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菲

　　摘要：1998年，中国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三姐妹》和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糅合为一部《三姐妹·等待戈多》，用现代的手法演绎经典名剧，从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舞台风格。然而，现实主义戏剧《三姐妹》与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两部剧的叠加，在这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背后，暗含着在两部戏剧中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即“等待”的主题。本文将分别对两部剧作中的“等待”的主题进行分析，加以对比，进一步探寻“等待”主题的更深层的涵义。

　　关键词：契诃夫；三姐妹；贝克特；等待戈多；等待

　　在戏剧史上，传统的戏剧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会将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放在第一位。以传统的戏剧观看来，情节必然是第一位的，而人物的性格则可忽略不计，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戏剧可以没有人物性格，而不能没有外部情节或外部冲突。这样一种观念在戏剧史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契诃夫与贝克特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戏剧做出了革新。两部剧作都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模式，缺少激烈的外部情节与冲突，而贝克特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契诃夫与贝克特是希望通过弱化外部情节与冲突的方式，凸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1901年，俄國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的四幕正剧《三姐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约半个世纪后，爱尔兰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问世。两部作品不仅在时间、空间上相距甚远，而且分别属于不同文学流派的两位作家。相差如此迥异的两部剧作却被中国话剧导演林兆华合二为一搬上了舞台。显然，《三姐妹》与《等待戈多》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两部剧的叠加，在这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背后，暗含着两部戏剧中某种内在的相似性。用导演林兆华自己的话说，这种相似性就是“等待”。下面我们将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等待”这一主题的内涵。

　　一、古典的“等待”与现代的“等待”

　　契诃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打破了传统的戏剧理念和模式，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尝试——他在戏剧中舍弃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舍弃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呈现出来的只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契诃夫的眼中，行为本身并非他要描写的对象，行为只是一种手段，揭示行为背后人物的心理过程才是他要描写的对象。他试图在戏剧作品中表现的正是戏剧中最难于表现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类存在的意义和悲剧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外部表现。因此，契诃夫在剧中弱化了戏剧的矛盾冲突，淡化了外部情节——在他的剧中，情节已演化为人们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他认为，生活中的纷繁琐事与人物内心世界之间的联系才更加密切。正如苏联著名学者Г.А.别亚留依所说：“契诃夫剧作的长处，乃是他注意了平凡无奇的生活，创造了描绘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能够从最平凡的现象中揭示生活的本质。”[1]（275）那些在传统戏剧观念中极具戏剧效果的事件被契诃夫移到幕后作了冷处理，减弱了矛盾冲突，从而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地体现。

　　在其晚期的戏剧作品《三姐妹》中，三姐妹在11年前跟随当军官的父亲来到了外省小城，小城里的生活平淡无奇，父亲去世后，三姐妹更是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而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充满儿时回忆的莫斯科则成了她们每个人的期待与梦想，她们为此而等待着。这里不存在尖锐的外部冲突，存在的只是三姐妹日复一日地等待以及在无聊的等待中与旁人喝茶、闲聊等纷繁琐碎的生活小事。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三姐妹在枯燥无聊的生活中等待着某一天可以实现“去莫斯科”的梦想。剧中隐含的且极有可能演变为尖锐冲突的事件有：索列尼与屠森巴赫男爵的决斗，三姐妹和她们嫂子娜达莎之间的冲突——娜达莎处心积虑地把三姐妹从家中挤走，玛莎与丈夫库利根的婚姻危机等。然而，契诃夫对这些隐含的矛盾冲突都做了弱化处理。因此，我们在剧中没有看到索列尼与屠森巴赫男爵之间的决斗，我们只看到了性格古怪的索列尼经常打断他人的谈话，说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甚至开玩笑说某一天会亲自在决斗中打死男爵，这些反映出他无比焦虑的内心；我们也没有看到三姐妹对嫂子娜达莎的反抗，她们只知一味地妥协，最终以娜达莎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些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三姐妹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正如二姐玛莎所说：“我觉得人应当或者有信念，或者去寻求一个信念，不然他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空虚的……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不然，一切就成了一场空，就都是荒谬的了。”[2]（283）尽管最后“去莫斯科”的梦想破灭了，但三姐妹依然心怀信仰，坚信美好未来，我们称之为“古典的等待”，即在庸俗生活的压抑中，相信存在着某种终极价值，等待着美好未来的到来。

