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未眠书》《无情世界的感情》等八种，曾获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峰会“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第四届“唐瞍青年文学研究奖”等。

　　一

　　新文学话语的兴起与流播，根底里是文学如何在古典中国的转型中获得其现代性政治内涵、精神结构和制度外观的过程：在把握历史规律和方向的信念和激情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获得其主体性，并且以其明确的思想内核和规划目标，划定现代与传统、革命与反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分野，重新拾掇和整合以往的文化与文学遗产，倒溯式地追认和梳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历史脉络，进而指向未来的、进步的理想文学图景。

　　涉及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关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总是有着若隐若现的民族主义情感与认同潜伏在背后或者前方，尤其在所谓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全球化的讨论人言人殊，从其狭义的角度来说，特指近数十年伴随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政治交往、信息往来、媒体传播与文化变迁，这个过程实际上最迟从五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这是一种现代性症候。15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16世纪盛行的文艺复兴、17世纪勃发的启蒙运动、18世纪飞速运转的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所型塑的现代世界观——民族国家、宪政、法制、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等逐渐取代前现代时期的神圣政教合一的王权而成为新的“普世性”。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发源于欧洲的局部现代性确立自身霸权式地位并向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过程。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陡然得到提升，因为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它在全球不均衡的区域内成为有着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功能的“新文学”。新文学的主体性因而总是关联着特定的文化传统，成为普世性中的特殊性，在貌似矛盾冲突的面貌中呈现其合乎理性的内在本质。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新文学主体性也与现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近200年来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生态的急剧而又深刻的转型，使得我们讨论当代中国文学话语的主体性时也不得不回过头去，重新观照这段“过去”——它是如何成为“历史”，而“文学”又如何在“历史”中生成，在它的生成过程中“传统”如何被从历史“流传物”中提炼出来，成为被汲取的思想与精神资源，进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返本开新，自铸主体。纠结了中国学术界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古今”之争，不断变换着各种词语与修辞，它们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与“文化本位”、“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等诸多形式出现在各个历史节点，时至今日依然很难摆脱因袭已久的对“传统”与“主体”的本质化、静态化理解。确实，符号化、简约化地理解“传统”很容易因为民族情感而附加了道德价值，能够更为便利地在文化交易市场上流通，同时也利于无所用心的操作，但无助于推进我们理解它们各自的流动性。尽管某些核心性的要素（比如抽象的民族精神）维持了“传统”必要的稳定性，我们却必须在时间的流转中才能把握“主体”不断的移形换位，而正如现代性进程本身所显示的，它也必须从空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得到理解。

　　只有基于全球史的视野回溯中国新文学话语的建立，力图勾勒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传统之间兔起鹘落的关系，才能有望走出后文要讨论的“替代性的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的话语成套——它们往往带着殖民与文化等级的暗影——重建一种充满现实感的中国文学话语。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日新不已，正是新文学的核心传统。

　　在论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孔飞力（Philip A.Kuhn）追溯到18世纪90年代的帝国危机。康乾盛世结束，西部边疆开始不平静，湘黔川苗乱，台湾陈周全起义，黄河与长江的洪水泛滥危及中原和华东省份，违禁偷运鸦片到南方广州的英商正在改变中国茶叶贸易中的逆差局面。彼时清代社会与政治发展面临着三项迫待解决的难题：“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即便没有即将到来的国外侵略，这些问题也已经到了尾大不掉必须改变的程度。

　　这种危机显然不能仅仅从帝国内部得到全面揭示，它是世界整體格局变动中的一环。如同林满红发现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因为白银外流而引起了整体秩序的变动。其中包括：中国相对日本在亚洲的地位陵夷、中国政府相对世界市场的力量消沉、传统中国强调多元权威并存的思想在此期间突然涌现等。银贵钱贱，导致19世纪中叶清政府危机加深，众多省份白银外流、田赋减少，盐税收入也在下降，商业部门贸易减少，海关税收少于定额。政府的支出却增加了，户部赤字从1843到1850年间，平均是岁入的4%。“到1853年清廷失去的不仅是无法获得官位的学者的支持，也丧失了维持自身的能力。每年支付官员与军人的共约3000万两。事实上，户部盈余只有29万两，需要用来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钱项90%没有着落。”与这种情况相应的另一面是社会腐化和官场的贪腐。1850年代之后约三四十年间，因墨西哥独立运动后铸造的银圆流入中国，以及中国因前一阶段白银外流所引起的太平天国动乱，而造成另一阶段的秩序变动，“地方军事化”的过程，使得国家权力转移到地方精英之手——现代兵制的形成、地方主义的发展、绅权以“委托权力”的形式在地方自治中起到关键作用，进一步加快了传统国家中央集权体系的崩溃。

