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丽

　　一、20世纪云南诗歌发展的三次高潮

　　综观整个20世纪，云南现代诗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西南联大聚集了当时国内一些顶尖的诗人如闻一多、冯至等，同时还聚集了当时英美新批评学派的重要人物燕卜荪、国内英美诗歌翻译和批评的顶尖人物王佐良等人。他们以师生为纽带，在课堂上传授和交流诗歌，又在课下，以文学沙龙的形式热情地展开创作和批评活动，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坛令人瞩目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现象，他们的创作也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熠熠生辉。但就云南而言，它没有形成“云南叙事”主体，对云南生活的表现，只是零星、小部分涉及。但它给云南诗歌创立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也为云南诗歌的发展培养了最早的创作群体。比如，在昆明以马子华为首的本土籍文学创作开始聚集，并在40年代即突破地区限制，在全国的刊物平台上崭露头角。

　　第二次高潮，是在50年代。50年代初，随着规模浩大的解放大西南的军事行动，云南各地纷纷获得解放，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步踏入社会主义社会。为配合军事行动，传播先进文化知识，一些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随之来到云南，充满激情地在云南这块广袤而丰富的土地上进行文学以及诗歌的开疆拓土，形成了以冯牧、公刘为主体的云南军旅边塞诗歌创作群。这一波的诗歌浪潮的特点是：其一，仍然是以外来者为主体，云南本土的创作水平低于外来主体。其二，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军旅边塞诗歌创作进入了当时的主流诗坛，达到了时代诗歌主流的最高水平。且将云南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文化、艺术带入到了主流文化。像《五朵金花》《阿诗玛》，经过少数民族的诗歌改编，成为集诗歌、音乐、电影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在全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时至今日，仍有它旺盛的生命力。应该说，全国人民热情地认识云南，接受云南，这些诗人和文学家功不可没。其三，这批作家以“解放”的思维，用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意识去认识和判断独特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对少数民族原型文化的遮蔽或者篡改。所以，这一波作家和诗人，在表现云南时，仍然没有让云南“独立”屹立在全国诗坛。

　　第三次高潮是80年代，也即新时期以来。云南的诗歌创作在平稳发展中获得重大突破，完成当代云南诗歌由外来者为主体的写作（四五十年代诗歌）向本土写作的转变，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在于坚、雷平阳、海男、李森、樊忠慰的积极开拓下，云南的诗歌，挖掘其自身深厚丰富的大地文化内蕴，同时高度敏察时代主流现实生活，形成地方性与全国主流的现代性文化交融汇通的创作风格，使云南的诗歌侧身全国主流诗坛，并真正做到了“依托地方，引领潮流”的巨大影响力。同时，在新时期以来，主要由本土籍，或者不断地安居于云南，成为本土籍的三代诗人的薪火相传中，形成云南诗歌当下以三代诗人共同给力，各地诗人群互相呼应的发展局面。

　　二、新时期以来云南诗歌的代际更续和地区性分布

　　第一代：“生活抒情詩”创作潮流。指80年代初期，以三四十年代出生诗人为主体“归来者之诗”的创作潮流。主要代表诗人有晓雪、周良沛、饶阶巴桑、张长、张永权、米思及、淡墨、杨伊达等人，其中以晓雪、周良沛、饶阶巴桑的成就最高。新时期以来，晓雪出版的诗集有《祖国的春天》《苍山洱海》《采花集》《晓雪诗选》等，周良沛出版有《挑灯集》《雪兆集》《饮马集》《雨窗集》等。饶阶巴桑的诗集有《石烛》《对生叶之恋》《爱的花瓣》等。李骞在《新时期云南诗歌概论》一文中，将这一批诗人称为“归来的歌”a。这些诗人在四五十年代，通过对前辈诗人的学习和揣摩，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文革”中饱受凌辱，被迫搁笔，作品不能出版，创作转入个体封闭的地下状态。拨乱反正以后，迎来生命“迟到的春天”，纷纷起掘旧作，开拓新章。归来之意，即在于此。这些诗人往往习熟古典，并受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抒情诗的影响，诗歌体现出“生活的抒情”的整体特征，语言清新质朴，感情细腻丰富，诗歌情韵悠远。这批诗人又经历了50年代至80年代的社会大动荡，人生诸般坎坷不平，却又高扬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积极情怀，在诗歌里体现为悲苦的情感、落寞的思绪向着生命的珍视、淡然、开朗高昂情绪的转变。

