪穿透性能试验。他们将被实验者蒙上眼睛，每10人排成一列纵队，一个挨着一个靠得很紧。一列是穿棉衣的，一列是穿单衣的，一列是一丝不挂的。然后，在一定距离上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检验其穿透人体性能。

　　用来做实验的“材料人”是从哈尔滨平房“特设监狱”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的爱国志士、抗日战士、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少数苏联红军侦察员。被实验者通过陆运和空运两种途径被押送到安达特别实验场。陆路运输由七三一部队第三部运输班负责，到安达特别实验场属长途运输，为防止被实验者在运输途中逃跑，事先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在脚镣上坠上铁球。然后，被装进伪装了的“特别囚车”内，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特别班队员押送至安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安达实验场，每年死于细菌武器实验的健康人体达80名左右。

　　听了韩晓的讲解，山边一句话也没说，她默默地跟在韩晓身后，仔细看完直立的四块界碑、八块说明碑，还有刚刚建成的展览室。该看的都看了，山边还是一言不发。韩晓问，你在想什么？

　　山边问，他们没有反抗过吗？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望向旷远的天地之间。

　　反抗过，是集体的反抗，是激烈地反抗，但都失败了。

　　山边转过脸盯视韩晓，好像他也参加了那次激烈的反抗一样。

　　1942年冬天，七三一部队在这个实验场进行了一次鼠疫菌传染实验，实验的方法是把装有鼠疫菌的炸弹空投到地面，观察鼠疫菌在冬季的传染效果。那天一共有30名用作实验的中国人从平房运到这来，把他们绑在用冰冻住的木桩上。实验开始前，七三一的队员们撤离到300米远的地方观察实验结果。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挣脱了捆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却见这个人不但没跑，反倒迅速地去帮助他人解开绳索。从木桩上解脱的人从一个到两个，再到四个六个八个，转眼间30个人四散奔逃。指挥官急忙下令用机枪扫射镇压，有的人被子弹射中，但活着的仍然继续狂奔。于是日本兵就开着汽车追杀，追上一个就撞死或碾轧至死。屠杀结束后，为了保密把尸体全部装车拉回平房本部火化。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混乱，到了本部后才清点尸体，发现只有29具。指挥官派了一辆车回去找，费了很大劲，转遍了整个实验场也没有找到，最后只好偷偷地把29具尸体扔进焚尸炉火化，这件事便隐瞒下来。

　　这么说有一个人逃跑成功？山边的眼里闪出惊喜。

　　我对这次失败的拼死抗争进行了调查。当时鞠家窑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是看到从哈尔滨方向驶来几辆大卡车，日本兵跳下车后就把这里围起来。过一会儿便听见有枪声、有汽车拐来转去，但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下午，汽车驶离后戒严随之解除，人们这才发现在积雪的草原上，到处是汽车轮子乱七八糟的轧痕，到处是残留的一片片血迹。一年以后，鞠家窑的农民关占和在实验场附近的草原上放羊，意外地发现在机场西南角一里地的草丛中有一具尸体。这个人衣着褴褛，袖筒的肘弯处有一块口袋布缝的补丁，胳膊上有枪伤，浑身是模糊凝固的血迹，身体散发着腐臭气味。这具尸体的来源已经没有办法弄清，但村民们联想到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觉得可能跟日本人的那次实验有关。

　　讲到这，韩晓看了看山边，她的眼睛不再像刚才那样闪亮，而是和晚霞映衬的太阳一样渐渐地暗淡下来。远处的吉普车叫了两声，是司机在催他们。韩晓一看手表，说咱们该走了，还得赶上回哈尔滨的长途车呢。

