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波

　　摘 要：长期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布匿战争的胜利给罗马共和国带来了无数的财富、土地和奴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罗马对希腊及东方各地的征服，使得各种文明成果涌入罗马，大大地促进了罗马文明的发展进程，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使共和制度出现紊乱，使这种紊乱只有在君主制下才得到克服，从而实现了政治体制的转型。

　　关键词：布匿战争;罗马共和国;变革

　　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此前，罗马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劳动者多为自由民，在向外扩张的进程中，罗马奴隶制才迅速发展起来。恩格斯指出：“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1]当罗马成为“世界帝国”之时，其奴隶制经济得到充分发展，随之而来引起的是社会的全面变革。

　　一

　　在罗马长期对外征服战争的过程中，大量战俘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被卖为奴隶流入罗马。“公元前167年，罗马镇压伊庇鲁斯的反抗起义，大约有15万之众被出卖为奴;公元前146年，被俘的迦太基50000多居民沦为奴隶”[2]，虽然这些数字并不全面、确切，但可以说明罗马征战俘奴之多。这是罗马奴隶的主要来源。此外，各行省居民在罗马官吏、包税商和高利贷者的勒索下，许多居民沦为债务奴隶，这是罗马奴隶的又一来源。地中海地区的海盗极其猖獗，他们把拐掠来的人口出卖为奴也是罗马奴隶来源之一。罗马所属各省都有奴隶市场，提洛岛成为奴隶买卖中心，有时一天成交奴隶达15万人，“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意大利有二百万（甚至三百万）奴隶，奴隶的数字占所估计的意大利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3]。奴隶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大量被用于农业、矿山等生产部门从事繁重的劳动;有的在奴隶主家庭中充当仆役、教师、医生;有的充当娱乐工具——角斗奴。还有奴隶被用于修建公共工程，充当狱卒和行刑吏等。总之，奴隶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量的农业奴隶输入到中部意大利，本身就包含着土地所有权的激烈变革，许多小农庄被富人抢占合并成大农庄”[4]，在军事征服中，新贵、富豪占有大量的公有地，而且他们还用掠夺的钱财兼并小农的土地，收买大量廉价的奴隶来经营农庄。许多地方出现了几百犹格[5]或几千犹格土地的大农庄，这些大农庄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阿非利加行省。大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前提是土地的集中，罗马把在对外征服中获得的大量土地充作国家公有地，出租或卖给富有公民，而罗马的富有公民——元老显贵、骑士和行省总督都以地产为重，想方设法扩展私人土地。“富有者占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了。他们并吞邻近的地段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被说明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的，因此，他们开始耕种广大的土地，而不是单一的地产。”[6]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增长，当时的显贵家庭往往拥有好几处地产和庄园，但大土地所有制在意大利各地和行省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尽相同。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地产以中型田庄维拉为主;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出现大田庄拉蒂芬丁[7]，随后扩及北非、高卢和西班牙等地，由于土地兼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各种庄园的悄然出现、再加上频繁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罗马的自耕农纷纷破产，破产的农民除小部分沦为佃农和雇工外，多数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无产者”，“富人把穷人成批地驱出他们的耕地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政治冲突和内战的基础”[8]，这些“无产者”成为威胁罗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

　　罗马共和国存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文化理念之上。换言之，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平民与贵族两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对比是共和制度的基石。由于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经济被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制所取代，所以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罗马社会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阶级：贵族、平民与奴隶，其中贵族与平民为自由人，奴隶则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奴隶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骑士与元老贵族的斗争，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阶级冲突，造成了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来罗马历史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罗马帝国经济的繁荣掩盖不住深刻的社会矛盾，在自由民内部，骑士先与乡村平民联合，后与城市平民结盟，与元老贵族展开了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连带公民兵制和公民大会制逐步被破坏，在外部使罗马的强盛态势日益削弱，在内部则使罗马一步步陷入城邦危机之中。西西里奴隶起义之后，罗马公民内部斗争日益突出，土地问题成为斗争焦点。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城乡平民、骑士阶层与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罗马共和国酝酿着巨大的政治变革。马略军事改革使罗马军队性质发生了变化，使罗马公民变成了完全脱离社会生产的职业军队。军队从昔日维护城邦共和国的工具，变成了城邦制度的破坏力量，变成了左右政局的主要力量。正如阿庇安所说：“党派的领袖们带着巨大的军队，依照作战的习惯，彼此互相进攻，他们把国家变为他们争夺的对象。”[9]“军队成为埋葬共和制度的主要工具，军队之隶属于个人破坏了城邦的体制，给后来的帝国创造了前提。”[10]以军队为支柱的苏拉军事独裁给予罗马共和国第一次致命的打击，它是奴隶制城邦危机的产物，为恺撒的独裁统治开辟了先例。

　　共和体制在扩张之前以及扩张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其主要机构由执政官、元老院和森都利亚大会（即公民大会）组成。随着社会的变化，元老院的权力扩大，而公民大会的权力日益萎缩，这表明罗马民主政治的发展遭到挫折。实行元老院领导下的行省总督制本身就是对共和体制的有力否定，行省总督是元老院在行省的代言人，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享有绝对的权力，这就在本质上否弃了民主制度。行省总督便成为罗马政坛最为活跃的角色，同时也是共和体制的最大威胁，一些心怀叵测、图谋操纵局势的人便在行省苦心经营，拥兵自重，伺机而动。罗马共和晚期的风云人物恺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共和国晚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说明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罗马贵族共和政体已经不能适应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不能适应罗马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了。由元老把持的共和政府，既不能代表罗马帝国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共同利益，又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罗马元老贵族“不再想到国家，念念不忘的只是阶级及个人的特权与额外津贴;他们接受礼物或慷慨受赂”[11]，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拼命地维护过时的城邦共和制度，竭力反对任何进步性的变革。共和国机构的软弱无能，政治生活腐败堕落，“贵族们在街头公开付钱于平民，要求他们投自己的票，官吏们盗用公款是常事，而他们被检举则为罕见之事”[12]，这一切加剧了共和后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混乱。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军阀势力专横跋扈，成为时代的特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军事独裁或专制统治，取代共和政体，这已经成为罗马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了元首政制这一新型政体，取代了过时的共和体制，由此完成了古罗马的政治体制转型。