　　与中央政府式微而地方势力崛起并行的思想学术上表现，则是所谓“权势转移”，原先属于“边缘之学”的公羊学派的重振——18世纪中期，常州学派的出现。以经世之学闻名的龚自珍和魏源同受刘逢禄（1776—1829）知遇，以今文经学引为同道，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进而关心边徼舆地，促使西北史地学的兴起。今文经学动摇了经学的神圣性，“传统”成为“六经注我”的可利用资源。鸦片战争刺激的“以夷为师”与洋务运动，更使得西学逐渐跃升主流。进化论的引入促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历史认知观念的主流，到1 8世纪晚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主义者更是糅合公羊学的“三世说”、“托古改制”与进化论，将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作为其变法立宪的理论依据。这个过程可以视为对于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性的模仿，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种“迟到的现代性”。

　　“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是最典型的表述。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内扩展，东西方碰撞式的相遇，进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肇兴，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怨恨、反抗、战争、媾和，殖民促生了自己的仿效者和反叛者，导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和模仿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一系列运动，最后形成了当代的民族国家林立却又不平衡的世界体系。现代文学话语便是在这种经变从权的语境中，获得了其主体性。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现代性发明，如同安德森所论述的，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兴起过程中发现“印刷资本主义”在凝聚“想象的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觉醒，文学的位置迅速被提升，加入到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之中。“诗界革命”“戏剧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系列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表述，显示了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它之所以在现代时期特别重要，正是因为文学参与到最为重要的国家与民族情感的塑造工程之中。那些曾经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主文谲谏”等内容被提炼为“诗教”和“美刺”的传统，在新时代如梁启超关于小说“浸、熏、刺、提”、鲁迅关于“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等的表述中焕发出明确的实用性功能。

　　二

　　新文学区别于被命名为“旧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它将文学从“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提升为“民”和“族”的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引和思想指针，而这一切正是文学通过自己的审美力量和情感连带作用而发挥出来的功能。它是高度现代政治化的，是公共性、介入性和行动性的实践，因而不同于纯粹怡情遣兴或抒发个人幽微思绪的余兴节目，尽管后者并不在它所完全排摒的范围，但无疑需要被归并到这个总体性的“人——民族——国家——文学”的历史规划中来。

　　这个整体性的过程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尔王朝、大清帝国等老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它们的土崩瓦解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与缔结条约、强迫性的政治体系的破解、经济贸易形态的转换，也体现在文化与价值观上的颠覆与更替。因为殖民者在国土占有、资源掠夺、商贸侵袭这些直接的控制之外，也会进行文化上的教育和改造。比如何伟亚（James L. Hevia）就曾通过中英的个案展示了帝国主义通过惩罚警诫、报复性恐怖、将原有君主去神圣化、传教、大众传媒输入新观念等方式来对殖民地进行欧美文化的哺育，其基础是一系列“科学的”理念：白人种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关于文明发展和等级的理论等。这样一来，原先帝国的民族被视为“原始”，而文化则是“野蛮”的，通过将一套新的宇宙一道德体系覆盖到旧的文化之上，而取得被征服人民的默认和同意。因而，经济与政治被殖民的同时，也是被入侵者的“新文化”诞生的过程，这显示了新文学内在的自我冲突。

　　亚洲与欧美的相遇可以视为原先的伊斯兰教、儒家、佛教、印度教文化等多元文化与现代性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技术、建制取代这些文化之前，它们分别在特定区域拥有一定的普世性。以伊斯兰为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曾经具有极大的普世性，成功塑造了从摩洛哥到爪哇各地的穆斯林的价值观，形成了独具特色且遍及辽阔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和文化态度。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把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理念推广到世界前沿，通过它在工业文明、军事组织、立宪政体、政教分离国家、现代行政治理上的多重成就，使它们蹿升为新的“普世性”。欧式科学知识、历史见解和欧洲的道德观、公共秩序观、刑罚观，乃至衣着风格、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文明”的象征，亚洲的历史进入到顺应这种“文明”的过程。但是，像石川祯浩所说：“以巴克尔为代表，所谓放之世界而皆准的‘普遍性的‘文明，实际上不过是近代西方为认识自身和使自身正当化，从假想的亚洲社会状况中找到对比性根据而动员起来的工具之一。其自身在西方难以定位的自我，要表述它的唯一语词，就是把非西方看作‘他者（=野蛮）始能成立的‘文明的概念。这同时也表明，无论是福泽，还是浮田，抑或是梁启超，只要他们接受‘文明的观点，也就难以定义非西方本身（自己）为何物，而不得不借用西方的眼光来表现自我。”以西方文明的眼光反观自身，各处的亚洲人都面临欧洲的新自我认知——非专制的、日益都市化和商业化的、创新的、充满活力的认知，原先的那一套被认为过时了，如同泰戈尔郁闷地写道：“亚洲始终是欧洲法庭上的被告，始终把该法庭的裁定当作定论，承认我们唯一可取之处，乃是彻底拆除我们社会四分之三部分和它们的根本基础，照英格兰工程师所规划的，代之以英格兰砖和灰浆。”

