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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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与年（一）

　　∥宁肯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新散文”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藏系列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曾获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美国纽曼文学奖。

序言 我与北京

城市意味着记忆、成长、开始、结束，或重新开始，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就不是，乡村是时间本身）。1957年，一艘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乡下的母亲、大哥、二哥、姐姐。我没在船上。我还没出生。他们穿过白洋淀，经天津转乘火车，从乡下到北京。大哥12岁，二哥10岁，姐姐6岁，两年后我出生时哥哥姐姐乡音尚未改尽，他们还在受北京人欺负，我的出生让这个家融入北京。

　　那时北京的城墙还没拆，现在我还模糊记得车窗外的情景，外面即是高高的城墙，城墙上有时有小树滋出来，远远向你招手，后来到处是裸露出黄土的豁口，已开始拆，可以从任何一个豁口上去，到上面摘酸枣、逮蜻蜓、粘季鸟、挖野菜，有个时期挖野菜的人很多，哥哥姐姐都去挖过。那时如果从空中看，城墙非常显眼，由于它的存在北京明显分为内城外城，一致的是内外都没有高楼，都是一片平，像灰色波纹的屋顶，阳光再强也不刺眼，甚至没有一个点耀眼，没有一处玻璃幕墙。屋顶之上是猫和鸽子的世界，鸽子在房脊上移动，猫看着毫无办法，毫无办法也看着。偶尔有孩子爬上屋顶，构成另一种稍稍复杂空间关系，飞机上很难看到这种空间关系，那时飞机又少，看到的时候就更少。当然，现在飞机多了，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

　　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一想到自己小时曾一个人在房顶上与猫、鸽子在一起的情景，就总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有做完，总想再看看当年的鸽子、猫，看看当年的北京。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完全是个误会，中学历史课历史老师讲“北京人”，我觉得北京人有什么好讲的，我不就是北京人吗？这么多北京人呢，后来才知道我这个北京人非历史上的“北京人”，两者或者说毫无关系。但是，“北京人”这个概念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北京人”对别的北京人有何种影响，反正对我有点不一般。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但所有特殊的事物都对人心理上有莫名的投射功能，有时仅仅一个词都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另外北京这样的地方，经历的东西太多了，历史常常就在身边非常具体地展开，某种镜像、心理叠加对人化无形，夸大这种影响无疑是形而上学，但完全无视同样会有盲点。

　　2010年我的长篇小说《天·藏》问世，小说背景是西藏，但责任编辑王德领先生有一天对我说他在《天·藏》里读出了北京。我非常意外，西藏与北京天壤之别，地理风貌甚至连天空都不同，我曾在那儿生活过几年，像淬火一样我的青春在那里定型。我没问王德领从《天·藏》里读出了北京什么，我觉得心里明白，我想王德领也明白，但这又是无法简单说出的明白。我与北京或者北京与我，能简单说出吗？

　　不知道是否北京的关系，我喜欢神秘、巨大而又敞开的事物，喜欢这类事物带给我无法说的感觉。去西藏之前，是我青春时光中最迷惘的一段时光，我记得我曾一个人去故宫，在红墙下散步，在斑驳的地上徘徊，在荒草中停留。我并不喜欢故宫，但喜欢故宫构成的空间，一切都和历史无关，我不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不想知道任何历史知识掌故传说，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和一种巨大的空间，和荒草、颓砖、天空，在台阶上，在门下，在黄昏的阴影中凝视远方。事实上我蔑视历史，我从不觉得这时自己渺小，仅就抽象的空间而言故宫这样的地方抽象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一如我那时青春的迷惘与神秘。后来我的另一部书《沉默之门》甚至写到了故宫的外景与周边，写到那年血与火后筒子河边的雪地上一个疯掉的诗人，这个诗人与一个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散步，两人相护搀扶，踱步。冬日的阳光在那年非常清冽、干净，好像是对血的一种自净行为。河岸空无一人，只有我的主人公挽着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走在风或雪后的阳光中。老馆长腰弯得厉害，却昂着头，目光直视，像一尊铜像。故宫筒子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铜像，始终少了一些真正人文的东西。石狮子、铜狮子，固然是艺术，甚至也算人文，但究竟还是近似图腾，不如人。

　　我曾在故宫边上的南长街34号居住，这条街过了西华门是北长街，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故宫、中山公园、福佑寺，直至北海。街上有不少深灰色的深宅大院，一般只能看见里面的树和方形烟囱，但很少见到冒烟，好像一个个空宅。同样也有不少普通居民小院，或三五户或七八户，街上有菜店、副食店、粮店、垃圾桶，包括修车铺。两所中学，北京6中、北京161中，如果算上与北京6中一墙之隔的长安街上的北京28中就是三所中学。另有南长街小学、北长街小学，一到下学时间，中小学生人流如潮，追跑打闹，堪比体育赛事散场。尽管这么多人流，不一会儿，这条街仍是北京最安静的街。夜晚，绿树红墙，华灯映照，仿佛久远的古代时光。我住的34号与中山公园仅一墙之隔，后窗看见筒子河、城墙、角楼。只是时光荏苒，这些年南长街面貌大变，街上的菜店、副食店、粮店、照相馆、修车铺，都消失了。没有垃圾桶，一切都空空荡荡、干干净净，没有下学的人流，院子都经过了深度改造，变成很新的灰色深宅，墙体簇新，完全没时间含量，除了新就是新，新得不可思议，甚至恐怖。都拆了，换了新的，却非原来居民。

　　一切我都接受。经历得太多了，在北京还有什么没经历过的？一切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潮建筑，“鸟巢”“巨蛋”“大裤衩”，觉得太怪，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甚至莫如说喜欢。我说过我喜欢巨大的事物，喜欢超现实的东西，故宫在“巨大”这一点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超想象的。而北京的新潮建筑至少在“超想象”上继承了北京古老的传统，如果说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确定性，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么以“鸟巢”“巨蛋”为代表的新世纪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不可把握性，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对，世界之外的。我不知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建筑再加上古老的确定性的建筑，对后世的北京人有何种影响，反正北京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把握，越来越怪诞、立体却不透明。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中，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我无法说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看不清，这不是我能选择的，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比起那些一眼看清自己的地方，比如风景地的海边、山中、河畔，我还是接受这个看不清自己的北京。

记忆之鸟

实际上人并不总是向前走的，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回走，会寻找自己的来路、起点，对起点的好奇超过对未来的好奇。为什么有考古学？因为人类有回望的冲动。个人也一样，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自哪里”这样一个命题不是一个由他者比如父母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是科学比如染色体的问题，而纯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并非始于诞生，而是始于记忆。如果时光可逆，我的记忆的尽头是什么？

　　是两只死鸟，三岁或四岁的时候。两只死鸟像化石一样清晰地嵌在早期岩石的记忆中，等待发掘，考古。两只死鸟之前就没有记忆？当然有，但是太渺茫了，之前只是一些碎片，很难拼出哪怕相对完整的陶，或许更多只有地质学意义。早期记忆接近无明，就像岩石，或史前。探访早期记忆一如古生物学家在岩石中提取生命，如果可能，通过DNA复活生命。但似乎现在还没做到，那么我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忆的尽头是两只死鸟而不是别的？在类似催眠或记忆考古的方式中，在记忆的自然博物馆，我进一步深度地问自己：为什么记的不是一只是两只？两只相对一只有什么不同？两只类似青铜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一”不是真正的记忆，正如碎片还不是陶？

　　现在，两只死鸟，穿越五十年光阴，在我四岁的视窗，如同在霜花玻璃上哈一口气，慢慢显现、复活，还原出青铜时代。两只棕色的麻雀从岩石中飞到我的床前，当然，不是自己飞来的，无疑应该是父母或别的什么叔叔送给我的。由岩石到床——床的出现至关重要。

　　床与我如此切近，足以呈现更多记忆：

　　我坐在很大的铺板床上，两只棕色小鸟没放在一起，分别放在了两个纸盒里，我被告知：一只属于我，一只属于别人。别人——两只鸟区分了我和别人，对我是第一次，至少是记忆的第一次。这点对一个四岁孩子来说怎么强调其意义都不过分……是的，我在父母亲的宿舍里，因没人照看，被一条绳子拴着，不能走远，因此也不会磕着碰着。

　　偶尔放点什么，比如鸟。两只小麻雀，刚长出一些翅膀，还不会飞，长得一模一样，但慢慢的我却清楚地知道了哪一只是我的。自然地就喜欢我的那只，无视别人那只。因为被绳拴着，我非常安静，长时间把我的鸟捧在手上，盯着它看，看它黄色的小嘴、圆圆的眼睛，看完这边眼睛看那边的。我的时间太漫长了，今天有了鸟算是过得快的。

　　被缚中养成了慢、盯视的习惯，看什么东西都会看得时间很长，眼睛如放大镜，能看到非常细微的东西。如是一块无生命的石头或一个什么小玩艺也就罢了，顶多是被我攥出汗来，但如果是一只鸟……果然小麻雀的眼睛被我看得闭上了一只，不过又睁开了，但过了会儿又闭上了，半睁半闭，颤，闪……开始我还觉得好玩，但是“颤，闪”突然像某种无形的闪电，划过不好、不安……

　　打开另一个盒子，里面的鸟眼睛圆圆的，一眨不眨，非常精神，而我手上的鸟蔫头打脑。没任何犹豫，也不懂什么是犹豫，就把我的鸟放入盒子把“别人”的鸟拿出来，换了个个儿。

　　没人教我这样。因为最初的“我与别人”的区分才产生了换的意识？捧着“别人”的（当然现在变成自己的）鸟，不安消失了，心里又亮堂起来。一段记忆的空白之后，鸟再次眨眼……不是梦境……完全不是……就是因为时间太久远，这只刚换过的鸟也开始打蔫，像上一只鸟一样，有一只眼闭上，又睁开，半睁半闭，颤，闪，接着，另一只眼也开始了……

　　第一次没有难过，因为立刻想到另一只鸟，可以换，这一次心中像有什么东西觉醒，第一次感到难过，于是赶快又打开别人的盒子，看到了自己原来的鸟。又有了一丝高兴，这只鸟仍只是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睁得圆圆的，很精神，比手上这只好，于是再次换回……

　　但是很快又开始惊心地颤，闪，最怕这种颤，闪，不用思考、知识，这已是明白无误的死亡征兆。我一下委屈地哭出来，如果有镜子我能看到我一人撇嘴的样。哭是一种祈求，一种表演，即使没人也好像有人，我祈求手上的鸟眼睛别再闭上，求它了，别闭上，为什么要闭上？我把鸟放在了嘴边，嘴对嘴对它说。但它还是闭上了，闭上了还在颤！只好再打开盒子，看看另一只鸟是不是好一点，结果那只鸟已经躺下，像睡着一样。

　　我把原本就是自己的鸟放到盒子里，它勉强站了一会儿，倾斜，有一刻眼倒是睁开了，但闭上时一下躺下，两条腿儿慢慢伸直。

　　非常悲伤，并且不可知、不可思议。四岁，我目睹了死亡的全过程，看到了死亡的每一个细节、一点点的变化，悲切、委屈、无助充满了我，却又完全说不出来。换过之后依然丧失，让有些东西太黑暗，太无明了，太费解了。有人说孩提没有心理意义的情绪记忆，如悲伤、忧郁、惆怅、自怜，我不能同意，至少有关“悲伤”我不同意，还有同情，还有自怜，我都不同意。事实上孩子心里埋藏着一切，在记忆的尽头、记忆的起点，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青铜时代。你为什么记住了一些东西？一定是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东西。孩子说不出，无明，但并不表明不存在。