　　三

　　罗马人在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敌手后，忘记了秣马厉兵，终日悠然自得，炫耀财富，从追求武力扩张转而追求享乐。对希腊化东方的征服致使当地的思想和习俗传入罗马，尽管有些传统的罗马人煞费苦心地进行抵制，但这些新奇的东西在改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仍发挥了巨大作用。罗马人亲眼看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希腊的富裕人那种讲究、高雅的生活方式。同时，希腊和东方各地被征服后，许多人以奴隶、人质和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在罗马，其中不少是有文化、有技艺的。他们传播着希腊和东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大大促进了罗马早期文明的发展，但是也给罗马文明带来了负面影响。

　　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不断涌入罗马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地被人们遗忘了。“罗马人那种无限多的财富就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华和浪费”[13]，疯狂地掠取金钱、富有者故意的挥霍浪费，以及对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接触，使乡土气浓厚的罗马人初次发现了可以生活得如此奢侈豪华，暴富的骑士阶层显示出最野蛮无耻的贪欲。布匿战争之前罗马民族是一个严厉而纯朴的民族，差不多每个自由人都有几犹格的土地，罗马人大多数是农夫，早期共和国的优秀男子，都满意于这种单调的亦兵亦农的生活。但在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家长们都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14]。据李维记载，罗马的奢侈之风首开于亚细亚战争之后，这次战争“第一次把青铜床、昂贵的床帷、地毯以及亚麻织物输入罗马”[15]。罗马城里的人们开始摹仿东方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旧的道德廉耻观念开始被打破。罗马贵族们及上层的中等阶级，以飞快的速度从以往的简朴生活，一跃而过上恣意奢华的生活。在老加图的一生中，就目睹着这种改变直到完成。家庭越变越小，而房屋越变越大，“西塞罗虽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16]。罗马社会中的富有者为购买巴比伦地毡，镶有象牙或金银的睡椅，所支付的金钱数目很大;有钱人家的桌椅、马具都会镶上闪烁发光的宝石与贵重金属。

　　随着财富的增加，旧日的简单食谱在罗马人的家里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及各种调味品，对于有社会地位的人或在社交场合，外来食品在餐桌上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巨富们一席蚝肉，要费1000个小银币，一桶进口鳀鱼，价值1600个小银币;一瓶鱼子酱要付1200小银币。”[17]饮酒之风大盛，酒很少冲淡，饮酒时使用大杯，最能显示富有的方式是使用金杯，“希腊的葡萄酒和本都的鱼在罗马食谱上得到广泛的使用，同时有希腊竖琴家和舞蹈陪伴的饮宴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18]。元老院通过许多节约法令，限制宴会及衣服的费用，如公元前181年奥奇亚法规定宴请客人的数量;公元前161年通过的法令规定：每位有身份的公民应在执政官面前发誓，除蔬菜、面包和葡萄酒外，他们每顿饭的花销不得超过120阿司;不应使用外国酒，不能使用超过100镑重的银餐具;但是元老们自己都不理会这些规定，所以没有人肯遵行。加图伤心地说道：“市民们皆不听善良忠告，因为肚子没耳朵。”[19]

　　罗马家庭生活中最激进的改变就是家庭奴隶数量的激增。罗马富人把落后地区的奴隶送到田庄去干农活;而把从希腊带来的奴隶留在城里家中作仆人;有文化的奴隶作半职业性工作，如秘书、教师、医生等。家内奴隶是希腊文化传入罗马的重要渠道，有知识的希腊奴隶作为秘书、家庭教师，无形中把较为成熟的希腊文化带给主人家庭，对第二代人影响较为深刻。正像诗人贺拉西所说：“希腊的战俘俘虏了胜利的罗马人。”[20]贪图个人权力和统治他人的欲望除了与大量财富有关外，还能与什么原因有关？而正是这些贪欲才导致了恺撒和庞培间激烈的冲突，而这一冲突的结果又使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21]

　　参考文献：

　　[1]《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2]杨共乐著：《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3]霍普金斯著，闫瑞生译：《征服者与奴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4]霍普金斯著：《征服者与奴隶》，第7页。

　　[5]1犹格约等于4亩。

　　[6]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内战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7页。

　　[7]维拉是指100-240犹格的中型地产;拉蒂芬丁泛指两种地产：一是大牧场，包括牧畜饲养和育种场，范围非常大，二是综合性牧场，即几个不同类型的农场的联合。

　　[8]霍普金斯著：《征服者与奴隶》，第3页。

　　[9]阿庇安著：《罗马史·内战史》第1卷，第47页。

　　[10]张晓朝著：《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11]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2]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72页。

　　[13]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页。

　　[14]杨共乐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上古史部分》（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页。

　　[15]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39.6.

　　[16]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17]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70页。sestertius通常译为塞斯退斯，是古罗马货币，初为银铸，后为铜铸。公元前217年以前1 塞斯退斯等于2.5阿司（as），后来相当于4阿司。

　　[18]科瓦略夫著，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3页。

　　[19]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70页。

　　[20]于贵信著：《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21]杨共乐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上古史部分》（下），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