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岭雪

　　黑白插图有没有一股陈旧的质感呢？一篇《看小说》上刊小说，希望你们喜欢！几乎是絕版珍藏哦……

　　其实，我们的故事，早就被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给演滥了，变得俗套而熟腻。可是当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是大同小异的传奇；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是切肤之痛的伤口，无论历史重复了多少次，过去了多少年，每一次想起，伤痛还是那样真切，宛如昨日。

　　1、任务

　　那天早晨有雾，突袭队员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两个消息：我的丈夫罗刚团长死在了这次任务中；我的新任务是去给一个日本翻译做妻子——他叫东方烈，是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罗刚亲自争取的觉悟青年。他的特殊身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但是他没有工作经验，所以需要有人在身边指导他，帮助他，也——监视他。

　　连长说，这是罗团长上战场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我的任务包括三点：一、以妻子的身份辅佐东方烈开展工作，并传递情报；二、创造机会，联系组织制定刺杀日本高官的计划；三、由于东方是新同志，经验不足，难保不会在考验来临时变节，所以一切工作由我与他单线联系，倘若情况有变，就要先下手为强，以免产生不可估计的损失。

　　我一惊，问：“你的意思是……杀了他？”

　　连长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最坏的打算，万不得已时的最后一招。国难当前，个人生死只是微末小事，你从今天起执行潜伏任务，第一条就是不能太感情用事。罗团长刚刚牺牲，就给你布置这样艰巨的任务，也许你会觉得我不近人情。不过，一则时间紧迫，二则这是罗团长亲自布署的计划，三则，也许工作会转移你的心思，总之……”连长想了很久，终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终只好说了一句套话，“节哀顺变。”

　　其实，对于罗刚的死，我只是感到痛失同志，是我军的损失，革命事业的巨大遗憾。但对我自己，却说不上有多么伤心。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比我大十八岁，他一手栽培了我，提拔了我，然后，娶了我。结婚半年来，我们聚少离多，即便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总是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同他在一起，或者将要同东方烈在一起，对我来说，都只是为了献身革命，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在我丈夫去逝的第三天，我再次“出嫁”了。对于那个动乱的年代而言，我的嫁妆算是丰富的，足有七八个箱子，包括各种衣料，衾枕，日常用品，以及——电台。

　　新婚之夜，东方烈对我说：“罗夫人，以后，你就是我的上级了，请多关照。”说罢深鞠一躬，想了想，又改成抱拳做揖，再想一想，又换成举手敬礼。

　　我忍不住笑了：“你这算哪国的文法礼节？”忽然想到丈夫刚死，我这样说笑似乎不妥，况且也没个“上级”的样子，于是又板起脸来说，“我们还是快把电台安好吧。”

　　2、暗杀

　　我们在“蜜月”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安排机会刺杀日本大佐宇田正雄。他是屠杀王村两百八十三口的下令者，不但双手沾满血腥，而且嗜杀成性，每个日本兵都是魔鬼，但这个宇田大佐，一个人比一百个魔鬼作恶更多。

　　但是这个魔鬼却偏偏喜欢附庸风雅，尤其喜欢中国字画，听说谁家收藏有名人字画，掘地三尺也要搜出来——以最野蛮的方式占有最优雅的藏品，会让这个魔鬼更加兴奋。

　　我们的计划是投其所好，弄一幅名品书画到古董店估价，好让消息传出去给大佐知道，画主再留下地址，当然是在一个极偏僻的地方，然后等他登门掠夺时把他干掉。

　　但是书画作品还没准备好，东方烈有一天下班回来说，因为明天是腊月初八，那个宇田大佐忽发奇想，说要来我家吃腊八粥。

　　“如今这世道，小鬼子实行‘三光，农民又‘坚壁清野，市面上什么都缺，别说‘腊八了，就算‘腊七粥、‘腊五粥也拿不出来啊。”我发急起来，“再说家里有电台，你这样引狼入室太危险了。怎么不拒绝他？”

　　然而东方烈胸有成竹，笑嘻嘻地解释：“我想过要拒绝的。可又一想，我们不是一直说没办法弄到真品字画吗？但是膺品应该不难找吧。如果他来我家吃饭，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名画的临摩品，我们再在闲谈里说这幅画的真品收藏在一个朋友家，他必定信之无疑。我们再趁着酒兴说带他去那个朋友家看画，把他引到没人的地方杀了他，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

　　这个方法听起来虽然冒险，却十分可行，我立刻与上级联系，报告了东方烈的计划。晚上十点钟，上级回复：依计行事。

　　于是我们开始兴奋地准备晚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两个人头碰头地写食谱，算计着去哪里办置花生、红豆、绿豆和糯米，要配些什么菜，怎么布置屋子，说得有来有去的，有种形容不出的温馨新昵。

　　我不由得心跳加速，这哪里像是策划暗杀，倒像是柴米夫妻过日子。

　　第二天晚上，宇田正雄来的时候，我已经办了一桌很像样的饭菜。即使是大佐，在这个动乱的时局里能吃到这样地道的腊八粥，也是一件难得的事。因此他很开心，兴致高昂，还喝了很多酒，但是他一直没有谈起墙上那幅画，却一直色眯眯地盯着我，即使东方几次把话题有意引向那幅画也没有用。