　　彼时亚洲人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使自己和别人无奈接受本国文明因内部衰败和西化影响而逐渐式微的事实，同时重新得到主宰世界的白人对他们平等看待和尊重。在主流之外的一些思想家同时也开始探讨本土自主的道路，印度教、儒家、伊斯兰传统的先驱们也进行了本土思想融合外来资源现代转型的探索。他们包括出生于波斯，后来漂泊足迹遍布欧亚非三洲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印度的泰戈爾，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毛泽东等人。但是在峻急的社会局势之中，深远理性和平缓的变革很难为人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本土的旧有文学历史流传物建构为需要被推翻和打倒的精英与值得被提倡的平民两类对立选项，看似是文学话语权的争夺，实则也是争夺解释历史与传统的权力，正是在这种争夺中，树立起中国的现代主体。虽然在西化的主流中，并生了“国粹派”“甲寅派”等对传统忧心忡忡的支流，但在文化语法已经被颠覆式改变的思路中，“传统”显然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一种具有“国学”意味乃至意识形态主张的“儒教”之类的新发明。新文化内部也滋生了“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不同取向，只是表明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它们共享了同样的思想框架和逻辑。

　　西方现代性理念魅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让穆斯林和反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等都无法抗拒。这个理念因为有欧洲成功先例的支持，而受到亚洲几乎所有地方的反殖民精英所拥抱，它承诺了解放和国家建制，包括明确的疆界、井然有序的政府、忠贞的官僚组织、保护公民的法典、透过工业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达成的快速经济增长、群众读写能力计划、技术性知识、同民族内同起源感的问世等。在后来成功建立新国家的领袖，如尼赫鲁、毛泽东、胡志明、纳赛尔、苏加诺那里，尽管因为地理经济、宗教文化、政治传统的因素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各有取舍选择，总体上还是遵从了现代性的语法。民族解放与自决固然是对西方殖民者的报复，但是这种报复是含糊不明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独立自主之路还需要漫漫求索。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尴尬如同列文森（Levenson）总结的，是历史与价值的矛盾，过去的那些“流传物”变成了“传统”，被认为已经失去了当下的合法性和活力，拉进了“历史”中，尽管在情感上依然葆有了它们斩不断的依恋价值。“中国人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走进自己的博物馆的过程中，在不妨碍变革的情况下，又保持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他们的现代革命——在反对这个世界的同时又加入这个世界，在撇弃中国过去的同时又使过去成为他们自己的过去——是一个建造他们自己的博物馆的长期奋斗的过程。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历史作一番清算，用一条新的绳索将它牢牢拴住，而同时朝着和它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时候的主体是一个新旧杂陈、中西交融的主体，既断裂又连续，在看似矛盾中显示了现代中国本身的复杂性。

　　以复古求革新一向是中国士人在穷通变革的时候，返回过去，乞灵于阐释古代经典的秘密。儒家的经典《大学》中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传统”屡经变易，总是為时所用，也正是在此种日新不已、自强不息中，中国文化葆有了刚健有力的勃勃生机。康有为在世纪文化转型时代称：“伊尹日：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梁启超引《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也是为了申说“变者，天下之公理”。在“变”与“不变”之间，时代的选择是抛弃原有的万世不易的“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代之以新进的“道”：科学、民主、平等、民族国家……新文学最为关注的内容都是与这类启蒙主义密切相关的主题：反封建家庭、破除迷信、婚姻民主、阶级平等、妇女权益、儿童教育……无疑都具有革命意味与乌托邦愿景。但即便具有激进革命的外貌，根底里其实是与既有传统的“视阈的融合”。汤武革命、周召共和的传统表述，在新的时代被赋予新的含义，“革命”“共和”这些古老的词语复活，并且具备了经过现代改造后的内涵，它们是新时代的尊时守位、知常明变和开物成务。

