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玉霞

　　摘要：尤苔莎与露塞塔是哈代悲剧作品中的两位特殊、且颇具代表性的女性，从出场到退场，她们始终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饱尝孤独之苦。借文本细读可发现，哈代在早中期悲剧创作中主要从出身、性格、爱情、婚姻及社会地位几方面构建女性人物的孤独。

　　关键词：孤独；《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出身；性格；爱情；婚姻；边缘地位

　　哈代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越两个世纪的作家，虽然其小说均于19世纪完成，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的发展”[1]。目前，国内哈代小说现代主题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探究哈代悲剧作品中的自我实现、扭曲异化、悲观绝望等现代主题，如，颜学军的《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哈代悲剧小说》[2]；运用各种新的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如，田野的《中外作家眼中的生态思想——以哈代与沈从文为例》[3]。总体来看，对“孤独”这一现代主题的关注较少。

　　“传统社会中孤独意识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随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兴起，现代社会人的孤独意识被激发，……现代人开始了放弃自由、逃避孤独之旅”[4]，哈代便将这种体验融入悲剧作品中，并使其成为贯穿性主题。在《还乡》与《卡斯特桥市长》中，虽不乏酒馆欢聚、邻里相助、教堂礼拜等集体活动场景的描述，但孤独始终是某位主人公长期或某阶段生存状态的主基调。作为两部作品中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尤苔莎与露塞塔从出场到退场多与孤独为伴，且二人孤独的缘由、表现形式和消解方式有同有异。借此进行对比，可发掘哈代早中期女性悲剧人物两性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孤独状态。

　　一、出身和性格

　　尤苔莎的父亲是军乐队指挥，母亲是舰长之女，他们在她的“教育上花了很多功夫”[5]75，她头脑里装了很多“浪漫主义荒唐念头”[5]123。父母双亡后，她跟随外公德鲁舰长来到埃格敦荒原。虽然“不喜欢这一变化，感觉像是被放逐一样，但她又不得不住在荒原”[5]75。她“看不到人间生活”[5]75，终日沉浸在对布达茅斯的幻想中。在荒原上她“离群索居”，反而“没有机会去学得不尊贵”，“显得像个女王”[5]76。她“思想比较超前”，“出自本能对社会习俗不服从”[5]78，但“荒原这种环境，……使桀骜不驯的女人忧郁阴沉”[5]78-79。埃格敦荒原上的尤苔莎憧憬浪漫，热衷幻想，自视清高，我行我素。

　　露塞塔的父亲是陆军军官，她一直随军。父母去世后，她四处漂泊。虽然亨察德认为她“受过很好的教育”[6]95，但实际上“她对《圣经》中的箴言妙语了解相当有限”[6]208。她虽“生来优雅”[6]183，但见识举止却不如年轻的伊丽莎白那样老成。继承姑妈遗产后，她添了一种“独立不倚、时髦俊俏的气派”[6]283。与尤苔莎一样，她好发奇想，但因缺乏教育监管，露塞塔行事易轻率粗疏，放任不拘。

　　两相比较，尤苔莎始终以迷雾岗上外公的居所和奥尔德华斯她与克林的小屋为圆心在埃格敦荒原上做圆周运动，对布达茅斯和巴黎的向往始终摆脱不了这一运动的向心力；而露塞塔则多以个人意愿为指向做曲线跳跃运动，从泽西到巴斯，又到卡斯特桥，还期盼着搬到伦敦。不同的运动方式彰显出不同的性格。对尤苔莎的描写中多见“克制自己”[5]66、“带着一种庄严的微笑说”[5]68、“深沉地低语”[5]95、“傲气十足地说”[5]105、“平静地说”[5]143、“带着权威的口气说”[5]151，即使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克林，她仍然能“显示出一种强压着不露声色的样子”[5]211；对露塞塔的描写中常见多是“坦率地问道”[6]167、“激动地迎上前去”[6]191、“赶快改口说”[6]195、“高兴地叫道”[6]198、“她着急地说”[6]200、“十分激动地大声说”[6]242。对比可见，前者的用词更具分量感，突出了人物的定力、沉稳、从容，所以，卡尔·韦伯曾说：“在哈代塑造的形象画廊里，她是一个富有力量的女性形象”[7]；而后者的用词显得轻飘，衬托出她的轻佻、浮躁，因此，“虽然她好像对每个见到她的男性都能立即产生吸引作用，……但诱人的外表下并没有什么内涵”[8]108。相似的身世使她们步入孤独的阴影，但性格差异又注定她们必将经历不同的历程。