　　你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那具尸体就是没有逃出去的那个人吗？

　　韩晓搀着山边往土路上走，看着她悲悯的神情暗自后悔，不该把这件事全都讲给她听。

　　二、我已经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祖国

　　横亘于中国吉林和朝鲜两江道之间的长白山，以其广袤雄浑的磅礴气势，号称东北第一峰，也有人把她叫做东北屋脊。一辆旅游中巴车在北坡的盘山公路向上爬行，坐在车里的山边悠喜子怀里抱着一个布兜，她面色沉郁，一路上每逢瀑布、温泉、绿渊潭、地下森林、峡谷浮石林、冰水泉等景点她都没有下车。旁边的步平先生和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对外面的秀美风景不感兴趣，无言地目视前方，盼目的地早点到达。

　　步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他本来正在日本讲学，这次是专门赶回来陪同山边女士上长白山的。2003年2月，步平在日本参加国际会议时，接受了山边的邀请，在会议的间隙到她家里访问。正是那次访问，他答应山边陪她一起上长白山。

　　山边并不是第一次上长白山。六十多年前，她就作为八路军里的一名日本女战士转战白山黑水之间，黑水是黑龙江，白山指的就是长白山。山边的中国情结最早要追溯到1941年，那年春天，她的父亲山田一夫，一个农民出身的壮年人，为了生计汇入开赴“满洲”开拓团的洪流，在东宫铁男喧嚣的“为了国家我们去了”的歌声中，来到奉天省（今辽宁省）本溪市，在日本人经营的钢铁公司当电话技师。几个月后，母亲带着她和姐姐也来到本溪，一家四口在这里团聚了。

　　那一年山边才十二岁，在这陌生的国家开始了她传奇的人生。当时的东北叫做满洲国，虽然有个溥仪皇帝，但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在日本人统治的报纸上把共产党称为共匪，报纸上经常会留出一块版面记录当天日军杀戮了多少共匪。山边不明白什么是共匪？不明白日军为什么每天要杀掉那么多匪徒？更不明白为什么残杀那么多人之后还有共匪豁出生命跟日本人作对。

　　在上学的路上，在商店里，在父亲上班的公司，她经常会看到日本人打骂中国人，看到日军把中国邻居驱逐出村庄，看到跟自己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不断有人因冻饿死去。这是在中国领土呀！日本人为什么这么霸道？中国人为什么要挨欺凌、受苦难？她问过父亲，父亲说，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父亲的回答不但没有解开她心中的疑问，反而更加迷惑了。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整，广播中在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之后，裕仁天皇宣读了停战诏书，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了。自那一刻起，日本成了战败国，所有在东北的日本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没有了着落，粮食很快就将断顿。周围的中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再见到日本人不再打招呼。在最困难的时刻，只有父亲的徒弟小张偷偷给他们家送来一袋高粱米。小张扔下米袋子，没说话就慌忙走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很动荡，由于食品短缺，人们就涌到军队的仓库疯抢粮食，在那里还发生过中国人聚众袭击日本人的事件。

　　当时掌管本溪市的当权者不断变换，先是苏联红军，然后是国民党中央军，最后进驻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有一天，小报上刊登了一条八路军发出的请求协作的通告，内容是征召有简单医疗技术的能人。因山边在女子学校毕业前就取得了护士资格，便决定去应召，参加八路军。许多媒体在介绍山边参加八路军的时候，都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个八路军小战士来向山边的母亲借锅，当看到这个小战士一身破烂的衣着时，山边母亲心想：这锅八成是有去无回了。以前国民党曾有士兵来借锅就有去无回。山边母亲就把家里最旧的一口锅给他。出乎意料，一星期之后这位小战士居然来还锅，说声谢谢随即离去。山边母亲打开锅盖，见锅里放着两根胡萝卜。这让山边母亲很感动，她知道这是八路军战士用节省下来的口粮表达谢意。山边在向步平说起这件事时，还透露了一个从没公开过的秘密。当时，时局很混乱，有人成立了一个“日本人居留民会”，并创办一个只有书本大小的油印小报，刊登一些本地新闻和驻军通告，以此与居留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建立联系。在苏军开进本溪时，小报上曾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日本女性与苏联军人交朋友。这样的话，苏联军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会变得温和一些。通知还说，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为了全体“日本人居留民会”的利益。看到这个通知，山边的父母非常愤怒。日本军队到处建立“从军慰安所”，以蹂躏殖民地妇女为乐，满足军人的生理需求。一气之下，山田一夫终于支持女儿参加八路军。这一年，山边只有16岁。