　　孩子的无明世界是个富矿，当然，挖掘非常困难。

　　因此也才有记忆考古。

城墙

坐在电车上，车窗外就是城墙——这是我早期另一个模糊而又固定的老北京印象。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映现出这幅有点印象派的画面。那是有轨电车或者无轨电车，我倾向于后者，但也可能是前者，车无关紧要，主要是车窗。电车几乎贴着高高的有巨大阴凉的城墙行驶，使劲向上看才能看到城墙顶部，对锯齿形的城垛特别好奇，不可理解，不可思议。最熟悉的是宣武门、和平门、前门，一个个城门洞掠过，清晰地看着砖缝，看一棵树奇怪地从墙上滋出来，再也长不大，一长就是许多年。当然，这已是最后的城墙，1965年的城墙。事实上城墙已开始拆了，只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拆完，印象中拆了好几年才拆完。拆半截时到处是豁口，当时我感觉很新鲜、很快乐，常常可能随处上去摘酸枣、逮蜻蜓、粘季鸟。城墙中间是土路，生着野菜，二哥说60年时常去城墙挖野菜，我没一点印象。事实上我也不记得摘酸枣逮蜻蜓的事，城墙对我只是一个飘忽的幻影，最固定的印象便是窗外情景。即使进行记忆考古也止于酸枣、黄土，几乎不能说我见过城墙。但是每每站在故宫城墙下不知为何又总是浮现出儿时北京的倒影。

火车

“一辆放置了八年的火车，慢慢地启动，驶向远方，往昔的乘客纷纷上来。”几年以前我在微博上随时写下这句话，马上有人回复：“很玄幻，像童话。”是的，经常的，我被记忆中的绿皮火车带往远方。

　　如果说一个人早年的记忆相当于他的博物馆，那么绿皮火车无疑处于最重要的入口位置。即使不把它放在一进门正中间，也会在左侧、右侧。最早的当然要放在最前面，但事实上早期记忆能放在一进门的东西并不多，更多实际处在黑暗中。许多深处称简直称不上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仓库。更多东西从来没被碰过，比如前面提到的记忆中的两只死鸟，如果不是“考古”发掘，完全不知它们的存在。但绿皮火车不同，何时它都在显要位置，某种意义上它是记忆博物馆的标志，记忆的入口。

　　应该是1959年——甚至更早的1958年——我还在母亲腹中便开始了绿皮火车的旅行。那时父母亲所在的工厂迁到了房山，不能天天回家，每两周才休息上一次，也就是休大礼拜。由于路途远，无法乘长途汽车，只能到永定门坐火车，因此我最早的记忆是从“离开”开始的。每次回房山都起得特别特别的早，每次都是睡到半夜被突然的铃声叫醒，马上开始忙碌。因为两周后才会回来，要带些吃的用的东西，包括给别人带的东西。大包小袋。父母拖着我或抱着我从前青厂胡同深处走出来，穿过琉璃厂西街，至十字路口，右拐到“厂甸”站，坐14路汽车——头班车。

　　厂甸与琉璃厂齐名，其庙会远近闻名，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全盛时期厂甸庙会北起和平门，南抵梁家园，西到南北柳巷，与前青厂胡同交叉为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厂甸庙会最鼎盛时甚至延伸到了我们家门口，我家便住在前青厂。庙会的核心是琉璃厂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海王邨，因与琉璃厂事实上完全重叠。厂甸庙会在北京八大甸庙会中是最有文化底蕴的庙会，停于办1965年，时年我6岁。毫无疑问之前我逛过庙会，但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搜遍整个记忆博物馆也没有厂甸庙会的位置。历史一旦断裂便会相当虚无，所以2003年厂甸庙会恢复时我没有任何心动，倒是对凌晨十字街头的红色路灯记忆犹新。

　　绿皮火车时代，无论是前青厂还是琉璃厂，电线杆上都是那种特别小的黄灯泡，大约也就是十五度。唯到了十字路口，中央才有一盏暗红的灯。暗红来自于年久灯罩，灯罩为六角形。远远地就看见了暗红的灯罩，在最幼小的心灵中，它是那样亲切，是记忆最早的源头之一。

　　为什么亲切？因为正好对应了不安。那么早就赶火车，不安是肯定的。不仅来自于睡眠被闹铃摧毁，也来自父母亲出门前通常的争吵。不说三年自然灾害了，反正是食物最紧缺的时候，每次争吵的起因都是给别人东西，毕竟是城里人，回来总要给厂里非北京的邻人带些那时最重要的吃的东西，烙饼馒头之类的。父亲总是拿的多，母亲觉得不少了。而父亲是一个特别有尊严感的人，他总是要多拿一点、再拿一点给邻人，才能符合他那已经千疮百孔的自尊。他从一个工厂的创办人，到公私合营，又迁出城里，现在变成一个普通的修理工，他的人生一直是下坡路。那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后来的路会更下坡。离“文革”已不远了，更大灾难即将降临。当时他仍很气盛，说一不二，弄得母亲常常说你都给别人算了，抱起我就走。

　　绝望地走在昏暗胡同里，看到路口暗红色街灯，有种说不出的东西，所以印象特深。车站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而且还在负气，无话，甚至直到车来了，车门打开，母亲抱我上来，父亲提着大包小包，三口人坐好也无话。只有司机、售票员，空空荡荡，两三站后才有人上来。若是夏天这时天已蒙蒙亮，冬天始终是黑的。永定门汽车站离火车站很近，或者就是一体，无论何时，这里都熙熙攘攘，紧紧张张。栏杆、天桥，上上下下，大包小包，拉着孩子，或是抱着孩子另手还提着东西。一切都是骚动的、急匆的、不安的，直到蹬上火车，找到坐位，大包在行李架上放好……坐稳……记忆就此中断，永远就到这儿。

　　记忆总是与紧张、不安有关，紧张消失，记忆中断。欢乐却相当于木质的，总是与记忆绝缘。事实上，催眠所唤起的首先也不是记忆，而是情绪。情绪唤醒图像，记忆、场景由此展开：暗红色街灯，混乱的车站，天桥，大包小包，以至今天一到火车站仍不由的焦虑，哪怕提前两三个小时依然焦虑。火车上安稳的记忆差不多是一种抽象的记忆：我坐父亲或母亲的腿上，临窗，每次车过永定河时都特别害怕，因此这时又有了记忆，甚至记得某种小动物的预感：只要火车一接近卢沟桥，还没到呢，我就紧张起来。果然那片茫茫的可怕的大水迎面走来，火车快速驶上去，我抓住父亲的手，紧紧盯着河水，河水就在下面，明晃晃的。一小片沙洲多少让我感到片刻的安慰，但转瞬即逝，直到看见了水草、岸，火车飞快驶上陆地。我对火车上的全部记忆就是透过这个移动的窗口的记忆，它不是快乐的，却是隐喻的，因为重复也几乎是抽象的。这样的在窗口对一条大河的穿梭往来，在我六岁那年结束了，我要上学了。

　　尽管1966年没招生，但我也没再随父母穿越永定河。我已经玩野了，以致后来完全忘记曾无数次坐过火车。摆脱了早期生长的恐惧后，一度，我曾在火车道上疯狂追火车，那时我十一二岁，就像五月的麻雀，刚刚出封不能飞太远，但已不能抓住它们。我们经常去永定门外二道河畔逮蛐蛐、捞小鱼、抓蚂蚱、偷玉米，在还是木枕的铁道上疯跑，趴在铁轨上听火车——听得很远、很静，看上去就像一群安静的麻雀。火车近了，再近了，我们又像麻雀一样，一哄而起。火车过后仍不放过火车，对着火车大喊大叫，跑，追，扔石头！完全忘了坐过火车，忘记了永定河，眼前只有二道河。只有眼前的事物，没有记忆，什么也不记得。只是极偶尔时望着远去的火车有点恍惚，会发会儿呆，好像想起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完全无明，就是跑，喊，把石头扔得远远的。

化石

铁路、麻雀、化石，在记忆博物馆中布满灰尘，又十分清晰。那些枕木是刷了沥青的老枕木，现在已很少见到，铁轨磨得锃亮，连碎石也布满陈年的油渍。那是詹天佑的铁路，也可说是慈禧的铁路、光绪的铁路。但我们那时根本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和石头差不多。铁路上的石头中也有些发白的，但还不是化石，至少不纯正。好的化石很小，偶尔捡到时会高兴得大叫一声。它们接近透明，像羊脂玉一般。

　　化石的主要用途是玩跳房子，在马路上画格子。通常画格子是用粉笔头，但谁有了化石就一下把粉笔头比下去，所以化石特别珍贵。化石还有一个来源，是冬天胡同里的运煤车。解放牌卡车驶进胡同动静很大，嗡嗡的声音很远就能听到，一听到这声音我们就会立刻出去，或站着闻汽油味，或跟着跑。煤往往送到胡同里某单位的门前，自动翻斗，倒下后形成一个煤山。那么黑的煤里有时会有一块雪亮的化石，比煤块小得多，像在铁路捡到的差不多。很奇怪，化石大小都差不多。事实上，我们知道铁路上有化石还是听开大解放的运煤师傅说的，运煤师傅见我们在煤堆上爬，弄得人跟黑人似的，便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捡化石的新路。在铁路上，有时拉煤的货车突然停住，像有什么事似的，这时我们的同伴中就会有人扒上火车，看看煤里有没有化石。我个子小，从来没扒上去过，而且也担心火车一旦突然开动他们下不来。这种担心实际上就像对麻雀的担心一样不必要，车只一动他们便会像麻雀纷纷飞下。没有一次有人留在车上，不知名的远方总让我有一点恐惧性的遐想，最后是一点神伤，有时候担心就是希望。

　　铁路不仅给了我麻雀、化石、奔跑、扔石头、呼喊，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远方，尽管很长时间我并未意识到。事物都不仅是显在的也是潜在的，但前者往往遮蔽后者，而后者更具决定性。铁路暗示着远方，我的第一部长小篇说《蒙面之城》一上来就写到了铁路，几乎无意识地返回了童年：他们追火车，扔石头，向火车吐痰，大吼大叫。或者沿铁路疯跑，捉迷藏，用一整天时间像麻雀似地从郊外铁路一直追逐到城里的西直门。没人沿铁路穿越这个庞大如迷宫的城市，但这是可能的。他们不知自己做了什么。铁路破败、荒芜，像上世纪时光，1910年的麻雀在飞翔。

　　虽然没写到化石，但已隐含了化石。童年就是这样，虽然小，但决定了许多事物。就像水源地虽小，却决定了远方的河流。

父亲，母亲

父亲生于1912年，小时一想到这个时间就觉得特别遥远，现在觉得这个时间越来越近，时间的确不是绝对的。我出生时父亲已46岁，若在乡村差不多已是爷爷。父亲13岁背井离乡离开老家河北省河间县，来到天津做了一名学徒。学艺有成之后走南闯北，到了关外营生，月月给家寄钱。解放前夕父亲寄的钱已使老家以我奶奶为中心的一大家变成一个富裕人家，他的两个兄弟解放前便进入了县城中学读书，到1947年两个弟弟在北京办了织布厂，不久父亲作为长兄加入进来。