　　二、爱情与婚姻

　　（一）爱情

　　对爱的渴望是孤独的绝好体现，爱情也是治愈懵懂期孤独的良方妙药，而“爱情是哈代所有小说的主题，也是这些作品中的主要力量”[9]36。

　　搬到埃格敦荒原是尤苔莎孤独的开始。“‘当初在布达茅斯時，我（笔者按：指尤苔莎）是很开心的”[5]68-9。她常反复祷告，“‘啊，把我的心从这可怕的昏暗和孤独中解脱出来吧：把伟大的爱情从什么地方送来吧，否则，我就要死了”[5]77。“……对她来说，爱情是驱散生活中揪人的孤独的琼浆玉液”[5]76。为此，她不惜放下身段，借韦狄打发时光。父母相继去世是露塞塔孤独的开端。“‘……她和我（笔者按：指亨察德）一样孤独”[6]95；外加同情，露塞塔主动照顾起卧病在床的亨察德，并心生爱意。尤苔莎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人”[5]79，才接受了“敢于仰慕”她的韦狄[5]94，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来临”，她就“把韦狄撤换”[5]79。露塞塔则是由于“曾经十分仰慕”亨察德，才“陷进一种暧昧不明的境地”[6]211-2。出于空虚衍生的孤独，尤苔莎接受了地位不如她的韦狄，而露塞塔则献身地位高于她的亨察德。

　　之后，二人分别陷入了三角恋关系：尤苔莎先同韦狄关系暧昧，但后又倾心克林；露塞塔先同亨察德建立亲密关系，后又投身法夫瑞。她们的见异思迁是出于自身价值被看轻的报复行为。韦狄与亨察德面对婚姻抉择时虽曾迟疑，但终究还是放弃了尤苔莎和露塞塔。尤苔莎在信中写到，“我经过一番思考，决定我们永远不要再交往了。……如果你（笔者按：指韦狄）还记得当初你是怎样离开我去找托玛沁的情景，你是不能责备的”[5]174。露塞塔曾提到，“你（笔者按：指亨察德）写信告诉我，你老婆回来了，而我的结局就是给打发掉。在那段愁闷的日子，我受够了苦”[6]217。表面看来，此番经历仅仅宣告了她们初次搭建个人情感关系的失败，但对初次涉水爱情的孤独少女而言却是自我价值及社会认同感的双重失败，不啻为一次重创。所以，复仇机会到来时，她们毫不迟疑地冷酷回击。

　　（二）婚姻

　　经历过感情挫折后，尤苔莎与露塞塔均能以更现实的态度看待自身处境，以更强烈的渴望和更敏感的直觉选定婚姻对象，克林和法夫瑞让她们看到了摆脱孤独的希望。

　　尤苔莎“……并不想要低档次的结合”[5]79，克林的出现促成了韦狄的出局。

　　“她（笔者按：指尤苔莎）和克林·约布赖特倒是很好的一对……！他们俩心都细腻，这是肯定的，都有知识，总是想着清高的信条——如果老天有意要造一对，那就没有比这一对更好的了。克林家跟她家门户相当”[5]123。

　　荒原人眼中的门当户对正合尤苔莎的设想。此外，与“喜怒无常”的韦狄相比[5]95，克林对尤苔莎的爱从不保留，“‘我真地爱你——爱得超过一切，爱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5]222；即使当他深爱的母亲说出对尤苔莎的偏见时，他仍能维护她，“我不要听这种话。你这样下去，会使我用一种我们两人都会后悔的方式来反驳你”[5]218。克林的爱让尤苔莎感受到了真诚和尊重。而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她期望她的巴黎归客终有一天会带她离开荒原前往巴黎，“‘我敢肯定，你绝不会坚持你的教书计划的；到那时，一切对我都会没问题了”[5]225。