　　在个性上，三个诗人又有差异。晓雪的诗歌偏向清丽质朴，思绪如珠玑般散落，人生的诸般情怀往往融化在山水自然中。作为一名云南本地的少数民族诗人，晓雪也大量地挖掘云南少数民族尤其是白族人民历史、传说、歌谣的文化宝藏，书写了大量的极富民族风情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之歌。表现大理白族人民历史和文化的长诗《大黑天神》是其著名的诗篇代表作。周良沛因为人生经历更为辗转复杂，生活的视野和阅历也都更为开阔，其诗歌也就偏向深沉、含蕴，诗歌在饱满的情感滋润的基础上铺写生活现实的繁华喧闹，往往充溢大量的写实性的场景、细节和人物，诗歌体现出开阔的生活表现面。同时，诗歌又在火热的生活场景与浓情蜜意的渲染中，呈现出一种启发性的哲思的情调，开启了诗歌往生活、生命的深沉处凝练的韵致，使得他的诗歌在同时期的云南诗人中更显得内蕴的丰富和厚实，在归来者之诗里，更耐人寻味。饶阶巴桑是一名藏族军人、诗人，“军人气质藏人魂”b，他的诗歌充分地表达激情豪迈的军人风度与豪爽大气的藏人性情的交融，呈现出大气磅礴的浪漫主义特征。90年代以来诗风有变，如长诗《璎珞赋》，既是童话，又是民族史诗，更是想象力的雄奇，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

　　归来者之诗，在80年代中期以后数量锐减，90年代以后就少有新作了。

　　第二代：“地域个性与先锋诗歌”创作潮流。指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五六十年代出生为主体的，具有民族地域个性特征或者时代诗坛先锋气质的诗歌创作。代表诗人有于坚、樊忠慰、海男、雷平阳、李森、李骞、邹昆凌、哥布、鲁若迪基、马丽芳、费嘉、韩旭、唐果、艾傈木诺、成忠义、陈衍强、王红彬、阮殿文等，基本上由云南本省籍作家构成。他们的诗歌，大体上呈现出四个方面的向度，并且，在不同的写作向度中，包含着云南诗歌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比较固定的地域性群体分布。

　　其一，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小凉山诗人群。为少数民族自然、文化、民俗生活的表现，从中体现少数民族文明与主流现代文明的冲撞挣扎。诗人在生活与情感的深情咏叹中，往往有意识无意识地呈现出民族个性的坚持与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忧思。代表性的诗人有彝族、藏族、哈尼族、普米族、白族等等。其中，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创作引人注目。另一位具有突出成就的少数民族诗人是鲁若迪基，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边地少数民族诗人群：小凉山诗人群。从80年代以来，以鲁若迪基、任尚荣、李永天、李黑等为代表，以云南滇西宁蒗小凉山地区的地域风光、文化民俗和人民生活为背景进行诗歌创作。他们互相砥砺，坚持不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有13人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并出版了3辑合集，收录小凉山地区5个民族87位诗人的诗歌，集中反映了这一以彝族为主，辐射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壮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诗歌群。

　　其二，边地苦难书写以及昭通诗人群。为地方人民现实生活的深沉思考和表现。诗人积极介入生活现场，突出表现边地人民生活的苦难，直击情感与灵魂之锐痛，遥指时代社会之黑暗与现代文明之颓败腐朽，往往体现出深沉的大地意识和苍茫的生命情怀。诗体形式上倾向于叙事，体现出灵魂反省与批判现实主义高度凌厉洞察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在昭通地区诗人群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昭通地区诗歌的作家，居于前辈的有李骞、潘灵、雷平阳、大副、陈衍强、成忠义、夏吟、樊忠慰、杨昭等，他们在90年代初即引起全国主流诗坛的注意。年轻一辈的诗人以“70后”“80后”为主体，以王单单、尹马、影白、芒原、杨碧薇为代表，他们大都有比较丰富的诗歌创作，在全国诗歌主流刊物上刊出自己的诗歌。王单单、尹马已出版个人的诗集。就诗歌而言，昭通地区诗人群的创作占据着云南诗歌创作的重要地位，并在三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前辈诗人拉帮提携，两代诗人薪火传递的良性生态。可以预见，昭通文学的强劲优势还会继续发扬，未来云南文学的地州重心，还是昭通。