　　母亲生于1921年，比父亲小九岁，很早就到了父亲家。父亲常年在外，每年春节才回家，抗战爆发，母亲秘密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母亲18岁，背着包括远在关外的父亲在内的家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叫王透莲，在党内叫“红莲”，今天到河间市委组织部还能查到这个名字。母亲在村里宣传抗日，做军鞋，送情报。回忆那场战争，最让母亲自豪的是一次日伪军开到村里，伪军看见满脸灶灰的母亲问，看见八路军没有。母亲说，看见了，刚朝村东去了。八路军当时就住在地道里，母亲回到地道对八路军详细汇报了情况，八路军立刻从地道里出动抄了鬼子的后路。

　　母亲干活麻利，吃苦耐劳，割麦子比村里的男人都快，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好劳力。母亲做军鞋也是最快的，她做的军鞋是别人的两倍多，因为有时竟然可以不睡觉一天一宿地干。母亲曾对不常回来的父亲说，不打败日本鬼子就不生孩子。她差不多做到了，我大哥出生于1945年，好像预言抗战胜利一样。1944年，日本人已呈明显颓势，缩在炮楼里不怎么敢出来，母亲另一个让她骄傲的记忆就是在这一年，她参加了冀中边区“抗日群众英雄大会”，被边区政府授予“抗日群众英雄”模范称号，获奖一架纺车。英模大会地点距村里很远，母亲由八路军专门护送，穿越数百里的敌后，有时就从敌人的炮楼底下穿过。母亲回忆起那段旅程，失明的眼睛熠熠生辉，我想母亲一定是看见了什么。母亲说八路军动员她参加队伍，她也很向往，但奶奶知道了这件事后赶快通知了远在关外的父亲。父亲回来了，这是件大事，村里的民兵怕父亲施暴，将院子团团围住，只要听到一点儿动静就立刻冲进去。结果围了几天几夜也没什么动静。母亲劝走了民兵。母亲决意跟八路军走，说服了父亲，也由不得父亲不同意。但是最后是我的姥姥拦住了母亲，姥姥愚钝，最后使出杀手锏，称母亲前脚跟八路军走她后脚就上吊。这是母亲没想到的，母亲没有走。后来生了我大哥，更走不了了。

　　想一想父亲在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凭手艺谋生，闯荡江湖，我年轻的母亲在敌战军的华北平原抗战，两种世界，在我们的家族史上堪称传奇。或者也是那个时代的传奇，当然，事实上只有真实，并无传奇。随着1945年的胜利，大哥的出生，二哥的出生，姐姐的出生，到1957年举家迁往北京，母亲已完全认同了和平年代生儿育女的生活。战争已远去，到了1959年我的最后出生，忙忙碌碌的母亲看上去已忘记了那场战争。

　　我的两个哥哥，性格中有我父亲的成分，也有我母亲的成分，他们都是强者，有着自己诡异的传奇。1966年，天下大乱，我七岁时他们已经纵论天下，为领袖的某个观点彻夜辩论。我记得在昏暗灯光下他们目光炯炯，手臂挥舞，口若悬河，而我则像一个影子般注视他们，好像不是他们的弟弟，好像在时间之外。或者我属于灯，更确切地说属于灯的影子。我与纵论天下的他们完全无关，与“文革”无关。阴影中我流着鼻涕，惊异地看着他们争论，害怕他们因争论打起来。有时已经16岁的姐姐给我擦擦，有时不，常常她也顾不上我。有一次我又问姐姐：是大哥大还是爸爸大？

　　大哥比我大十四岁，二哥也大我一轮，姐姐大我八岁，我记事时他们都已是大人。小时我很费解：他们是大人怎么又和父母不一样？特别是大哥身材高大，非常威武，有一次我竟问母亲是大哥大还是父亲大。我小时候著名的傻问题。大哥是一名警察，比父亲高，一身制服，大皮鞋，大皮衣，大皮帽，平时不回家，像父母一样大礼拜才回来，不可能管我这个小弟弟。不过大哥每回回来都像抄起玩具一样抱起我，颠来颠去。有几次扔得太高了，把我弄哭了。二哥有时也扔我，感觉稍好一点。但总的来说我不喜欢被扔。姐姐不扔我。我跟二哥和姐姐生活了两年，1969年我10岁那年他们也离开了家。家里平日只剩下一只猫，一只大黄猫。

猫

大黄本来是二哥和姐姐养的，他们走后留给了我。事实上大黄的神色让它看上去比我还大。它身上有好看的波纹，像老虎。过去我从没喂过它，一直是哥哥姐姐喂。哥哥姐姐让我照顾好猫，也交代了猫照顾好我。我太小了，大黄开始有点瞧不起我，不怎么搭理我，但不久就臣服了，居然朝我要吃的。它本能而不是讨好地蹭我，用尾巴来来去去地扫我，连蹭带扫。我要是不理它它就在一边呼噜，有时呼噜得可响了，可烦人了。我给它火烧吃，米饭吃，烙饼吃（我十岁就学会了做饭）。每样它都先不吃，看着我，非要我嚼了才吃。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喂它，它看着就是在告诉我。我有点讨厌它这样，就不给它嚼，爱吃不吃。很多时候它真的不吃，在一边呼噜，我呢，反正给它了，也算尽了责。晚上它会主动钻我被窝儿，这是我喜欢它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几乎互为主人，互相取暖。

　　院里的耗子差不多让大黄逮光了，但偶尔我还能听见大黄在铺底下面折腾，那一定是大黄逮着耗子了，我知道它可高兴了，要且玩呢，且不舍得吃呢。我往铺下看，它就冲我呜呜，要咬我，我一抬手它立刻跑了，把耗子叼到最里面我看不见的地方。玩，舞，且歌且舞，不管多饿。我有时都替大黄着急，再让耗子跑了！我高兴得不亚于大黄，觉得它逮了耗子回家来吃是很认这个家。我看不见它但一直等着，大黄终于玩够吃完，出来后特认真特煞有介事地看着我，好像告诉我它吃完了，吃着好东西了。

　　有时看到大黄一边呼噜一边吃心里就忍不住想怎么给它找点肉？哪怕就是一根没有肉的骨头也行，想象副食店肉案的样子，排队的样子，一框骨头，水沟里的一小块肉渣。因为猫的缘故我养成了爱想事儿的习惯，我知道大黄渴望的样子就是可怜的样子，无聊的呼噜就是责怪。一只猫会提示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混合起来构成了同情。同情是想象与认识事物最重要的两个发动机，因为同情就会敏感、锋利、捕捉性强，同情会在还没思想时就抵达事物的底部。反过来说一个人缺乏想象力，实际上是缺乏同情心，而一个缺乏同情能力的人一定也是一个迟钝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一个迟钝的人比一个麻木的人还要可怕。

　　胡同西边有个武阳会馆，1913年到1914年间鲁迅先生为办“京师图书馆分馆”曾来这里。那年4月，鲁迅先生的一则日记写道：“晴，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那年6月京师图书馆分馆租妥了武阳会馆夹道的十八间民房，作为馆舍。当年我哪里知道我住的前青厂胡同还那么多历史掌故，不过话说回来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稍微刨一刨历史，哪儿又没有名人掌故？武阳会馆对面有个副食店，门板上隐约可见“常发”二字，“发”为繁体，毫无疑问民国就有了此店，离得如此之近很难说鲁迅没来过此店。尽管“常发”二字“文革”时被涂黑，上面全是道子，店名也改为“前青厂副食店”，但“常发”的名字在日常语言中始终没变，大家还是“常发”“常发”地叫。“文革”不能改变一切，甚至一些词语就是改变不过来。“常发”除了卖普通副食品主要还有一个羊肉案，猪肉得到琉璃厂副食商店买，或许是两家的分工吧。但因为大黄，不管什么肉，都是我的梦想之地，自然更是驻留之地。

　　卖肉的师傅年纪不小，应该从民国就开始卖肉了，戴着套袖，穿着厚厚的皮围裙，翻动着牛耳尖刀，时不时在油亮的铁棍儿上扛几声。每天一开门并不先卖肉，而是先剔肉，一会便剔出一框骨头。有时也边剔边卖，也只有这时才是我的机会。那时肉凭本供应，买肉的都是回民。我也去排队，随着人流排到筐那里是我最紧张的时候，不能犹豫，但也不能被发现，手慢慢往筐边上凑（想到大黄就要吃到骨头紧张极了），摸到，抽手，闪身，一出店门便狂奔起来。每次不用想那时大黄在哪儿，只要在院里喊一声“大黄”，大黄就会像疯了的我一样不定从哪儿一下窜出来，如屋里、房上。如果那时它在别的院的房上，就要稍等一会，但不用急，几声之后就会听到它跑动中的“哼儿”“哼儿”声，那是急得饿得才发出的像唱歌一样的声音。都说猫鼻子尖，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但认真想想也不全是因为它鼻子尖，一定也是他听到了我的喊声的不同。平时我叫它，我是说手里没东西的情况下，它要么慢吞吞地，要么干脆懒得理我。如果它听出了什么，便蹿房越脊，连跳而下，经常把什么东西蹬翻了，踹倒了，到了我跟前。我当然也要逗逗它，不马上给，它就拉着长声跟我转。然后我才丢给它。它不会在我面前吃，三窜两窜又上了房，在青瓦的干草丛中吃。可肉太少，它的兴奋度随着慢慢发现吃不到多少肉而渐渐降低，然后开始东张西望。后来每次再拿骨头我都要挑一挑，捡肉多的。可哪儿有肉多的，都差不多，师傅庖丁解牛，剔得干干净净，几乎不剩肉。

　　那个年代，仍有人用羊腰喂猫，是一些老人，老太太老头，那是真正的老北京，和后来移民来北京的人价值观不同：羊腰子怎么能喂猫？人还吃不上呢。但是就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老人买——这些老头老太太里面藏龙卧虎，其中有个就是鲁迅的小舅子许功，他就住前青厂胡同周家大院三号，虽然挨了斗但还是来买，人长得有点像胡志明，也是山羊胡子。当然了，当年我并不知鲁迅是谁，也不知道许广平，事实上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那是一个买羊腰的白胡子老头——清癯的老人们边买还边谈论猫，我在后面排着，看着深色的羊腰有时也想：大黄要是吃上一个羊腰子不定怎么高兴了。觊觎了无数次，终于有一次，不顾一切地下了手。羊腰可不是骨头，是摆在案上的，但是我拿了，几乎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没被抓，怎么拿的已记不清了，回忆起来脑子一片空白，但记得那一刻的紧张，那一刻就像杀了自己一样。没任何记忆。那次疯跑回家，没有任何高兴，始终紧张，给大黄吃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幸福。事情就是这样，走向极致，便也走到头，走向了否定，不要说羊腰子，后来我甚至再没去拿过一次骨头。

　　70年代初的北京，冷，零下十几度二十度都有，屋里有火都冷，何况我屋里没火。家里人怕我太小，弄不好火中了煤气，晚上不让我封火，要我做完晚饭就让火乏着，自然灭掉，第二天早上再生。的确那时的北京一不留神就有煤气中毒的，别说孩子，就是家里有大人的，一家子成人，每年也都有中煤气的。昏过去的能灌醋醒过来还算好的，每年都有人气绝身亡。

