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经无数次说过，一个警察如果想在职权范围内使点手脚，以达一己之私的目的，局外人拿他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我的意思不是说有人会对警察的胡作非为怂恿包庇，法律更不会对此网开一面，而是从职业角度认为警察应该懂得怎样让自己的行为规避法律约束，在决定要做某件事情之前，先得有个周全的风险评估，把最坏的结果想在前面。否则，这个警察就是个二货，而且二得够水平。我不敢想象，生活中真会有这样的故事上演，但我敢保证，这种事情即使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入侵和蔓延，也不至于在我身上发生，除非我哪天患有精神病，或者某一刻真让鬼摸昏了头！
可是，在1997年9月30日那个倒霉透顶的上午，当两名检察官把我带上车之后，我这种源于内心强大的自信被彻底摧垮了。我的失败不在于自己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如果真做了，我自食其果倒也不会觉得太冤。但我却不明不白地被投进监狱，人不人鬼不鬼地度过了一百零五天。我所有的解释人家都置之不理，说出的那么多话，连放个狗屁都不如。你说我一个警察，当时还货真价实地当着派出所所长，因为一宗小不起眼的盗窃案让自己跌进去，是不是输得很惨？
往事不堪回首。从入狱到自由，对我个人来说是冰火两重天。可在外人看来，这些年我的生活并没发生太多变化，在这座小县城里依然当着警察，只是头上那顶所长帽子再也与我无缘。揭掉帽子，能清晰看见的唯有头上日渐增生的银发，让人徒生岁月不饶人的慨叹。我相信谁都想知道那件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一百多天时间里我都做了些什么。还有，就是那段经历对一个警察后来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我只能告诉你，那是一场地狱般的噩梦。关于那段糟糕的过往，我早已心如槁木，不愿对人提及，就连身边的朋友都不会有意无意地触碰我那块隐痛。
可是，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个故事，或者你也喜欢这个故事，甚而从中感悟出一点什么的话，你应该感谢电视台和一家地产公司，是他们用一笔丰厚的奖金把我的故事搬上了银屏。哦，是这样——市里一家电视台的招牌栏目《小城故事多》前不久和一家地产开发公司联袂打造一档节目，名为《讲述你最失意的人生故事》。策划和主持者是个年轻人，不知他从哪儿获悉我那段经历，并不遗余力地缠着我软磨硬泡。年轻人当然知道光泡我不管用，便开出诱人的条件，称这档节目播出后会评出唯一的“特别故事奖”，奖金高达四十万元。这对于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一档纯生活娱乐类节目来说，已经足够吸人眼球了。而且，年轻人预言，只要我配合把故事讲好，这个特别奖定然非我莫属。理由是在他们已经拟定的讲述者中，没有谁比我从警察到囚徒的角色转换更为奇葩，而且他们听说我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四十万，不错，这是非常可观的一笔钱，我正好就差这个数！“波斯猫”说过，我只要能把神仙湾那套房子拿到手，她就答应和我登记结婚——房价已经高得离谱，一百二十平方米，不多不少正好四十万元！事情就这么巧，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说来就来。我的人生惨痛失败，如果能用一个失败的故事赢得这笔丰厚的奖金，未必不是生活给予我的某种补偿。再说，就算不差钱，我也不至于和钱过不去。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谁都跟钱没仇，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拒绝。
所以，我不仅答应年轻人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而且会用最棒的发挥赢得那笔奖金。因为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悟，我的故事无须编造和彩排。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谁愿意出那么大一笔钱买下我的破故事？到时候他们会不会食言？年轻人承诺：“这个你别管，我们是要签约的。只要你的故事能征服观众，法律会保证你拿到这笔钱。”
二
对，我们应该从那件盗窃案说起，因为它才是故事的源头。
前面我就说过，像赵芬芬那样的盗窃案在我们派出所辖区司空见惯。这样说，你会觉得我们辖区的治安状况差得不成样子，我这个所长脸上无光。可这是事实，走哪里都一样，怨不得我们警察。财富不均，穷人太多，大家都在绞尽脑汁算计着钱财。普通人沾不上贪腐，钻不到政策空子，便宜钱是捞不到的。除了劳动致富，剩下的只有歪门邪道。于是，你就理解了，在我们辖区，为什么像赵芬芬这种小打小闹的盗窃案不足为奇。
失主来报案。夫妇俩在东街头租赵芬芬的房子开早餐店，卖包子、馒头、面条、米粉，也兼炒快餐盒饭。花色品种不多，味道将就而已，生意不是很好，除去房租，勉强能把日子糊弄过去。失主说，就在当天（准确时间应该是1997年5月9日）上午十点左右，失主发现放在出租房内的一千元现金不见了。现金揣裤兜内，衣裤搭椅背上。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沉：大半个上午，早餐店该有多少人光顾，明日黄花，哪还有戏！失主并不气馁，把握十足地说：“这钱就是房东赵芬芬偷了。”“何以见得？”失主说，他的出租房在二楼，门敞开着，所有的食客都不会上楼去。只有住在三楼的赵芬芬从楼道上下来，有机会顺手牵羊，而且当天楼内再没别人。我强调一句：“肯定没别人？”失主说：“男老板昨天出车，到现在还没归屋。”我疑惑：“她家里就不会来客人吗？”失主说：“客人出入都要从我的门面过，我保证连一只老鼠都没进去。”看得出来，失主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连正常的表达都期期艾艾，编谎话的智商令人怀疑。我想，如果不是指向明确，借他一个老虎胆也不敢冒着与房东交恶的风险来派出所报案。我也不怕把话摊开了说，像这类上不得台面的案子，如果没有几成把握，我是不会轻易安排警力上案的。许多不靠谱的案子搞来搞去最后弄成夹生饭，遭人家骂我们是饭桶，瞎忙活白受气没意思。可经验告诉我，这个赵芬芬的确有嫌疑，值得接触一下。
看完现场，我和副所长朱令喜都坚信自己的判断。失主亲眼见赵芬芬上午十点钟从楼上下来，穿过早餐店，在屋旁上完厕所后就直接坐在对门茶馆里打麻将，一直没挪窝。失主是有心计的人，他确认赵芬芬没去别处，而且他来报警时还特意叮嘱老婆看紧赵芬芬，防止她转移赃物。情况真是这样的话，破案条件完全成熟，赵芬芬摊上麻烦了！
我们在麻将桌边将赵芬芬带走。
当然，我们没有采取公事公办的方式传唤她，既给她顾着面子，也替自己留着退路。派出所曾租她老公的吉普车深夜办案，我让赵芬芬跟我们去派出所结账。赵芬芬可能心里有鬼，借故打牌推说改天再去。她说：“钱放在派出所比放进保险柜更保险，还不放心吗？”我说：“那可不一定，等哪天所里财务紧张时一挪用，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赵芬芬说：“那也没关系，派出所又不是搬家户，我不担心甩账。再说，钱也不多。”赵芬芬不起身，我们就站在麻将桌边不走。茶馆老板看出端倪，怕我们抄他的场子，赶紧撺掇赵芬芬随我们去“结账”，其他牌友也都知趣地住手。赵芬芬这才拎着包随我们上车，起身时还自找台阶说：“打牌指不定输钱，我凭什么不去拿钱呢？我傻呀！我二百五呀！”
朱副所长和我搭档多年，干工作从不推诿，我们的默契世人皆知。可是，对讯问赵芬芬，他一开始就表现得畏畏缩缩。我理解他有难处。他是土著居民，和赵芬芬算大老乡，扯起来还是五服之外的远房亲戚，这个情面实在抹不下来。其实，真要拿下赵芬芬，我也未必下得去手。我从小警察干起，混成所长后调到这条并不起眼的乡街上，头头尾尾捋起来将近八个年头，差不多揍了一场小日本。俗话说，同住三年成亲戚。我和赵芬芬朝不见晚见，已经烂熟，平日哪里遇上，随便一个暗示，都是心领神会的招呼。所以，我们当警察的做人很难。社会上有种说法，嘴里喊哥哥，背后抄家伙。就是针对我们这职业说的。在大众意识里，警察成了背信弃义的人，成了无法结交、不受欢迎的人，成了交不到真朋友的人。每当一个熟悉的嫌疑人坐在面前，我相信，内心感到不安的一定不是人家，而是我。在人情和法理之间，我每次都经受着两难的煎熬，最终不得不抛开情面，选择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和信仰尽忠。这样的结果，使我失去朋友、失去信任，乃至失去亲情。还有一种情况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就是警察表面上得罪一个人，实际上得罪的是一个群体。这人背后有亲戚眷属，他们会帮助自己的亲人把对警察的仇恨无限放大。所以，许多时候走出去碰到熟人，尽管人家笑脸相迎、热情招呼，我都会产生一种职业怀疑。我怀疑那是言不由衷的笑，是虚与委蛇的笑。那是因为我还穿着警服，以及警服所赋予我的权力。待我转过背去，他们指不定就把脸上的笑直接切换成恶毒的咒骂：他娘的，什么东西！我常常把警察职业和川剧中的变脸联系起来，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警察如果能有川剧演员的本领，随便换一副面孔多好。对好人，我们挂张人脸；对坏人，我们就换成一副狗脸。讨好或得罪人，交由不同的脸面去应付，让自己的心灵不至难堪和孤独。
赵芬芬坐在我面前。为照顾面子，我支开同事，单独和她过招。回想起来，这么近距离地接触，我们还是第一次。客观地讲，这是个确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她的美艳洗尽铅华，脱去少女娇羞，暗含那种少妇成熟性感的内在魅力。她的脸白白的，牙齿白白的，挺而直的鼻梁，圆而厚的耳垂，笑起来花枝乱颤，柳叶眉像要从眼角飞扬出去，尤其是胸前揣着的两只兔子颤得忒欢实。这让我相信了坊间关于她的种种八卦，尤其是她与政府周乡长的那些传言……在我的印象中，赵芬芬似乎一直生活在绯闻里。从内心来说，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我认为漂亮女人天生就是风流韵事的制造者，她们以自己各具特色的飞短流长给俗世寡味的生活添进一丝斑斓，丰富着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当我想到眼前这个女人有一双不可示人的脏手时，心里便生出一种无法理喻的鄙夷。可以肯定，赵芬芬并不缺少那一千元钱。那么，她美丽外表下到底还掩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丑恶？我担心她是个空心萝卜，我们拔起她会不会带出一堆烂泥。
我尽量营造宽松的环境，让讯问看起来像拉一段家常。这是我的策略。事实证明，我的这招挺管用，对熟人搞那么正规往往适得其反。
“小赵，你楼下开餐馆的老板丢了一点钱，知道这件事情的人目前还不多。”