　　在与亨察德的关系中，露塞塔始终是仰视、哀求、渴望的姿态，却很少得到温暖回应。亨察德离开后，疏远了露塞塔，但她却“没有忘怀，一封又一封地写信”[6]95，“谴责他遗弃她，再三催促要求他就此作出考虑”[6]223；正因如此，到后来，亨察德才觉得“欠了她些东西”[6]95，当苏珊出现后，他只想到 “送给她（笔者按：指露塞塔）相当大一笔钱——只是作为一点补偿”[6]96；苏珊死后，亨察德并未主动提出与露塞塔结婚，她“一直等着他，一等到第一次有了得体的时机”[6]223，便以一笔可观财产继承人的身份前往卡斯特桥，“竭诚努力，请你（笔者按：指亨察德）履行你对我的诺言，以此来驱散由于我的轻率疏忽而落在我名誉上的阴影”[6]180；此外，亨察德“在自己的梦想中，又一向都是把她几乎当作自己的财产看待的”[6]215，在初到高台大厦拜访露塞塔时，他“直眉瞪眼低盯着她看”[6]215，意识到遭遇冷淡后，“他顿时表示恼怒”[6]217。而法夫瑞在露塞塔面前则“多少有些诚惶诚恐”[6]214，持一种“谦和有礼的态度”[6]201，而他那句“你是一个——正在走红的女人；我可是个还在整天苦干的糧草商”[6]198，更是直接从语言上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提升了露塞塔的地位，赋予了她在男女关系中平视甚至俯视的视角，放大了她曾经微弱绵长的声音。与亨察德相比，法夫瑞的倾听者姿态和积极回应无疑让露塞塔的话语权失而复得，孤独自然销声匿迹，读者也就不难理解“露塞塔对法夫瑞突然而又热烈的爱意”[10]。

　　但看似美好的婚姻中却仍隐藏着孤独。

　　尤苔莎的心计和克林的家长式作风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在巴黎问题和婚姻问题上，克林始终坦诚相告，但尤苔莎一直精心谋划。“尤苔莎很少谋划，但当她真地谋划时，她的计划显示出一种将帅的全盘战略，而不是妇道人家的微小计谋”[5]79。为结识克林，她先后精心策划了女扮男装参加假面具演出、促成并见证韦狄和托玛沁的婚礼、上教堂（但不幸被扎伤）、吊桶落井等活动。此外，“尤苔莎一直梦想着，跟克林结婚后，她会有力量说服他回到巴黎去。……尤苔莎对成功的概率计算得非常高，在她外公面前称，将来他们的家十有八九是在巴黎而不是布达茅斯。她的种种希望都捆绑在这一梦想中”[5]270。但克林那句“有一些事是不容讨论的”彻底击碎了她的愿望[5]277。克林不回巴黎的决心和他因患眼疾而从事的砍荆棘工作，深深伤害了尤苔莎强烈的自我存在感和她迫切期待的认同感，也剥夺了她的话语权。慢慢地，她的“态度变冷淡了”，“眼睛中流露出一幅孤苦伶仃的神色”[5]287。

　　露塞塔与法夫瑞各瞒隐情、互不倾诉，自始就给他们的婚姻埋下隐患。露塞塔担心她在泽西的经历被宣扬出去，所以“心里明白，如果我（笔者按：指露塞塔）不马上抓住唐纳德，我就会失掉他”[6]260，而法夫瑞也未提及他与伊丽莎白的关系，看着“她（笔者按：指露塞塔）那样毫不知情，反而使他更喜欢她”[6]263。此外，法夫瑞的关注焦点并未因结婚而转移，生意仍然是他的重心。完婚后，为了“一些重要的主顾”，“他雇了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先把他那位只做了两天新娘的妻子送回来，……然后他就到方圆几英里的范围去查看那些小麦垛和大麦垛”[6]262；而当露塞塔因担心往事被揭穿，建议搬离卡斯特桥前往伦敦时，“法夫瑞似乎是打算认真讨论这件迁居的事”[6]300，但当得知自己可以担任市长一职时，他回应，“‘那不过是个美好的设想罢了”。至此，法夫瑞对权利的贪婪和对感情的虚伪昭然若揭。“从这天晚上以后，露塞塔非常忐忑不安”[6]301，陷入了真正的感情孤独。

