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城乡土小说的内容涉及长城保护与开发、长城周边乡村的发展、城乡价值观念的冲突等，周大新《湖光山色》、杨遥《王白的长城》、梅里《佛耳山歌》等作品明确地对现代性大背景下长城及周边农村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及对策。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该类小说加以分析，第一是小说展示出来的古长城残破现状以及周边乡村发展的现代性困境，第二是剖析长城作为新的思想启蒙载体的价值，第三是对长城乡土小说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以期深入探討并明确该类小说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长城乡土小说；现代性；启蒙；发展前景
长城小说即内容与长城、长城关塞及长城故事、传说紧密相关或以长城为主要背景的小说作品。笔者于2012年提出该概念，并对长城小说作了分类。在梳理作品过程中特别观照到了其中最具“当下感”的一类，我将其称作“长城乡土小说”。一般来说，乡土小说取材自农村，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长城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同时又是乡土小说，这类小说展示了乡村古长城的现状、保护与开发，更书写了乡土人生与人性变迁，例如周大新《湖光山色》、杨遥《王白的长城》、王宝忠《长城别》等。秦皇岛作家梅里、马国华近两年先后出版了《佛耳山歌》《大道岭》，两部新作更明确地对长城及周边农村的发展提出了中肯见解。总体看来，这些作品既具备当下乡土小说的精神指向，又融入了带有启蒙意味的民族精神象征体——长城，在当代文学长廊中独具风貌。
一、长城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展示
从起源角度来看，中国的乡土小说正是对应城市工业文明而产生，从五四乡土小说直到新世纪新乡土小说，城乡差异一直是乡土小说执着反映的问题，特别是新世纪以后的乡土作品，作者几乎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大前提下进行内容构建，长城乡土小说亦是如此。在现代文明的碾压下，乡村文明日渐式微，古老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连承载着历史的古长城也愈加残破不堪。很多作家均对此有所察觉，周大新、杨遥、梅里……他们在小说中描写了长城周边村镇的现状，用乡土人生折射家园的失却，以残破的长城隐喻精神的消亡。在这种带有批判意味的写作中，作家们普遍关注到了有关长城保护、开发的主题，他们以反思的姿态对长城周边的乡土世界加以现代性审视，而长城则成了这种审视的道德标杆。
（一）矗立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残破城墙
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历史见证者的长城的现状堪忧。近年来的长城考察结果显示，仅就明长城而言，有较好墙体的部分不到20%，有明显可见遗址部分不到30%，墙体和遗址总量不超过2500公里。这些仅剩的古长城也正遭受着较为严重的风剥雨蚀及人为破坏。这些矗立的残破城墙、敌楼、烽火台等遗址让许多作家意识到，长城，特别是乡村古长城，需要发现，需要关注，需要开发，更需要保护。
杨遥的中篇小说《王白的长城》采用对比的方法，一方面写农民王白向往北京的长城，在“非典”流行时固执地来到了威武壮观的北京长城参观；另一方面又写了在他故乡的村外，就有一段破破烂烂的长城，叫猴儿岭长城。同为长城，这段长城在王白看来却很瘦，瘦到像一段“鱼刺”：
那些灰白色的城砖有些地方已经完全变白，过段时间有的地方就会鼓起来，再过些日子，那些鼓起来的地方会慢慢裂开，裂开的地方又慢慢变大，然后一块砖皮就掉下来。掉下去的地方就露出青色的茬子，他觉得这是砖的伤口。
最终村民搬走了，长城真的开发了，可王白却是那样失落，这段古长城成了他永远回不去的回忆。很明显，古长城在该小说中更倾向于充当人性衡量的标杆，可以说是“道具”。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长城还可以作为小说的“主角”——古长城“生在偏僻落后的山区，很快就老了……不像北京的那些长城，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1]50可是这些古长城，同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不过，关于古长城究竟如何开发，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王白，也困扰着更多的学者、专家——长城的价值究竟该怎样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二）残破古长城背后的乡土人性变迁
谈到乡土二字，不能不提及“现代性”。从社会学角度看，作为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与本质而存在。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是“改变”，毫无疑问，对于乡村来说，现代化进程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改变其现有的落后状况。不过“现代”对中国乡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斩断了落后思想禁锢的同时也破坏了乡村本来的淳朴安逸。甚至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就包括“人的精神生活显现出贫乏性，追求缺失、理想塌落。人们丧失心性、真诚、理念、正义”，这将“导致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2]这一点在长城周边的乡村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的狂飙突进，一方面是古老长城的文明固守，长城究竟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凝聚地还是利益至上者的聚宝盆，这个沉重且似乎无解的问题敲响了乡土世界的警钟。古长城在这成了衡量人性的天平，甚至充当了严厉的道德审判者。
