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晶晶

　　摘要：老子的“守中”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分别在中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老子强调“不如守中”，亚里士多德则指出人的行为、情感应当合乎中道。二者在思想方法上相似，同时，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又造就了两位思想家对“中”的内涵各有侧重。本文通过探讨老子“守中”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异同，思考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守中；中道；老子；亚里士多德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中”的观念已经有所论及，老子的“守中”思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老子》第五章中，老子即指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作为古典时期古希腊重要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中”，人的行为、情感合乎中道，便是达到至善之境。老子强调的“守中”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既有相通之处，又相互区别。

　　一、老子的“守中”思想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运行、发展自有其规律和特点，这个规律即“道”。“道”生万物，万物最终消亡又归于“道”，所以“道”便是万物本性的“中”的状态，“守中”即把握了“道”，就是把握和遵循事物自身发展规律，以此达到从容应对万物的变化发展。在《老子》中，老子从万物生成、治国治民、人生态度等三个方面围绕“守中”进行了探讨。

　　《老子》第四十章和第四十二章中分别提及万物的生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3]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来自“有”和“無”的中和转化，阴阳激荡形成和谐体。万物因“道”而生，中和转化是天地的自然作为，因此需要遵循“道”，需要“守中”，以达到和谐。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他认为治国在于“为无为，则无不治。”[4]。春秋末期人民饱受战乱纷扰，因此老子强调政治是“有为”和“无为”的中和，统治者要遵循“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不挑起战乱，不扰民，不起欲望而趋于静止，天下将会自己稳定。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5]，因此“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并非用“道”来教人奸诈取巧，而是用“道”来使人变得淳厚朴素。在治民政策上，老子主张统治者不要打断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应压制人民的谋生之路，统治者只有遵循“守中”原则，不压制人民，才不会被人民讨厌。

　　在处事原则和人生态度方面，老子同样强调“守中”。做事时，要“慎终如始”，持之以恒，争先冒进者难以长久发展。同时需要把握恰当的时机，即“时中”。在个人生活方面，需要节制，感官欲望超过限度会变成求乐反苦。“圣人为腹不为目”，要能够摒弃物欲的诱惑，重视内在的满足。另外，老子指出“知足之足，常足矣”[7]，人一方面要追求“道”，另一方面要懂得知足常乐。

　　“反者道之动”[8]，老子认为万物运动变化是从对立面出发，返本复出，达到中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因此可以借对立面来调和极端状态，知雄守雌，知明守暗，知荣守辱。总的来说，老子所谓的“中”既是天地万物所遵循的“道”，也有“适度”、“知足”的内涵；既关注空间上的有无相成，也重视时间上的恰当，即“时中”。

　　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

　　“中道”也被译为“中庸”，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中”，但自然界的“中”被广为认可，是绝对的；人类社会的“中”则是相对的，这相对的“中”关于人事，属于伦理，伦理德性就是中庸。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过度和不及都是恶，而中庸介乎两恶中间，“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9]。亚里士多德从德性的不同方面讨论了中间性的表现，同时指出实现“中道”的方法。

　　在处事原则方面，亚里士多德分别论述了勇敢是恐惧与鲁莽的中间性，节制是在快乐方面的中间性，慷慨是浪费和吝啬的中间性，大方是逞强和不识相的中间性，好名和不好名两相对立，温和是在恼怒方面的中间性，随和与难以相处两种品质两相对立，谦虚和吹嘘两种品质两相对立。

　　以人的品行和感受切入，亚里士多德接着探讨了“公正”，这一观点形成亚里士多德政治理念的基础。“所谓公正，一切人都认为是一种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10]，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最完全的德性，因为在各种德性之中，只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最善良的人，不仅以德性对待自己，而且以德性对待他人。不公正是违法和不均，公正则是守法和均等。表现在财富或权力的分配上，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亚里士多德同时提出“矫正性的公正”，指人们在非自愿交往中所得与损失的中庸，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间性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面是过度，一方面是不及，因此中间就是在感受和行为中的中间的命中。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命中中间，实现“中道”。首先，亚里士多德强调理智的作用，应当以普遍的客观规则作为参考；其次，要明确对象、时间、数量、原因和方式，因此“中道”的寻求是相对的，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因势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后，由于准确命中中间是困难的，所以在寻求“中道”时必须把自己拉向两个对立的方面来考虑。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美德及其方法强调理性高于感性，同时理性原则应当在行为中得以实践，将普遍原理和特殊情况相结合。两恶相权取其轻，要避免更大的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求中间，避免矫枉过正；要正确对待快乐，有节制，不放纵。“中道”意味着德性和规范相统一，从个人德性的“至善”追求延伸到社会的公正，最终走向国家治理的民主化。

　　三、老子“守中”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异同

　　“养育中华古代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是一种区别于开放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是一种不同于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以周边游牧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领土封建制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11]老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别产生于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主体的差异导致二者道德观念的差异。

　　首先，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2]是老子的社会理想，因此老子的“守中”强调治民要“无为”，个人应持守虚静，追求单纯自然、回到婴儿般的境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产生于相对开放的古希腊商品经济环境之下，人员迁徙和商品交易频繁，因此对所有人平等适用的“法律”是维持社会安定的主要工具，强调“公正”、“均等”的“中道”因此成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的基础。其次，老子的“守中”更为保守，要“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13]，老子认为要“不起欲望”；而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承认人的欲望，希望通过理性和欲望的调和来命中中间，并且继承了古希腊“勇敢”、“热爱荣誉”的贵族精神传统，更富有开拓性。再者，从关注视角看，老子更着重人生哲学，对个人的品德和修养进行探讨，希望通过个体的“守中”来完成国家的“无不治”，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视为一体，缺少從国家制度层面设计的意识。亚里士多德则从个体德性的“中道”出发，最终落脚到社会的“公正”，从道德延伸到政治。最后，从实现方式来看，老子对“中”的实现是通过“无为”，而亚里士多德主张理性与实践相结合。

　　尽管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诸多差异，但是二者对“中”的讨论又不乏相通之处。

　　二者都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4]，因此应当控制感官欲望；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自然的欲望追求不应超过自然的限度，对特殊的欲望要适度追求且应以的方式。其次，二者都从对立面来探讨事物，有一定的辩证色彩。老子认为物极必反，从有无、前后、上下、大小、难易、高下、多寡、美丑、善恶、过与不及等相对概念来阐释不偏不倚的“守中”态度；亚里士多德也是从事物的极端出发，认为过与不及是两恶，“中道”则是位于两恶中间最适宜的状态。再者，二者都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思想。老子主张“尊道”，即遵循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因时而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命中中间应该考虑具体对象、方式、时间、理由、方法等因素，对于特殊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其特点。最后，二者都包含、指导其他德性。老子的“守中”贯穿其思想全部，《老子》中无论是对人生哲学的探讨还是对道德哲学的讨论都围绕着“道”，而对“道”的把握在于“守中”。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公正”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凡是具备“公正”，其他德性就会随之而来。

　　尽管老子的“守中”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源起各异，但二者关于“中”的探讨在当下社会仍有其思想价值。从社会道德来看，面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老子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节制、适度不失为培养道德情感的良方。在政治生活领域，二者又可互为补充，强调“法治”的同时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世界范围来看，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加剧、恐怖活动频起等影响世界安定和谐发展的因素是不同利益团体走向过或不及两个极端产生的恶果。借助于先哲“守中”、“中道”的思想，结合当下现实来反思并指导实践，对于中西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6][7][8][12][13][14]傅佩荣著.我读《老子》[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9-177.

　　[9][10]严群著.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92.

　　[11]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5]亚里士多德 著.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