　　面包车在山脚下停止，剩下的一段路只能步行。步平搀扶着山边下车，虽然山边的劲头十足，可她背着一个布包，一路朝山顶走上去的确很艰难，但她咬牙坚持直至登顶。

　　山边参军后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开始他们这些日本人跟中国士兵之间隔阂很深，还发生了日籍人员密谋逃跑的事件，使每个日籍战士心中都蒙上了不被信任的阴影。有一次，当一个日籍护士给重伤战士喂药时，中国指导员竟用枪托顶住护士的后背，警告她不许对战士有任何不利的企图。还有一次，一名伤员故意打翻山边送药的托盘，并向她大叫，你们这些日本人在这里干什么？但随着中国军官不断向战士们进行教育和战事越来越激烈，中日士兵之间的这种紧张气氛逐渐有所缓解。

　　为了更多地了解山边女士，我曾专程跑了一趟北京，在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拜访了步平先生，一谈起山边悠喜子他滔滔不绝。

　　在日本访问时，步平到山边家做客，山边用非常中国化的语气给他讲了几个在中国军队里的事情。参军初期，我和许多日本青年一样对中国革命很不理解，而且常常想家，情绪也不稳定。然而，在革命队伍里每天耳闻目睹的事情及共产党员朴实感人的行动，使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我看到医院驻地的老百姓对待伤病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热情地为伤员腾出自己的住房，自己却睡在室外的高粱秆上;刚刚结婚的新娘子把崭新的被子拿来给伤员用，被脓和血弄脏了也毫无怨言。那时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百姓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明白了许多。那是傍晚，我们医院转移到一个村落，借住在农民家里。吃饭时，门外涌来一群脏兮兮的孩子，眼睛直盯着战士手里的饭碗。那时粮食很紧张，我们每天只能喝稀饭，根本吃不饱。可是，指导员李世光看孩子可怜，就把自己的一份晚餐给了最小的孩子，其他的中国同志也都把稀饭给孩子吃，连小通讯员也把自己的饭碗端给孩子。当时我和通讯员年龄最小，我问他，你把晚饭给了孩子，明天怎么行军赶路呢？通讯员说，我饿点没关系，可孩子就像我的弟弟一样，怎能忍心看着弟弟饿肚子呢？

　　这件事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军民关系是日本人从未体验过的。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还有一次，我们行军经过一个小镇子，老百姓都到街上来欢迎。我的年纪小，个子又矮，脚上磨出了水泡，拄着木棍一拐一拐地走在最后面。一位老大娘从人群中走过来，我还没有看清她的脸庞，就觉得一股热气传到我的手上，原来是一个刚煮熟的鸡蛋。大娘说，这么小就参军了，走这么远的路，太辛苦了，快拿着吧。我急忙谢绝说，我不能要，我们有纪律。可是大娘硬把鸡蛋塞到我的手上。我非常激动，眼泪不断地流。我想，大娘一定不知道我是日本人，而日本军队对这些善良的中国人民犯下了那么大的罪行，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回报中国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有了一些来自日本的消息，收到了家信，我是多么想立即见到双亲，多年的思念一下子涌上心头。但是我也知道，我现在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我要服从军队的命令。

　　到了1953年，根据中日两国间的协议，大批日本人返回国内。这时我已有了爱人，他叫山边贤藏，原来是日本关东军航空队隼部队的军人，是机械兵。日本投降以后，在部队长林弥一郎的带领下，这支部队参加了八路军。林弥一郎就是后来“日中和平友好会”的会长。我们一家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国，踏上久别的国土。当时我的心情无法形容，一方面为能够与家族亲人团聚而高兴，一方面又因离别中国亲人而不舍。那年，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感谢中国了没有？因为他知道，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能返回日本是要经历千辛万苦的，现在他的女儿能健康平安地回来，他怎能不感激中国。

