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9年小说《青春之歌》被搬上银幕。电影的改编,尽管尽量保留了小说的情节和主题,但是仍然体现了它不同于文学的大众文化媒介性质:更着力提出故事的民族主义因素,更致力于民众的教育小说。所以,电影《青春之歌》成为十七年电影的另一种典型范式。
关键词:《青春爱之歌》;成长小说;政治寓言
电影与文学分属不同形态的艺术表现,具有不同的文化表征。然而在两者的发展过程中却又紧密相连:通过一种改编工作,电影推动着文学的大众影响;而文学则赋予了电影较高的文化品格。针对“改编”,英国电影学教授苏珊.海沃德曾做了几个重要的界定:其中即认为,在选择改编对象时,常常兼顾了对其民族价值的评估,这是因为电影作为更普遍的市场传媒,具有教育大众的职责。小说《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1959年被搬上银幕,作为建国十年的献影作品。电影的改编仍请了原作家杨沫。但相比于文学的个体性,电影《青春之歌》更像一个政治寓言。
一、个人情感的革除和革命理念的宣传
成长小说,常常有自叙传性质。作家与其在说虚构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对自身经验的反复品鉴和宣泄。因此成长小说又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青春之歌》写作于50年代,时代文化模式固然给小说规定了一个通行的革命+恋爱的题材,但是由于作家情感的真挚,在时代成长的模式下,更侧重的表现了个人情感的挣扎婉转,也就具有了动人的情致。这也是这个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瞩目的原因。然而,面对大众的电影改编,无疑要革除这种个性人的细节,而自始而终的强调一个政治强音,因此看到了许多情节的变动和删减。一个典型,比如林道静的爱情问题处理上。小说里,林道静最初是爱着并崇拜着余永泽的,最终两人因为信仰的差异分道扬镳。恋人间的情感的亲密和信仰的矛盾,使得分手变成一个过程,两人都几度想挽回、协调;充满无奈和痛苦。其中尤其对林道静女性心理的描绘,具有特定的性别认知。但在电影中,爱情变得简单、干脆,林道静对两人的分手毫不留恋,直言:“我只后悔自己看错了人”。这里的“看错人”不仅是对两人信仰差异的判定,甚至涉及到对余永泽人格的蔑视。事实上,电影中也是这样处理的。电影对余永泽的塑造:北大学生,胡适之的弟子,保守(反动)者,同时也是冷酷、虚伪和胆怯的。这把政治立场和人的道德水准做了一个对接,并处处与卢嘉川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电影中还数次强调了人的阶级出生决定了他们的道德本质。比如,林道静对革命有本质的热情,就在于她母亲是雇农的女儿,她的出生和悲惨经历,是对地主父亲的控诉。而余永泽尽管接受了诸多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思想,却仍然改不了他地主儿子的本质:他对林道静霸占式的爱;对上门求助的佃户老乡毫不留情;人生理想就是做个名教授,成为上等人。同时,电影消除了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个人情感情节。这种“不谈爱情”是十一年文化中的一个特有景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爱情被看成了对革命理想和信仰的腐蚀因子,正如余永泽曾用爱情的名义困住了林道静一样,因此,卢嘉川对林道静而言是纯粹的精神导师,而林道静在前进中最终选择的也只能是革命伴侣而已。
二、个体性成长和可实践的“成才”
小说和电影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就是把一种个体经历变成一种可操作性极强的“成才”教育。小说里,林道静的成长是缓慢而艰难的,这既是由于个体本身智识和性格的局限,也因为小说充足的篇幅,提供给了主人公遐想的空间,心理斗争展现成为了重要的组成。小说在林道静的情感经历描写上充满着罗曼蒂克的意味,对学生运动中知识青年的性格类型和信仰选择也做出了比较细致的描绘,突出“转变”的内因。由于作家缺乏工农革命运动的经验,这也成为了小说弱化的部分。所以郭沫若在《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批评杨沫“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之后杨沫在小说的修订和电影的改编中,都有意识的吸收了这些意见。在电影中,女性在道路上抉择的犹豫、彷徨情绪被削弱了。从一个被牺牲和损害者,变成婚姻自由的知识女性;又在卢嘉川的提点和共产主义书籍的引领下,由个人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最后在参加一系列的学生运动,乃至工农运动中,林道静迅速而必然的完成了她的蜕变。并且林道静超越了小说中一个平凡知识女性到普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范畴,而直接成为了“英雄”式的人物。林道静的故事无疑给大众提供了一种可复制,可实践的标本。同时电影也有意识的平面化了其他知识青年,按其阶级立场、思想信仰安排了叛徒或英雄的结局,歌颂了共产党员,教育了群众。事实上,电影《青春之歌》的大众教育是成功的,不仅在国内女学生中流行着“道静步”(即模仿林道静的走路姿态),1961年,因为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主演谢芳到日本访问时,东京街头,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可见。影片在越南和朝鲜也受到了欢迎。
《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因为不同的表现媒介,把一个相同的故事进行了各自的演绎,也创立了各自的经典:对作家而言,这是时代浪潮与个人经历的结晶之作;而就电影来说,“通过林道静的典型形象,通过她的经历,指出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导演崔嵬语),实现政治目的,才是集体再创作的考虑要义。
参考文献:
[1][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杨沫.《青村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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