王保忠的中篇小说《长城别》中，时尚女模特桑小青和摄影师赵思藐来到边村采风拍长城，住在乡村女教师巧珍夫妇家。故事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展开。摄影师与模特生活富足却放纵情欲、追名逐利，摄影师想要拍片获奖，模特想要一举成名，二人各取所需；巧珍夫妇置身底层却乐天知命，家境贫困却温暖踏实，他们像古长城一样朴实无华。毋庸置疑，现代性让一部分人的精神迷失。女模特在长城上脱光衣服作拥抱状，将照片称作“长城别”，可说到底，他们并不在乎古长城还能存在多久，也不在乎古朴的村庄还剩下几个人，他们需要的只是从长城身上获取现成的利益。
马国华的《大道岭》也涉及了乡村变革、长城开发过程中人性的变迁。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梦境，揭开梦幻的面纱，现实变得耐人寻味——梦中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孟如风变成了现实中獐头鼠目、唯利是图的庄申晨（装深沉），梦中“仙气十足”，在深山中奇迹般击溃顽疾的画家薛莲变成现实中“细眼长脸，一副病态”的燕品（赝品）……巨大的反讽蕴含了深层意义上的启蒙意味。从梦境到现实的变形，昭示了人在物质社会中的异化，真实和幻境的对比显示出作家的批判精神。endprint
二、长城——新的思想启蒙载体
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由利益牵引的长城旅游开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彰显出金钱与权力欲望笼罩下人们的贪婪与愚昧。作家们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势在必行，但精神启蒙同样不能忽视。从这个角度考量，长城作为对现代人新的思想启蒙载体的价值远远大于其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
（一）警醒——欲望的无限扩张
乡村一向是专制滋生的温床。基层政权本来应该是推进农村改革、领导村民建设家园、保障村民个人权益的组织，但由于监督机制的缺位，思想启蒙的缺失，农民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专制的奴役。只有农民进行新的思想启蒙，形成其个体意识、独立人格，才能根除乡村权力专制滋生的土壤。
向着现代化迈进的近些年，古长城慢慢由冷清变得热闹，利益驱使下基层政权变得炙手可热，可随之而来的也有权力的滥用。《湖光山色》中，旷开田、暖暖夫妇曾饱受楚王庄专制者——村主任詹石磴的欺侮。自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代化进程使农民开始摆脱压在身心的奴役，但如果反抗者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形成正确的理欲观、权利观，一旦他们成为新的掌权者，照样会走专制者的老路。鲁迅曾经谈到过，中国社会的底层人也常常互相伤害，“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3]旷开田形象就是个“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随着楚长城遗址慢慢被开发成了旅游区，曾经淳朴的底层被压迫者旷开田摇身一变成了唯利是图的专制者。
一个“利”字，概括了旷开田、薛传薪等人在长城开发过程中人性异化的原因，也展现出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长城本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不过此时作为被开发对象，它不断地撩拨着淳朴村民对金钱物质的欲望，衡量着人性道德的重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再加上监督机制的缺位，直接导致乡村专制的泛滥。作家们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启蒙思想对乡村变革中的人性蜕变进行着理性审视与批判。
（二）大爱——传统道德的回归
长城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标记，对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重塑具有重要作用。在多部长城乡土小说中，古长城已是残垣断壁，但她带来的精神力量永远存在。
梅里的《佛耳山歌》中，霞光中的长城，虽残破但不失雄伟：
“佛耳峪长城，除山海关，原来就数这一带规模最大、建制最全、保存最完整的长城。她山上有围城，山下有瓮城，亮马山上设有独立的大型烽火台。她还穿越了河流，有水下长城，这是山海关都逊色十分的景观……”[4]
这样的长城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是那样博大，也是那样仁慈，引导着迷失方向的现代人向着传统道德回归。
在发展过程中，佛耳峪村曾经遇到诸多问题，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困窘——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他们焦灼而盲目。正如陈锡文所说：“农民失去土地后，他当不成农民了，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也当不成市民，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市民，只能是社会游民，社会流民。”[5]小说中的郭有田就是一个典型。失去土地再加上老婆重病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成为“上访专业户”。以他为首的这么一群“游民”，表面看来穷凶极恶，其实本质上都是“被现代性侵犯，被城市盘剥的对象”。[6]其实，这个尴尬的群体在面对佛耳峪的信仰之根——长城的时候内心充满矛盾。他们甚至登上长城忏悔，上山拜佛（白玉佛）赎罪……幸而在新政策的引导下，佛耳峪重新走上发展之路。古长城的修葺、长城旅游文化公司的成立让人看到了长城的希望，民族未来的希望。
三、现代性视域下长城乡土小说的发展前景