　　山边老人气喘吁吁，但坚持向山顶迈进，并自己背着布包。人们都知道，这个布包是谁都无法分担的，只能由她自己背上最高峰。山边家的墙壁上有两个镜框。一个镜框镶着两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章和奖章;另一个镜框镶着一张身穿军装的山边与中国战友们的合影。可见，山边对这段值得骄傲的经历多么的珍重。

　　终于登顶长白山巅，山边这才放下背包，从背包里拿出丈夫山边贤藏的骨灰，她遵照已逝丈夫的遗愿，将丈夫的骨灰埋在长白山之巅，与绵绵青山一起永驻中国。她要让中国永远记住这个日籍八路军战士。六月的长白山无论谁靠近都会感叹不已，雪白得悦目，天蓝得赏心。山边老人被眼前这美景感动了。六十年前在东北大地战斗的时候，她经常看到类似的风景，可那时没有时间欣赏。想起当年那炮火纷飞的一幕一幕，想起战斗中牺牲的中国和日本的战友，想起18年前老战友们陪着她和贤藏一起爬长白山的情景，也想起贤藏当时的欢声笑语。山边感慨万千，她说，现在老战友们陆续离我而去，可我有幸结识了你们这些战后出生的朋友，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共同奋斗，我们又一起攀登长白山，真是三生有幸啊！稍后，山边挑选一块平坦的地方，打开背包拿出一顶缀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帽，这是贤藏在80年代回中国时，广西军区老领导送给他做纪念的。她又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镶在镜框里的那两枚中国抗日战争纪念章和解放战争纪念章。她庄严地把军帽和两枚奖章摆好，然后打开盛放骨灰的口袋，郑重地把骨灰撒在军帽和奖章周围;随后，步平双手捧着一瓶酒，将酒洒在骨灰旁，祈祷这位把中国当成自己祖国的山边贤藏先生长眠在中国大地上。

　　山边老人迎风伫立，她想到了和丈夫一起紧随解放军节节胜利，转战半个中国，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宜沙战役，一路打到广西、广东。在广州，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革命生涯，她为女儿取了珠江这个好听的名字。她想起了喜欢喝酒的丈夫经常对酒当歌，唱那首传遍中国大地的《团结就是力量》。她想起丈夫在顽强抵抗病魔的三年间常常念叨的那句话：唉，如果我没有参加八路军的话，如果不是身为八路军的战士而脱离了日本军队的话，今天我山边贤藏还不知会是怎样的结局。山边贤藏说这话时，他感慨中国改变了他的命运。山边贤藏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定地要回到中国去，一定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长白山上，那里是我的再生之地啊！

　　山边老人静静地收拾起背包转身往回走，步平等人也跟随她默默下山。人们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抛撒骨灰的地方连个标记也没有留下！

　　三、让恶魔的秘密大白天下

　　七三一，这一石井四郎精心掩盖的秘密瞒过了日本人，也蒙蔽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中国军队征战了八年，回到日本又在职场奔波了半生的山边悠喜子，对七三一也是一无所知。直到1981年，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写出了《恶魔的饱食》，这本书不亚于又是一个原子弹在她的心中爆炸。震惊之余，她被团团疑惑纠缠着，日本人会这么坏吗？这难道是真的吗？森村诚一的作品可靠吗？解开这些疑惑的强烈欲望，使她又成为了一名战士，只身一人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来到了当年七三一部队本部所在地平房区，亲身走进了这个魔鬼的乐园。为了研究七三一，她到黑龙江大学学习中文，住进了留学生宿舍，这样一来就省去了昂贵的住宿费用。那时哈尔滨的交通还很不方便，黑龙江大学到七三一虽不太远，但公路弯弯曲曲，还有好几个陡坡，老掉了牙的公共汽车一遇到上坡就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跟牛车差不多。她每次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得两三个小时，这对六十多岁的山边来说真是难为她了。可她不但不觉得难，经常往返于黑龙江大学和平房区之间总是兴致勃勃。在她的宿舍墙上贴着一张日程表，上面记载最多的就是去七三一，每周一两次，甚至三四次。就这样，她离开丈夫，越过大海，在中国一头扎进了七三一。在这里她结识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第一任馆长韩晓，并在七三一研究的道路上一路走来，成为跨国挚友。