　　其三，城市生活书写以及昆明诗人群。为城市生活多元复杂的现实呈现，以及城市生活情调的慢声低吟。诗人往往在一个城市长久生活，熟悉城市的每一寸肌肤，享受着城市带给其居民的一切安详惬乐，字里行间的诗意中流露出一种文化的自信与才情的悦然。同时，穿梭在日益疯狂的城市拆建和眼花缭乱的商品卖场，城市的诗人们也由衷地感到身心的疲惫和灵魂的破碎飘零，从而为城市的变形谱写一首首或惊心动魄或心慌意乱的哀歌。20世纪80年代，于坚、韩旭、费嘉、姚霏、邹昆凌、张稼文、倪涛等年轻人，组建了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以文学社学习沙龙的形式展开诗歌创作，并以文艺的敏感和锐气实现与80年代全国主流的先锋文学潮流、艺术潮流的交流接应，营造了以昆明的城市文化生活为背景的、具有先锋特质的城市诗歌创作。他们中以于坚的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其他如姚菲、邹昆凌、张稼文、倪涛等人，都有诗歌专集或文集问世。经过二三十年，于坚又创立了后西南联大诗人群，并与昆明地区这一老牌的诗人群呼应、合流，在昆明各文化中心开展诗歌朗诵和交流活动。他们是昆明这座城市基础性的、民间态的人文活动的表征。

　　其四，海男、李森以及“漂移”诗人群。依托滇中立体丰富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生态，聚合高校的诗学追求，体现出極高的个性特征与才情修养。人员上以海男、李森为代表，以及以李森为首的云南大学“漂移”诗人群，包括一行、付二、纪梅、张翔武、朱彩梅、王新、方婷等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师生的互相砥砺和创作，并以李森所主持的“中华文艺复兴论坛”为平台，与国内外的诗人、评论家、文学家展开交流互动。

　　第三代：新世纪云南诗歌创作观察。新世纪以来的云南诗歌创作，以：“80后”：为主体，“70后”和“90后”聚集其中。已经逐渐浮出水面的诗人有王单单、麦田、影白、芒原、尹马、张剑锋、一行、李向荣、冯娜等人。其中，王单单的诗歌已经初露锋芒，而昭通地区青年诗人的底蕴和冲击力在各地州的诗人群中最为强劲。

　　王单单虽然是“80后”，但他的诗歌创作值得高度关注。《山冈诗稿》，是关于生命之疼痛与希望的哀歌，关于活着之苦难与挣扎的哀歌，关于匍匐于大地的生存之朴素与辛酸的哀歌。作为一个年轻的、生气勃勃的诗人，王单单的独特气质是目光和心灵具有的苍老的底蕴，诗笔毫不犹豫地直探生命体灵魂的褶皱，深悟生活在存在意义上的灰暗、苦涩和苍凉情韵。诗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文字，作为生命的墓志铭，生命另一种获得传承性和永恒性的媒介来对抗生命的沉默、消逝与遮蔽。由此，大地生命每一个沉默的血肉之躯的负载，经由诗歌的旷野，获得袒露和呼号的权利。诗的写作，本质上，是对现实去伪存真的写作。诗人平静乃至冷静地直面现实的底下，一颗大地诗心宏阔深沉的旋律，始终浸润着那些或卑贱或寒简的生存，回荡不息。事实上，王单单实践了真正的透彻人心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他一方面昭示了21世纪以来诗歌的风格转变，体现了诗风从才情和个性的张扬向现实的介入和社会责任担当的转变，同时，它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生活苦难的积极介入，呈现了诗歌为大地喊魂、为苍生请命的担当精神。