就目前的研究看，长城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类别存在着，发展着，但尚未形成稳定的创作潮流，影响力也比较有限，长城的启蒙作用及文化含蕴更没有很好地得到凸显。真正优秀的长城乡土小说不应该局限于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这样处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未免武断。再有，文学的启蒙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过启蒙也需要发展和超越，这对于长城乡土小说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其实，长城乡土小说的创作还有更值得期待的一方面，那就是作家们凭借经验与想象对长城及周边乡村图景的勾画，这其中蕴含的现实价值不可估量。
（一）在矛盾与融合中想象未来
现代性是现代化发展可以预知的结果，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别之处在于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融合一直备受关注。长城乡土小说中，城市与乡村大多数时候也是尖锐对立的。虽然作家们冷静地审视着，客观地判断着，也尝试改变价值立场与叙事视角，但没有从根本上弱化城乡的对立。无论长城作为“道具”还是“主角”存在，它的功用基本都是强化表达城乡矛盾——面对长城开发，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利益诱惑，城市以及城市人，特别是有些官员、老板等代表的往往是不作为、利益至上乃至人性丑恶；乡村以及村民有的被城市文明浸染得失去朴实本性，不过更大一部分依旧善良，却免不了在城乡夹缝中活得困窘。尤其是乡村人，面目是那么模糊，他们大多没有自主意识，没有独立人格，甚至连基本的怀疑精神都是缺乏的，即便作者再强调长城的人文情怀、文化意蕴，也改变不了落后乡村的困境。
事实上，社会经济、文化范式的转型过程难免纯净与龌龊交织，笔者更乐于相信表现在作家们笔下的諸种社会丑恶现象在不能见容于传统道德的同时，同样不能见容于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它们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并不是常态。并且，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丑，乡村也不完全代表了美。莫言在面对城乡差异时曾很客观地反思：“在较为原始、自然的乡村生活中，人们生活的核心以道德标准为最高，一个人的道德圆满可能是老百姓的最高追求。而都市生活相对来说是物欲化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的欲望的集合，来来往往的人群，追求着金钱、权力、色欲，传统的道德彻底沦丧。……过分偏激说明我还缺乏一种客观态度，缺乏一种宽容的理解精神，说明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城市生活，没有抓住它的脉搏跳动的方式。如果进入了，那么我应该像宽容农村的丑恶一样宽容城市。”[7]所以，长城乡土小说的作者们还应当继续积极寻找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会点。《佛耳山歌》的宋清宇、《湖光山色》中的暖暖等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这种努力，这也是作家对于建构理想社会文化模式的深入思考，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性探查的深入，会有更多更好的长城乡土作品出现。
（二）在反思中凸显现实价值
长城乡土小说的另一个生发点在于作品对于古长城保护与开发的现实意义。几乎所有的长城乡土作品都涉及到古长城的修葺、保护、开发。长城开发需要合理的规划，但现实状况却是破坏大于保护。《湖光山色》中，楚长城遗址从被人嗤之以鼻，到学者教授开始关注，再到周边村民自发组织旅游开发，这个过程均由利益牵引，没有经过详实地考察、论证，所以后来才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大道岭》中，邢大通不再执着于建设长城旅游风景区，因为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他的开发却在狼群报复了人类之后惨淡收场，这也使他明白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才能“行得通”。这是一种生态意识的凸显，也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文本本身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长城究竟该如何保护与开发，长城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长城乡土小说作家们大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今后长城乡土小说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想要创作出更好的长城乡土小说，作者需要博大的胸襟、前瞻的眼光和深入地调查、科学的规划，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此类小说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杨遥.王白的长城[J].黄河，2007（5）：46.
[2]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90.
[3]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
[4]梅里.佛耳山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41.
[5]陈锡文.试析新阶段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1（11）.
[6]陈晓明.诡异的乡土叙事——评贾平凹的《秦腔》[J].
中国网.
[7]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209-210.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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