　　这种对于时代精神的共识，使得新文学群体迅速分化后，也共享了同样的精神资源。比如，此后成为主导的民族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心理动因植根于：社会主义提供造反合理性的证明，不仅是对传统的造反可以获得合法性，同时对于作为价值取向的西方本身也具有合法性。而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益严重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开始获得了道德象征的极其强有力的地位，任何一方政治和社会力量都不得不表现出对其命令的服从。两者的结合可以视为理性的策略和情感信奉的结合。这种对“古”和“西”的双重革命是真正的激进和前卫，但也是保守与后卫，新文学所纠结的复杂性也就体现于此。复杂性当然意味着内在的多重成分乃至相互冲突和对立的观念，但无论如何，“新”显示了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赋予了评判文学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因而，丝毫不奇怪，尽管文学史的叙述中新文学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在彼时彼境的文学现场，新文学的作者固然掌握了话语权，但在普通读者那里，它们并不是主流阅读的文体和内容。

　　从文体而言，现代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固然获得了遍地开花、蓬勃生长的空间，但在新兴传媒如报纸和杂志的公共空间，旧体诗词仍然居于高端位置，哪怕它们已经被各类“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判处了死刑。就内容而言，演义小说的陈腐教条、鸳鸯蝴蝶派的你侬我侬、武侠仙怪的奇诡世界也赢得了更为多数的读者和受众。然而，这一切都无妨新文学的主体位置，因为新文学的倡导者在一开始就有一种文化和理念上的强大自信，那种在现代以来的线性时间、进化论和弥赛亚信仰般的未来救赎中形成的信心——对于文学真理的锚定，进而以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这种强大的理想之中，只要符合它的要求，以文学进入到历史的进程之中，参与到社会的变革、政治的进程、家国内外的文化与思想战争，它就可以无可置疑地以少胜多，以质胜量。

　　三

　　如果说新文学形成了自身的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本身就内含了自我变革的成分，它是个流徙不停的动态存在，而新文学的主体则是星云般的聚合性主体，融合了各种跨体系与跨社会的成分。在新文学确立的一百年间，它不断移形换位，一次次自我否定拆解，又一次次重新发明自我，只是证明了它如同息壤接续了大地一样生生不已。这块大地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在于新文学自始至终植根于宽阔的政治关怀，尽管一开始是从精英的启蒙与自我启蒙开始，很快这套启蒙话语伴随着“到民间去”的现实要求进入到更为广泛的民众那里，而民众的生活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变数和可能性，从而也就提供了新文学绵延不绝的源头活水。从新文化运动不久的“为人生”还是“为艺术”，很快进入到“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然后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中国气象与中国风格，每一次嬗变都充满了内在的冲突、磋商与调和，实际上都是新文学的精神应对具体的社会情势之变而在实践中做出的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对“新人”“新文化”的强调同样是新文学的延续，那种对于更加美好未来的激情想象和试验。无论成功与否，想象和试验本身显示了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自觉与能力，而它的内在也包含着泥沙杂呈的成分。就如同洪子诚曾经极其富于洞见地在作为文学乌托邦试验顶峰的样板戏中发现的：“在‘样板作品中，可以看到人类的追求‘精神净化的冲动，一种将人从物质的禁锢、拘束中解脱的欲望。这种拒绝物质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开展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禁欲式的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中，在自觉地忍受（通过外来力量）施加的折磨，和自虐式的自我完善（通过内心冲突）中，也能看到‘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创造者本来所要‘彻底否定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模式……也许可以从‘文革理论和艺术中，寻找到本世纪人文思想中抵抗物质主义，寻找精神出路的相似成分，但也一定能发现人类精神遗产中那些残酷、陈腐的沉积物。”

　　20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的“走向世界”与向西方尤其是欧美范例的学习过程，因其表面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似性，而往往被文学史家和思想史家表述为一场新启蒙运动。80年代文学生机盎然与此起彼伏的潮流与实绩，也体现了求新求变的新文学精神。但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经过了中国革命之后，80年代的文学已经不再是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者，即便看上去几乎所有兴起的流派都在强调对于僵化和霸权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反驳，但这种反驳本身也意味着中国主体和中国问题的在场。它们形成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去政治化文学观念。比如对于“感时伤怀”的批判，意味着审美主义对一体化政治文学的反抗，它意在指斥“须听将令”的革命文学以及更多强调政治批判与现实介入的文学话语，在人性论的支撑下为去政治化的观念背书，但它自己也构成了一种“纯文学”的意识形态，成为另一种政治。