　　韩晓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个子不高，穿着贵州蜡染布的中式衣服，脚穿中式布鞋，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日本来访者。这时的韩晓已经是中国七三一研究的领军人物，自从接待了到中国来谢罪的上坪铁一之后，他就改变了一提日本人就满脑子日本鬼子的印象，所以对山边这样主动登门来研究七三一的老人顿生敬佩之意。可是，经过了一番交谈之后，韩晓脸上的笑容渐渐冷却了，他抽出一支烟点着，烟霭中他紧紧盯着山边，他开始怀疑起这个温文尔雅的日本女人的来意了。因为在交谈中，山边不断地问，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日本人真的会坏到灭绝人性的程度吗？韩晓被她问急了，忽地站起来。但在那一瞬间他又冷静下来，告诫自己，这是在工作，这是接待一位对七三一罪证还不完全了解的日本宾客。他轻轻把烟熄灭，以学者的风度和蔼地说，尊敬的山边女士，请跟我来，我给您看，我给您讲。山边把陈列馆从头看到尾，韩晓给她从头讲到尾。后来韩晓把多年研究的资料搬出来，像给小学生上课那样，为她还原那段疯狂血腥的历史。当天讲不完就第二天接着讲。在那段时间里，她的灵魂受到撞击，精神忍受折磨，她的思想被颠覆了。再后来，韩晓就领着她实地踏查罪证遗址，寻找当年幸存的劳工。接下去，她的足迹遍布了平房区的大街小巷和村村屯屯，她还跟着韩晓到背荫河镇、安达市、大连市等地去考察七三一部队的遗址和寻找七三一罪行的见证人。这个当年参加八路军的日本战士，现在俨然成了七三一陈列馆的日本研究员。

　　人们对这个穿梭在中国北方大地的日本人，有过警惕、有过怀疑、有过尊敬，但更多的是质问。有一位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老人问她，我听说你们日本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山边回答，是的。老人更加困惑了，说我没念过书，没受过教育，但我都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你们受了那么好的教育，为什么还要侵略别人呢？山边，她低下头，回答不出这个问

　　题。

　　还有人问，日本的年轻人对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是怎样认识的？现在的日本人对七三一的罪证了解多少？如果日军没有入侵中国，我们中国百姓何以受到那么深重的苦难？

　　正是这些质问深深地刺痛了山边的心，她严肃地跟韩晓说，我已经寻找到了七三一这段罪恶历史的真相，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听了这话，韩晓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中国生活、学习、考察了五年之后，山边又回到了日本。在参加一个日语教师培训讲座时，她把在中国受到的质询向讲师讲出来，得到的回答竟让她很失望。讲师这样解释，在海外，经常会遇到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提问。我认为这些问题与讲授日语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回避为好。山边想，语言是从民族的历史中产生发展而来的，怎么能割断历史呢？她本想反驳这位讲师的观点，但她还是放弃了。她决定把在中国搜寻到的七三一的秘密公之于世，她要让日本人民都知道这个秘密。