我之所以说成“一点钱”，意在表明案值不大，有大事化小的操作空间，以此麻痹赵芬芬。我强调知情面窄，是想告诉她，如果配合得好，丑闻可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我认为凭她的聪明应该品得出话里的意味。
“果然丢钱了？”
似乎在她的预料之中。我讶异：“看来，你是知情者。”
“平时总喜欢把房门敞着，没半点防范意识，我都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了。”赵芬芬的话细针密线，把刚刚露出的破绽缝起来，而且不着痕迹。
“你是说，他们今天又没关门？”
赵芬芬让我的话击得一怔：“今天没注意，我是说他们平时没养成好习惯。”
“可是，门锁防得住君子，却防不住小人。”
“那也是。”赵芬芬突然反戈一击，“袁所长，原来结账只是个幌子，你怀疑我偷钱？”
“家贼难防啊！”我没正面回答她，轻叹一口气，然后把茶杯推近她：“你先喝点茶，这是我一个山里亲戚手工制作的明前绿茶，特意送我的，我平时都舍不得喝。”
赵芬芬抿进一小口，咂嘴说：“味道真还不错。你平时都拿好茶招待坏人？”
“你算坏人吗？”
“我想，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说：“我暂时还没把你当坏人。谁都难免偶尔失足，知错即改，不能说他本质上就是坏人。”
“说来说去，你还是怀疑我。”
我说：“不仅仅是怀疑。实话告诉你，我从来不凭怀疑传唤别人。”抬头时，我的目光落在墙角那蓬蛛网上。一只小蠓虫恰好撞进去，让蛛丝缠住，它无力的挣扎引起蛛网轻微晃动。再说话时，我发现自己的声音没来由地软了。“芬芬，对一次盗窃行为来说，今天下手的时机真不成熟。你想想，整个房子内只有一个外人有条件进入二楼卧室，将餐馆老板装在裤兜内的现金拿走。而且，我敢断言，这个人到现在连赃物都来不及转移出去。他怎么洗脱嫌疑？”
赵芬芬说：“袁所长，我平日好像没得罪你吧？”
我说：“我们都成了老街坊，你得罪我也没关系的，可是得罪它不行。”
赵芬芬见我指着帽檐上的国徽，可能感到压抑，眼睑耷拉下来。
我乘胜追击：“请告诉我，钱放哪儿？我想帮你，但你不能让我太为难。”
我能想到的结果是，赵芬芬要想在街上体面地生活下去，聪明的选择就是尽快把事情说清楚，将赃款退还人家，求得谅解。以我对办理盗窃案件的经验，赵芬芬只要认罪态度好，能主动交出全部赃款，不让受害人蒙受损失，她是符合免于刑事处罚条件的。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有专门的解释。她没有前科，只要受害人不强烈追诉，我们也不会剥草寻蛇打——这也可以理解成我在小说开头提到的一己之私。
可是，赵芬芬糊涂一时，她放弃了大好机会，存心给我们出难题，把法律当儿戏。她说：“袁所长，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你这么乱作为，就不怕小女子把你告上去？我在上面多少也还是有些关系的。”
我说：“办案子当然重证据。我本来是想让你告诉我证据在哪儿，可你执意要当杨三姐，我们只好请你配合一下。我相信，证据你应该替我们好好保管着。至于你说的什么关系，对不起，我不懂。”
我想过，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使在赵芬芬家里搜到赃款，她也咬定是自己的钱。但是，经过两双与面粉打交道的手，赃款一定带着失主的明显特征，鉴别自有定论。我心中有谱，不怕她抵赖。
我们搜查赵芬芬三楼的房间，所有能藏钱的地方都翻遍了，真还没找着一分钱。
哦，突然想起来了，我忽视了另一个地方。失主说过，赵芬芬下楼后上过厕所。她在三楼的房间两卧一厅、一厨一卫，下楼上厕所值得怀疑，我们应该去那儿检查一下。厕所旁边靠墙放着一只尿桶，我们发现两只马头羊前蹄搭在桶沿上，两颗羊头埋进去正争抢着喝尿。羊喝多了尿液会胀死，农村长大的赵芬芬不至于连这都不懂。可是，我们驱赶时，她却一个劲儿地阻拦我们。原来尿桶有猫腻，逃跑的马头羊将尿桶踩翻，所剩无几的尿液满地横流，散发出尿臊气。一个塑料纸包裹的物件孤零零地呈现在尿桶里。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那些带着面粉和油渍的钱币帮我们撬开了赵芬芬的铁嘴。
我想到了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连马头羊都在帮我们。
当天晚上，赵芬芬被留置派出所。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把她关进去，鉴于她悔罪的态度有问题，只是不想太便宜她。再说，我们也得照顾失主的感情，这么快把她放回去，失主会怀疑我们执法不公。赵芬芬怨不得我们，要怨只能怨她自己。我们给过她机会，她没抓住。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些话就是冲她这种人说的。
晚饭后，周乡长哼着歌到派出所邀我们打扑克。周乡长的业余文化生活内容单一，就好这一口，隔几天不来和我们贴纸条、吊胡子，手就发痒。可是，因为当天晚上所里留置着嫌疑人，我们无法奉陪。周乡长似乎不知情，听说赵芬芬被抓，马上表明态度：“咦，这个女人看起来有模有样，怎么还是个女贼？”我想到社会上关于他俩的传言，想借机验证一下。我说：“周乡长，赵芬芬态度恶劣，领导是不是亲自出面给她做做工作，争取宽大处理？”周乡长说：“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有什么工作好做？依法处理！再说，传出去影响也不好，外人还真以为我和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接下来，周乡长详尽过问了案情，我也如实向他汇报。听说县局已经决定对赵芬芬治安处罚，明天就要送下去执行，周乡长沉吟片刻，态度有所转变。他说：“既然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和她谈谈？毕竟是熟人，也算尽一点人道义务吧。”我说：“领导的想法是对的，我这就去安排。”“慢！”周乡长叫住我，“袁所长，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自己安排一下，带我去见见，很简单，就说几句人之常情的话。她的事到这个份上只能依法办，我们最好避开一些不必要的嫌疑。”
我让小米把赵芬芬带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支开小米。周乡长的出现让赵芬芬顿时花容失色：“你怎么来了？”她的话此地无银，让周乡长陷入难堪和尴尬。看得出来，周乡长对女人的口风不紧感到十分恼火。我见气氛不对，有意短暂离开，给他们留点空间。案子已经定性，我不担心因为周乡长的接触翻案。周乡长把我叫住：“袁所长，你不要走。”然后，他严肃地对赵芬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你和我、和袁所长都是熟人就可以乱来。但是你放心，只要你老实认罪，按要求办，我们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力所能及地帮助你。”说完，周乡长从衣兜内掏出折叠好的钱递给赵芬芬，从厚度上看，至少有五百元吧。赵芬芬一开始在推辞，周乡长批评说：“情与法，一码归一码，有什么好推的？更何况拘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个人给你一点生活费也是出于关心和帮助。如果你不肯收下，今后的事我们都不管了。袁所长，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说：“赵芬芬，你别把周乡长的好心不当回事，赶快收起来！”
赵芬芬这才收了钱。我发现，周乡长给钱的时候，在赵芬芬掌心里轻轻按了一下，到了这时候，他俩还在玩那种小把戏！
周乡长走出办公室，在我肩上拍了一把。我感觉他的手有些重，怀疑和他的心情有关。
我只是没想到，就在这天晚上，赵芬芬被负责看守她的联防队员李木子在值班床上睡了！而且，赵芬芬一口咬定是李木子强奸她！
三
是的，下面我要插叙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和我的故事有没有关联。不过无关紧要，它说起来并不复杂，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这件事情发生在赵芬芬盗窃案前一年春节前夕。它之所以让我记忆深刻，是因为就在事发当晚，我接到了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不知道电话那端的人是谁，什么来头。他自称是一名检察官，口气很不友好，话里带着盛气凌人的责难与要挟，让我感到压抑和憋屈。我们的交流没法进行下去，我不得不失礼地挂掉。后来，我查过电话的主人。移动公司先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对我搪塞一番。等我搞明白，实则是他们管理混乱，只管收钱，不按规矩办事。人家没实名制登记，压根就查不到机主。我敢肯定，我前脚迈出公司大门，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机主通风报信。因为没过几天等我再打电话时，人家已经换号，提示音告诉我：您拨打的用户已停机！我隐隐觉得躲在电话里的那个人就像一个鬼魅的幽灵，在我以后的生活里神秘出入，我在虚空里似乎感到了他的无处不在。
派出所接到通知，春节前夕全县搞“春雷行动”，要求对辖区所有商店来一次“扫荡”，坚决查处非法经营烟花鞭炮的行为，没收全部危爆物品，以确保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这差不多就是文件上的原话。实话说，像这类走过场的所谓专项行动名目繁多，我们一年到头都在应付。当一件事情变成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形式后，猫与老鼠的游戏再无任何刺激可言，我们的神经早已变得麻木。可是，这次行动非比寻常，局里要求动真格，不仅下达刚性的考核指标，还要求我们所长向头儿签责任状，拿头上的帽子做担保。之所以区别于往年，皆因临县有家商店非法经营烟花鞭炮，把危爆物品混杂在百货中夹带着偷卖，结果电火引发火灾，连带点燃鞭炮，炸了，整栋楼房轰上天，还搭进去两条人命。爆炸还殃及周边邻居，十多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动静闹得太大，连省里都惊动了。事情总是这样，丢了羊才会有人想起补修羊舍，尽管主人早就知道羊舍已经形同虚设。
顺带说清楚，烟花鞭炮属管制物品，县里成立有专门的“烟花办”。经营者先要逐级报批取得资质，按要求选点建库，待仓储验收合格后，方可从“烟花办”进货。经过层层盘剥，最后所剩利润寥寥无几。所以，有路子的店家随便搞点小动作，就有很大赚头。大家都在削尖脑袋挣钱，颇不容易，冒点风险自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上面盯得紧，我们许多时候都选择睁只眼闭只眼。现在，既然上面要拿我的饭碗说事，我当然必须小心谨慎。我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从大山里寒窗苦读拼出来，像蜗牛一样一步步爬到现在不容易，这可不是闹着玩！
