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阵地的文学刊物,社会影响力因此而日渐衰微,发行量渐次下降,摇旗呐喊的观众陆续退场,阵地变成了孤岛。到了21世纪初,又突然碰到了转制,很多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变成独立自主经营的企业,从前政府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突然断裂,生存变成了主编经常思考的问题。然后,网络平台的出现,自媒体勃然兴起,作者或者文学爱好者被分流,阵地被冲得七零八落。文学期刊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有的文学期刊主编为此发出绝望的声音:文学刊物已死!
实际情况是:没死。
因为日子总得要过,灵魂也需要有个安放的地方。
在十余年的挣扎中,很多文学期刊通过与企业联姻,与新媒体机构合作,以项目方式获得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逐渐从困境中突围。但文学本身,仍并没有处于预期的理想状态。
一方面,随着文学娱乐功能的衰退,一段时间,情节被很多作家忽视,伟大的叙事传统被急于寻求突破的很大一批作者抛弃,作品语言乏味,想象贫乏,结构单一等等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以逻辑取代叙事,以概念取代灵词,作品不仅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独特经验的自足世界,甚至在复述生活本身上都比不上一篇好的新闻稿。小说变成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的外围产品,既乏趣味,又无情理,读者必然因之而疲惫、厌倦,最后自然是冷漠。文学仅有的一点感动就这样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作家在商业化的裹挟下,急功近利。很多作家为了生存或者生存得更滋润,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与文化公司合作、与新媒体合作、如何挤进娱乐圈上,无法在冷板凳上对自己的作品琢磨,让大多数作品流于半成品、夹生饭,无法在技巧和深度上得到提升,达到打动人,进而影响人的水平。
这些情况,使文学期刊的品质大打折扣。
因此,文学期刊的生存和质量既矛盾而又统一。处理好他们的相互关系,既有期刊人如何协调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把生存压力降低到最低,以经济助推期刊品质的提升的问题,也有作家对创作本身的态度问题。
《大家》杂志和其他文学刊物一样,能够很好地处理前一类问题,至于文学自身的问题,只有靠作家解决。
但愿通过我们共同的一点点努力,逐渐改变业内的一点点环境,矫正一点点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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