　　恰在这个时候，东京新宿区原陆军军医学校的旧址上突然发现了一百多具人骨，有的头骨上面有被手术锯条切割或子弹穿过的痕迹。因为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曾是这个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主任，因此这些人骨使人联想到曾经用人体做实验的七三一细菌部队。这件事引起社会轰动，当地民众特意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向地方政府交涉，要求对人骨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了，是亚洲人种。虽然人骨的来源没有搞清，但这一事件却促使公众对七三一细菌部队引起关注。山边找到矢口仁也、田千代子这些把毕生精力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同事，把在中国带回的资料给他们看，还提出举办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的展览。她说，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历史很不了解，认为战争必会有牺牲，日本战士不也死伤无数嘛。显然，他们根本没有反省意识。如何对这些人进行教育？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可以通过对七三一从事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罪行的揭露，让更多的日本人认识到，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径不是一般的战争犯罪，而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极端残暴的反人道行为，从而唤起他们的良知，从战争加害一方去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远离战争，促进和平。

　　举办七三一部队展的发起人们，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参与进来，决定成立七三一部队展全国实行委员会，后来这个委员会又改称ABC企划委员会，山边悠喜子出任副代表。这个委员会从1992年7月在新宿进行第一次展览开始，13年间，在日本170多个地方举办过七三一部队展。山边穿梭于日中之间这些年，几乎把七三一的所有资料都翻拍成照片，先后制作了一百多块壁板，还有人体实验、陶制炸弹、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模型、铁制脚镣等展品。展览期间，把侵略战争中的历史事实编撰了《超越时代传述》《日军细菌战和毒气战》两本书出版发行。七三一部队展在日本战后的反战和平活动中规模空前，共有50万人参观了展览。

　　山边在走进七三一陈列馆了解到日军细菌战的暴行后，震惊之余，更对七三一遗址保护现状深感忧虑。整个七三一本部大楼被一所学校占用，其他建筑有的用做工厂车间，有的成为民宅，还有的干脆废弃掉。她曾到韩晓家去做客，那是一个叫新祥里的破败不堪的地方，那条泥泞的小胡同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就在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小屋里，韩晓坐在一只小板凳上，跟她谈起七三一遗址的保护和开发计划。当山边问他这个计划为什么迟迟没有实施时，他叹气又摇头，说没有钱啊。这让山边感慨万千，于是她萌生了一个宏伟计划。返回日本后，她向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报告了七三一陈列馆保护开发计划因经费不足而搁浅的情况，并发出倡议，为平房区扩建陈列馆筹措资金。为了扩大筹措资金的范围还成立了募集资金委员会，她自告奋勇担任委员长，并制定募集4000万日元的目标。

　　在日本，为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保护和开发募集资金，也就是为证实日本侵略罪行募集资金。这也只有山边想得出、做得出，而且做得成。为了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到处收集信息，尽量多参加各种和平团体活动，还要争取在活动中发言，阐明保护开发七三一遗址和募捐的意义。有时候没有机会在会上发言，她就在会场外摆摊，向人们展示宣传资料和书籍，借机进行义卖和捐款活动。在日本，参加和平运动的多是普通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不富有，即使捐款也就是500日元或1000日元。山边就是这样，每天自带盒饭或米饭团，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一次次地把募集到的善款捐给正在筹建的七三一陈列馆。

　　就在山边全身心投入到七三一研究和为遗址保护开发募捐的同时，她又听说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遗弃的生化武器造成中国平民伤亡事件，引起她极大的关注。1995年7月31日，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七三一陈列馆和日本日中友协等机构在哈尔滨举行了“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就在山边老人发言阐述对“牡丹江毒气案”的看法时，应邀参加会议的仲江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就是仲江。在听到仲江受毒气伤害的悲惨境遇时，山边不断地抹眼泪，并对仲江说，我一定要帮你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从这一刻起，仲江成了中国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受害者跨国诉讼第一案的原告第一人。

　　这就是山边悠喜子，曾经的八路军战士。

　　为了七三一，为了她心中崇高的和平事业，这些年她节衣缩食，过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简朴生活。现在又担负起受害人仲江的跨国诉讼案，因拿不出高昂的诉讼费，她和丈夫毅然卖掉唯一的一套住房。这套住房地处闹市，面积大，出行也方便。而现在的住房地处东京都八王子市的高尾，位于东京西部的边缘，是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住宅区，房间狭小，设施老化。眼见这简陋的民居，使前去拜访的步平不禁鼻子发酸。