我们行动的第一个村子叫珠宝街，一条名实严重不符的破街，挨近湖北，是危爆物品的重灾区。商家们占有地利，省外私人作坊的不合格产品通过黑市直接流入市场，价格低廉，利润是专卖店的好几倍。珠宝街的商铺大都在挂羊头卖狗肉，隐患委实不小，我们决定拿它开刀。我们的检查在第一家就遇到抗阻。店老板大号“娥儿”，据说是整条街上首屈一指的悍妇。我们向她出示证件，要求对店面货物进行清查，请她配合。她听罢脸色风云突变，一把挡开朱副所长的手说：“少跟我来这套，你们把珠宝街其他店子都查清楚后再来找老娘的麻烦。”
朱副所长解释说：“娥老板请放心，今天的行动不是针对哪一个，我们要挨家挨户查，谁都不能漏掉。”
“那你们查完别人再来吧。”
“为什么呢？”
“娥儿”把左手叉在水桶腰上，右手比画着说：“等你们在这里闹出动静，人家早把东西转移了，查你个鬼！你们是要杀鸡给猴看，我虽然读书不多，这点小把戏老娘还是看得懂的。”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朱副所长明确指出，“我们的检查不留死角，如果发现有人转移危爆物品，查证属实，加重处罚，绝不轻饶！这个，你可以监督。”
“娥儿”说：“警察哥哥，你跟我说这些不管用。我只问你一句，凭什么拿我开刀？就因为我是一个寡妇好欺负吗？”
朱副所长说：“这事与你是不是寡妇扯不上关系，凡事总得有个开头结尾，你住在街头，拿你开刀并没错。”
“娥儿”说：“反正老娘不吃你这一刀。”
新警小米插话：“如果都是你这个态度，我们就干不成了。”
“哪来一只没开叫的骚公鸡！”“娥儿”呸一声，“滚一边去吧，干得成干不成关我×事，谁也没接你们、请你们。”
全没把警察当盘菜，太不像话了。我简直听不下去了，世上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事情到了这份上，这一刀吃与不吃就由不得她了。许多人已经围聚拢来，他们中不乏等着看警察洋相的人，我们不可能栽倒在一个女人手里。
我走上前去，义正词严地警告“娥儿”：“我们是在依法执行公务，作为公民，你有义务配合工作。道理已经跟你说得够清楚了，请收回你刚才的话，自觉接受检查！”
“娥儿”扭动身子，兰花指翘起只差戳到我脸上：“你算哪根葱？你去街上打听打听，看我娥寡妇怕过谁？‘刀疤都让我三分嘞。”
她搬出的“刀疤”是珠宝街有名的混混头子，一个“三进宫”的主儿，我们没少打交道。
“搜！”我懒得理她，给兄弟们下命令。
这个“娥儿”，还真有扑火的烈性子。见警察动手，她便开始撒泼。小米从货柜内发现大宗烟花鞭炮，搬几盒刚要上车，被“娥儿”一把薅住，指甲飞到脸上，立马刨出几道血印子。朱副所长见小米受伤挺身支援，“娥儿”早对他怀恨在心，马上转移目标，一边撕扯他的警服一边呼天抢地：“哎哟哟，你们快来看啊，这些家伙抢我店内的东西，还吃老娘的豆腐……他们哪里像警察，比土匪都不如，他们的心肠比乌鸦还黑呢，呜呜呜……”
围观者中，有人开始发笑、起哄。“娥儿”眼见得势，手上便暗中使劲，刺啦一声，朱副所长的棉衣口袋被揭下半边，像鸟儿折断的翅膀上下扑扇。一个大男人，真要对付这样的泼妇其实力不从心。朱副所长碍于身份和男女有别，一直在寻机摆脱。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发的冬装上，正心疼得牙酸，“娥儿”就手从旁边抄一把锄头，在身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当锄柄从朱副所长头上咚地落下时，他整个人像一堆烂泥委顿下去。我看到鲜血从他头上流下来，染出一张花脸。一起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倏忽间演变成明目张胆的袭警事件，这是邪恶向正义发起的公然挑战。我放下鞭炮，忙去搀扶朱副所长，小米和联防队员李木子迎着危险冲上去，夺下“娥儿”高举的锄头，并给她戴上手铐，像拎一只小鸡那样将她塞进车内。出师未捷，警察反遭伤害，我们的清查行动就这样草草收场。“娥儿”虽说被强行带走，但警察的威信遭遇重挫，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我想到了诸如“落荒而逃”“狼狈不堪”“灰溜溜”等等贬义词汇。我能猜测到，只待我们的车轱辘转动离开，珠宝街所有的现场目击者都会发出肆无忌惮的笑声，为一个寡妇轻而易举赢得的胜利喝彩！车内的“娥儿”并不服软，她还在一个劲地叫骂：“等着吧，会有人收拾你们的……你们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并非一定要和这个女人过不去。我的本意只是没收那些烟花鞭炮，让大家平安度过春节。待风头过去，混乱经营注定又会成为整个珠宝街的生活常态。到那时，我们没精力和他们捉迷藏，该怎样还怎样。可“娥儿”的行为已经造成严重后果，让我们无法原谅。不把她拘进去，后面的工作没法开展，我们也多少要从珠宝街找点脸面回来。
就在“娥儿”被拘留的当天晚上，我接到了那个陌生的电话。
一个男声说：“你是袁所长吧？”
我客气地问他是谁，有什么事。他说：“我是县检察院渎侦局的，名字无所谓，想找你讨个人情。”
说情之风是什么时候兴起来的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许多情况下，都是“上面”的人在打招呼。他们位尊权重，只要金口一开，就是一场暴风骤雨，像我这种小萝卜头就成了风雨中的雏鸟，只有听命的份，不得不昧点良心，让原则给面子让步。
没想到检察官（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检察院渎侦局干部，姑且这样称呼他）居然是要替“娥儿”说情，而且要求很离谱，让我们马上暂缓执行拘留，将她放出来。我给检察官解释，这件事情恐怕不太好办，理由有三条：一是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决定是公安局法制部门做出的，我们无权擅自更改；二是“娥儿”的袭警行为确实触犯了治安管理相关条款，我们朱副所长被磕破头皮缝了五针，还躺在医院疗伤，就这么放掉她，于公于私都不好交代；三是我们的“春雷行动”刚起头，遭她泼了一瓢冷水。她若被放回去，以后还怎么弄？
检察官哼哈一阵，很江湖地说：“看来，袁所长是不想给兄弟这个面子喽？”
我笑答：“感谢你瞧得起兄弟。如果换成别人，你的要求我可以酌情考虑，但她不行，我们基层办事不容易，需要你理解啊。”
沉吟半晌，检察官有所让步，妥协道：“袁所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先关她五天，然后编个理由批准她请假离所？”
说情者我碰到太多，几乎每起案子都无法幸免。但是，像检察官这么霸王硬上弓的搞法我还真是头次遇上。别人说情时，居高临下的气势再盛也有所收敛，谁都不会像他这般张狂！
我有点烦他了。都是吃体制饭的人，我已经把话说得很到位，他为什么非要为难我呢？硬放人行不通，又拿时间做文章，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十五天拘留嘛！尽管窝着一肚子火，我还得强忍着和他打太极：“请问你和‘娥儿是什么关系？”
“这有关系吗？”
“我只是想知道，值不值得你这么下死力替她说情。”
“据实相告，没任何关系，就当我是为民请命吧。”
“听检察官这话的意思，是我们错了。”
“袁所长言重了。”检察官说：“其实，许多事情无所谓对与错，站在你我的位置，对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
这哪像从一名检察官嘴里说出的话！我提醒道：“你不觉得这么说话与你的身份不符吗？”
检察官在电话里冷笑一声：“身份？噢，你这一提醒我还想起来了。不过，身份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警察稍不留心就会沦为阶下囚，你说是身份重要还是别的重要？”
“你这话算不算恫吓？”
“不必理解得那么深刻，权当朋友间的一个提醒又何尝不好？”
我听出来了，检察官不是在替人说情，而是想给我们找茬。这种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人我最看不惯。我行得端、走得正，没什么好惧怕的。我懒得与他饶舌，直截了当说：“既然和当事人没一毛钱的关系，我建议你就别瞎操那份心，用我们的行话叫依法办事吧，请支持。”
检察官说：“我还是劝你考虑一下，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添堵墙啊。”
我说：“朋友，我会记住你的忠告，我们先谈到这儿？”
“好吧，后会……”
我挂断电话时，电话里还呱唧个没完。
去他妈的后会有期，什么东西！
料想不到的是只到第六天中午，派出所门口凭空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等我们端着饭碗从厨房出来，只见满地零乱的碎屑，空气中弥漫着硝铵的气味。“娥儿”已经走远，不时回头向我们张望。没错，刚才就是她干的，样子很得意，挑衅的意图昭然若揭。我撂下碗筷，打电话给县局，问到底怎么回事，未经办案单位同意，“娥儿”拘留期未满凭什么提前释放？基层的兄弟们在下面卖命，别人拿好处送人情，这样处理，今后还要不要人干工作？结果，谁都只回我三个字：不知道！
年轻人血性旺。小米咽不下这口恶气，抓过铐子嚷嚷着要去把“娥儿”揪回来，重新送到拘留所去。我拦下他，想想吧，人家既然有关系提前出来，你就再关她不进去。小米喘着粗气，犟牛一样说：“我偏不信这个邪，看谁敢公开站出来，大不了一起下地狱！”
我不会让小米去追“娥儿”。小米很年轻，前途才是大事，犯不着与一个寡妇争长论短。再说，赢了又怎样？
四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回头再说赵芬芬的事。
我把案情汇报给县局，县局法制部门认为赵芬芬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只做治安案件办理。
第二天上午，材料到位后，我通知赵芬芬的丈夫给她送来衣物，准备去县城执行拘留。哪知道夫妻俩见面后爆出惊人消息——
午饭后，我正假寐，赵芬芬的丈夫敲门进来。
“有事？”我把架在茶几上的腿放下来，示意他坐下。
“袁所长，能不能不拘留赵芬芬？”这个让绿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个体司机形容猥琐，让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一种怜悯。
“你坐吧。”我向司机解释说，“对你老婆这样处理是降格从轻，如果一开始她主动配合，也许不会是这种结果，她自己要负责任。”
“请袁所长放她一马好不好？我们做个交易。”
我开始没懂司机的意思，误以为是他要放弃那笔租车费。我说：“兄弟，这件事情真不好商量，治安处罚决定由县局做出，我做不了这个主。”
“那我问你，李木子强奸我老婆的事怎么办？”
司机的话像在我脚边丢下一枚炸弹，惊得我差点从木沙发上飞起来：“你说什么？”
司机说：“就在昨天夜里，李木子把我老婆强奸了。”
李木子是派出所聘请的联防队员，昨夜里，赵芬芬由他和小米两人看守。一上午，赵芬芬情绪饱满，有说有笑地吃完早餐，李木子和小米也没表现出任何异常，打死我都不信会发生这种糗事！
我说：“兄弟，你救妻心切我可以理解，但有些话不能胡说，说出来是要负责任的。”