　　三、新时期以来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及其诗作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云南本省籍几个诗人，或以横空出世般的艺术创造力，在全国诗坛产生巨大影响并引领时代诗歌的潮流发展，使得云南这块土地，成为全国诗歌的一个关注中心和发展重镇。而且，这几个诗人各具独立个性，各有其诗学的风格和思想主张，他们拓荒性地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内在体系，相互之间无从属关联。这就给云南的诗歌铺垫了一个个性卓然而又丰富多元的基础，为将来更为广阔繁荣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于坚 著有诗集《零档案》《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等，是80年代先锋诗坛“口语诗”的代表人物，也是把口语诗开拓得最深，走得最长久的一名诗人。他的诗歌，已经是新时期诗歌史不可忽略的存在。从《送朱小羊赴新疆》《邻居》《四月之城》《作品33号》《罗家生》《尚义街六号》等具有革新特质的诗歌开始，于坚以直陈其事的叙事思维，不加修饰地把当代日常生活的琐碎和芜杂凸显出来。诗歌呈现出利落的动作感、鲜明的视像感，以及形象的系列感、行为的连续感。生活——在现实中的凌乱、平面化、重叠交叉与重复、无尽琐碎延伸的性质，以及有关一切庸俗无聊、碌碌无为而又喧闹纷扰的精神气质，一份消解了英雄、意义、深情流露和理想追求的现代生活的悲剧通过诗歌传达得淋漓尽致。《零档案》所昭示的现代人生活的平庸、普遍、无价值的特征，暴露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它不再是个人与世界的尖锐对抗，或者道德之善与恶的争锋，而是体现为个人与公共体之间的荒诞性处境、活着与生存的虚无的矛盾，生活的疲惫匆促感与无意义存在的矛盾。

　　口语诗事实上关联两个具有思想深度和划时代性变革意义的诗学主张，即“拒绝隐喻”和“口语化写作”。“拒绝隐喻”即为“事象的直接呈现”，诗歌打破尖塔式的主观性认知和情感对现象世界的意象凝聚，而使一切表现回到了自然主义记写生活的起点。生活体现为零碎生动的体姿、表情、动作，诗歌呈现出生活动态化的、脸谱般的持续滚动播出。“口语化写作”即是放弃已然僵化的传统修饰和表现方式，回到生活的现场去寻找和提炼语言。显然，这是一个去遮蔽的，还原鲜活生动的语言现场的行为。它和事象的直接呈现互为砥砺，完成了汉语诗歌写作划时代的变革。这是中国现代汉语诗创作真正与古典脱离，走上一条具有独立品性特征的道路标志。

　　雷平阳 著有诗集《云南记》《基诺山》《雨林之书》《悬崖上的沉默》等等，是云南诗坛目前创作力和影响力最强大的诗人，在全国诗坛排在前位。他的诗歌，揭露了当代人生存的荒谬无奈，在反思文明、人性的深度黑暗中，呈现出个体不断地反思自省、艰难求索的精神旅程，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地之人与黑暗和虚无奋斗，顽石般独立天地的思想者气质。在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具有真正“生命与思想的孤独者”特征的文学家，屈指可数。

　　雷平阳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透彻生活的现象，揭示它的本质，尤其是否定面、黑暗面、反面的本质。一系列以村庄为题的诗歌，完全颠覆了我们习见的乡土田园、宁静美善的村庄形象，他毫不留情地否定与消解美好家园的工作，最终将家园顽强地搬到幽冥地界。幽暗神秘、诡异妖魅的气韵流荡于人间烟火的屋宇低檐，出没其中的，是寒冽的空气，阴晦、憔悴、疯狂如同影子的人。揭示了诗人面对故乡时，一个无家可归者生存的悲怆和灵魂的孤独。而他的厚硬气质、赤身面对荒芜黑暗的精神充分显示了一个诗人对当下时代生活的批判和揭露，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现实主义诗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同时，雷平阳又具备顽强的精神追踪的意志。即使行进到一个广大的深渊，他也忍受巨大的悲怆與孤独，毅然狠下心把自己掉下去。这是一个不顾命的胆大妄为者，一个不断地在精神之路的尽头与来路相逢，撞见虚无空茫，从而生长为一个“不溶”的思想独立者。他的诗歌。呈现出整个当代社会与文学表现之间“现实性与现代性”美学精神的双重关联。

　　海男 出版过诗集《风琴与女人》《虚构的玫瑰》《唇色》《告恋人书》等。海男是一个特别富有持续的丰沛的激情的诗人，突出体现为主体自我从现实社会了无生机的病态生活向激情浩荡的虚构理想不懈追求，勇敢迈进的意志和激情。体现出诗人主体摆脱桎梏，回到生命的出发处，进而解放生命，在自由和奔放中燃烧烈爱的心灵探寻历程。也就是人的生存凝聚、转换为诗的诗本质的呈现，并包含女性主义、蜂鸣体诗语表达在当代诗坛的独立品性。