　　你们坚持在日本常年搞七三一部队展，每次都顺利吗？

　　对步平的这个问题，山边回答得很平静。她说我们到处举办展览，参观的人很多，场面很热闹，因为日本国民反省七三一罪行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但有时也不顺利。你在这里办展览，右派的人也来开会，想方设法阻挠我们办展览。比如七三一陈列馆的金成民馆长到日本讲演的时候，右派的人就在外面胡乱大叫，谎说这些中国人是来侮辱日本的坏人。噪音特别响，致使屋内讲演的声音听不清。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七三一的历史了解多少？

　　现在的教科书里，关于七三一部队的史实几乎没有了。不过，有的有良知的老师愿意把二战期间的一些事情告诉学生，有的大学也有这样的研究俱乐部，但都不是正式的课程。

　　您这么多年研究宣传七三一，有没有受到过威胁？或者遇到过危险？？

　　无所谓。我已经80岁了，不用考虑找工作什么的，可要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天天宣传七三一，那就会有麻烦，你会连工作都找不到。像我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就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好多年轻人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生活，想做是想做，但是没办法参与。战争结束65周年了，你看日本政府，到现在也没有一句谢罪的话，对那场侵略战争拒不承认，政府的这个态度对我们打击非常大。日本政府必须向中国人民谢罪，然后赔偿，这是应该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曾经到过卢沟桥，承认侵略战争。嘴上说是说了，可是说了之后有什么行动呢？什么行动也没有。很多七三一受害者起诉过日本政府，结果都是败诉。二次大战是世界公认的不可抹杀的事实，可为什么还会败诉？这就奇怪了。

　　那您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怎么做？

　　我们认为，七三一是一种国家性犯罪，应该是日本政府首先表态，承认事实，向被害人谢罪。比如说七三一部队遗址，应该是日本政府主动反省过去，进而保护这个遗址。可是日本政府一直装作不知道，什么都不承认。我作为日本人，实在是忍不住。七三一陈列馆做得越来越好，这样也能给日本政府一种压力。石井四郎并没能把秘密带进坟墓，我坚信总有一天，日本政府会承认这个秘密。

　　四、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

　　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是日本民间反战和平友好团体，它用英文Atomic， Biological and Chemical的缩写，宣示着这个团体组织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宗旨。它的前身是七三一部队展全国实行委员会。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查阅到属于这个委员会的两份文件，即两份申请书。我看过申请书后，心却咚咚咚跳得厉害，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份申请书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笔。

　　申请书

　　黑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日本处各位：

　　关于建立殉难碑的事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对“殉难者”只通过一次的哀悼是难以尽诉我们加害国所犯的罪行的，所以我们倾注了谢罪和不再战的信念，一定要用日本人的力量来建立一座谢罪碑的想法更加坚定了。

　　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方面希望为后人留下一座没有耻辱感的纪念碑的意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想这么做，但是在迎接战后60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是希望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一座谢罪碑。

　　这虽然只是我们日本一方的主张，但仍请贵方予以理解。因为那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当地的人民保护下来的东西，不能只主张我们的意向。所以今后我们要紧密的联系，研讨相互间的意向，找到最妥善的方法。今后，为了建立一座双方都能认可的谢罪碑，请贵处给予指导。

　　申请人：矢口仁也 ?和田千代子 ?山边悠喜子

　　2005年1月26日

　　由加害国的和平团体向受害国申请建立谢罪碑、为在受害国遗留的侵略罪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在当今世界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在这一事件中，处处都有山边悠喜子的影子。