我是这样考虑，赵芬芬被拘留是她咎由自取，可她的司机丈夫如果因为诬陷他人也步其后尘就太不划算。当一个人失去理性的时候，像疯狗一样乱咬情有可原，但在可预见的情况下，我必须清楚地告诉这个男人，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
“我不是瞎说，我有证据。”
“证据？”
“是的。”司机说，“我有他们垫过的枕巾，上面的遗留物会说明一切。”
我还是不能相信他的鬼话，我愚蠢地说：“哪来的枕巾？你把枕巾拿给我看。”
“袁所长，对不起，我不能把枕巾给你。你要是把证据毁灭了，我哪怕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我老婆就让李木子白干了。”
出于自保，司机的慎重无可厚非。我只是费解，他一个老实木讷的人，怎会想得出这么周全的计策。这似乎是一个预设的阴谋，司机没有这样的智商——我想到了另一个人。
我进一步试探司机：“见不到证据，我怎么相信你，难道就凭你一句诓骗的话，我们就把你老婆放掉？”
“你信不信我不管，可丑话说在前头，我老婆如果进了拘留所，我就把证据交上去。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
我说：“事情的真假姑且不说，你和芬芬今后还要在街上生活下去，你要考虑清楚。”
“这个骚货，反正让我丢尽了脸，干脆撕下来不要了。”
我无言以对。
留置室设在派出所地下一层，内外两间。里间放一张值班床，供夜间值班人员轮流休息。外间临河，下面是四五十米高的河墈，河面宽阔，四季河水湍急，跳下去等于白白送死。为确保安全，所里还专门豢养了两只狼狗，晚上拴在外间阶沿上，把守着唯一的房门出口，不是熟人，里面的人根本走不出去，外人更是没法靠近。当天晚上，赵芬芬的双手被铐在外间窗户的钢筋上，由小米和李木子两人值守。这样保险的防护措施，让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可乘之机。小米因此麻痹大意，他擅作主张和李木子轮班，自己值上半夜，安排李木子值下半夜。交班后，小米上楼回房间休息，把李木子和赵芬芬孤男寡女地留在一楼。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按照李木子后来的交代，经过大致是这样：后半夜，李木子躺在值班的床上休息。赵芬芬嚷着口渴，喊李木子给她倒开水。李木子平时没事，和赵芬芬打过几场麻将，他们之间多少有些交情，对赵芬芬的合理要求无法拒绝。李木子把开水端给赵芬芬，赵芬芬摇得手铐哐当响，发嗲说：“木子兄弟，不解开怎么喝呀？要不你给姐喂？”李木子想了想，最终选择给赵芬芬打开手铐。喝完茶的赵芬芬直接走到内间，她告诉李木子：“姐累了，想睡一下。”李木子说：“你睡，我怎么办？”赵芬芬说：“床这么宽，睡得下两个人。”李木子说：“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能睡在一起？”赵芬芬说：“姐一个人待在外面好害怕，再说，和你睡在一起会让你更放心。”李木子想到自己的职责，说：“你睡吧，我就不睡了。”“你不想和女人睡觉吗？告诉你，想和姐睡觉的男人多了去了，要不是今天情况特殊，你拿钱睡我姐还未必稀罕呢。”李木子说：“你这么讲我越发不能和你睡了。”赵芬芬见李木子榆木疙瘩不上套，假装正经说：“别当真，姐逗你玩的。姐只想休息一下，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天马上就要亮了。”说话的同时，她不由分说，已经和衣蹭到床上。身边躺着个女人，很长时间里，李木子心神不宁、睡意消弭，他听到了远处农家的鸡鸣声和狗叫声。他想，这个晚上没得睡了。赵芬芬显然也没睡着，她不停地翻身，弄得钢丝床吱嘎作响。后来，她竟然借口发热窸窸窣窣地脱去上衣，嘴内呢喃着，把一只手伸到李木子身上。她的手带着盗汗的潮润，柔软而滑腻，蛇一样自上而下游走……李木子下面亢奋起来，他被女人点燃了……
李木子和赵芬芬在派出所留置室值班床上发生两性关系的事情板上钉钉、无可争议。按照相关规定，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和受控制的女性发生两性关系，可视为强奸论处！所幸李木子不属派出所在编人员，他的行为构不成强奸。可是，李木子和赵芬芬的一场风流搅乱全局，让我们的工作陷入被动。这个二货，在赵芬芬别有用心的色诱面前完全丧失理智，糊涂得连赵芬芬把枕巾当证据收起来都毫无觉察。他是色迷心窍！
我和朱副所长亲自问话，赵芬芬色诱联防队员李木子的主观动机明显，从而排除了强奸一说，这让我心里稍有宽宥。从开口交代到落笔签字，李木子一直泪水滂沱，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这个年轻人跟我们干了五年，工作上任劳任怨，吃过不少苦。原先所里有联防队时，他是队长。后来乡政府财力不济，其他队员被解雇，只留下了他。与外出打工相比，我们开给他的聘用工资少得可怜。他之所以愿意坚持下来，意在等待时机，希望能有一个工勤编制的名额落到头上，把已经吃进嘴里的这碗夹生饭咽下去。哪想到一时糊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心血付诸流水，理想化作水月镜花。
我把李木子和赵芬芬的事汇报给县局。局长听了非常恼火，先把我臭骂一顿，然后问我有什么想法，准备怎样把屁股揩干净。我说事情太大，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得和所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局长要所里拿出具体意见，他原则上同意可以考虑免除对赵芬芬的治安处罚，以利于李木子问题的解决。局长要求我在这件事情上务必慎重，把握好分寸，千万不能留下后遗症。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
和朱副所长商量的处理意见有三条：一是辞退李木子。二是扣发所里欠发他的两个月工资，用于补偿赵芬芬的精神损失。三是责令李木子写出书面检查，并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赔礼道歉。当然，这么处理的前提是赵芬芬必须放弃对李木子的其他诉求，而公安机关也免于对她的治安处罚。最终，局里同意了我们的方案。我不能不承认，这么处理，工作上多少存在瑕疵。按说一码归一码，赵芬芬和李木子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理，两者之间不能和稀泥。可利害相权，妥协双方都是赢家，派出所也能留住几分薄面，我们因此乐观其成。
协议达成后，赵芬芬夫妇离开派出所。我和朱副所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暗中给李木子一点补偿。他应发的工资一分不扣，还另外加给他两千元。一起共事多年，兄弟情分难舍。出了这种事情，我们谁都担不住，唯一能做的仅此而已。朱副所长提出局里怎么报账，我说，就在所里食堂开支中做文章，而且对外一定保密。如果让赵芬芬知道，我们对李木子的处理打了折扣，她肯定会秋后算账的。
没想到，最终还是有人把这笔账算到我和朱副所长头上。
五
怎么说呢？我和妻子的关系一直磕磕绊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要我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警察的夫妻关系大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一种悲观论调，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多半还是和职业有关。警察的工作充满危险、吊诡和不确定性，这些不安的因素不仅沉潜在警察的个体生命里，还像雾霾一样充斥在家庭生活氛围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剪不断理还乱，担惊受怕因而成为警察家人的生活常态。如果半夜里有人听到女人从噩梦中发出尖叫，我敢说那多半来自警察的妻子。时间长了，习惯寻求安稳的女人就无法不表现出对丈夫的失望和怨怼。当她们明白警察是用自家的风险换来天下的太平时，她们对丈夫的忍耐和信心开始动摇，原有的那点虚妄的自豪感让现实击溃，随风而逝。
你瞧，说着说着又跑偏了。
我妻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献身，成为最早的一批下岗工人。我们是那种被称作“半边户”的家庭。严格说来，我们连“半边户”都不如。真正的“半边户”除了有份微薄的工资，家里还剩几亩瘠薄的田地，只要舍得出汗下力，勉强能刨种出填饱肚子的口粮。我妻子却连这点保障都没有，她只有一个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城镇户口。结婚后，我们有了儿子。那时候，我在更高的乡镇大山上工作。妻子在街上租门面开了家小商店，一面照顾儿子就近上学，一面起早摸黑赚几个零花钱把日子糊过去。生活刚刚有点起色，一纸调令下来，我的工作有了异动，到现在这个派出所负责，也算是提拔重用。已经安定的生活秩序不可能因我的工作调动而随意打乱，妻子和儿子只能留在大山上。夫妻分开，她住大山头，我住大山脚，相距百十公里，夜夜思妻不见妻，遥寄相思泪。派出所工作的词典里不能有“闪失”二字，上面千根线，下面一口针，我的压力山大。我们派出所才三名警力，外加聘请的联防队员李木子，总共四个人。平时，所里要留一个值班接待上门群众，有人报警，两个人出外勤。多半时候还有一个人要开会。乡政府大小的会议，派出所都被点名参加，而且不得请假缺席，局里这样会那样会也不少。现在的会议越开越多、愈开愈长，我真是服了。如果人手足够的话，我建议每个单位专设一个会议职位才好。所以，我们四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少哪个都玩不转。别的单位休周末，我们只能安排月假。朱副所长的老婆在乡下，一个女人拖着上小学的儿子和病怏怏的父母，他才是正宗的“半边户”，他的轮休自然少不得。小米呢，正谈女朋友，稍有空闲总惦记着往县城跑。我们都是过来人，年轻人的大事耽搁不起，理解。这样一来，常年留守派出所的只有我和李木子。于是，我照顾家庭的时间和精力少了。不是我不想回家，是时间把我截留在回家的起点，让我迈不动脚步。我正当盛年，身体杠杠的，好不容易盼到的探家是我的节日和盛宴，每次兴兴头头地回去，希望能找回那种久别胜新婚的感觉，可一次次都以失败告终。好几次，我们夫妻间的夜课眼看快达到境界，可一个不解风情的来电旋即将我们双双从云端推入冰河。妻子的脾气由此越来越坏，少不了情理之中的埋怨和数落。有一次，当我们的床戏惨遭破坏时，她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袁世杰，你就不能关机吗？半小时，最多只要半小时！你一年半载回家一次，我不指望你拖地、洗衣、买米、扛煤球，你就把一个男人应该满足妻子的这点破事做好，难道都不行吗？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需要！告诉你，长此下去，我会受不了的，到时候，别怪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我知道她言不由衷，说的多是气话。可这次争吵，最终还是以我的电话被摔成五块画上句号，然后，她赌气进了儿子的房间。我本来计划还在家休息两天，结果只好提前回单位。我想告诉妻子我不能关机的真实原因——对警察来说，时间往往决定成败，半小时太长了，警察的时间只能以分计、以秒计。我到底没有说出这些话，因为我心知，她其实都懂。
