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飞，1980年生，江苏泗洪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林培源的小说总是有一股阴郁的气息。叙述是阴冷克制的笔调，这种阴冷，又不是撕开什么的残酷——撕裂也需要力量，而他的人物总是无力的——而是如阴雨雾霾天听到微弱的喊叫，带着雾蒙蒙、湿乎乎的聲音，有一股潮湿空气里发霉的味道。明亮的色彩自然是从来不予供应，也不足够黑暗，只是在明暗之间。

　　人物的性格和欲望，就在这种氛围里被压抑着。林培源的短篇小说，喜欢写卑微的少年，有着一颗敏感、脆弱而又惨淡的少年心。这些小人物总是缺乏存在感，没有能力被人们关注，无力地生活在聚光灯以外的广阔黑影里，即使偶尔被提及，也总是以集体的形式，比如“底层”，比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并不足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被关注，也不会获得因关注而来的尊重——偶尔的关注，给他们带来的往往不是荣耀，更多的倒是伤害。所以他们不仅在客观上被隐身，主观上也极力地隐藏自己，每到一处，总像老鼠一样严严实实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以蜷缩一团的姿态，警惕着外部世界的干扰与伤害。这源于对外界的恐惧和弱者的自我保护——过多的屈辱与伤害，已使得他们对外界的任何变动和可能的危险都非常敏感。

　　这类生命中的弱者，面对伤害与纠葛，本能的选择是逃离，仿佛受惊的小兽。而生活中又总是有那么多的伤害与屈辱，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有的逃离故乡，有的逃离宿命，有的逃离记忆——于他们而言，人生便是无尽的逃离。《边境行走》算是林培源的另一篇小说《阴翳年纪事》的“后传”，阿喜则是从《阴翳年纪事》中逃到这边境小镇来的。当他发现出租屋中有人潜进后，第一反应不是物品的丢失，或生命安全的威胁，而是被发现的恐惧。

　　这是他的第二次逃离。逃离于他而言已仿佛是一种宿命。小地方的少年总是渴望逃离，这与“五四”青年叙事不同，那里青年的逃离，逃离的是具体的“封建家庭”的束缚，“逃往”的是想象中的自由平等。小地方少年的逃离，诉求比较模糊，没有那么强的“意义”感和仪式感。对小地方压抑环境的不适应，对一个广阔世界懵懂的向往，甚至因生于小地方的自卑，都可能引发逃离。至于逃往哪里，逃向什么，并不清楚。有时候“逃离”本身就是意义。林培源《秋声赋》里的阿秋，最初想要的就是逃离，通过高考“‘走出去”。“走出去”意味着与更广大的空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感。相比于阿秋，阿喜的逃离似乎有着更为充足的理由。

　　阿喜的母亲是被拐卖来的越南妇女，他名义上的父亲其实不是真正的父亲，他是“父亲”请来的男人强暴母亲的产物，是祖母和父亲及乡邻眼中的野种。阿喜母子之于“父亲”，只是一个表面完整的家庭标准配置的必需品而已。“逃离”是他一生下来就注定的，他一直等待的只是逐渐成长以后才可能具备的“逃离”的能力而已——他的母亲早已先一步逃离。

　　林培源很擅长在小说中为人物造出不得不逃离的境遇，而这境遇又总是和敏感少年的高傲心性（即所谓的命运）相关。外境总是呈现为压抑的气氛，日复一日令人气闷的庸常生活，往往连很具体的激烈的冲突都没有——读他的小说，仿佛总能闻到积水腐烂散发的气息。而少年高傲的心性对此总是难以容忍。逃离之于阿喜，自然是对“父亲”的报复，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对变成和他（以及类似的乡人）一样的人的恐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心性高傲的少年最不能接受的，这也是一切尚自变化如流水的少年心对一切定型事物的不屑与逃避。他对父亲的感情，与其说是仇恨，毋宁说是对他的无能猥琐的鄙视，迫不及待地要与之割断联系。所以他才会在逃离的时候，竟忽然对乡村和邻居产生瞬间温暖的留恋。