　　按照计划，我们会在十到十二点之间把他引向西郊的小树林，由埋伏在那里的同志执行刺杀。我眼看时针已经指向十一点，宇田别说去看“真品收藏”了，就连墙上的临摩都还没有注意到。事不宜迟，我只得豁出去，向宇田抛了一个媚眼说：“大佐，今晚月色不错，不如你陪我去河边散散步啊。”

　　东方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直到我与宇田走出房门都不知反应。

　　从西郊回来，远远地刚下车，就看到东方烈在小院前来回踱步，见到我，急忙迎上来说：“你可回来了，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你这样子满院乱转才让人担心呢。”我忙拉他进屋，向他重重一点头，“我们成功了。大佐，司机，两个卫兵，无一活口，你放心好了。”

　　但是东方脸上殊无喜色，却有些沮丧地说：“这次任务我没能尽到力，却把你放到那么危险的境地，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可怎么向罗团长交代呢？”

　　“怎么能说你没尽力呢？如果不是你请宇田来吃腊八粥，我怎么可能把他引到郊外去？”

　　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罗团长牺牲的消息。最初连长说，让他以为我仍是罗夫人，会多些戒心，不生他念，为组织效力时也会更加谨慎；到了这时候，我已经不便再告诉他真相了，只是鼓励他说：“你是这次计划的策划者，执行者，你做得很好，第一次任务就这样好，简直是个天才。”

　　但是东方烈仍不开心，反复强调说：“以后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同我商量，再也不能使用這种……美人计。”他的脸慢慢红起来，眼睛转向一边。

　　看着他的样子，我也忍不住莫名地脸红了。

　　3、入党

　　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我们又成功地布局了两次暗杀。东方烈信心倍增，久不久便问我罗团长有没有赞扬他，还让我替他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隔了三天，组织回复了：还要继续考验。

　　东方烈焦燥：“那到底要杀多少人才算是通过考验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党要考验你，并不光是看你杀了多少人，而是要考量你的革命意志和信念。”我安慰他，“放心，组织不会看错人，到了合适的时候，罗团长会亲自做你的入党申请人的。”

　　夏天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新任务：安排机会，刺杀日本少佐荒川武。

　　“不行，他是我的同学！”东方烈激烈地反对，“我们是朋友，我不能向朋友下手。”

　　“可他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我试图跟他讲道理，但是凭我说得口都干了，东方仍然坚持说，在日本求学期间，荒川曾有恩于他，他不能恩将仇报。

　　我无法说服他，个人的恩仇比起国家民族的恩仇来，不值一提。但也不能把他的原话反应给组织，这些话足以证明他的“革命意志不坚定”，说不定什么时候组织就会给我下命令，“先下手为强”。

　　那句话一直像根刺样横在我心上。我觉得自己就像安插在东方烈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边利用他，一边监视他，随时会炸裂，令他尸骨无存。

　　我开始做噩梦，在梦里，我手持一把无声手枪，对准他太阳穴。他大睁着眼睛无辜地看着我，然后“嘭”一声，血浆四溅……

　　梦总在这个时候惊醒。东方烈睡眠浅，听到我惊叫，会立即赶过来问：“又做噩梦了？”

　　“是，我真不争气。”我半真半假地说，“搞潜伏工作的人，说梦话是大忌，我以前不这样的，现在……”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东方烈了解地说。

　　再三权衡之下，我决定为了东方烈隐瞒组织，自己来执行这次计划。在东方烈生日那天，我借口刺探有用情报，鼓动他在酒楼举办宴会，邀请日本官员和高级汉奸参加。

　　荒川武自然也收到了请帖。不过，他那张是我另外派人专送的，地点不是在酒楼，而是西郊别墅——当然，在去西郊的路上，早已埋伏了我们的神枪手……

　　刺杀又一次成功。由于是借着东方烈的生日宴执行的计划，组织丝毫没有对他产生怀疑。但是东方听说了荒川的死讯，却对我不再信任了。

　　那天，他回家的时候，分明已经喝了酒，红着眼睛问我：“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们？你们杀了我的朋友？”

　　“你们？”我逼视他的眼睛，“你把日本人称作朋友，却把革命同志叫作‘你们？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还当不当自己是中国人？”

　　“我当然是中国人！可是，我不想再杀人了！”

　　“你说什么？”

　　“我不想再杀人了。”东方烈平静下来，一字一句地说，“我决定，退出组织。”

　　4、永诀

　　我知道噩梦就要成真了。

　　像这样的暗杀任务，是只可服从，没有退出的。一旦反悔，就必须灭口。

　　但是我延捱着不肯向组织汇报，用尽各种方法替他隐瞒。东方烈不知深浅地催促，一再问我组织是怎么回复的。他不知道，我被派到他身边时，就同时接受了另一项秘密任务：监督他，必要时就干掉他。而一旦让组织知道他想退出，就是那个“必要时”了。