　　晚上没有火，北风呼啸，屋子里冰冷。大黄任务很重，大黄就是火。我十二三岁，冬天，一个人和一只猫过差不多整个冬天。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当年的自己伟大，那么小就开始明确地对抗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冬天算什么？冷算什么？那么小就知道死亡对自己是最高的律令。如果不是想到死我何必每晚乖乖地自觉地把火灭掉？又没人管我监督我，全凭的是自觉。刚钻被窝时，脚底下最冷，冰凉冰凉，真的就像说的那样是冰窖。大黄也冷，也愿钻被窝儿，可大黄不愿待在冰凉的脚底下，愿贴在我有热乎气的胸前。而我呢，认为大黄理所应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每晚就有我和大黄的一番争斗。每次钻被窝前我都是先把大黄抱到被子那头，放进去，我呢从这头再钻，一般正好就会和大黄在冰凉的被子半途相遇，我就慢慢地把大黄踹回去。大黄呢也是只有肚子有热乎气儿，所以我就无情地把冰冷的脚板抵在大黄肚皮上。大黄不干，咬我，抓我，当然不是真的，有时就是含着我的大脚趾一动不动。就是说，只要我不动它就不再使劲。不过让我不解的是，有时它的两条后腿会无缘无故地使劲踹我两脚，好像发泄什么似的。这一切都不妨碍热气慢慢从脚底升起，通常这时大黄已睡着，我不让它睡，就把大又黄提溜上边来，因为上边还冷。大黄很不情愿，但一会儿也就又睡了。冬天，我的许多年的冬天，都是这样过来。没有大黄，那些冬天怎么过？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有大黄是必然的，所以有些问题不用想。

屋顶上的梦

家里平时没大人，只有一只猫，有时猫上了房，没事也就随猫一起上了房。院里别的孩子也上房，但多是偶一为之，我则是一种习惯。与猫无关，我并不是去追猫，就是一个人，太寂寞了。上了房我玩我的，猫早就没影儿了，猫从不会和我在房上在一起。刚开始上房时我个子小，要由小伙伴托着屁股，或踩着大点孩子的肩膀，后来大点了，不再需要别人，猫上去我也能自如地上去，有时就是到房上找我养的猫。在房上猫见了我非常惊讶，竟然不让我抱，一抱就躲，或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猫很不适应我上房，除非我拿着肉或骨头找它，事实上就是这时它也还是多少有些疑惑。

　　上房的地方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是从连接墙上，不是哪儿都能上——这点连猫也一样。后来因为大人骂，更多是从后院上。说是后院其实就是个稍宽一点的夹道，即两个院子之间的空隙。有时夹道那边的院子已是另一条胡同，我们院就是这样，去那个院子得出了我们院向右拐到另一条大街上，由大街再拐进一条小胡同，进和我们对着的院门，然后同样可走到我们院的夹道，要绕一个大弯儿。要是将我们院打通，再到哪儿就近便多了，不打通就得绕。这就是北京。胡同、院子，甚至街，往往就是这样构成。

　　北京有许多叫“××夹道”的小胡同，有的夹道像街一样宽，像有名的东直门夹道、仓夹道。夹道不仅是北京建筑特色，甚至也是中国的建筑特色。《红楼梦》也有关于夹道的描写，其第四回便说“西南上又有一个角门，通着夹道子，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

　　夹道是四合院式建筑的灵魂，它既是街与街的连接，胡同与胡同的连接，也是院与院的连接，连接又区分，便是夹道的主要功能。夹道宽了就是街、巷、小胡同，窄了就是院与院的分隔，兼有采光功能。一般院与院的夹道十分幽静，甚至幽暗、神秘。孩子天性喜欢神秘，因此夹道种地方通常是孩子们的“神秘园”，可在这儿弹球、拍三角、种花、养鱼、掐蛐蛐、捉迷藏，再有就是上房。如果是个大杂院，院套院，上百户人家的院子。夹道的尽头往往有个门，有的是月亮门、垂花门，有的一点也不讲究，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角门。如果夹道那边不通另一个院，只是连接房与房的小夹道，尽头的墙上有时会有一副过去的模糊不清的对子，像什么“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对子下面堆着生活杂物，煤箱子、碎砖头、木料、洗衣裳盆、竹车、麻包、棉花套、尿骚被之类。猫在这里三跳两跳便上了夹道上面的连接墙，再一跃就上了屋檐，最后站到了高高的房脊上。

　　后院的“神秘园”有两个上房的地方，一个是夹道的一进口靠右边的连接墙上，这儿我们堆了一些砖头杂物，可以很轻松地蹬着上房，再一个是夹道尽头的“排水口”。“排水口”不高，跳起来，扒着瓦沿儿，一个引体向上脚翻上去，一蹬就上去了。这种“排水口”就连故宫也有，不过是琉璃瓦砌成，凸在外面，逢下大雨滚滚雨水会从两房之间从这儿流下。寻常百姓家就是普通青砖砌成，年久多已残损。“排水口”不是我一开始就能够够到的地方，得到我上了初中以后才能像吊死鬼儿一样挂了上去。

　　房顶之上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什么时候上去都觉得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经验之外的世界。天空，远方，俯视，你在一个无限的位置上，别人看不到你，你却看得到别人。除非下面有人知道你上房才可能看到你，但即使如此这个人也在你的居高临下监控之下，你会随时隐蔽，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类似梦一样的权力，同时又是一种实际上的权力。你到了房顶，便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超越别人观察别人的权力，你不仅看见自己院子中的熟悉的人，还看到了别院的人。房顶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如此日常，又形而上，特别对总是怯生的我来说，这里的安全感令我着迷。

　　我一个人待在两个高高的有飞檐的房脊之间，谁也看不见我，一个人面对强烈、温暖以至暴晒的阳光，享受着那种彻底的明亮的寂静，让我如醉如痴。阳光如同暴雨，似乎具有永恒性质。我看到许多更远的院子、更远的胡同、更远的街巷，放眼望去，那一格一格的青瓦，种种倾斜，院连着院，院中院，总是让我发呆，出神，忘我。我看到了炒菜，做饭，如厕，写作业，跳皮筋，追跑打闹——这些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也让我陌生，就仿佛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是的，我虽然在上面，但同时又在下面。

　　房上没有道路，但又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可以沿着特殊的道路很神秘地走得很远，甚至感觉上可以在屋顶世界走遍北京。当然这也只是想想，我从来不会走出太远，最远也不过是穿过四五个院子，在一个叫“小西南园”的胡同拐角，抱着一棵电线杆子下来。电线杆下半截有水泥方柱，出溜到此站稳，一跳，就算完成了屋顶旅行。

　　小西南园是条很窄又很短的胡同，北口对着周家大院胡同，也就是鲁迅小舅子许功住的那个院子，那时许功总是面墙蹬着小板凳抄语录，抄得非常整齐，胡子像齐白石又像胡志明。或许因为胡子，没把老头斗得太狠，也或许因为语录。反正就连小西南园这样的小胡同都有整齐的语录。一切都和我们这些孩子无关，开斗争会我们也看不懂。小西南园与周家大院之间的那条东西胡同就是我一再提到的前青厂胡同，我从电线杆子下来，一溜烟钻出小西南胡同，然后像小动物（比如猫）一样跑回前青厂十号，有时连喘息都不喘息就又上到房上，到房上再大口喘。有时是我们一大帮孩子集体在房上野游，一大帮孩子通常走得更远，像一次房上的长征。因为人多动静大，难免被下面哪个院子的大人发现，会被骂死，甚至打将上来。但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更吸引了孩子一次次这么干。孩子的世界之所以和成年人世界不同，就在于超现实性，房顶世界刚好满足了这点。屋顶在下面看通常是压抑的，同时也带来了超越性，就如同有遮挡就总是想要打破遮挡。房顶鼓励了孩子们一种东西：世界除了是你看到的样子，还有另外的样子；可以做你不能做的，一旦做了是那么新鲜有趣。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得给孩子一点破坏的空间，否则，所有的孩子都会是同一个孩子。

　　此外，房顶也是一个满足孩子孤独感的世界。多少年后当我读到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异常惊喜，觉得卡尔维诺小的时候一定没少上房，不禁感叹人类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同也有共同的东西：《树上的男爵》写了一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树上不愿下来，不正是我小时候的心境吗？卡尔维诺写出了我的东西。此外，更重要的是，放眼望去，屋顶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上面不再有胡同、院门、道路，世界是一个完整世界。

　　我看到了世界的完整性，这对孩子同样十分重要。卡尔维诺洞悉了房顶上很多东西，正如洞悉了人类最内向的秘密。当然，也还有卡尔维诺没有写出的，事情不会止于一个人。比如一个孩子的无意识中有着怎样的历史？房顶上的孤独与历史的孤独是什么关系？好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或许更意味深长。

哨音

“有破鞋换洋火！”

　　或许买卖太小，或许破鞋换洋火以物易物，或许喊叫的人衣衫褴褛，和叫花子差不多，无法拿他怎么办，所以那时国家罕见地放过了那个时代胡同里唯一的叫卖声。唯一的历史的声音。那时街道干净，空气稀薄，没自由市场，没私人买卖，但容下了“有破鞋换洋火！”

　　我没破鞋，有也会补补再穿，因此从没换过洋火。但每每听到声音都会飞跑出去，一是新鲜，听着就莫名的激动，二是看看还是不是上次那个人，如果是简像童话。当然不是。但我要说的还不是“有破鞋换洋火”这事，是那时的另一个例外：推车卖小鸡的。

　　应该是1968年后的几年，人们大规模迁徙走了。每年春天，风和日丽，冰消雪化时候，都有乡下人进城推车卖小鸡。往往是一辆加固型的自行车，是自行车里的重装，大梁都是双层的，带着泥土，农人虽一身乡土打扮，但知道是进城，穿得很干净，有时还戴一顶皮帽子。帽边的毛与小毛鸡有种很难说的一致性，但两者看上去总让人说不出的喜欢。车两边往往各绑着一个大笸箩，笸箩里挤的是刚破壳的小鸡。一般卖鸡的地方是一个宽敞一点的胡同口，可以围很多人。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管这件事，或许就连现在我们的邻国事实上也不管这事？

　　春发秋收，天经地义？真不知为何没一人管此事。

　　或许有人管过被更多人甚至全体抵制？

　　的确，这不是商品，而是这个季节的生命，与钱无关，与季节有关，到这季节了就该它们出现。所以也就不管了？的确，哪怕是最铁石心肠的人，当看到季节中憨厚的农人掀开笸箩的一瞬，小毛鸡叽叽喳喳你挤我我挤你的整体的蠕动，谁不会有一种生命深处的牵动？农人远道而来，显然并不习惯走街串巷，因此也不吆喝，就是往胡同口一摆。不管挑，你自己拿，不负责挑公的母的，倒是买的人有懂行的，帮大家挑。整条胡同（反正我们院是这样）家家都买了，少则一只，多则十几只，多少钱一只已忘了，反正也就是几分钱，最多超不过五分钱一只。