　　贝克特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同契诃夫一样，醉心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他在作品中不断追问人的存在本质，残酷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贝克特的所有戏剧作品往往缺少尖锐的外部情节与冲突，震撼人心的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贝克特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在《等待戈多》这样一部两幕剧中，他试图展现出两个流浪汉碌碌无为的等待。第一幕中，戈戈和狄狄两个流浪汉从清晨一直等到黄昏，他们通过脱靴子、戴帽子、上吊、吃胡萝卜等无聊行为来打发时间；第二幕中，戈戈和狄狄几乎将第一幕中的动作行为重复了一遍。丝毫不含任何外部情节的戏重复上演了两遍，贝克特则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戏剧中“等待”的主题——等待没有起点，更没有终点，其唯一的特点就是重复，等待是一种习惯性地重复。

　　等待的主体是两个流浪汉，作者用他们来喻指现代人。等待的对象模糊不清，让人们不禁质问：戈多到底是谁？当作者被问到戈多到底代表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但事实上，戈多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两个流浪汉内心的某种渴求、希望，也象征着某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在剧中戈戈和狄狄对等待对象的无知，正说明了“人有所求，有所向往，但又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人期待能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但又不清楚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对戈多日复一日的“等待”，本质上体现了现代人存在于世的荒诞感、苦闷和迷茫。

　　这种等待是“现代的”，表现了现代人的一种处境和生存状态，是丧失了终极价值信念之后的苦闷与彷徨。《等待戈多》创作于二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如灾难般给现代人带来了信仰危机、道德沦丧，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丧失了信仰，人们就成为了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汉。

　　二、诗意的“等待”与荒诞的“等待”

　　中国最早研究契诃夫的学者童道明如是说：“契诃夫剧中人物的痛苦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3]（48）《三姐妹》一开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中午。出着太阳，户外天气宜人。餐厅里，桌上已经准备好开饭的餐具。奥尔加穿着蓝色的女子中学教员制服，走来走去地在改着学生们的练习簿，有时候站住一下。玛莎穿着黑衣服，帽子放在膝盖上，坐在那里读者一本书；伊里娜穿着白衣服，站着，在沉思。”[2]（246）

　　整个舞台的氛围给人的感觉就是诗意的、忧郁的。三姐妹不同颜色的衣服也暗示了她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命运。奥尔加说：“我今天早晨醒了的时候，一看见了一片阳光，一看见了春意，愉快的心情就激荡起来了。我当时多么热切地想回到故乡去啊！”[2]（247）玛莎则念到：“海岸上，生长着一颗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亮铮铮……”[2]（252）并且这句诗在剧中多次出现。诗意的语言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三姐妹对枯燥生活的无可奈何，对莫斯科美好生活的向往，莫斯科就像玛莎眼中在海湾那边的绿橡树，遥远而不可及。她们居住在远离莫斯科的小城里，小城里的生活平淡得出奇。城里的居民既粗俗又愚昧。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三姐妹则显得格格不入，她们通晓三门语言，可是在这里，懂得三门语言却显得那么不必要，像是一种奢侈。“这正和手上长了一个六指一样没有用处，是一个累赘。”[2]（261） 作为知识分子的三姐妹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显得那么异化，好像是有怪癖的人一样。安德烈道出了她们的苦闷：“在莫斯科，你即使是坐在一家大饭店的大厅里，那里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你，你也并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陌生人可是在这里呢，正相反，你谁都认识，谁也都认识你，你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陌生又陌生的人……陌生而又孤独啊。”[2]（275）在这个生活了11年的小城里，她们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在周遭尽是庸俗不堪的小市民的氛围中，她们依然保持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气质，没有被同化。

　　外省小城苦闷无聊的生活使她们热烈地想念着故乡，想念着莫斯科。“到莫斯科去！ ”成为她们魂牵梦绕的梦想。对她们来说，这不单单是一次地理上的迁移，更是返回“心灵的故乡”；在这片心灵的净土上有她们对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幸福回忆。

　　在诗意的等待中，她们幻想着未来的生活，哥哥安德烈会成为一名学者；已经结婚的玛莎可以每年在莫斯科住上一个夏天；伊里娜会在莫斯科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称心的工作。可事实上，安德烈娶了庸俗的娜达莎，还当上了地方自治局的委员；玛莎对来自莫斯科的韦尔希宁产生了好感，但他却要随部队开拔离开这里；伊里娜也有了新工作，在电报局上班。就这样，她们回到莫斯科的希望变得渺茫了。整部剧的基调是忧郁而优美的，但契诃夫在结尾处仍旧展现了一丝丝温暖，三姐妹依偎在一起，伴随着军乐声，目送着开拔的军队，发出了心底最真诚的呐喊：“我们要活下去！”[2]（337）