　　尤苔莎的性格和所处环境将她塑造成为一名单枪匹马奋力抗争的勇士。虽然“她性格中的虚荣和嫉妒占据和主导了小说前半部的发展”，但“自始至终，唯一真正对抗荒原的只有尤苔莎”[11]。尽管朱迪斯·米切认为，哈代在小说中对尤苔莎的呈现侧重体现出女性的被动和外表[12]，但因出于自身强烈的内在渴望要摆脱荒原，她的行为鲜有被动痕迹。面对他人对她与韦狄的议论，她猛烈回击，“并不是因为她天生不知羞耻，而是因为她远离社会，感觉不到舆论的影响”[5]107。婆婆死亡、丈夫怨恨、婚姻破裂和理想破碎的合力曾几近将她打垮，使她有过自杀的想法，但最终她决定抗争到底，逃离荒原。倘若她在临行前看到了克林的信，她出走的决心可能仍不会改变，因为留下意味着“她得作为一个痛苦的可怜虫活下去，与世隔绝，格格不入”[5]398，而且“在19世纪末以前，如果妻子不回丈夫的家，会被收监，丈夫也可以自行监禁妻子”[13]；但即便如此，她的孤独感很可能会因丈夫的宽容与理解减轻大半。怎奈至死她的灵魂都停留在“孤独凄凉的深渊”[5]398。

　　而露塞塔的言行却多出于被动。为免遭舆论攻击，她远行改姓，处处躲避；为摆脱亨察德的纠缠，她委身法夫瑞；本以为婚姻即是港湾，却仍没逃过诘奸会的戏弄。但与经济窘迫的尤苔莎不同，露塞塔从继承的财产中获得了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病危时，她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机会，“把一切事情都向他[法夫瑞]坦白吐露了”[6]372，法夫瑞的陪伴使她“得到很大安慰”[6]358。露塞塔在临终前彻底放下了导致孤独的沉重包袱。试想如果尤苔莎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她可能早已逃离，但逃离后的尤苔莎可能还是会因为曾经的过错而被戴上道德评判的枷锁，动弹不得。露塞塔更像是逃离埃格敦荒原后的尤苔莎，是作者为满足读者期待而进行的某种续写，只是最终结果仍令人扼腕痛惜。

　　三、边缘地位

　　此外，尤苔莎与露塞塔在各自所处环境中皆有相同的“被边缘化”经历。

　　埃格敦荒原在开篇第一章就被赋予了监狱的特色，“监狱的外观因为被赋予某种特性而会常常显得比是它两倍的宫殿的外观还要庄严，现在的荒原也因被赋予这种特性而带有一种壮美”[5]4。而身处其中的尤苔莎无非是一名囚徒。她先后在迷雾岗的外公家和奥尔德华斯的小屋居住。前者离村里仅有的“其它两个农舍都很远，山坡上散落的孤单房屋中，这间算是最孤零零不过的了”[5]81；而后者“离村庄有五英里的路。房子不大，与世隔绝”[5]237。前者的生活“‘太孤寂了，”但老舰长认为“‘越是孤寂越好。如果我住在城里，那我的全部时间都要用来照看你了”[5]167；在奥尔德华斯，她和克林过着“一种绝对与世隔绝的生活”[5]235，处于“绝对孤独状态”[5]269。老舰长与克林仅考虑了自身的需要，却忽视了尤苔莎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断然从空间上把尤苔莎置于边缘者地位，而这种空间隔离无疑直接导致了她的社会孤立状态。