我是在家里被检察官出其不意带走的，这种最不人性的搞法无疑给我们本有罅隙的夫妻关系添加了一层阴影。
听到敲门声，妻子去开门。当四名自称是检察官的年轻人立在门口，问我是否在家时，妻子礼貌地把“客人”让进屋，边沏茶边向蹲厕所的我做了通报。长期的心理焦虑和超负荷工作，使我习惯性便秘，蹲厕所注定成为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检察官的身份和四个人专程上门“请”我的阵容让我意识到事有蹊跷。本来我想和他们理论几句，但照顾妻子在场的“面子”，我忍气吞声，很“配合”地跟他们走。临别，我对一脸茫然的妻子说：“可能是工作中有误会，放心，没事的。”妻子把目光探向检察官，希望能从他们的表情里寻求某种答案，哪怕是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也心有熨帖。可是，她失败了。那四张脸都像涂过蜡，板板正正，如木偶一般。
车就停在楼下，我被夹在后排两个彪形大汉之间。车子启动之前，坐副驾驶座上的平头检察官说：“袁所长，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所以，不好意思，只能按规矩来。”他的话刚落音，两个年轻人就动手下了我腰间的“六四”式手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个堂堂正正的警察，你们凭什么缴我的枪？”
平头检察官回答我：“袁所长，不是缴枪，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我们只是暂时替你保管。至于为什么找你，等到了检察院再说。”
到了检察院，他们也不弯弯绕绕，平头直接把话打在靶上：“袁所长，有人向我院举报，你们派出所在今年五月份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和一起强奸案，是不是有这事？”
我说：“是有这事。不过，你所说的强奸案有误，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件事发生在派出所留置室的值班床上，而且女方当事人系留置人员，男方当事人则是派出所看守人员。我想问你，这仅仅只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吗？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吧，到底是你们的法律水平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我说：“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你不妨找来看看。”
“那么，赵芬芬的盗窃案是怎么处理的？最后是不是不了了之？”
“我们请示局里同意后才拿出处理意见，这是组织行为。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
“检察官应该清楚，赵芬芬也有适用于免于刑事处罚的法定条件。我们的处理结果如果你们认为失之于宽，无非有人性化的因素，不存在其他不良动机。”
“好了。”平头显得不耐烦，“我们现在既不讨论法律层面的问题，也不讨论什么人性化，既然你承认发生过上述事情，就先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一份笔录，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很明显，这是要进入程序。我不可能随便接受他们的调查，我自认为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推敲和检验，而且，我是有组织、有单位的人，我要对工作和大局负责。我说：“对不起，我拒绝你们的讯问。我们的工作是在公安机关的统一领导下按要求进行的，要调查，请你们和我的单位联系后再说。”
平头说：“袁所长，你的态度有问题，这样下去对你没好处。”
我说：“我怎么没感觉到呢？难道我的要求不合理吗？”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们渎侦局接到举报后，做过前期调查，公安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们对这两起案件的处理是依法按程序办理的，也没有任何人明确表示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负责。你现在想推卸责任，恐怕迟了。”
我不信平头的鬼话！就算我打给县局的那些电话无从查知，我清楚地记得我把赵芬芬的盗窃案填写了立案卡片，并和相关材料一起亲自送到刑侦大队备案，难道他们搞丢了？或者不愿拿出来？再说，敲破我的脑壳我都不信，在这节骨眼上，我那些领导和同事会在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甚而落井下石！
见我不予回答，平头检察官开导我：“袁所长，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会这样考虑：盗窃案和强奸案本是两码事，赵芬芬和李木子都应受到相应的处罚。但为了维护派出所的声誉，在他们双方自愿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我会考虑以降低对赵芬芬的处理达到放纵李木子的目的，用时髦说法，这叫多赢。”
检察院的意图已经非常清楚，平头用他看似合乎情理的推断诱供我。我如果认同了他的说法，就等于给自己头上扣上一顶“徇私枉法”的帽子，接踵而至的法律大棒会将我打趴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不行！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圈套，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我不能往里钻、往下跳。我保持缄默，请求他们认真调查。我相信神圣的法律——我们用忠诚和信仰捍卫的法律如果连警察的正当权益都不能保护，那么，更遑论拿它去保护其他人！
我被控制在检察院两天时间，始终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落实问话笔录。第二天下午，失去耐心的办案人员向我宣布了执行刑事拘留的决定，并给我一包衣物。看来，他们已经通知我妻子。我要求见妻子一面遭拒绝，平头检察官说：“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见任何人。”随后，我被他们押送到邻近的S县看守所。鉴于我是警察身份，只能异地关押，而且对外严格保密。
车子停在看守所院子内。院子四周栽种着高大的玉兰树和香樟树。手铐扣住双腕，我饱满的肌肉被深深勒进去，腕子开始发肿。我站在车边仰头望去，近处是绿的树叶，远处是蓝的天空。不知名的鸟儿在树间跳跃啁啾，啄食着樟树籽。树冠之上，有它们的同类在盘旋飞翔，发出快活的哨音，一片白羽从扇动的翅膀上滑落……阳光很锋利，像一把把利剑从枝叶间斜刺下来，戳得我眼前一阵眩晕。
高墙、天网、沉重的铁门……多少次，我将犯罪嫌疑人送进这样的地方羁押。今天，我自己却要进来了，而且是不明不白地进来了！原来，世界上所有的职业中，警察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对警察来说，离地狱最近，离天堂最远啊。
办完交接，平头检察官朝空旷的院子望去一眼，似是无意地喟叹道：“自由比什么都好！”最后，他给我留下话：“进去好好想想，我们后会有期。”
倏忽间，他的话让我想到了那个电话，那似曾相识的口音让我的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觳觫。
六
可想而知，检察官早和S县看守所打好“招呼”。我如此执迷不悟，自然没好果子吃，只能享受某些“特殊待遇”。这一点，从种种看似巧合的安排上呈现出来。我被关进4号监房，此前，号子里已有十三名囚犯，我的囚服上刚好是14号。冥冥之中，我好像再也走不出去，就这样“4”定了。
4号监房的“号长”早已从那堆人渣中脱颖而出。他是一个凶残狠毒的死囚，曾经一拳直取人家性命。一进门，那家伙就阴阳怪气地问我：“朋友，在哪条道上发财？”号子里的所谓“规矩”我当然知道，他们背着监所民警变着花样自虐，以打发单调无聊的狱中生活。有几宗罪名是不能自招的，说出来会被整得很惨，比如说强奸……当然，警察的职务犯罪就更不用说了。据说，犯强奸罪的人进来后，首先要表演“拉板车”的节目——一根绳子系在男性生殖器的龟头上，拉着凳子边爬边学驴叫。所以，进了号子，我只能把自己的罪行往狠里说，越邪乎，人家越服你。为求自保，我对“号长”随口胡诌道：“贩毒杀人，死罪，公安部督办的。”“号长”两只鼠眼朝上翻翻，一咧嘴露出一颗金牙。他疑惑地问：“杀人？弄死几个？”我说：“一家三口，灭门！他妈的想吃老子的黑，活腻了。”“号长”把脖子逆时针转几圈，冲我伸出大拇指：“够狠啊，兄弟！比老子还不含糊。可惜我要比你先走，不然，我们兄弟俩出去还可以干几票大买卖。咳，一命换三命，你狗日的比我值了。”我说：“我现在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谁想跟我过不去，就是跟他自个儿的命过不去。”放出这种狠话，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之所以自甘“堕落”，不是胆小怕死，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面对和较量的不仅是这些社会败类，还有那些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他们既然把我和死囚关在一起，其良苦用心不言自明。韩信当年尚能受胯下之辱，我有什么理由不珍爱自己的凡俗之身？
在检察院连熬两个通宵，我由感冒转为伤寒，加上不适应监狱生活，进来后痢疾拉得一塌糊涂。按照监规，犯人只有放风时才能如厕。每次受不住了，我只好蹲在墙角将大便拉在塑料袋内，然后扔进马桶。有天下半夜起床解手时，我误以为自己还是躺在派出所床上，迷糊中一脚踩空，从铺板上摔下来，脑袋重重地撞在地板上，当即昏迷过去。监管民警得到报告后，安排几个人抬着我去监所医务室急救。
4号监房分三个帮派，一个本地帮，两个外地帮。“号长”无疑从本地帮产生，我被划定为外地帮。三个帮派之间动辄就有交火，每次火拼总有人吃亏。我们外地帮中，有个叫“麻秆”的瘦子因为强奸幼女遭本地帮欺侮，据说他那两颗好看的门牙就是进来后让“号长”生生掰掉的。有一次，“麻秆”不小心踩了“号长”半边脚背，他手下的人立马上来围着“麻秆”拳脚暴揍。我大喝一声，用擒拿术中四两拨千斤的绝招，抓住冲在最前面的“黄毛”的中指。这个“号长”的得力爪牙平日里仗着有“号长”撑腰嚣张至极，对狱友动辄拳头相向，我早就有意教训他了。此刻，他疼得龇牙咧嘴，哭爹喊娘，把寻求保护的目光投向“号长”，其他几个人也都面面相觑，期待“号长”能有所作为。可“号长”双手抱在胸前，无动于衷。这个徒有虚名的狱霸欺软怕硬，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幕泰然处之。他压根就没理会“黄毛”，反而对我的一招制敌表现出欣赏姿态。他告诉兄弟们：“看见没，人家这才叫真功夫！”从此，我的威信和地位得以确立，再也没人敢动“麻秆”半个指头，就连“号长”也礼让我三分。以后，“麻秆”出于感恩，抢着要给我做这做那，我一概回绝。从骨子里来说，我坚持正义仅仅出于一个警察的本能和良知。我清醒地知道虽然进了一家门，但我们永远不是一路人。