　　新世界的道路和图景不是现成的，而是有赖主体之“我”的反思和积极探寻，主体认识自我才能寻找出路，主体成为核心焦点。海男八九十年代的诗歌，意绪飘忽闪烁，表意模糊，梦呓的，碎片化、絮状飘零的诗篇是其基本形态，其间具有一致性的，就是诗歌对主体之“我”的忧伤情绪和炽烈的情欲几十年持续不断的表达。在2010年、2011年以澜沧江峡谷为地域，以黑麋鹿为抒情核心意象的诗歌中，爱欲对应了一个虚化的恋人形象，或者转变成为“死人”。在长诗《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中，石刻雕像的孙立人将军连同他辉煌的英雄事迹是诗人炽热抒情的对象。而在《古滇国书》中，诗人幻化为一妖狐，爱欲的对象是古滇国之王。死者恰为诗人抛弃现世、创造新世的精神历程中新世界的人物标志。诗人奔赴向死者和虚者，表明了诗人已经完成从现世到新世的跨度。

　　如果说峡谷之歌的核心是生命应召新世界的旅程的甜蜜，那么，古滇国之歌则是生命沉酣于新世界的狂放和迷乱。诗歌加入了青铜隐喻的男性的力量，在画面上铺展褐色、金色、绿色的浓墨重彩，杀戮与血腥、背叛与别离、雄性与雌性的刀光剑影，诗的节奏里突发凄厉之声，黑夜的苍凉之声，黎明时的不安之声。在情感上更加大起大落，体现出从柔软到刚烈，纯洁到狐媚，安详到惊惧的种种层次和过渡。如“青铜器的一生有多长”一诗，连续以十六问的拍击来呈现饱蕴的情感倾泻而下的体量，而以回答的美丽、丰盈、婉转呈现出情感在舌尖团转的旋律，意象单独而极具灵感迸发时的飞扬灵动，体现了心灵在高度的兴奋舒展状态下的言语迸溅，内在丰盈流转而滔滔直下的音乐节奏显示出诗语与诗人生命体内在的节奏共同的律动。它的主题其实是“自由”。在《我将以什么样的名义去爱上你》和《公元2013年初始，燕子就要迎空飞来》这两首诗中，思绪在浩荡的激情中如珠玑点点闪烁，意象华美飘忽，漫天飞扬。它们的主题应该是：爱。

　　李森 出版有《屋宇》《李森诗选》等。诗歌有着言象意的完整系统，精致典丽的语言、鲜灵密集的意象、情韵生动的意境，构成一个唯美象征的春天山野。在这个系统中，意象的营造和关联是李森诗歌独特个性和创造力的关键一环。传统隐喻的重新激活，实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精神上的继承中创新的价值。《诗经》的咏叹语调以及物象世界其意自现的意蕴表达，都在传承古典深厚绵长的诗歌品质中植入当代生活和情感。李森的诗歌创作，真正打通了古典和当代之间的精神气脉，将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从与西方的血液关联中，拉回到自身深厚文化发展的背景。

　　李森创造了物象“互为依存，其义自见”的独立自足世界。物象在由象生意的道路上突出相互呼应的特征而使意象聚合，意境自在内圆。李森的诗歌深得中国传统参差映照、顾盼多姿的神韵表现功夫。诗中，物象的意态指向往往是双重凸显并且感通延展的，春水的流动与新柳潮湿的云团之间，既有水与柳树的物的本质不同，又有水的流动与水汽潮湿氤氲的感通带来的呼应，声情并茂、音画兼备、软硬兼施、平中有立、浊中酝清等，是李森诗歌建立物象自身层次性分割并关联的典型方式。如此，物自身勃勃生气，而物象之间，氤氲流转中生命蓬勃的欲气在浮动、生命激荡的浪花在闪跳，生命痉动的意绪与声音在弥漫多方，这样，李森通过他的诗歌实践，打开了当代汉语诗歌封闭苍白的内在，而倾注以世界周遭各层次的声音和画面，当代汉语诗歌由此获得鲜灵生动的气息和滋润饱满的生机。