　　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疏离感是林培源小说的另一个主题。逃离往往不过意味着从一个牢笼逃往另一个牢笼，从一个小的牢笼逃往更大的牢笼，再从更大的牢笼逃回自身，将自我封闭。在乡村，心性高傲的少年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到了城市，他们将感受到更为深广的疏离。

　　如林培源另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所说，“他与城市之间，有时只是一张车票，或者一张床的关系”（《扮演菩萨的男人》），他们并不能真正建立与世界的关系。城市本是疏离之所，而卑弱的个体与城市秩序的不对等，乡下人面对城市的不适应，更加重了这种“疏离”感。在《阴翳年纪事》的结尾，小说有一段颇为直白的隐喻：

　　小贩拿着折叠椅和自拍杆在兜售，他们沿着广场走来走去；卖盒饭的人推着小车。阿喜想象裹在白色泡沫盒中的米饭、青菜和肉，感到一阵恶心。巡警在广场上来回走动，警车停在中间。阿喜抬头望见高大的车站站牌，他们经过雨水的冲刷，鲜亮了不少。两边“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美术体红里泛白，中间的方形时钟看起来像静止不动，它下方的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列车时刻表。进站口覆上了帆布顶篷，人们蚂蚁般挤成一团，分不清主次，看不见秩序，喇叭、广播不断喊出口号，音量盖过了所有人讲话的喧嚣。阿喜朝着进站口望去，那里人头攒动，看起来像要步入集中营。

　　阿喜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乏，岂止是在国家、民族层面？即便是在家庭中、在对于他来说最亲密的性爱关系中，他也难以找到同类。《阴翳年纪事》中阿喜和秋蓝的关系，与《边境行走》中的阿霞与阿喜的关系，具有同构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阿霞便是之前的初涉社会的阿喜，阿喜则扮演了此前秋蓝的角色。在“逃离”叙事中，林培源很喜欢制造具有“引导”关系的“二人世界”。《飞刀表演者》中的阿盛与艺术家的关系如此，阿喜与秋蓝、阿霞与阿喜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种关系也颇为奇异，难以归类。比如阿盛与艺术家。阿盛因以为自己惹上了人命官司而逃离，至少在这种心态下，他和艺术家具有“共生”的关系——艺术家声称可以帮助他逃出国境，阿盛的飞刀表演则可以使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重获新生。这种“共生”却并不平等，艺术家显然是关系的主导者，他扮演了引导者、启蒙者甚至欺骗者的角色，阿盛的选择余地很少，只是被动配合。这种关系因而也是不稳定的，一旦真相揭开，图穷匕见，就会走向破灭。秋蓝与阿喜也是如此。他们之间固然可以看作是情人关系，但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抱团取暖成分却更多，如阿喜所认为的，他的出现是“对她残破生活的缝补”。而他自己的角色和处境，他也认识到他只是（至少一开始是）“替补”，感到自己“深陷在一张蛛网里头”，他们“互为猎物，也互为捕手”。实际上，若说猎物，他也是首先被猎捕的那个。有过几个男人的经历，加上经济上的优势，秋蓝显然比阿喜更主动，更有进攻性。阿喜在烧烤摊攻击、羞辱秋蓝的过往，便是源自他在这种难以明言的处境中感到的尴尬与屈辱，是在以一种少年人特有的不成熟的方式进行反抗。在两人分开时，秋蓝拿钱给阿喜，更是明示了这种关系，这也是阿喜感到羞辱并愤怒的原因。其实他们的关系从开始时便是如此，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阿喜与秋蓝的关系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思，但是“相濡以沫”并不能长久，终于还是要相忘于江湖，因为两个敏感的人总是免不了互相伤害。阿喜继续逃离到靠近越南的边境小镇，原因之一固然是那里可能离想象中的母亲近一点。但实际上他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当真去寻找母亲，寻找也未必寻找得到，找到了也不知道该如何相认（甚至母亲不一定愿意相认），阿喜的逃离只是在不断延宕，不断回避直面自我，回避和生活直接的短兵相接而已。而这次的逃离，又背负上另一重原因，那就是逃避秋蓝，逃避和秋蓝的感情、经历与记忆。他们曾经相互扶持，也相互撕扯。