我的身份终于暴露，而且差点引发监房内一场骚乱。
那天，有个武警战士在外面不知轻重地喊：“袁所长，出来领东西。”他的叫喊招来众多惊疑的目光。等我清点完物品回到监房时，“号长”逼近我，龇出他嘴里的那颗金牙：“刚才我怎么听说那小子叫你所长，你是什么所长？向兄弟们说清楚。”我发现，他说这话的时候，其他人都虎视眈眈，攥紧了一双双邪恶的拳头。事已至此，我没必要再装下去。作为一名警察，面对这群乌合之众，我没什么好惧怕的，更不能在关键时刻跌份。韬光养晦本就只是一种自保的策略，既然他们好奇，我干脆亮出底牌好了。我闪身退至墙边，指着“号长”说：“实话相告，进来之前，本人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是专门和不法分子干的。”
“为什么骗人？”
“用得着向你解释吗？”
听说我是“条子”（犯人们对警察的蔑称），监房内开始酝酿一场骚乱。我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不认为我是真正的戴罪之身，我被视为公敌，通过“卧底”，是想从他们中间挖出更多的罪恶，让他们得到足够的惩罚。因此，他们没理由不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对我群起而攻之。有人开始用指头敲打隔墙（号子里称之为“叩机”）：“嘿，哥们都听着，我们这里关了个派出所所长，你们说该咋办？”整个4号监房顿时刮起一股旋风。那个领教过苦头的“黄毛”带头高喊：“狗日的条子，揍死他！”于是，大家都挥动着拳头响应：“揍死他！揍死他！！”我注意到，在狂风一样的声浪里，“号长”的拳头正悄悄收紧，积蓄着可怕的爆发力。忽然，他像一头暴怒的狗熊，斜刺里冲过来，直捣我的脑门。我对他早有防备，侧身躲过重拳袭击，顺手牵住他的手腕，用力往前一拽，脚下同时使出绊腿，“号长”就像一截颓废的断墙轰然坍塌，跌了个狗吃屎。我趋步上前，右脚重重踩在他歪瘪的后脑勺上。“号长”嘴里咕噜哇啦不知在发泄什么，那张变形的脸上，五官簇挤在一起，难看得像一张破网。我警告他说：“小子，没有几板斧，爷这个警察岂不白当了？”擒贼先擒王。其他人见他们的主子洋相出尽、丢人现眼，没一个敢上来挑战。我指着他们说：“都给老子张大耳朵听着，往后谁敢不服警察，这就是他的下场！”说话的同时，我脚下暗暗用力，“号长”发出一声绝望的啸叫。随之，我闻到了来自脚下腥臭的臊味。同时，“号长”的惨叫声引来监管民警……
第二天，我被转移到另一个监室单独关押，我用正义的拳脚赢得了警察应有的尊严。
此前，平头检察官他们来提审过我一次。毫无疑问，他们没有从我嘴里掏出满意的东西，只好失望而归。在我转监后不久，他们又来了。这次，平头检察官是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他把公文包放在桌面上，很惬意地喝了一口自带的茶水，然后平静地说：“怎么样？这些日子想清楚没有？”
我说：“一直都很清楚，不用多想。”
平头说：“这样吧，废话我们也不多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在对赵芬芬和李木子拿处理意见时，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派出所的影响？”
我说：“没有！”
另一名检察官从旁“开导”我：“袁所长，这个案子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我们不想搞得过于复杂，可是，你这样的态度，让我们很为难。”
我说：“你颠倒了是非，是你们人为地把问题复杂化，你们在为难我。”
平头从他的公文包内翻出几页纸，扬了扬说：“袁所长，我这么办案本身是违规的。但是，你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逼着我出卖朱副所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告诉你，我们对你的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人家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你还死扛着有什么意义？”
那位帮腔的检察官接话说：“再这么下去，不仅对你不利，还会连累别人。”
隔着铁窗，我看到了朱副所长的亲笔签名和他摁下的指印。平头得意扬扬地念道：“那天中午，袁所长和我商量说，这件事情传出去，对派出所影响不好，只要赵芬芬两口子不闹，我们就放她一马……袁所长，还要不要往下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被检察院带走的同时，朱副所长也被“请”进检察院。朱副所长比我“识相”，他在检察官的“启发”下“认识到位”，承认我们对赵芬芬和李木子分别降格处理，目的就是为了保全派出所的名声，免得给自己找麻烦。朱副所长的态度与我比，差别可谓天壤。检察院于是区别对待，将他就地关押，还允许亲人和朋友探视，从而体现出宽严有别的法制精神。只可惜我对这样的过程浑然不知，在明知后院起火自救无效的情况下还在做着无谓的抵抗。
对朱副所长的“变节”，我表示理解，甚至同情。这个兄弟，主观上绝无害人之心，这一点我对他深信不疑。他1995年从教师改行当警察，时间不长，对法律的微妙之处无从把握，想不到“维护派出所声誉”与涉嫌“徇私枉法”犯罪之间存在的必然逻辑，不知道把派出所的处理意见名正言顺地说成组织行为，一切的功过是非都由组织出面买单。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有人给朱副所长灌迷魂汤，使他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说清楚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上，他的嘴巴稍微一松，宽大的效果立竿见影——他被留在本县看守所，享受着一名囚犯不应有的“照顾”。另外，朱副所长是个倾向保守的人。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饭碗，当所有的风险降低到能让他不脱掉警服的底线时，他所有的放弃和缴械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足为奇。还有，在这件事情上，他作为副所长，本就只是个配角，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为难他就是为了扳倒我。那么，他还有什么理由和检察官对着干呢？
“不用往下念了。”我打断平头，给他们说了事情经过。在表述中，我始终坚持，我们的处理意见是向局领导汇报并得到同意后做出的，就算考虑了派出所影响，也没有瞒案不报、擅自处理，而且刑侦大队应该保留着证据。因此，我们的行为应该由组织负责，不能把账都算在我们头上。至于取证工作，鉴于我和朱副所长身陷囹圄、行为受限，应该由办案人员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去查找，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坚持法律的公正公平。
“好吧，总的说来，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认识，我们也会酌情考虑你的诉求。”平头说，“我们有耐心等下去，希望你继续深思反省，我们还会来的。”
最后，他们留给我一样东西：批准逮捕决定书！
七
这辈子，我对数字没概念，几乎记不住自己生辰之外的其他数字。因为一提到数字，我就会联想到工资卡上那点捉襟见肘的薪水，以及一个个永远填不满的生活漏洞。然而，1997年12月13日，写在日历上的这天虽与其他日子并无二致，但它却像一枚楔子深深嵌进我的记忆里——那天，我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最终，一审对我做出了有罪判决！
上午，法院受理公诉机关对我的指控，并组成合议庭，对我的案件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我涉嫌犯“徇私枉法”罪。我对这样的罪名拒不接受，并做着徒劳无益的辩解。我承认，在办理赵芬芬盗窃案的过程中，自己作为一所之长有维护派出所声誉的主观意愿，但我们的决定是在报请上级同意后做出的，即使错了也应由组织负责，我个人不存在“徇私枉法”之说。可公诉机关坚持认为，所谓“徇私枉法”，既包括个人的私情私利，也包括本单位、小团体的不当利益。而我作为派出所所长正是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声誉和形象，以狭隘的小团体利益牺牲司法公正，徇私的动机十分明显。至于说是组织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我的辩解。相反，我的搭档朱令喜言之凿凿地证实，我在做出处理决定时，和他明确商量过，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派出所的声誉。朱副所长的证言成了压倒我的最后那根稻草！我的控辩显得苍白无力，被无条件驳回。最后，法院以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我三个月十五日拘役。法律这把尺子精准到连十五日都计算出来了，我还有什么话说！
朱副所长本就因我受到牵连，在普遍认识里，他才是真正无辜的，加上他被抓后有良好的“悔罪”表现，赢得了办案人员的同情和法律的宽容，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当庭释放。他有惊无险，走出法庭，依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到派出所上班。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倒也算是一份安慰。我们共事一场，情同手足，捞出一个总比双双落水要好。命运既然一定要我们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买单，我独自兜着好了。
倒霉的只有我，我被判了实刑。判决结果宣布之后，还要回到监狱执行剩下的一个月余刑。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提供颇具说服力的证据，争取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我的政治生命便告完结，只能脱下警服，成为一个没有归宿的释放犯。