　　刚买来的小毛鸡似乎仍眷恋着大框，喜欢成群结队，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像风吹水波一样一会儿波到这儿，一会波到那儿，在春日的阳光下会变幻出不同的光感。分不清谁家的，不过用不了几天就会分得清清楚楚，它们各回各的门前，各找各家。家家剁菜叶、拌棒子面、弄食盆，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农村景象。春天的小鸡，无异于一个古老的节日，基因里的习惯。其实说起来一点儿也不古老，北京，除了一些老北京人，那些提笼架鸟，即使“文革”中也用羊腰喂猫的人，大多以前都在乡村，很多习惯都是乡下习惯。我们院来七八户人家，大多是河北老家的乡音，来北京早的也不过就是解放前几年，日本投降是个小高峰，更多五十年代初才迁来。往往一个院的人原都是一个村的，邻村的，说起来都是五福内的亲戚，有的大人是要管小孩叫叔的。当然到了城市了，也没人论了，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街坊四邻化，往往越让北京增加着多元、多质、多向。比如每年的毛鸡，不是北京的，又是北京的。国外有些城市也是这样，有一年我去马德里，忽然繁华古老街道走来一街筒子羊，牧羊人坐在马车上，大摇大摆赶着羊走在城市中心大道上，后来一问，原来是马德里的赶羊节。羊本来和马德里无关，但又神奇地是马德里内含的一部分，人们去马德里有时就是为城市的羊群。

　　的确，如同节日一样，胡同里养鸡就是一阵儿，热闹完新鲜完便绝大多数消失了。有些死了，有些养着养着一看出是公鸡就炖了。毛鸡刚买时看不出是公鸡还是草鸡，稍大后才能慢慢看出，比如公鸡一开始不长尾巴，长翅膀长腿，往往又秃又壮，所谓秃尾巴鸡就指的这时的鸡。一看出是公鸡还养什么劲，但草鸡就不同了，草鸡温良、秀气，像小少女一样，非常可爱。但不知草鸡为什么特别少，十只里头有一只就不错了。

　　我从没买过鸡，但养过鸡，是小徒子给我的。小徒子是我叔的孩子，比我大几岁，七一届的。应该是1969年或1970年，那个春天他一下买了十几只小鸡，好像有什么梦想，但结果没多久就死的死，吃的吃，就全没了。倒是他送我的两只活了一只，而且竟然是草鸡！这让小徒子颇不平，本来没看好我，本来是同情我，怎么我倒比他强了？说实话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怎么认真喂，我自己还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怎么可能照顾好鸡？但我的小草鸡真像天使下凡，出落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苗条，它棕色，尾巴很长，翅膀也长，有时一抖翅甚至能飞出几米，甚至有一次还飞到房檐上。也因此，我的小草鸡就有了一种功效，就是据说可以用它招鸽子。

　　北京的天空，即便是“文革”闹得最厉害也没断了鸽子与哨音。60年代末70年代初，北京人走的走，下乡的下乡，显出一种热情萧条的说不清的一种空落，这时鸽子便常常是人们或仰望或出神的对象。

　　早晨，黄昏，鸽子飞在霞光里，房脊上，身体倾斜的姿态，感光，倏忽之瞬间的变化，重新感光，特别还挂着哨，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来来回回都让人有一种什么也没变的感觉。当然，出神是一回事，养鸽人又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在哨音与霞光之中，放鸽人是有竞争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就是谁能把别人的鸽子招到自己的鸽群里。比如鸽子有时会三五成群掠过我们院的上空，这时如果也养鸽子，就可以放鸽子看能不能把飞翔的鸽子一下招下来。小土子不养鸽子，但却有着不切实际的梦想：想用鸡把鸽子招下。因此我的漂亮的但比起鸽子还是显得笨得多的小草鸡便被小徒子派上用场，哨音临近，越来越近了，小徒子就死死抓住我的漂亮的小草鸡，说时迟，那时快，一下把我的小草鸡扔上天。我的小草鸡有时扑腾到房上，有时直接下来，虽然我很心疼我的小草鸡，但也真希望它招下一两只鸽子。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越看越不可能，人家是鸽子，多么骄傲，况且鸽子飞得再低，相比草鸡也太高了。院里所有人，我是说孩子，特别是我，都看出了不可能，但小徒子不罢手。不仅不罢手，还把我的小草鸡越扔越高，有时我的小草鸡累了就直接摔在地上。鸽子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骄傲地、简直像掸着下面愚蠢人的嘴巴倏忽飞走了，让我们能感到一脸响亮的哨音。直到后来小徒子也不知从哪弄来两鸽子，名叫野楼，才不再折腾我的美丽的小草鸡。而我不也再关心天上的鸽子，即使哨音再近也不。

　　有些记忆是断尾的，我完全不记得这只小鸡后来的命运，正如我不记得我的大黄后来怎么样了，事物常常总是只记得一部分。就像我说过的，早期记忆就，像出土文物一样，有些是完整的，有些永远不可能完整。其实结局并不重要，重要是我记住的部分：为什么记住了这些？那些还存在的残垣断壁，无疑是该存在的，有其理由，永远也不会消失。

探照灯

康德一生有两个习惯，一是散步，一是仰望天空。海涅说，除了思想康德几乎没有生平。的确，康德没结过婚，也没离开过家乡，一生就是在大学教书。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生平的人，叔本华认为任何一个人在哲学上如果还未了解他，就只不过还是一个孩子。康德仿佛是上天派来让他或让人们通过他仰望天空的。“头顶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是这世上最值得仰望的两样东西。”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自拟的墓志铭。

　　仰望星空，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那就是我的习惯。当然和康德不同，甚至相反，我看星空是看探照灯，但无论如何天空是同一个天空，仰望也是同样的仰望。那时一到九月，我还有许多小伙伴就会站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或是到房上骑着两端飞起的屋脊看星空。并非我有多么特立独行，与我站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孩子，我们高低错落，都在仰望，而且非常正式。我们不是看“星空”，也不知“道德”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对星星完全无知，也没什么兴趣，只待天空出现巨大光柱。

　　我们等待探照灯的出现。探照灯是我们仰望夜空的原因，本来想习惯地用“星空”这个词，但脑海里显现的没有星星，只有地上的光源与天上不断变幻交叉的光柱。星星在那样的晚上要么消失要么被照亮。那时每年九月一进中下旬，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便开始仰望，期待第一道灯光出现。尽管满天繁星，但我们毫无天文知识，我们不知道猎户星、天狼星、射手星、甚至牛郎织女星，只知道抽象的星星。1968年、1966年、1969年，甚至1972年星星都是反动的，封资修，因此我们对星星视而不见。星星越看越多，越看越密，看得好烦，连月亮也看烦了。无论如何，我们还知道一点嫦娥，一点吴刚，有些东西还是无法打倒的，否则我们真是外星人了。尽管烦不胜烦，我们还是知道探照灯快出现了，也许就在今晚！最后有的甚至不在院里等了，干脆跑到了胡同宽敞的地方里看。结果，一天晚上，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突然就有人惊喜地大喊：探照灯出来了！

　　喊这话的孩子要么站在房上，要么站在凳子上，总之他站得高，看得也远，第一道探照光往往又远又弱，自然他看到了，他是那样的得意。于是我们也纷纷蹬上凳子，高高低低的凳子，错错落落，我们都仰着头，都好像是康德。如果能在脑海了拍照片，我想一定是永恒的艺术品。的确，我们也看到了，探照灯在远处虽然那么微弱，那么轻描淡写，但最初它虚幻得还是让我们激动万分。开始是一两根儿，后又有新的加入。因为距离太远，因为微弱、变幻不定，一会儿我们的眼睛看累了，而且也站累了，以至于最开始无比激动的心情也慢慢像天边活动的光柱一样，平淡、虚幻。

　　那时不知道探照灯一开始为什么那么弱，后来才知道探照灯以天安门为中心开始亮，然后渐次展开、增多，直到放礼花之前全部亮。我所住的前青厂胡同虽然离天安门不算远，但若是看探照灯还是远了点儿，要是家在天安门附近，比如和平门前门，骤亮的七八根探照灯一起打在头顶上才叫震撼人心呢，每年那里的孩子的感受肯定与我们不一样。不过事情都有面，他们大概体会不到那种最初的远、微弱、神秘、幻化，这种经验比突然的强烈照耀或许更重要，更持久。因为它深远，持久，具有想象空间，作为一个后来的小说爱好者，我内心的神秘感之所以经久不衰，我想与童年对微弱探照灯长久的注视不无关系。我喜欢有变化的天空，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天空，探照灯虽然是政治性的，但也同时类似童话版康德的天空，因为我看到了伟大黑暗渺茫的星空被另一种力量分割、照亮、变幻，看到还有比星星、月亮、太阳还亮的事物。它是人的力量，节日的力量，深刻满足了我的童心，以致从小我就相信某些不可能的事物，相信就像后来人们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由此我也可以断定，一个有神秘感的人一定是一个好奇心强的人，而一个没有神秘感的人一定是一个缺乏好奇心的人。

　　随着“十一”国庆节越来越近，探照灯光柱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近，因此一些光柱也越来越亮，明与暗，粗与细，同时晃来晃去。我数过探照灯到底有多少根，一共28根，和欢迎外宾的28响礼炮一样。

　　毫无疑问，在众多变幻的光柱中，我最喜欢的当是离我们院最近因而也最粗最亮的光柱，在我看来它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它打败了其他所有的光柱。我们都知道这道最粗的光柱发源地在哪儿，在四十三中。四十三中在东南园胡同，与我所在的琉璃厂小学门对门，当然，对的是四十三中后门，它还有个前门，在后孙公园。我们院的人都是先读琉璃厂小学，接着便是四十三中，我的哥哥姐姐就是这样。

　　四十三中是个老校，建于1947年，前身为北京惜阴中学，创办人王耀庭为惜阴中学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军政要员、医学科学专家等组成了校董事会，确立了“救济失学青年，普及中等教育”宗旨。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惜阴中学，成立了新一届董事会，推举张长序为第二任惜阴中学校长。1952年9月23日，北京市政府将惜阴中学收编为国有市立中学，并颁名为“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当时的彭真市长亲自任命张长序为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校长，张世龄为教导主任，1956年杨开英（网上说是杨开慧堂妹）为教导主任。网上查不到王耀庭的任何信息，张长序与张世龄也查不到。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像记忆一样不可考，尽管如此，时间还是透露出一些想象空间。这样也好，有些事不定非要弄清楚，就像星空更多是未知也不错。

　　四十三中非常平民，但作为公共设施却是我们那一带最大最阔绰的公共空间，探照灯设置在这里也就成为必然。尽管当时在我们院四十三中的学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儿“四十三中三座楼，破砖破瓦破墙头”，但比起我所在的琉璃厂小学的低矮空间，在我看来四十三中那三座青灰色的带木质走廊的教学楼已经很气派，堪称我们那一带低矮房间中的贵族。特别是四十三中的操场特别大——也可能没那么大只是在一个孩子眼里大——学校对着我们小学的那一侧是长长的围墙，整条胡同的北面都被它占据着，可见操场有多大。

　　平时四十三中随便进，倒是放探照灯期间禁止出入，当然这拦不住我们巨大的好奇心。既然是破墙就有地儿翻进去，但翻墙也并不容易，墙头布有铁丝网、碎玻璃，但就像有人扫过雷一样总有一些通道。因此翻墙者络绎不绝，而一旦翻入，可谓苦尽甜来，操场中央，那每天只能在天上看到的巨大光柱的源头这会儿就在眼前，怎不让人激动，让人铤而走险！每次我都急匆匆穿过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来到最前边，一睹巨大神奇的光源。

　　探照灯由军人控制，越发增加了其神秘性，一般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直径两米多的圆状的巨大的灯罩，其次是一部汽车发电机，两部分之间还有一段距离，由电缆连接，差不多有一个班的战士控制，简直就像控制一架高炮。发电机的声音轰轰隆隆，非常大，也像战地一样。探照灯打在深空的巨大光柱，也的确配得上那强大得让人想到空袭警报或者战争的声音。