　　《等待戈多》的舞台布景十分单调，即“乡间的一条路。一棵树。黄昏。”这无疑反映了二战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的萧条状态。时间在剧中也已模糊了它的存在，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甚至不确定昨日是否来过此地，不记得昨日两人干了些什么。剧中的语言丧失了沟通的功能与意义，戈戈和狄狄两个流浪汉进行着毫无意义与逻辑的对话，甚至常常是自说自话。他们已经达到了无法沟通与交流的地步。在等待的过程中，为了消磨时间，他们进行着各种无意义的动作。这体现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深深的隔膜，人们之间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与日俱增。贝克特在他的荒诞派戏剧中用碎片化的语言、无意义的动作和模糊的时间将现代人存在的荒诞感表现了出来。

　　“等待”在剧中体现了一种无意义，或者说等待本身就是戈戈和狄狄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的意义所在。这是一种荒诞的“等待”，等待的对象不重要，重要的是等待本身就已成为目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被抛入一个陌生的、不确定的时空中。他们将自我封闭起来，内心的苦闷不与任何人诉说，这样一来反而使自己更加苦闷。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已丧失意义的世界里，空间、时间、语言和他们的行为都毫无意义。每天晚上小男孩都会跑来告诉他们：“戈多先生要我告诉你们，他今天晚上不来啦，可是明天晚上准来。”[4]（53）每天如此反复，在他们等待得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又重新燃起他们内心的希望。等待-失望-希望-等待-失望形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死循环，这便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揭示与讽刺。瞎眼的波卓牵着幸运儿赶路，却没有目的地，不断跌倒，他们脚下的旅程正是对人类荒诞的生存境遇的影射。他们的那些重复且无意义的动作，乃是他们迷惘、孤独的内心世界的映射。

　　“戈多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这句话揭示了等待的荒诞与无意义。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在《论荒诞派戏剧》中对《等待戈多》这样阐释：“这部剧作的主题并非戈多，而是等待，是作為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的等待。在我们整个一生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始终在等待什么，戈多则体现了我们的等待之物—它也许是某个事件，一件东西，一个人或是死亡。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等待中纯粹而直接地体验着时光的流逝。当我们处于主动状态时，我们可能忘记时光的流逝，于是我们超越了时间；而当我们纯粹被动地等待时，我们将面对时间流逝本身。”[5]（24）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西方国家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人们早已构筑的信仰和价值观的体系已经崩塌，精神世界空虚，内心极度焦虑，工业化与现代化造成了人的异化，拜金主义和商业化吞噬了正常的人性，城市化加重了人的孤独与疏离感，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畸形、病态的异化图景。《等待戈多》所表现的正是西方世界中的人们在二战后价值体系的崩塌、信仰的丧失以及对自身存在的无助、迷惘和荒诞。

　　三、结语

　　“因为‘等待，俄罗斯的‘三姐妹和巴黎的‘流浪汉在此刻的北京相遇。”林兆华在1998年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时这样说。

　　“等待”这一西方戏剧作品中的主题，不仅统摄了契诃夫的《三姐妹》，也统摄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然而，两者的“等待”却各不相同，他们分别阐释了“等待”主题的两种不同的内涵。契诃夫的《三姐妹》表现的是古典的、诗意的“等待”，即不论生活如何庸俗不堪，始终坚信终极价值的存在，并对幸福、美好的未来生活充满希望；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则代表了现代的、荒诞的“等待”，即现代人不再坚信终极价值的存在，并在丧失了终极价值之后产生的苦闷与迷惘。

　　两部作品虽说都弱化了戏剧的外部情节与冲突，但不同的内涵又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三姐妹》更多的凸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营造出抒情的氛围；而《等待戈多》则更多的使用了碎片化的语言、无意义的动作和模糊的时间、形象等。

　　此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造成了不同的内涵。古典的、诗意的“等待”是由于处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中的俄国使得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指日可待的美好未来；现代的、荒诞的“等待”则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给现代人带来了信仰危机，并因此而产生的无助感、荒诞感和迷惘感。

　　“等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探究西方戏剧作品中“等待”主题的不同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作品，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文学作品观照现实，思索如何在现实生活的“等待”中做出抉择。

　　参考文献：

　　[1]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契诃夫著，焦菊隐译.契诃夫戲剧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3]童道明.契诃夫戏剧的发现[J].中国戏剧，2011（1）.

　　[4]萨缪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等待戈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马丁·艾斯林著，华明译.荒诞派戏剧[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6]童道明译注.阅读契诃夫[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7]童道明.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J].读书，1998（7）.

　　[8]彭涛.从“孤岛上”的《三姐妹》到“洞穴中”的《樱桃园》[J].戏剧，2008（1）.

　　[9]张岩.《等待戈多》：一曲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寓言与悲歌[J].艺术百家，2010（1）.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