　　粗略说来，支配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主流文学观基本上笼罩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里，它将文学导向一种脱离大地的取向，即集中于向内转的个人、欲望、内心、身份、肉体、性别等诸多微观政治的侧面，并且满足于那些“被压抑的弱势”层面获得象征性胜利。但是，可悲的是在整体性的层面，文学不自觉地脱离了与集体和更广泛民众的关联，溃败于资本政治的威权之内而不自知。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个体很难超越一己的层面，看清楚大历史中个人所处的位置，就像埃科在《玫瑰之名》中所说：“上帝之所以清楚世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意识里，在它被创造之前，构想了它，就如同从外部想的一样。而我们并不知道世界的规则，因为我们生活在它里面，发现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这样的文学风貌与景观倒是迎合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共生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基本背景是主体l生的黄昏，表现为丧失对应然世界兴趣的犬儒主义和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这带来了文化的分裂和共识陛的沦陷，当旧有的神圣世界瓦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性分化，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现代性内在的价值观是统一的，这也是新文学建立的根基。而这一切随着后工业时代、资本统治一切、消费社会的到来，也趋于弥散状态——不仅对于过去在解释和书写历史的时候众说纷纭，而且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随着苏联解体和欧美福利制度的细化，再也无法形成蓝图式的乌托邦愿景了。

　　时代的巨轮驶过，如同马匹疾驰过草原，蹄蹶过处，青草、野花、蝼蚁、蠓虫难免会有损毁死伤，然而这是历史常态，无须哀伤，也没有必要去哀悼，因为草原并不会因此就败落凋零。新文学的传统就是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草原，它可以包容并且鼓励腐朽、衰败、脆弱者死亡，而萌芽、茁壮、强健者自会新生。如果当代文学要接续新文学的传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价值重建问题。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高蹈之词，而是因应着资本全球化扩展、地方主义兴起、原教旨主义的抬头、科技与媒体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形势的必然要求。从思想史的脉络来说，按照高瑞泉的分析，“从大的方面说，中国至今尚未最后走出后经学时代，这个时代特有的独断论孑遗与相对主义思潮，从对立的两方面共同销蚀着现代价值。‘物的依赖关系的迅速扩张和种种‘后现代的播撒，像流行的快餐文化和庸俗的经验主义一样，使得当代中国知识者容易传染上理想恐惧症。因此，现代精神传统同样需要经过更深入的反省而继续演进，价值重建依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重申理想主义，不断自我刷新，正是新文学的基本取向。

　　百年新文学兜兜转转，以“重估一切价值”开端，现在到了“重建一切价值”的时候。我想无论从顶层设计到民间感性，都意识到两方面的途径：一个是传统的资源发掘与发明，这个传统当然包含了古典中国、现代中国（革命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各类传统，就是有学者所谓的“通三统”；另一个则是再政治化，所谓的再政治化并非那种机械的、图解式的庸俗政治化，而是将政治批判和议程内含在文本之中，走向一种“伦理——情感”的政治。两者的结合，通向的是人的自由、自觉和完善。就像哈贝马斯所说：“一个行为者如果对其行为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认识，因而能够承担起行为的责任，并且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做出规范的论证，那么，我们就说他享有所谓的‘自由。”自由是人的完成，也是新文学的原初的“立人”梦想，唯有“人”重新被立起来，文学才立得起来。

　　新文学关于人与文学的梦想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虽然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用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所观察到的情形来说，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随，民族一国家的主权尽管依然是有效的，但已不断衰落。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金钱、技术、人力、商品越来越容易地越过国界。因此，越来越少有力量去制约上述因素的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力；与之并行的是国家相关的意识形态也面临重重危机，我们时代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帝国”的政治。“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这个帝国背后的力量就是资本，资本以其消费的意识形态也重新塑造了我们时代的文化与精神生态：形形色色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伪中立立场、放逐的明确价值观，它们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土崩瓦解，或者统摄收纳在它的逻辑之中，哪怕是对它的批判也有可能被转化成一种可供选择与消费的思想产品。

　　文学在这样的时代还有什么意义？我想应该是萦绕在任何一个文学执业者心头徘徊不去的问题。李敬泽在《为小说申辩》中说到的三点理由其实也可以视作文学在当下合法性的理由：文學以其对于世界整全的思考，提供了人们摆脱虚无主义的向死而生的自觉；它保存了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而不至于让人成为单向度的存在；文学能够让人理解他人的真理，从而使得民主、公正、公共空间成为可能。这当然是从形而上的高度着眼，即便是从技术和物质层面，文学依然是最具可能性的反抗方式，因为较之于人类的其他精神活动，它是最少受到资本与技术的限制和盲目从众效应影响的行为——它只要一个能够书写的工具和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格。这里，新文学的理想主义、革命冲动和乌托邦维度，依然能够拭旧如新。我们今日回首百年来的新文学，其意义大概也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 周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