　　露塞塔居住的高台大厦也颇有象征意味。在同类住宅中，“只有这一座离市中心这么近”[6]170。这样的位置无疑显示了露塞塔融入社会、被社会认同的渴望。但大厦拱心石上的人面像，“嘴唇和下巴都被砸掉了，好像生病烂掉了似的”[6]172，恰是“眾口铄金，积毁销骨”的生动展示，露塞塔有口难言的痛苦暴露无疑。她看着熙熙攘攘的市场，“只不过是像看一幅画那样”[6]194，看画者和画中人之间永远存在无法消除的距离，而两者之间关系的建立仅是看画者的单向度的主观投射，画中人不会做出任何回应。露塞塔身处人群，如在孤岛。

　　在埃格敦荒原上，尤苔莎多在夜间才出门，她的首次出场、与韦狄的约会、与克林的初次相见及刻意重逢、最终的逃离等均是在夜幕中进行。“夜”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对尤苔莎而言，“夜”是护身盾牌，她只有在夜晚才是自由的，才可以宣泄和表达苦闷、渴望和爱，正如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所言，“在僻静的地方上，对于不出声的步行人，夜色不是一种危险，反是一种保护”[14]。此外，为与克林相识，她女扮男装头戴面具参加晚会。面具是她隐藏自我、保护自我的必要手段，是她进入到荒原人室内集体活动的通行证，只有以此为掩护她才能混迹其中。她必须抹掉自己的身份印记才能被他们接受，否则可能会有不止一个把她当作巫女的苏珊·南萨奇站起来把她刺伤。

　　与尤苔莎相似，露塞塔在卡斯特桥初次露面时是黑纱遮面，留给伊丽莎白的只是一个背影。她在高台大厦内居住多日，人们仍不知她姓甚名谁，对女伴伊丽莎白她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世。黑纱、豪宅和语言隐瞒同面具一样，是自我隔离和自我保护的武器。但与尤苔莎的桀骜不驯相比，她表达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虽已远离泽西，没有谁会给她扣上“堕落不洁”的罪名，她仍日日担心。躲避是她想到的最好办法，也是她“被边缘化”的直接原因。处于边缘地位的外来者身份使她仓促地把自己嫁给了另一位外来者——法夫瑞，但“她本来能够盯上一个比法夫瑞更高的目标的。可是她没有多加考虑，她害怕早先结交的人种种难听的话”[6]219。两个外来者的结合并未能消除她的异乡人身份，最终，她还是在诘奸会的强压之下，卸下层层防护，于临终前坦白了“罪行”。很快卡斯特桥“又开始日常工作，仿佛从来没有她这个人似的”[6]372。

　　四、结语

　　“在哈代小说中，人与人之间不能正常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是造成人间悲剧的原因之一”[15]，而这种困境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孤独。“从《远离尘嚣》的波特伍德和范妮开始，哈代在后期作品中越来越强调孤独”[16]。孤独的心境造就了哈代笔下众多的悲剧人物。

　　与其他人物不同，露塞塔这一角色的必要性曾遭到质疑，“露塞塔的故事与小说其它部分并不兼容，这是该作品的一大缺陷”[8]108。但试想，如果没有露塞塔，亨察德和法夫瑞的情感世界、伊丽莎白的性格书写、米克森巷的底层反抗都缺少了一个有力的表达出口。此外，经对比不难看出，在对尤苔莎与露塞塔的孤独刻画中，哈代尝试了不同的塑造手法，一主一次、一强一弱、一攻一守，而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后期在苔丝和淑的身上得以融合，最终悲剧经典得以成就。

　　劳伦斯认为，哈代小说的一个常见主题是——“对激情、独特、任性之人而言，传统习俗的保护恰是壁垒森严的监狱，他们要逃离，但由于自身无力承受隔绝孤立之苦与揭丑诟骂之痛，或由于共同体的直接报复，亦或二者兼而有之，最终他们会死去”[17]。这恰是对尤苔莎和露塞塔的人生总结。身世性格、社会环境、特殊情感经历使她们陷入无法逃脱的牢笼，其中的孤独凄苦却仅有她们最不该亲近的人知晓，对其他的人，不管亲疏远近，她们却无法言说。在社会这个威力巨大的消声器中，她们始终是失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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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