1998年1月12日，我拿着盖有国徽印章的判决书和一纸释放证明走出S县看守所大门回到县城时，街灯已经照亮这座山城黢黑的夜空。没有人迎接我，街面上只有残冬的寒风吹落行道树上所剩无几的败叶。我不是凯旋的英雄，不敢奢望笑脸和鲜花。但我有亲人——妻子、儿子、父母，还有两个妹妹。此刻，他们都在哪儿？难道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我出狱的消息？我虽是戴罪之身，可我毕竟是他们的亲人啊。
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妻子，告知我出狱的讯息。开始没人接听，再打，电话那端的妻子声音发苶。听出是我，她的语气远没我意料中期许的惊喜和温暖，跟横扫街面的寒风一样冰冷刺骨。她吞吐半天后说，出来了好，你暂时不用回家，就在县城休息几天，我会来找你。没等我说下句，电话就挂断了。“嘟嘟嘟”的忙音激得我浑身一个冷战，手里的电话听筒差点坠落于地。仅仅才过去三个多月，我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时令已是农历腊月，马上就要过大年了。亲人团聚，是多少家庭的期盼和梦想啊。可是，妻子不仅拒绝我回家，还不冷不热地说要来县城见我，她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抑或与儿子有关？好吧，我就暂且不回去。可从判决之日起，单位已经停发我的工资。我身上所剩的钱仅够在县城一家招待所租简易房间。如果不想办法借钱，我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我再打电话给妻子，让她给我弄点钱。妻子很不耐烦地说：“哪还有钱呢，全让你糟蹋完了。”
我决定先回山里父母家中，去看看两位老人，顺带也向二老借点钱，打听一些家里的情况。我七十八岁的父亲，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退休教师，一个有着三十多年资历的省作协会员，长期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斗室里，潜心从事诗歌创作。身体尚无大碍的母亲，每天伺候着父亲的茶饭。闲暇之余，老两口种小菜，喂猪养鸡，过着乡下人的小日子，打发着人生不可久留的黄昏夕照。可是，他们宁静的生活因为我的不幸乱套了。我不仅没有尽好儿子的孝道，反而给他们年老脆弱的心灵里添了伤疤，现在居然连生活费都要上门讨。想到这里，我不禁心里一酸，喉头发堵，趴在床上号啕大哭了一场。哭完后，还得把自己拾掇一番，去车站赶老家那趟班车。
在车上，我碰到一个原先受到处理的人。见我穿一件摘去警衔标志的警用棉大衣，他别有用心地咋呼：“哎呀，你怎么还配穿这种衣服呢？……嗯，不是被开除了吗？”
在突如其来的奚落面前，我一时无措，没有想出应答的话。
坐在我旁边的另一个男人碰我一肘子：“呃，你就是那个袁所长吧？”
我说：“认得我？怎么啦？”
他说：“你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来？”
我说：“哪种事？”
“你不是和姓李的联防队员合着伙强奸女犯人吗？坐牢出来了？”
我问：“你听谁说的？”
“‘娥儿，珠宝街的‘娥儿逢人就说，只差在喇叭里扩音。要我说，你们也太不那个了。”他的话引来满车乘客的一片唏嘘。
借着棉大衣的遮挡，我一把拧过他的脑袋，二指锁喉掐住他的脖子，附在他耳边低声说：“请记住，不会说人话就闭紧你的臭嘴，别在公众场合像疯狗一样乱咬！”
他翻着白眼，呼吸急促地说：“是是是，‘娥儿一年四季都在造谣，她的鬼话谁信呢。”
我松开手，发现他脸白如纸，连吞几口涎水才缓过气来。对刚刚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一幕，车上乘客皆视若无睹，车内突然间阒寂无声。
好在这时候，我到站了。
老远，我就发现父母亲正在屋旁的菜园子里剥白菜。每到春节临近，两位老人就开始替我们准备酸菜。春节的饭桌上，这荤那荤吃得腻味，酸菜成为我和妻子、儿子争抢的佳肴。看来，他们二老并没因我遭难而改变惯常做法，仍一如既往地筹备着节日。最先发现我的总是那只老黄狗，我已说不清它的准确年龄，在我们家，它才是陪父母亲时间最多的“孝子”。它摇着箭杆一样有力的尾巴，蹭噌噌地朝我扑来，然后哼哼唧唧围着我转了数圈，嘴巴叼着我的裤脚往菜园子走。两位老人只顾专心致志地劳作，对我的到来毫无察觉。一只篾篓放在两畦白菜之间，白菜已装满大半篓。篾篓上的棕绳散乱于地，旁边横着一根溜光油亮的桑木扁担。原先，父亲用它来挑东西，现在老了，挑不动了，只能和母亲抬。父母亲一前一后蹲在地沟里，两边地里生长茂盛的白菜高与头齐，几乎要将寒风里瑟缩的老人淹没。两双皮吊筋突的手把白菜一匹匹剥下来，整齐叠放在身后的垄沟里。剥过的菜蔸东倒西歪，它们的颜色和老人头上的银发相映生辉。母亲剥一阵就要停下来，用手捶她的寒湿腰。父亲枯瘦的手杆冻成红苔菜的颜色，一溜清涕挂在鼻翅下面，却腾不出手去擦。我立在身后许久一直没敢出声，不争气的眼泪哗哗落下。我不想把自己的情绪传染给老人，让他们揪心。最终是老黄狗的躁动提醒了老人：他们的儿子回来了！
我的出现让两位老人多少有些措手不及。母亲起了一下身，结果没站起来，趔趄着差点摔倒，我赶紧上前扶住她。父亲呢，人是起来了，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白菜却忘了放下，明显失态。母亲沾满泥土的手在我身上这儿摸摸、那儿捏捏。当她发现我的头发脱得蛮厉害时，鼻子抽搭一声，背过身去……我的诗人父亲一生刚正不阿，有着屈子投江的情怀和文天祥“留取丹心”的风骨。此刻，是他化解了场面的沉重。他对我母亲说，世杰肯定饿坏了，你先回去弄饭，我和他剥完菜就回来。
和父亲单独相处，我问及家里的情况——关于妻子和儿子。父亲告诉我，从我出事后，父母亲和我妻子到处托人找关系，希望能把我从牢里捞出来，少受苦。可是，钱如流水花出去了，结果却令人寒心。检察院坚持不给取保，他们给出的理由很人性——担心我自杀！办案人员还告诉我妻子，我在狱中拒不配合调查，态度十分恶劣，执迷不悟非常人可比。这样下去，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妻子看来，一个本就指望不上的男人，现在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将来也只有牢底坐穿一条路，她的希望完全破灭，看不到前途有任何光明。所以……
所以什么呢，父亲没有往下说。
“你认识珠宝街一个叫‘娥儿的人吗？”父亲突然问我。
我平时从不把工作中的恩怨带进家门，我谎称：“不认识，怎么的？”
“她对你媳妇说，你在派出所伙同他人强奸女犯人，犯下的是大罪。你和那个女人没结什么仇吧？”
“她相信了？”
父亲说：“你媳妇就是个有样子没脑子的人。”
我明白了，怪不得她接电话时那个态度。父亲还告诉我，我的遭遇也殃及我十二岁的儿子。他听不惯有同学说我是劳改犯，竟操起铅笔刀和人家拼命，没多久就转了两次学。儿子从骨子里痛恨我这个不争气的父亲，在他尚未成熟的认识观里，是倒霉的父亲给他带来厄运，让他们母子俩的生活没法安宁。他甚至告诉爷爷，他要和我决裂，将来不会认我这个不称职的男人做父亲！
回到家后，父亲忙着洗那些白菜，而且拒绝我帮手。母亲正在锅台上忙碌，我坐在灶台边帮着添柴火，趁机和母亲说说话。
“妈，我进去这些日子，家里没什么事吧？”
母亲犹豫片刻：“杰儿啊，我和你爸都老了，你才是家里的主心骨，你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鬼都会欺负到我们头上来。”
原来，我们村有个人贩子，我办过他。听说我进去后，他找上我父母的门公开挑衅，幸灾乐祸的话说得很难听。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和那个人争吵一阵后，一连数天被气得卧床不起。
第二天，我要返回县城。父母亲和老黄狗一直把我送到公路边。当班车的喇叭声在山弯鸣响时，父亲把一沓钱塞给我：“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我说：“先回趟家，看看他们母子俩，然后准备上诉。”
“你还回去干什么呀，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母亲的插话让我想起妻子在电话里的冷漠，还有父亲在菜园里言辞间的那些闪烁。我问母亲：“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母亲叹息一声：“你媳妇以为你这辈子坐牢回不来，她早有人了……”
母亲见我脸色不好，马上叮咛道：“你可不要乱来啊。”
我都走远了，父亲还喊住我：“世杰，男人要有大胸怀、大气度，你现在要集中精力做大事，不要计较儿女恩怨。”
我说：“放心吧，外面多冷，你们回屋去。”
父亲还在补充说：“你要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再输不起了！”
班车载着我远去，立在公路边的父母越来越小，只有老黄狗撒开四蹄，在班车扬起的尘埃里飞奔……
八
第五天，妻子到县城来见我。在旅社房间里，她坐得离我远远的，好像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她红肿着眼睛，先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离婚协议。她说自己咨询过律师，如果我同意协议解决最好，不行的话，她就只能上诉到法院，请求判决离婚。我问她：“都想好了，真要解决掉？到底是谁乘虚而入破坏我们的家庭？”妻子不予回答，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末了，她跪在我面前，几乎是乞求的口气：“世杰，对不起，放手吧，我回不过头了。再说，前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对你也不公平……”
母亲的话得到印证——她出轨了。
我强压怒火说：“这件事能不能先缓一缓，等我的二审结果出来后再说？我现在很忙，心情也很乱。”
妻子洞悉我的用意，她之所以选择在这时提出离婚，也是掐准了我的命脉。她说：“不用等了，即便你能改判，还继续当警察，我也不会跟你过下去，我……受够了。”
我说：“你的心真是铁打的吗？就算你不在乎我，难道你就不替儿子想想？”
妻子说：“儿子不用你管，我带着，我会给他说清楚。”
看来，她是吃进秤砣铁了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我退后一步：“这样吧，过去的都让它过去，我们从头开始。”
妻子咬着牙，长发甩动，头摇得像风中的狗尾巴草。
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仅仅才过去三个多月，而且我们的夫妻关系合法存在，妻子就和别的男人鬼混到一起，她的自轻自贱严重挑战了我的人格底线。她应该得到足够的教训，为一个女人不检点的行为付出代价。我的拳头早就握出汗水，它所积攒的力量足以将她打到对面墙上去，我估计至少有两根肋骨会在碰撞中断裂。可是，父母亲送我上车时反复叮嘱的话在我耳边回旋——“你输不起了！”我的拳头无力散开，如风雨中一朵凋败的花儿。