　　探照灯与一年一度国庆节前的防空有关，据说就是要照照天上是否有敌机，怕敌人趁夜晚偷袭。我不知道1969年珍宝岛以前“十一”前是否放探照灯，反正探照灯事实上不是节日气氛，而是紧张氛围。然而紧张气氛又事实上是最好的节日气氛，没有这种紧张节日还有意义吗？而且再没有比紧张更能刺激想象力的了，简直就是狂想——我记得每次我都顺着巨大而又转动的光柱使劲往天上看，试图发现苏联的敌机存在的可能，我想这么亮的光我再看不到敌机简直说不过去。当时也没想想探照灯真的能防飞机吗？等飞机都飞到北京上空了探照灯照见还来得及吗？探照灯是保卫天安门毛主席的，为什么非等敌机到了天安门上空呢？那时也疑惑过，担心过，可也从来没找大人问过，因为既然探照灯那么巨大地存在着就用不着怀疑。当然，这只是一个孩子范围的民间话语，至少探照灯是否真的为防空而设到现在我也没搞清。

　　我想我也不必搞清，即使不是，也构成不了否定。

　　我又何必搞清？

1969年的冰雹

1969年北京下了场冰雹，有许多年我认为是1968年，或1971年、1970年。最近查了一下才惊讶发现确切时间是1969年8月29日晚6点11分，如果没有网络，很难找到确切的时间。时间一旦确切，生命也开始确切，只是我怎么也记不清1969年8月29日傍晚六点，我是奔跑在街上，还是守在窗前？两种确定的记忆好像是并置的：既在街上奔跑，又守着窗。

　　那个早已消失的四十几年前的黄昏，非常热，虽已是秋天可是仍热得出奇，西边的云突然就上来：黑与白，都是大手笔，上下扯动，互相追跑。黑云吓人，白云也吓人，相互映照得整个胡同都恍恍惚惚，所有的人都恍恍惚惚。人像动物一样同样有对自然的本能，穿过记忆我看到自己像两种云一样分裂地奔跑，恐惧，又快乐。混乱的云激起了我身体的混乱，不光是我自己在乱跑，还有周围的许多孩子。没有大人跑，孩子眼中只有孩子。一帮孩子被云刮着，欢呼，兴奋，疯跑，来来回回地跑，这点也像云。就是那天我感到了自己与天空有一种关系，以前从没觉得这种关系。

　　但1969年8月29日下午六点那场雹子不同，有雹子我们预感到了，没料到的是一上来就像卫生球那么大，把拥在门口的男孩们乐坏了，立刻弹射出去，不用哄抢，遍地乱蹦。接着就不对了，我们听到了玻璃第一声碎响，接着就是第二声，第三声，我们一下傻了，赶快退进屋。“叮！”“当！”“噗！”“哗！”是大雹子，像小鸡蛋那么大！而且不是单个乱蹦是倾盆而下，是乱飞乱撞。我家在西房，正好看到倾斜的雹子把东房的玻璃全都砸碎。东房千疮百孔，尽管还贴着“备战备荒”的米字条。很快，也就十几分钟，院子里一片白，一下进入寒冬。

　　还捡雹子吗？彻底的没了捡的意识。

　　只有一双双瞪大的同冬景一般的眼睛。

　　下得时间并不太长，世界已为之一变。那时没有现在的灾难大片，末日想象，没有“2012”，没有“阿凡达”，只能看着突如其来的冰雪世界发呆，没有想象力，大自然本身变成了想象力，人的主体完全被大自然取替。雹子渐渐停下来，后来完全停了，我们这些仍堵在门口的孩子——被边缘化的人类——才像小动物一样试探着来到冰雹世界。再次捡雹子，但已和之前完全不同，这次是认真地、不解地端详，好像研究它们究竟是怎么来的？

　　人类面对自然有时会一下回到早年。回到史前。

　　真的像经历了一场白色的战争，像核冬天，许多地方被白色子弹击穿。地上的雹子有半尺厚，水从雹子下面流。我们回屋加了衣服，来到胡同看看外面是否也像院里一样，结果发现更广阔的白色世界，冰河期一样。老北京，胡同，冰河，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1969年谈不上多事之秋，一切都正常发生着——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挖防空洞，防空演习，清理阶级队伍，遣返巨量地富反坏右，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切反动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指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城市空寂；同时二十年大庆在即，空寂的校园并不空寂，许多中小学生穿上了义和团的红灯笼裤，练队，走正步，大幅摆臂，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然后，就是这场倾天而下的冰河期的冰雹，一下把北京冻住了。

　　当然没有报道，那时没任何灾难报道，甚至也没有统计，没有统计那年到底损失了多少玻璃，死了多少人，只是传说虎坊桥砸死了人，那儿的雹子有鸡蛋那么大。至于伤者，显然更不计其数。但那个年代没有公共层面多大的灾害相对个人都是局部的，个人是原子状态，所知不比蚂蚁多。

　　没有记载，网上的信息自然少得可怜，我深入搜索才在一些论坛中偶然搜到一些描述，可以管窥一下历史。比如有一篇叫做《70届》的网文描述了1969年突如其来“冰河期”时中国的心脏天安门的情景：

　　“雹子过后，街上的树木全被剃了光头，上午还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好似散场后的巨大露天电影院，满地狼藉、满世界玻璃碎屑，所有的华灯灯罩破碎殆尽，连同东西长安街上的街灯统统都没了脑袋，只剩下一些金属的灯口部分还在孤守残灯。顾佳生出了一种国破家亡的痛惜，他强烈地感觉到——要出大事了！又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毫无节制的哭声，边哭边说：完了！二十年大庆吹了，我们再也见不到毛主席了！呜、呜！”

　　另一则网文写道：

　　“诸位战友们，有谁还记得1969年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雹子吗？是8月29、30，还是31来着？偶就是那天晚上下决心不当老泡去兵团的。大雹子降下来后，天已黑了，偶也没有开灯，然后，突然，猛地，把望着窗外的头扭了过来，伴着隆隆的雷声向身边的老人，我的外祖母，大声地宣布：算啦！去东北吧！”

　　前段文字可以看到当时天安门的景象，一种怎样重大的景象？历史性的景象，全世界都应关注的景象，但是被历史本身遮蔽了。然而比起野史中的天安门广场的宏大叙事，我觉得后段叙事如同以个人抵住了一个时代，更深锲入了历史，前者还带着真实的谎言——谎言的真实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悖论——后者则再无半点谎言，完全是直言，虽只是一个细节，但却像匕首一样放在了历史界面上。“老泡”，红卫兵之后的一个词，1969年实际上很多东西已是明知的谎言，“老泡”事实上是一种彻底的觉醒，甚至觉醒得近于虚无，与红卫兵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词。我太知道“老泡”了，我哥哥就是个老泡，他不想插队，嘲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一直耗着不走，最后是我母亲替他报了名，他悻悻而去。上面这位“老泡”耗得是够晚的，多数人那年3月离开，他耗到了8月，国庆节前，非常不易，大概他是那个年代最虚无的人了。但是一场雹子击溃了他，从一个角度说他已脆弱之致，另一个角度他看到了什么？不仅雹子。那么还有什么？天启？默启？天已黑下来，他一直不开灯，“然后，突然，猛地，把望着窗外的头扭了过来，伴着隆隆的雷声向身边的老人，我的外祖母，大声地宣布：算啦！去东北吧！”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个姿势。一个动作的定格，构成瞬间的匕首。

　　其实，有时这样一把匕首就够了。

　　特别是某些历史。

自行车

有一阵子城市特别空荡，孩子显得多起来，但孩子再多也构不成一个城市，相反倒让城市显得更加空荡。一系列大动荡大迁徙的奇观造成了孩子世界的奇观：突然我们成了城市的主角。上面没有了年龄的阶梯，没有自然的秩序，没有了压抑，我们一下玩疯了。即使像我这样安静的经常待在房上的孩子，也会骑上自行车疯上一阵。

　　那时，一个孩子“骑”上自行车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来自行车少，我们成为自行车王国还要等几年，要等到安东尼奥来华时候。之前，就譬如说1970年、1971年，当时人们主要还是步行，公共汽车，甚至公共汽车都少。还有就是我们的身高事实上还不能骑车，不到骑车的时候，但是哥哥姐姐们走了，留下年龄梯队的空当，我们当然要骑。那时自行车不过两三个牌，飞鸽、永久、稍后的凤凰。甚至没有女车，有的话我们也不用掏裆骑了。

　　反正我们院没有一辆女车，非但没有，就算上面提到几种的也没有。飞鸽，永久是解放后生产的，我们院的自行车还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掉牙，倒与各家解放前传下来的大立柜、八仙桌子、太师椅、老座钟差不多。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别看那几辆自行车老掉牙却都是名牌子，像飞利浦。我很早就知道飞利浦，但完全不解，觉得比起飞鸽、永久是个怪怪的名字，后来侯宝林相声《夜行记》里面说的那个“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的车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骑的飞利浦，没想到后来荷兰电器涌进来，飞利浦很有名。

　　那时我11岁，个子小，比自行车座略高一点，骑不上也骑，主要是自行车太神奇了，除了哥哥姐姐骑过，自行车本身也太刺激我们某种天性了。自行车不仅让我们着迷，就是当年宫里的小皇帝也着迷。它虽是现代性的，机械的，与传统不合，但是直通人性、天性，事实上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带来自主、自由，它不用借助牲口仅凭人力就可以飞起来是多么神奇。有时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叫自行车？并非“自行”呀，是要人骑着才能“行”。英语或其他什么语有没有“自行”的意思？如果仅是我们有是为什么？

　　严格说座钟也是机械的，但显然它过于机械了，机械得和让人无动于衷的木鱼也差不多，而且特别是对活跃的孩子来说座钟又是命令、催促，本能上很是烦人，和老奶奶反复叫起床一样烦。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疯自行车就是潜在地在解恨，就是无视座钟，恨座钟。座钟，老奶奶，完全两种不同的事物，却一样古老地烦人，每个老奶奶后面都有一个座钟。自行车则完全不同，想到自行车我们完全不用座钟或老奶奶叫就会一下坐起来。

　　哪怕掏裆骑也是一种残疾的飞翔，也与座钟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不到骑车的年龄，我们与其说“骑”在自行车上不如说是“挂”在自行车上。“掏裆”就是一只脚伸到自行车另一边，堪称典型的“姿势优美，架势难得”，如今这个词已完全消失了，可当年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们谁先发现了“掏裆”骑法，最有可能是看了马戏团表演，但那时没有马戏团，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海港》，那时唯一可看的是《红色娘子军》，女生穿着短裤排练，小胸已经开始发育……不，不是马戏团，或者我们自身就是马戏团，我们无师自通，当我们把一条腿穿过自行车三角区，脚够到另一边脚蹬子飞快骑起来我们就是马戏团；我们的两只手像猴子一样吊在高高的车把上，就是十足的马戏团。一开始我们先用那边的脚“口吃”似的滑两下，然后，这边还在地上的脚猛地踩到脚蹬子上，瞬间身体外挂，而车却“飞”起来，我们就是那个时代野生的马戏团。我们的姿势比批斗会上坐“土飞机”的人强不了多少，说实话就算是残疾人也比我们好看一点。然而这都不重要，时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凭着自己小小的身体第一次让自己脱离地面“飞”起来。有了这种飞我们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们，我们不仅一个人飞，还几个人同时骑着自行车在胡同甚至大街上飞：一队“身残志坚”的人挂在自行车一边：风驰电掣，如同一个畸形时代写照：畸形，但什么也不挡住生长。