　　樊忠慰 著有诗集《绿太阳》《精神病日记》《家园》《雏鸟》等，其诗歌植根于云南高原大地和自身生命的敏锐，想象奇诡，用语精警，一首质地自然、淳朴的诗歌，往往镶嵌石破天惊般的句子，以其硬朗诡谲的特质，如刀锋般嗖嗖划过读者的面庞。

　　樊忠慰又是一个精神高度紧张激烈的诗人，精神自身原发性的病态、冲突和分裂，将诗人宿命般地导向一个普通人望而生畏的世界：在清醒与癫狂的交界地带、在颠覆与涌现星乱错杂的时刻，一个原初的、孕育生也孕育死、孕育嚎叫也孕育沉默、孕育黑暗也孕育辉煌的独异世界，行走着一个如泥土般质朴、如山花般纯真、如岩石般顽强刚硬的诗人。现实界面的人生感受往往和那个独异世界的身体行为残酷纠缠，而人生与精神的苦闷痛苦又给诸般风景添上风雨声，添上尖利与血色。这就是樊忠慰的诗歌那个高度熔炼瑰丽的、美得凶狠残酷、温柔中潜伏无数窒息的世界，这是真正以生命的鲜血喂饲的诗歌，呈现生命内在能量高度冲撞爆炸、燃烧熔融状态的诗歌。这样的诗人，在相当程度上，是被上天选中为艺术献祭的诗人，在西方现代诗坛，此类诗歌往往也与诗人吸毒、精神病态或者情感病态有关，形成现代诗歌一方最具残酷暴力之美的国度，踏入其境的生命，不可避免地朝向絕望和毁灭，唯以其间绽放的血色花朵妖媚永生。在中国，樊忠慰这天生的病态的精神生命，营构了当代诗坛对特殊精神意志的呈现，敞开了人的精神非常态最触目惊心的奇幻世界。

　　哥布 已出版诗集《母语》《遗址》《少年情诗》等，《神圣的村庄》是其用汉语和哈尼语“双语”创作的叙事长诗。诗人将哈尼族村庄的社会构成、生活历史、文化风貌以及现状忧思都倾注于笔端，在现实的理性审视和深刻的危机感中，在神圣家园的热切回味和理想乡土的深情向往中熔铸诗人苍茫的民族文化心绪。在其诗歌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哥布欲从诗体结构形式、语言形态以及民族生活细节与场景的传达中，呈现当下少数民族生活、汉民族主流生活与本民族生活风俗，当下生活欲望需求与民族历史、文化乃至宗教生活传统所构造的一种特殊的双层叠合的生活本质，从而极其自然，又极其现实地将民族文化生活的独立品性植入当下诗歌。云南的文化和诗歌应该感念哥布的这份野心。这是云南的诗歌写作真正具备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特性的生活表现。

　　鲁若迪基 是小凉山诗人群的领军人物，出版有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鲁若迪基抒情诗选》等。鲁若迪基是一名故乡最质朴、真诚的行吟歌手，他的诗歌细腻、质朴，温柔而有一份甜蜜的深情，在对大地气韵和一切有灵可爱之物的亲近中，含孕浓郁而又空灵，本朴而又深远的人情关怀。鲁若迪基的诗歌，还呈现了一份接应于《诗经》的苍茫底蕴，在对大地生灵的爱惜与敏感中，一丝丝渗透的疼痛，为大地生命本质、永恒、渊源的生命之哀痛，它日常，微茫，但撼人心魄。

　　结语

　　云南现代诗歌的创作经过了百年以来的发展，在由外来诗人所殿下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中完成了本省籍诗人勇闯天下的局面，其掀起的诗歌浪潮和开辟的诗歌范式，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探索贡献了原发性、创造性的力量，使得云南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发展史不能忽略的版图。而这个由于坚、海男、李森等有突破性创造力的诗人所构建的云南诗歌版图，还在继续夯实和丰富中，在由部分少数民族诗人哥布、鲁若迪基和昭通地区年轻一辈诗人王单单的诗歌创作中，呈现出更新的，仍然具有原发性和充沛创造力的诗歌精神，加入到云南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版图中，为云南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启了希望的新纪元。

　　1 李骞：《现象与文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 浦惠民：《军人气质藏人魂——评饶阶巴桑的诗》，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