“我还在无谓地挽救，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这样的时候提出离婚，分明就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做人还讲不讲良心！至少，你要把那个人叫出来，我们当面鼓对面锣地说清楚！他要还是个真正的男人，就应该站出来面对我。就这么蒙着被子吃屁，我不会答应你们的！”
妻子有预谋地从怀里掏出一瓶农药，拧开瓶盖，送到嘴边威胁道：“你不答应，我就喝死在你面前。”
至此，我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一切已无法挽回。回想起大半年来所有的遭际，我们的身心都伤得太深，这个家庭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共同的儿子，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任性赌气，可儿子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他不能失去监护。没有选择了，我决定妥协！现实活生生地告诉我，生活中不是所有的坚守都能获胜，有些东西必须舍得放弃！
“好吧，我成全你们。”我抓过笔，在她单方面拟就的协议上签字。然后，我手上用力，咔的一声，钢笔折成两截。
妻子很宝贝地收好离婚协议，顺嘴说了句“再约个日子去拿证”，然后从房间里决绝地走出去，半高跟敲着水泥楼梯下到二楼，一直没回望一眼。我走到窗前撩开布帘一角，看见她上了等候在楼下的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给他开门的男人西装革履，发福的身体稍显臃肿，头上漏顶厉害，手上的金戒指反射出太阳的光芒。轿车徐徐启动，排气管里喷出一缕淡蓝色的尾气，鸣笛一声，绝尘而去——我们的婚姻到头了。
这时候，一辆电影宣传车从大街上缓缓驶过，大喇叭里飘荡出高分贝的歌声：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
我知道你根本没有那么坚强。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
这首由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当时正流行得癫狂，它充满忧伤的旋律和词韵暗合了我此刻支离破碎的心境。我沉浸在飘远的乐声中，泪水不可遏止地淌过脸颊……
我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回去，那就是公安局。从警多年，我曾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生擒杀人凶手，亦曾跳进洪峰之中抢救被围困群众，自己被激流冲走一百多米险些丧命……这些辉煌的过往都因为我的冤狱被遮蔽，再提它已没用了。可现在走出监狱，在事情尚未有最后结论并有望逆转的情况下，我希望组织上能念及我过去的那点荣光，出面替我做证，帮我澄清事实真相，争取二审改判。
原任局长已经上调市公安局当副局长，正是我被捕入狱那段时间的事情。我能理解领导当时的难处。我的电话汇报是五月份，时间过去数月，局长每天都在应付各种琐事，他未必记得住我汇报的细枝末节。再说了，我当时就是一个火药桶，一个浑身沾满屎尿的人，谁碰谁有麻烦。到了组织提拔重用的关键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就算局长趋利避害，我也没什么好怨的。
现任领导告诉我，他已给相关单位打好招呼，尽量为我寻找证据提供方便。他还说，找证据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不能在二审改判，出队是你唯一的选择，谁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结果，抓紧办吧。
为了收集自己无罪的证据，我必须接触相关当事人。我要找的第一个人是周乡长。我怀疑那天晚上是他给赵芬芬传递信息，让她色诱李木子，故意把水搅浑，为自己减轻处罚增加筹码。当晚唯一接触过赵芬芬的外人只有周乡长，如果是他，传递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他给赵芬芬的那些钱。当然，周乡长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成后来的结局，以他当时和赵芬芬欲盖弥彰的暧昧关系，我能理解他那点小名堂。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只需要周乡长给我证明，当时我们是确定要对赵芬芬治安拘留的，我没有包庇她的意思，这一点他最清楚。
周乡长现在不当乡长了，而是调任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周副部长见了我表情复杂，他坐在办公室的大班椅上，接二连三地抽烟，并无厘头地反复说着三个字：对不起！有些事情真的让人意想不到。叹息一声后，他摆手道：“过去的事别提了，你能出来比什么都好。”听了我的来意，他二话没说，提笔唰唰唰写证明材料。他的证言毫不含糊，在我后来的庭审举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赵芬芬两口子没找着。听街坊们说，事情闹开后，他们夫妻俩颜面尽失，一夜之间消失得没有踪影，谁都不知他们的消息。我徘徊在他家门口的马路边，看到庭院内荒草萋萋。乱草丛中，传出土蛙咕咕呱呱的叫声，有不知名的虫子欢蹦乱跳。台阶上长满青苔，房梁下结着几蓬蛛网，凹凸不平的墙皮上落满积尘，乌黑如一块块浸透尿渍的布幔，到处一片衰败气象。一个老妪拄根拐杖从旁边小路上彳亍而来，走到前面抖索着打开侧门。我上前询问老人家是否知道主人的下落，老奶奶审贼一样地看我半天，自我介绍说她是帮人家看房子的，并不知道主人的去处。后来，她还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芬芬两口子离了，听说她现在在外面给人家当二奶。老奶奶瘪着嘴，一个劲地追问我：“你这读书人给老婆子解说解说，什么叫二奶？二奶还用当吗？哪个女人没二奶啊。”
告别老人，我再去乡下找李木子。乡亲们只知道他在外面打工，而且听说混得不错，连父母亲都接走了。看样子，他不会回来了。
朱副所长有软笔书法的功底，恢复警察身份后，因不再适合在派出所工作，被局里安排到档案室，归类装订，写字编号，整天和那些枯燥的纸页打交道。见面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兄弟，让你受委屈了，我当时患糊涂，听信他们的许诺，真以为你和我一样不会有事，哪想到那就是一场骗局！你不会怪我吧？”
我说：“怪你我就不会回来找你。”
听说我要查找相关立案证据，他不吃不喝，只穿短裤和汗褂，趴在地板上，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硬是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翻找出我草拟的那份报案材料和填写的立案卡片。这些被盖上刑侦大队编号印戳的资料与检察院在派出所搜查到的底稿对应，加上我提供的材料形成证据链，明白无误地证明着我的无罪。当这些东西被找到的时候，我看见朱令喜的手在发抖，他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整个人像被抽去筋骨，软塌塌的。他叫了我一声：“兄弟，你的天亮了……”然后扑过来抱住我泣不成声。
我终于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奋起抗争，以“原审判决未查清有关事实”和“工作有失误但不构成徇私枉法”为由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此案。中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相关法律，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在罪与非罪的漫长旅途上，我奔波求索，历尽种种磨难。1998年年底，县检察院的“撤案通知书”终于送到我手中。撤案，意味着“徇私枉法”的罪名不能成立，法律最终还我以清白。这是正义和坚守的胜利，只可惜那一百零五天大狱我白蹲了，呜呼！
九
我不是最后的赢家。所以，我的人生故事是失败的。
二审改判以后，我依然回单位当警察，十多年间，在县局机关各部门转来转去，最后轮岗到信访室接待来访群众。这给我和“波斯猫”的认识提供了机缘。前妻的离婚协议比《马关条约》还毒，我被扫地出门。所以，在县城一直租房栖身。女房东离异多年，那只“波斯猫”陪伴她生活。我们惺惺相惜，接触几次后，彼此找到一些感觉，有意走到一起。
有天下班后，我在出租房楼下老远看见“波斯猫”正和一对男女说笑指点。我认出那个平头男人是和我有过交集的检察官，而女人千真万确就是“娥儿”。我收住脚步不敢近前，等他俩叽叽歪歪走开后，才追着“波斯猫”打听。原来，“娥儿”要在附近租房准备给孙子陪读。“波斯猫”的房子已经租完，“娥儿”没有如愿以偿，悻悻离去。我随意问“波斯猫”，她和那男人是什么关系，“波斯猫”说：“我哪知道？男人好像喊她表姐。”说到这儿，“波斯猫”仿佛发现哪里不对劲，跟着问我：“他俩啥关系关你什么事？你认识那女的？”我说：“认识个鬼！我看他俩不像好人。”“波斯猫”嘟哝道：“在你们警察眼里，是不是所有人都坏？职业病！”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凭自己心酸的故事在讲述者中独占鳌头，最终赢得了那笔四十万元的奖金。领奖那天，主持人提前告诉我，这档节目的独家赞助商要亲手给我颁发大奖。你一定想不到吧，连我也没想到，这个赞助商居然是李木子！
被派出所辞退后，李木子外出打工，在一家建筑工地从泥瓦匠干起。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总对李木子的忠诚可靠、勤劳吃苦格外赏识，把他一步步培养成了自己的女婿兼接班人。老丈人家底可雄厚啦，除了某一线城市的总公司外，在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还有分公司。李木子被委以重任，已经在一家分公司负责。神仙湾就是他的公司开发的。听说我的坎坷遭遇后，李木子想感恩于我，但他知道我的臭毛病，不会无端接受别人的施舍。于是，借售房宣传，公司和电视台策划了这档节目。说到底，所谓“讲述你最失败的人生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噱头，李木子真正的用心是要让我从出租房内搬出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装修好后，我和“波斯猫”办了几桌酒。李木子把我和“波斯猫”喊成干爸、干妈，全是他在现场张罗。那天我醉了，醉得很深，木子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压根不知道。第三天醒来后打听，人家告诉我，李木子的公司在县城开发的楼盘已经完工，转战到别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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