　　我问他：“退出组织后，你想做什么？继续当翻译，帮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不，我已经想好了，如果组织同意了我的申请，我就辞去翻译的工作，去美国，过新的日子。”

　　“你这是背叛！”我气愤地说，“同胞们都在苦难之中，你却只想到个人安逸！”那一刻，我真想说出真相，把他交给组织处决算了，只要执刑的人不是我。

　　但是我立刻又想到，如果我不忍心亲手杀死东方烈，那么他不愿意亲手暗杀他的同学荒川武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我来说，日本人就意味着敌人；但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却不容易分得这么清楚干脆。

　　东方烈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委屈地嗫嚅：“我不是要背叛祖国。我只是无法面对死亡和杀害，我恨日本人残杀我们的同胞，可是我也不想再去执行暗杀了。我去了美国，会参加美国侨胞援助会，为我们的抗日队伍筹募军款，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只要不再杀人……”

　　他那种茫然的神情让我的心锐利地刺痛起来，也许不能责怪东方烈软弱，他只是个一腔热情的学生，从没上过战场，没有经过枪炮与厮杀，他爱国，却厌战，一上来就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对于他确实是太苛求了。我深知罗刚的煽动力，完全可以想象当初他是怎样说服东方烈接受潜伏任务的。因为我就是在他的说服下参加革命还嫁给了他。如果他在世，一定可以指导我怎样帮助东方，逐日坚定东方的革命信念。但是他不在了，我未能执行他的遗命，未能帮助东方成长，却让他想到退出，是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罗刚，也对不起东方烈。

　　一切都是我的错。

　　“组织已经在研究了，很快就会回复你的。”我只有敷衍他，“等组织同意了你的申请，我就会接受新的任务，被派往别处。”

　　“你要走？”他似乎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愣愣看着我，眼神凄婉，渐渐有泪光。

　　我心里一动。他舍不得我？他是不是，有些喜欢我？

　　但是他紧接着说：“恭喜你，很快你就会同罗团长团聚了。”

　　那一刻，我几乎要脱口而出“罗团长早已经牺牲了”，但是话到嘴边，却咽住了。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会让他怎么想？难道我想以自己为条件游说他继续与我们并肩作战？当初我用美人计暗杀了宇田大佐，现在也要用美人计来对付东方烈吗？

　　就在我进退两难的煎熬中，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了大清算，悬出的汉奸通缉名单里，东方烈赫赫在榜。东方烈对我说：你们要为我作证，我不是汉奸，我为抗日出过力的。

　　但是内战打响了。“我们”不可能为他去跟国民政府谈判，更何况他已经“退出”组织，我就更加不能如实向上级汇报，请求保护，也不能带他投奔“我们”。

　　我只有劝他：“你逃吧，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你呢？”

　　“我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明天就要离开这里。等我走了，你要立刻走，最好一天都别耽搁。”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最后一顿分手饭。他分明有话说，可是每每只说到“罗团长”三个字就咽住了，我也觉得有满腹的话要说，但是百转柔肠，最终却只是酒到杯干，所有的话，都在酒里了。

　　这一年来，我对他隐瞒了太多的事，罗团长的死，组织给我的秘密任务，还有我从来没有把他的退出申请上交组织……如果我告诉他所有的真相，他接受得了吗？

　　我们都喝醉了。醒来时，天已大亮，我没有惊动他，悄悄拎起行李出了门。

　　离开前，我忍不住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我们的新房，不知怎的，伸出手去撕下了门上的喜联。那还是一年前我们“新婚”时贴上去的，贴得太牢，纸也脆了，只撕下半幅，写着“鹊登梅”三个字。

　　——那是我带走的惟一东西，也是我们结婚一年的凭证。

　　多年以后，我听说有一个词叫“纸婚”，形容结婚一年的夫妻。冥冥中，原来一切都已经注定。我们这一年“婚姻”留给我的，真的就只有这半张纸。

　　5、心声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东方烈。

　　我猜他已经去了美国，但是也有人同我说，他被国民政府暗杀了。

　　解放后，我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却始终不能证实真假。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每天想的都是怎样执行暗杀，后来又成天担心如果组织命令我处决他，我该怎么办。心事太重了，重到让我无法思及其他。直到我们分别后，到我再也见不到他，思念如潮水般越涨越凶，我才终于知道：我是爱他的。

　　我们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可是我们共患难，每天头上顶着雷过日子，在那个屋檐下，只有我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也只有他听过我的梦呓。我生病的时候，有他照顾；我孤独的时候，有他安慰；为了陪他参加宴会，他手把手地教我跳交际舞，喝清酒，吃日本料理……三百多天发生过太多的事，对于组织来说，只是工作；对于个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我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早已不再是罗夫人，我們的关系会不会有所不同。

　　那天我同他吃分手饭，是存心灌醉他的，也存心灌醉我自己。我以为可以豁出去，酒后吐真言，没想到多年的克制成了习惯，即使在醉中，我也仍然什么都没有说。

　　那些话，已经藏在心底六十多年，如果可以再见他，我一定要告诉他：全世界的人加在一起，只有你才是我最关心的。

　　还有，我一直想问他一句话：你有没有，爱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