　　然而，一队的“疯”只是后来对往事的一个浓缩记忆，事实上一队的情况很少，只有过年过节才可能发生。平时摸到一辆已很不容易，因此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要得特别感谢七斤和秋良。

　　七斤和秋良是哥俩，相差两岁，让我多么羡慕，他们家就有辆我前面说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飞利浦，据说他爹解放前买这辆车时买的就是旧车，这车得多少年了？他们哥俩有时偷着把车推出来，院里的孩子就会秘密跟着。自然也要骑，不让骑不行，必须让骑，顶多是他们哥俩骑地多一些，我们骑地少一些，人家吃肉我喝汤，这是童年的规矩。

　　刚开始还骑不上，一般是先练滑轮能控制车了再掏裆骑。另外一种是掏着“裆”滑轮，比较费劲，但学得快，我就是这样的。但我没有邻近的哥哥或弟弟，没人给我扶着。摔倒就在所难免的，而掏裆骑，摔得还特惨：人挂在一边，摔倒时，整个自行车会把人在砸底下，起来特别困难。其实摔着自己还不怕，最怕摔着车，每次倒下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保护的不是自己而是车。摔着车人家就再不让你骑了。我就曾不让骑过很长时间，只能一边站着看，很无助的。

　　刚学会车，是多么渴望一辆车，因此最盼过年。一过年院里就会来有骑自行车来的亲戚来拜年，车上挂着点心匣子，差一点的也是一包点心，包装纸上洇着食物油，尽管看得心直流口水，但自行车还没停稳我们的第一件事就要车钥匙，有的犹豫，有的痛快，拿去吧！我们最喜欢那种痛快的愿意让孩子高兴的人，我后来也愿做这种痛快的人，真的，对孩子痛快一点吧，孩子会记你一辈子的。过年时差不多每个孩子最后都能摊上一辆车，然后大家在院子门口排好队，一声令下，一起出动，一起掏裆，一起挂在一边，风驰电掣，你追我赶，春节在我们小时觉得就是春天了吧。我们这些孩子堪称那个年代的春天，我们浩浩荡荡、浩浩荡荡，整条胡同仿佛有春水，就像电视里赵忠祥后来说的迁徙的动物一样浩荡。只是我们是一群撅着屁股类似残疾的动物。可惜那个年代没有赵忠祥，没有那解说员。也许已有外星人在主持一档节目，但我们不知道。

卫星，温都尔汗

突然，又是突然，突然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最高指示”的发表总是很突然，不管多晚多突然大家都已习惯，然后走上街头。但是那天的突然有点不同，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最高指示，而是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是什么？这词本身就很突然，在高度政治化的语言中，“卫星”是从未出现过的词儿。“人造地球”也一样，非常科学化，令人费解。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看来就是中国发射了一颗星星，是人造的星星，只是不解天空已有了那么多星星干嘛又造一颗？是不是说明中国本事大？“东方红”的音乐竟然可以在星星天上播真是神奇！就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东方红”吗？

　　《人民日报》夜里12点发了“号外”，像撒“传单”一样在天安门广场撒“号外”。不管多晚也要去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就像一滴水一样容易消失，但正是我这滴水现在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有人站在天安门前一辆慢行的卡车上撒“号外”，广场没照明，人群如黑色的海洋翻动，而目光则像潮起潮落的星光。撒“号外”的人是最骄傲的人，天女散花，所有人都向他伸着手臂。我个子太小了，不要说抢到“号外”就是接近金水桥的“撒点”也不可能。但一样的幸福、激动、神秘，一滴水无论多小只要是在大海上就会有自己的激动。

　　我看到了别人手里的红色号外，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认看报。红色的大标题，红色的小字，右上的毛主席语录，比传单气派多了，我不敢设想自己能拥有这样一张，但是见到了就是幸福。我相信，没有多少像我这么小的十一二岁孩子来天安门的，就连我们院同年的孩子也没一个。我虽孤独，但有时很冲动，家里又没人管，是个三面体。我是跟着院里一些70届71届大孩一块来到天安门的，一到广场便消失了。虽然都是陌生人，但我却没有任何恐惧，陌生人又有着共同的广场。共同的广场，共同的激动，使所有人成为一个人。在学校在班里在熟悉的人中我是那么渺小，现在觉得很伟大，以至觉得自己就是广场，广场就是自己。或许这便是我的广场情结之源，相信也是很多人情结之源，某种意义我们是广场培养出来的。

　　哪有“号外”人就往哪儿冲，朝哪儿涌，我被推来推去，最后总是波动着被推到边缘。我跳起来，高了一些，但所有人也都跳起来，我一下又沉在了海底。但没人踩踏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广场那么大规模人群，那么冲动，却没有踩踏事件，人与人就像海浪与海浪是一种整体的运动，整体涛声，仿佛整个人类的图腾。的确，这次与以往不同，广场第一次超越了“革命/政治”红色话语，为一种神奇的高科技如非洲人一般狂欢。第一次这种狂欢指向了虚无的空间，星星，人之外的世界。尽管这颗卫星的政治色彩依然浓厚，为了保证向宇宙播送《东方红》乐音质量，对卫星的许多科学探索做了简化，将一颗科技卫星几乎变成音乐卫星，尽管如此，卫星本身已足够科技、足够新奇，而且重要的是看（不是听），是在无限的星星之间看一个小小的移动亮点。事实也是如此，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第一次觉得天空与自己有了关系，此后无数次蹬着小板凳，或在宽敞地方，甚至站在房上观看天空。看到了许多移动的星星，未准是中国的，可能是苏联的美国的欧洲的，但说也不准哪颗就是中国的。因为说不准，哪颗都可能是，等于从小我就面对了不确定性，测不准，虽然小时为此有些难过，但长大后颇为此受益，如同受益于“测不准定律”，受益于一种无形的思维方式。

　　林彪事件完全不亚于卫星，表征着惊讶，不可想象，经验之外。温都尔汗像一个外星上的地方，火星登陆，地球没有的地方，那可是副统帅、接班人，早请示晚汇报同样天天祝愿的人，忽然成了叛国者、起义的人，要谋杀主席……这么大事，却没有上街，上天安门广场，长街空空荡荡。好长时间也没有最高指示发表，虽然一直没传达文件。但慢慢地都知道出了大事儿，不可想象的事儿。1971年，那个已经过去快五十年的秋天，至今回忆起来都非常特殊。我十二岁但好像突然停止了成长，一切都好像被冻住。一个孩子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关心国家大事，但是那个秋天直到冬天我感到了时间的停顿，似乎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所有人也不再是以前的人。

　　那段时间有点像二战电影德国入侵苏联的场景，人们的脚步停下，倾听广播，表情庄重。的确，或许只有战争爆发能与之相比。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将林彪事件称之为时代的分水岭都不为过，随着林彪出逃人们心中的某些东西也随之一空。时代已死，虽然秒针还在动但时针戛然而止，永远停了。

　　特别清楚地记得传达中央文件的情景，尽管70年代阳光一直不错，尽管胡同、公路、树木、墙一切都在反光，空气也异常新鲜、干净，但一切或许太干净了，以至有点不真实，像走在幻觉里，因为就连公共汽车驶过都没有声音，或是人们充耳不闻。我所在的小学全体师生尽管走在惯常的游行路线上，尽管仪轨与往日也差不多，先是全体集合、讲话、强调纪律，然后按列走出操场，出了校门，穿过小胡同来到大街上。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不是游行，没有锣鼓、红旗、口号，只是默默行进，像街上所有反光而无声的事物一样。目的地不远，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在坐落在南新华街师大附中旁边。小学从没传达过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一般只传达到县团级，但这次不同，要传达到全体人。那时就是这样：宁可传达到小学生，报纸广播也先不披露，等所有人都传达到了才广播报道。一个小学不够级别，若干所小学集中传达，除了我们学校，还有后孙公园小学、梁家园小学，加上实验小学，四个学校一起传达。四个学校，长长的队列缓缓走进有拱形铁栅栏大门的实验小学。从前院进入，到了有月亮门的后院，上了高高的台阶，走进一座古色古香的礼堂。礼堂很高，呈拱形，木质与铁艺结构，绿色与棕色调为主。如果不是传达中央文件，不要说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如此阔绰优雅富含历史内容的学校，这种意外的环境增加了传达中央文件的庄严凝重，就如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室那种精致与美感构成的凝重。

　　的确，这是一次反常的集会，没有批判、没有声讨，更没有庆祝、没有口号。也不再先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诸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全免，礼堂慢慢填满了整齐的人，各校师生均席地而坐，坐成了长长的四个矩阵。没有标语横幅，主席台上只有一张桌子，桌子后站着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人，传达文件。没有任何解释说明，上来就缓慢开念：

　　中共中央文件：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兵种……

　　还有“各省、市、自治区”，但印象最深的是上述。后来传达文件印象最深也是这几句开头，和那时的军事化有关。

　　之前知道林彪出事了，但不知道林彪还要武装起义，还要杀害毛主席，还有什么“小舰队”，驾新旧“三叉戟”飞往温都尔汗……

　　传达完，没有任何说明，各校返回。

　　返回的队伍也像葬礼的队伍，时代的葬礼，甚至没再注意实验小学悠久的设施、阔绰的建筑，空间就像在电影里一样，人们走在一种飘忽里，脚下踩着棉花，以至整个时代都漂浮起来。回到学校，学校领导也没说什么，到了教室，老师也没说什么，只总结了几句纪律，没具体表扬谁。

　　一种巨大的失语。一种休止。虽然不久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但休止与停顿已是一道鸿沟，根本无法抹平。时代的分水岭的感觉十分清晰，有什么东西从岭上流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时代已死。尽管一切好像并没结束，但一切也都像在舞台上了。

　　这点连孩子也能感觉到。

　　现实与话语成为明显两张皮。

防空洞

以前北京没有大杂院概念，反正我是不记得，那时就算院子再大也有章有法，几十户上百户的院，院套院有独立单元，有考究或不考究的过道、夹道连通，各院都有自己的门。就算没有门也有个门框，往往花草海棠掩映，看上去虽不规则但也不乱。而且上百户大院并不多，多是三五户、七八户、十来户的院子。一般有着严实的院门，有门洞、影壁，讲究一些的院子还有前廊。房顶上通常有两头翘起的屋脊，非常漂亮，鸽子落在屋脊上简直像另一种居民。它们属于天上，又属于屋顶，和人很近，实际就是人养的。屋脊下面是一行一行青灰色的屋瓦，青草不必说了就是冬天荒草也好看。猫在瓦楞间或衔草或捯草或心态很好地在草里看鸽子飞，都是好景象。

　　不，那时院一点也不杂。而且院子通常都是青砖墁地，有简单构图，或几何或圆或阴阳鱼，到了墙根一般由小块青砖铺就。由于日久年深，历经明清、民国，大的方砖多有裂缝、缺角、凹凸，这是拜时间所赐，也不杂，看上去依然整饬。各家也没任意搭建小厨房，只是在门边拢一小圈，刚好放下炉火，谁也没想要盖间房。除了冬天，一年三季家家做饭炒菜都露在院子里，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有一种亘古不变的生气。不像寺庙，或大户人家的院子，无论看上去还是听上去都空寂，缺少生活画面感。如果做油画，炉子、铝壶、拔火罐、煤球、小孩车、绛红色的自行车内胎与黑色外胎都是少不了的，是小院画卷的魂系所在。