　　阿喜与阿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秋蓝与阿喜关系的翻版。阿霞遇到阿喜时，是初涉社会，阿喜则已经从秋蓝那里“毕业”。阿喜迅速扮演了引领者和保护人的角色——如秋蓝对他那样，而阿霞则是若干年前的阿喜。二者略有不同的是，《阴翳年纪事》是以阿喜的视角叙述，叙述者的目光关注更多的是秋蓝；《边境行走》仍是阿喜的视角，被仔细打量的则是阿霞。

　　阿霞身上是有一些幽灵气息的。虽然林培源笔下的人物多有阴森之气，如他小说的氛围一样，总是阴郁。在小说《邮差》中，他甚至刻意实验以亡灵的视角叙述。与林培源笔下的其他人物相比，阿霞自然可算是同一类人，都是无家、无根、没有归属而又敏感的逃离者，不过她身上因疏离而来的阴郁弱了几分，反多了一些少年人固有的天真羞怯和灵动之气。

　　《边境行走》的前半部分，其实是一个现代版的田螺姑娘的故事。田螺姑娘故事情节（据《搜神后记》）中的关键元素都可与阿霞阿喜的故事一一对应：

　　1.男主人公谢端是孤儿——阿喜虽有父母，其实略等于无（他的命运和性格很大程度上便是因“无家”而来），算是孤儿。

　　2.谢端无意中得大螺（白水素女），畜于家中，鄰里不知，谢端也不知道便是白水素女——阿霞初来时，亦如鬼魅，阿喜并不知道。

　　3-白水素女日日在家中为其做饭——阿霞后来也日日在阿喜的出租屋为其做饭，并因家学渊源，厨艺不错。

　　4.谢端出门后又潜回家中，突然袭击，才发现白水素女——阿喜也是早早出门又悄悄潜回，才将阿霞“捉了现行”。

　　5_白水素女现了行迹，无奈之下说明原委，留下类似于聚宝盆的螺壳，“翕然而去”——阿霞在阿喜帮助下回到老家，又于夜间悄然离去。

　　阿霞身上阴森之气少，多灵气而少鬼气，也与她和白水素女这种隐秘的联系有关——白水素女毕竟是通天的精灵。与之相关，整个故事底色虽仍是幽冷，却比《阴翳年纪事》要温暖一些。这得益于阿霞的灵气，也与阿喜的精神状况有关。阿霞对阿喜个人世界的闯入，推动他精神气质的变化，使他发现自身中阴郁、孤独以外的东西，生命变得更加丰富。而阿喜自身的变化，也显出阿霞和秋蓝以及秋蓝时代的阿喜的不同质素。

　　《边境行走》中，小说叙述层面，首先要解决也着力最深的，是阿喜为什么要收留、帮助阿霞，如何使“收留”显得合情合理。这源于他们是同一类人，阿喜在阿霞身上看到初涉社会时自己的影子，以及阿喜的“善”。而同是孤独逃离者之间的抱团取暖，却与秋蓝、阿喜式的关系有了不同，他们之间互相索取、猎捕的成分少（猎捕的成分甚至没有），而相互信任依赖的成分多，也就少有互相撕扯与伤害。

　　阿喜与阿霞的关系模式，既与秋蓝和阿喜的关系不同，也迥异于阿盛和艺术家，这显出林培源中短篇小说人物精神状况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林培源的小说有很强的“实验性”，比如他总是努力在每一篇都用一种新的技法，比如他总是习惯于将人物置于相对封闭、压抑的困境中挣扎，试炼其生命的韧度。那些敏感的少年心总是从社会中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或是直接的伤害，或则源自漠视和鄙夷，进而自卑乃至自闭。《边境行走》虽有着他之前中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阴冷晦暗气息和常见的逃离主题，但是阿喜身上的变化，却给人一种隐隐的期待，仿佛可以尝试着将自身所处的封闭空间撕破一条裂缝。阿喜的故事似乎还可以继续写下去，那时阿喜面对强大的世界，面对生存的困境，会不会有搏斗的勇气与力量呢？

　　责任编辑 周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