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港逆旅”是一个初读让人费解的名字，我一度以为作者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语文差错，把“逆旅”尤其是“逆”字的意义领会错了。逆旅意即旅社，做名词用，因为“逆”在古汉语中有迎接之义，逆旅即从此意引申而来，但因为在现代汉语中逆字的语义缩减，所以常有人把逆旅附会为一种行路维艰的旅行或者是倒退。那“空港逆旅”，照字面意思来看，无非机场宾馆之义，小说写的也是现代都市白领的情感症候，何以作者非要用这么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古汉语词呢？及至反复细读了小说，又读了作者的创作谈《我亦是行人》，我约略明白了作者的初衷。“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句出自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此词苍润深远，有东坡一贯的达观自适，一改送别诗词哀戚悲切的陈调，但后人读来未免没有寒凉之意，况李白早于苏轼便有“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之句，那由逆旅引发人生如寄的激越之慨倒也是恰如其分的。《空港逆旅》由名古屋国际机场展开的一场旅行始，经过一个又一个旅店，由旅行结束回到机场乘机回国终，在一个回到原点的循环过程里。写了一对男女由想象触发的爱情，也写了一个男人对比理想和现实人生的感慨，人生如寄，布满歧途。
距离的爱情关系学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标识谢络绎近年来的小说，我会选择“距离”。很多评论者也都注意到这一点，刘川鄂认为谢络绎的《到歇马河那边去》等作品的新锐性体现在，她始终“在探索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距离，创造了一种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李修文认为谢络绎写的是人际交流的孤岛化和荒漠化，这同样是一种距离之困的体现。《空港逆旅》也不例外，这个小说中，
“距离”一词出现得频率非常高，我们随意便可摘引几处。比如：
“陈耀和祝大原从警惕地保持距离到犹豫着相互观望，再到谨慎地互探虚实，慢慢地，越坐越近。”又如：“距离让他们不必时时面对现实问题，同时又使他们保持着对彼此还算踊跃的性冲动。”再如：“他们保持着间隔不过几厘米的距离，情绪饱满地走上地铁。地铁上人不多，这使他们依然得以保持距离。”
事实上，小说的主人公陈耀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始终有相当自觉的边界意识，他是社会距离的一个谨小慎微的守护者，甚至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他也要维系某种距离的间隔。他和前女友的爱情注定无果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享受距离又终结于距离”，即便在他们赤裸相拥的时候，陈耀也觉得彼此亲密无间的面孔清晰到近于模糊。这显然是心理上的排斥带来的一种情感上的失落。
陈耀对距离感的强调，让我想起西美尔那些关于都市现代距离的阐释。在西美尔看来，现代都市生活的表征之一是货币从一种手段变成了目的，并且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其所带来的痼疾便是生命感觉的退化和人际交流中畏触情绪的流行。原因很简单，在前现代的生活体系中，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明确的，但货币主导的现代生活，每个人更多依赖自身，而不再是确定的他人，人与之间呈现为一种“非对称的相互关系”，彼此的交往要尽量保持最低限度的谨慎感。西美尔说：“一定个性的自我保全是以减低整个客观世界的价值为代价的，这种减低最终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个性也拖向毫无价值的感觉。然而，这种生存形式的主体为了他自身不得不与它完全妥协，他身处大都会时的自我保全向他要求的正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都市人相互间的这种心理态度，正式地看，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退隐。”（《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见《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距离因此成了社会个体存在的基本情境，可问题是这种情境又会带来“心理陛的浮游不定的孤独个体感觉”，“最遥远的东西离人近了，付出的代价是原初和人亲近的东西越来越遥不可及”，这让人变得孤独、空虚和倦怠，为了对抗这种都市货币哲学主导的商业理性对个性心智和情感的磨蚀，人们又会去寻求各种缩短距离的亲密关系。于是，悖论来了，就像钱钟书《围城》里那个鲜活的比喻：“天生人是叫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小说中，陈耀与刘丽的交往一直在距离感的笼罩之下，在旅行团中，陈耀自觉疏离于众人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近距离接触刘丽的机会，他也是凭借他和刘丽的距离来判断两人的情感进度的。意味深长的是，当他们终于由疏远到亲密，甚至勇于面对周围人讶异的目光而在一起时，那消失的距离感又兀自在陈耀心里筑起一道防御的堤坝，他惊诧于刘丽对他生活习惯的熟稔，一种暴露的畏惧潮水般袭来。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所激起的却是读者深深的疑虑，在爱情关系中到底什么样的距离才是分寸合度的呢？距离时而是希望，时而是恐惧，时而是警心深密的算计，时而是水到渠成的依偎，繁复细腻的爱隋就如此被情境化和隐喻化，谢络绎也再次出色地在男女相处的距离远近中完成她对都市爱情关系的别致勘探。
生活在别处？
谢络绎说这个小说写的是“想象的力量与行动的艰难”，小说里陈耀之所以对刘丽萌发爱意是因为他不断听到祝大原对她的描述。这些描述在陈耀的心中拼出了一个刘丽的面影，进而询唤出他带有解密般意味的爱情来。小说为此采用了双线叙事，一面是日本之行的现实艰难，一面补叙想象对现实的驱动。但是倘若换一个角度，日本之行固然是对想象的实践，但它是以“生活在别处”的方式把想象照进了现实，似也可以理解为是想象的另一种延伸。因为异国的旅行不属于日常的一部分，而恰恰是对日常秩序的逃逸。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陈耀一定要跟随刘丽来到日本展开他想象已久的爱情，而不是在国内径直去接近她。
有意思的是，刘丽同样是一个想象者。在富士山脚下，她最先把目光对准了青木原树海；在东京时，当其他乘客纷纷奔赴银座的时候，刘丽独自去了东池袋中央公园，并把小广场作为舞台演绎了一遍《东京爱情故事》的经典片段。这些情节暗示出她的爱情观念某种程度上是被“东爱”，被东方式的那种爱与死的纠缠所塑造的。她的日本之行仿佛也是要把想象落到实处，但这毕竟是一种虚幻的自导自演，而且这一表演本身对于现实情感而言也是置身别处的。
我甚至觉得祝大原这个明显带有作者本人贬义的人物也是一个想象者。尽管在对待刘丽的态度上，祝大原出于实利的现实考量占了上风，但是他和刘丽恋情的开始不正像一个浪漫的传奇么？还有，他后来找的那个开茶楼的女人，那种具有江湖况味的风情。显然也是一种爱情想象趣味的投射，而茶楼也成了他独立于日常流程之外的一处驿站。
这样看来，小说中无论男女，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爱情飞地。这块飞地提供了一种安抚的力量，尤其当人们沉陷在日常的生活秩序里，面对个人存在的无边的琐屑和庸常的时候。
日本的空港也好，中国的茶楼也好，“逆旅”的意义于焉而现。正是这样一处处的逆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那些精心布置的相遇或者萍水相逢的邂逅，才获得一种无不暧昧的情感突围的意义。只是旅途再长，终有尽时，逆旅也非居家，走出逆旅的旅人终将面对充满变数的前方。我们必须再次提到这个小说的结尾：“生活在别处”的喜悦似乎达至了修成正果的圆满，当旅行团结束旅程返回国内时，陈耀在一个细节里感受到一种惘惘的威胁。到底是陈耀过敏的想象，还是刘丽确凿的谋划呢？作者也有意语焉不详，可以确定的是，這附加的一笔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暗讽，“逆旅”的前程也许就是歧途。
责任编辑 周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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