　　建立一座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的设想，就是由山边等人首先提出来的。山边在青年的时候，就随着共产党的军队走遍了半个中国。八十年代以后，为了考察研究七三一战争罪证和细菌战、化学战遗弃武器伤害平民的证据，她又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几十座城市，她对中国的理解一如对日本的理解，她对中日和平的理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总和。在中国有9·18纪念碑、有南京大屠杀纪念碑、有7·7事变纪念碑，在奥斯维辛有比克瑙法西斯受害者纪念碑，在日本的广岛原子弹炸点也有一座和平纪念碑。七三一没有纪念碑，这不符合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谢罪碑的雏形就这样在山边和ABC企划委员会其他骨干成员的头脑中萌生出来。

　　ABC企划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募集捐款的活动。经过广泛的交流讨论，得到了相关赞助方的认同，并与专程赴日的金成民馆长就立碑的地点、碑文、形状等具体事宜进行了磋商，于2010年8月15日正式确定为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

　　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2011年7月9日又是这个事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上午10点整，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揭幕仪式在七三一陈列馆第二保护区遗址隆重举行。金成民馆长早早就起来了。他最担心的是天气。以往有日本人来参观，多数天气都不好，不是下雨就是下雪，以至于森村诚一30年前来访时，面对阴雨而暗想，是不是死难者的灵魂不欢迎日本人来访呢？他临窗抬头看天，心情一下豁然开朗，虽然天气预报报道部分地区阴有小雨，可平房的天空竟没有一丝阴云。七三一遗址群北侧绿荫环抱、平时寂静的小广场一大早就有人忙碌起来。看一眼醒目的横幅便知，这里将要举行“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在七三一侵华日军部队遗址揭幕仪式。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首先在仪式上讲话。七三一部队遗址作为世人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圣地，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关注。多年来日本众多的有识之士与我们共同努力，推进了遗址的保护事业。“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的设立，将有着重大的特殊意义。在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宣传、募金活动，团结了更多的和平人士，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

　　日本ABC企划委员会代表矢口仁也先生在讲话时显得有些激动。惨遭七三一部队杀害的三千多位烈士，请接受我深深一礼！我们的愧疚之情难以言表。希望借此谢罪之碑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谢罪的诚意。日本普通市民为表达作为加害方的诚意，决定建立谢罪纪念碑。去年，正值日本战败65周年之际，此愿望得以实现。谢罪纪念碑有幸在此建立，要感谢中国政府、黑龙江省及其各相关单位和有关人士大力支持与协助。但，此碑的建立完成并不意味着完成谢罪，得到谅解，我们要以此为新的原点，继续为中日友好作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各位的信任，才能加深友谊、缔造和平、共创子孙后代的美好未来。

　　88岁的矢口仁也老人在讲话结束后，仍然精神矍铄地向围拢过来的记者们回答问题。他告诉记者，日本ABC企划委员会一行共计19人，年龄最高的为91岁，最年轻的53岁。他们分别来自日本不同的地方。包括：神奈川、东京都、千叶、秋田、琦玉、群马、冈山、山形、群马。

　　“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的建立意义重大，这必将对日本政府早日承认七三一部队罪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以日本民间的角度建立“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既表达了日本民间力量深深的谢罪之意，也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心向和平、期盼和平的强烈愿望。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件的结尾因悲壮而震撼人心。矢口仁也先生临走时跟金成民说，我要活到100岁、110岁，我一定要看到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的那一天。但是他的宏愿没能实现，在回到日本的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一边饮着酒静静地谢世的，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坦然地直坐在椅子上。

　　ABC企划的骨干成员元山俊美先生，在他80岁生日那天来到中国，在湖南祁阳县亲手种下象征和平的樱花树后，回国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山边无比伤感地说，元山去世了，这个世界上，了解战争真相的人又少了一个。在她把丈夫山边贤藏的骨灰撒在长白山上的时候，她对着群山说，贤藏还没有看到中日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友好现实就先于我们而去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十分遗憾。但这次矢口仁也先生谢世，她什么也没说。

　　山边悠喜子，一位已经86岁的日本老人！

　　责任编辑 ?付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