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自己获得的第一个小说类奖项。初升高的暑假，在高中的百度贴吧闲逛，看到征稿启事，写出四五千字的“小说”投了过去。高中开学后，他们把获奖名单贴到公告栏上，我拿到了小说组第一名。他们搞错了我的名字，把“修新羽”写成“修新宇”，所以同学都不太相信获奖的居然是我，而是某位名字恰好和我相似的学长。

　　我还记得自己后来加入了校刊，经过两年努力成为主编，拿到了那串能打开资料柜的钥匙，终于有机会看到每届征文比赛的评委打分和评语。评委说，感觉我在尝试创作自己还无法驾驭的东西。“还无法驾驭，但假以时日或许能成功。”整个会议室里只有我一個人，站在窗户旁边，就着傍晚时分昏暗的天光仔细阅读着那张薄薄的纸，茫然多过激动。

　　那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基本都是在课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拓展。也就意味着，基本上都是四大名著，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鲁迅，对先锋派和后现代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小说”对我而言是太过厚重遥远的东西，只配印在课本上，让所有年轻人强制阅读一万遍。对十三岁的我来说，往自己的作品里也塞入那些“厚重遥远”，未免太缺乏自知，太过贪婪。然而野心摆在那里，只要方向是对的，日复一日，终究还是能离目标近些。

　　从最早的那篇作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

　　起初年纪小，想的多半是分数，应试教育，少女情怀，写的东西都发表在《萌芽》上，基本是同龄人在看。后来在清华读了哲学系本科，又修了新闻学双学位，想得越来越杂，写得也越来越杂，科幻、战争、校园，诗歌、剧本、散文，什么题材什么体裁都想去试试，可以说是兴趣广泛，也可以说是心思散乱。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着写作的才华。在我看来，那些最优秀的小说家多少都有点儿病态，至少是有着过于强烈的窥探欲和袒露欲。村上春树在那篇著名的获奖感言中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他相信小说家应当永远站在弱者那边，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未免也太偏执了。我觉得小说家两边都不站。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们一旦深陷在细枝末节中而缺乏冷静思索，就会很容易忘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而小说家就应当承担着“审视者”的角色，他会提醒狂热的鸡蛋以毁灭的命运，也会提醒高墙以鸡蛋的狂热，他的审视和他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家站在自己那边，他是鸡蛋与高墙的敌人，也是鸡蛋与高墙的盟友。

　　英文里有两个俗语，“房间里的大象”和“柜子里的骷髅”。前者说的是人们对众目睽睽之下的某些事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后者说的是受人尊敬的人或家庭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可怕秘密。小说家所描述的，就是这头“大象”和这具“骷髅”：他要替所有人承认，替所有人忏悔，最终，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替所有人争取到救赎。

　　而从更为私人的角度出发，小说亦是一个储存东西的罐子。某个情绪，某句话，某个人，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想把他们记录下来，又不能让他们看起来太突兀，所以就编制出了不同的小说，讲了许多句子，花费了很长时间，只希望他们能出现在最恰如其分的位置。

　　我尝试过用更为精巧的结构和语言来创作。我尝试过用失意的、抽烟酗酒的中年男人的口吻讲故事。不过是在罐子上描绘花纹，或者制造点儿陶土罐子，玻璃罐子。它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封存起了我的一部分生命。

　　《不仅是雪》里波士顿的暴雪，我遇到过。《逃跑星辰》里孩子之间的排挤与竞争，我参与过。我只是习惯于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琐碎生活……如果有人愿意读完我的每篇作品再来注视我的眼睛，就能够完完全全了解我的一生。

　　而我不愿仅有一生。

　　高二时半夜窝在被子里，读了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多年来清楚记得这句：“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海德格尔宣称，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诗意在这里是一种超出原本生活之上的审美境界，是信仰，也是渴望。

　　而我们期待的，正是像所有伟大文学家所做成的那样，用自己的方式命名万物，让终将消亡的所有记忆都变得更有意义。

　　我想这就是我阅读小说和创作小说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