　　事实上直到1969年以前，尽管经历过了打砸，元气没伤，院子的根骨都在，格局也在，也就是说原则还在。那时多是门墩毁了容，狮子没了鼻子眼睛，对子换成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再不就是一门的影壁拆了，砸了鱼缸，砖雕花毁了，都还无碍大局。但是后来就不同了，东北的什么乌苏里江、黑龙江主航道上的一个小岛让整个国家变得紧张、脆弱、神经质，电台里充斥着闪电战、突然袭击、原子弹的内容，北京的胡同院子一下好像进入了战时状态。防空演习，对空射出，一声令下，家家窗户上贴上了米字条，据说是防止原子弹爆炸震碎玻璃。飞机扔下的炸弹还好说，原子弹来了也管用？不是说冲击波一冲就什么都毁了？但是贴，让贴就贴，毛主席说贴就贴，毛主席是谁呀，一想到毛主席所有疑问都自行中止。不仅窗户贴米字条，有人把家里的大衣柜镜子墙上的镜子也贴上，一个人站在镜子前好像有许多个人，倒是那时代人们的形象，包括大脑深处的形象。

　　街上的广播车有时甚至钻进小胡同，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夏青先生的那庄严、浑厚、铿锵有力的声音：“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血就往上涌。小院不怕战争，甚至期待战争，随时准备上前线。那时别的都理解，什么备战呀、备荒呀，“不称霸”有点不太理解，干吗不称霸呢？但毛主席说不称霸就不称霸，后来还有什么“缓称王”、有什么韬略吧？好像，反正没错。

　　有一天，突然听说21号在挖防空洞，就跑去看，到那儿一看21号不大的院子已经围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我记得已是晚上，院子上空已拉出了灯，院当中豁开了一大口子，人们裸露着上身挑灯夜战，热火朝天，那肌肉真让人信心满满，相信刀枪不入（只要有这种肌肉中国什么时候搞义和团都没问题，而且真的能抵挡一阵子）。当一锹一锹新鲜的黄土翻上来，当灯光照得黄土辉煌鲜亮，一种血液里的激动也是真实的。古老的。如果再挖出点什么，比如骨头、陶、剑、箭头，那就更让人激动，仿佛真的回到古代。

　　也不是没有理性，上面也有一些理性规定：比如多大的院才能挖洞，院太小了就不能挖。我们院就太小了，宽长都不过二十米，不适合挖洞，也从没被列入挖洞规划。那时也有规划，比如规划在哪儿挖洞，洞与洞如何相连，要是死洞不能相连就没有意义，不能转移有什么意义？这是明摆着的，可是小徒子不管这套，小徒子一定是在大衣柜前站久，有一天便突然撬开了他家屋门口的青砖，打响了我们院挖防空洞的第一枪。小徒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十五六岁，正是某种季节。开始谁也没太在意，觉得是瞎闹，挖半天也不过是像耗子盗洞一样。谁也没想到十五六岁的小徒子挖着挖着就还真的挖开了，慢慢的五六块方块被他撬开，竟然盗了一个洞，洞土在旁边都堆成了一座小山。院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围过来看，又兴奋又紧张地看着小徒子挖，就有的开始帮着挖，运土，钻到里面，其中就有我。

　　大人觉得事儿要闹大，开始干预、制止小徒子。那时干预最厉害的是院里一个有点儿地位的人，叫张占楼。我们院多是河间人，张占楼不是河间人是衡水人，这就和院里人隔了一层。另外张占楼是五级木匠，脸白，有点文化，手上又有力道。这两点让张占楼对小徒子的行为非常不客气，几乎和小徒子动起手。但那个年代一方面盛行革命文化，一方面盛行流氓文化，两种文化在当时并行不悖，事实上相得益彰，小徒子不仅在我们院我们胡同就是在我们整个那一片打架都有名，传说有人命，主要是手特黑，深通民间宝典“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一旋儿横两旋儿柠三旋儿打架不要命”（堪称流氓文化精髓，与义和团精神相通）。五级木匠虽臂肌发达，有成套的锐器，像刀、斧、凿、锯，但都是对付木头的，从没对准人。小徒子对准人，一手板砖，一手插子，一种三梭刮刀。张占楼既不是革命文化，也不是浪氓文化，是鲁班文化，面对眼前的插子，不说话了。

　　小徒子率领我们这些群氓，把洞挖到一人多深时，开始横向盗洞，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变化，就是说可以藏人了，我们真是激动得不得了。待掏到差不多已可以装下两三个人，感觉就像电影地道战。小徒子点上小小蜡烛，灯火越小我们越觉得安全。要是小徒子拿本书，就像高传宝。我们真的希望他是高传宝，喊“各小组注意”，但小徒子非但从不拿书，还说这洞只是他为自己挖的，别人管不着想，苏修打进来他可以藏到里面，原子弹来了也不怕。小徒子的话让我们听了极其恐惧，我们都不同意就挖这么深，只装他一个人，希望继续挖。小徒子其实就让我们恳求他，这样他的流氓性才能得到满足。他也就说说而已，当然还要继续挖。

　　洞子越挖越深、越掏越远，已可以藏下四五个孩子，点着蜡或土制小手电——就是用两节电池连上一个小灯泡那种，大家挤在一起，盼着原子扔下来。塌方的危险会随时发生，大人们怕埋了孩子，没办法，只好报请街革委会，申请挖防空洞。当然，也的确有恐惧原子弹的原因。上面对我们院这种自发的革命行为给予了鼓励，还派来了技术人员。于是我们院像21号那样在一个晚上挑灯夜战，大干起来。男女老少，全民皆兵，一块块数百年的青灰方砖启开，下面的小虫子乱跑，很快院子开了膛，也就两三天工夫院子正中豁开了一个大口子，一道长方形的深坑。不多的几户人家每家的门前都堆上了三合土，即白灰、沙子、黄土，号称三合土。洞顶用了传统工艺发镟法，就是先扣上拱形木镟，然后在木镟上覆上三合土、砖，砌好后把木镟拿掉。这事儿我记得是多么清楚，主要觉得太神奇了。圆圆的洞顶，据说上面越压下面越结实，什么炸弹也炸不透。

　　一声不吭的张占楼一开始就没参与，一直也没参与，本来木镟应该是他做，但是他拒绝。他有点特殊文化，就是木匠文化，我们谁也没意识到防空洞破坏了什么，他看到了。为了砌砖，院子里的老影壁墙拆了，过梁拆了，两头翘起欲飞的房脊拆掉了，拆出的砖都投入到了地下。那阵子我们拆得倒真是快乐，快乐得如毁坏自己的玩具。必须承认毁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文明的功用之一便是抑制这种天性，但我们有时好像正相反，总是毁坏自己的天性。此外，以张占楼对墓葬的兴趣（他是我们院那时唯一去过定陵的人，他讲起来我们难以置信），挖这样一个宽不过两米长不过十几米的死胡同，一颗炸弹下来，无异全院人的陵墓。许多年后回忆起张占楼那阴沉发白的脸，我觉得即使那时他没想到陵墓，他的脸上也那么写着。

　　防空洞落成，如同陵墓落成一样令人欢欣。按理应把拆下的方砖原样铺上，恢复小院地面原状，但一来一全部方砖进入地下成为防空洞的镟顶的一部分，二来两头有高出地面的洞口，不可能再完全铺上，即使铺上两洞口挨得太近也没什么意义。这样一来小院中间就是一条抹不去的伤痕，与边上没拆掉的百年老砖比越发触目惊心，小院怪异并面目全非。规整事实上隐含着不言而喻的规矩，打破规矩意味着制约人的秩序不再存在，于是家家开始挤占空间，建小厨房，圈地，储物，似乎反正院子毁了那就进一步地毁吧。有人不但占了公共空间还挤占了邻居的空间，邻里积怨、争吵，大打出手。相互怨恨、厌恶、满脸戾气。院里除了生存，活着，争斗——如同争食，一切根基性的心灵秩序都消失了，正如那些百年老砖之消失。北京胡同与院子的破败、杂乱应该就是从挖防空洞后开始的，以至后来无论大院小院都贫民窟化，大杂院概念开始流行，仿佛天经地义，自然而然。当然不仅是防空洞的原因，但防空洞是导火索，到后来我们院连两辆自行车对面都过不去，1969年之前小院古色如画的样子已无从回忆。

　　的确，大杂院不宜居，非人。低矮混乱中人的心态阴沉、破碎、易怒、有许多精神乱码，看上去该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现代化高楼小区兴起，让仍生活在破碎大杂院里的人难以抬头。现在，或从进入新世纪以来，问题已比较彻底地解决，就是破字当头，拆，加速地拆，摧枯拉朽地拆。政府、开发商、杂院居民形成了历史共同体，用的是永恒的办法：推土机。很显然在开发商看来，推土机是蒸汽机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推土机毫无疑问是现代图腾，人对推土机的崇拜绝对超过人类早年对鸟或龙的崇拜。推土机直接把胡同推了，院子推了，枣树、梨树、柿子树推了。连片的胡同院子变成连片的高楼、小区、家乐福、CBD、银行、加油站、证券交易大厅、肯德基、麦当劳。是，生存问题解决了，生活也方便了，但北京消失了。

　　这就是代价吗？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今的北京，是一个全然陌生的没有记忆的北京，如同一个脱胎换骨的人。甚至也换了脑子，因为没有记忆，一个强健而没有记忆的人是超人。超人可怕。但人除了生存还有许多别的，有时还想回头看看自己，但是再看不到你的过去，消失得真快，倏忽间就没了。老北京到哪儿去了？往往甚至就埋在自己的脚下，等于把自己的童年青年都埋了。说到底，人是不愿自己比自己的城市老的。北京这么年轻，自己这么老，好像倒过来。（待续）

　　责任编辑：夏烁

　　另一个景象：我们守着窗，不是我一个人，是一帮孩子堵在我们家，你挤我，我挤你。雹子下来时，一会儿你冲出去，一会儿我冲出去，我们在捡雹子。我们家没人，有什么事儿院里的孩子都跑到我们家，我们家有时像一个公共场所。偶尔我想控制一下都不行，而更多时我求之不得。那时北京经常下雹子，一般都黄豆大小，最大也不过卫生球大，下雹子一点儿也不怕，往往大家还捡回雹子来比，看谁的大。冲出去的都是男孩，女孩一般都是看，品评，对小的不屑一顾，对大的发出尖叫。被轻视的孩子憋足了一口气，眼睁得大大的，身体像猫一样弓着，发现大雹子一下把自己弹射出去。有时几只猫一块弹出去，发生哄抢。孩子，动物，有时候是多么接近，特别在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哪怕地上豁了一条大口子，下面有防空洞，在雨中一切还是一个整体。也有女孩去捡，那就是疯丫头了，有的疯丫头疯起来比男孩还疯，多数男孩子很多时候还要被疯丫头欺负。雹子是一大乐趣，每次下大雨都盼雹子，如果一场雨没有雹子我们这些守着门口的孩子会很失望。我们甚至都有了一定的经验，比如什么样的雨会下雹子，什么样的雨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