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召

　　摘要：我把此书分为三个部分来读：1.皇权初定时期即东晋成立到王敦第一次叛乱；2.皇权受士族的打压时期即王敦第一次叛乱到淝水之战胜利；3.皇权求振时期 （ 包括东晋灭亡 ）。

　　关键词：门阀政治；士族；皇权

　　一、皇权初定时期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在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司马睿与王导渡江建立的东晋政权，是门阀政治真正的开始。“王与马，共天下”是当时的时人之语，但却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司马睿是继在东晋成立初期，司马睿要靠王氏家族的鼎力支持才能在江左顺利站住脚跟。而在琅玡王与王导过江共同经营江南，作者没有一笔而过，而是从三个方面又进行了论证。其一《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 。晋书中记载的是，规劝司马睿渡江安居在江左是王导之计。但当时的朝政是由东海王司马越所掌控的，士族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与皇权共治乃至平行的阶段，没有司马越的考虑和首肯，是不会让司马越渡江的。作者辩证了晋书所载，认为其合理性存在疑问。

　　其二是裴妃之意。见《晋书》《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裴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与司马睿共治下邳。二人私交甚好，为了在动乱中求得生存以及日后的发展，裴盾与裴妃建议司马越让司马睿过江，江左在西进末年的动乱中受到的冲击较少，社会安定，有着良好的社会统治基础，统领江南作为后盾。司马越死后，西晋政权被五胡攻击的体无完肤。而在裴妃过江以后，意皇三子为越世子，以眦陵郡为其封国，照顾裴妃。可见，裴妃在渡江前确实帮助过晋元帝。但一个女流之辈，不可能控制这么大的政治局面，所以作者认为也不妥当。

　　其三见《王羲之传》“羲之……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旷首创其议。 ”

　　二、皇权受士族压制时期

　　王敦第一次起兵之后，掌握了东晋的全部军政大权，不臣之心日益显现，准备再次起兵自立。这打破了当时门阀政治的格局，引起了整个士族社会的不满和抵制，失去了江南士族的信任。江南士族希望司马皇室垂拱，士族掌握国家的军政权力。

　　王氏家族在王敦叛乱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庾亮以帝舅的身份秉政，庾氏家族兴起。明帝在位时期引司马宗室来对抗士族，庾、王便联合起来站在一起来维护士族的利益，明帝临死之时，宗室诸王想废除王导、庾亮等人，把大权收回司马王氏手中，庾亮以帝舅的身份扣死相见明帝，帝醒悟，乃使亮导等人辅政，使得态势扭转，取得对宗室诸王的胜利。

　　庾亮、王导的去世并没有使士家大族的斗争结束，桓温在荆州积蓄力量囤积重兵，在坐镇武昌的时候经常插手晋庭政事，控制东晋上游的军事大权。公元369年，桓温把豫、江二州划为自己的统治之下，桓温至此控制了全部的军政大权。但东晋政权是江左士族共同秉政的政权，桓温想取晋而代之，便会使士族联合起来抵制，谢安、王彪之在与桓温的斗争中勉强取得胜利，最终没有使东晋的权力落于桓温之手。桓氏家族在桓温去世以后，由于其弟桓冲的忍让和妥协，使谢安逐渐掌握东晋的中枢政权。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氏的威望达到顶点，但谢氏与司马氏的矛盾也暴露出来，朝中谗言四起，谢安不得不离开中枢出镇广陵，不久就在忧郁中去世，谢氏控制中枢政权的局面也宣告结束。

　　三、皇权求振时期

　　皇权的衰欸必然造成士家大族权力的扩大。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是不正常的，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想要通过打击士族来伸张皇权。

　　在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的演变逐渐有利于皇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士族人才的减少

　　东晋士族鄙于与其他次等士族或寒族通婚，高门筑垒，只限于与其他几家高门士族通婚，，过渡的近亲结婚，从生物学角度而言，人类的智力以及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士族的子孙后代人才逐渐凋零，没有强势人物以继承家族权位，其门户统治也就无法维持。

　　（二）士族政治、军事能力衰退

　　不管是导、亮、温、安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子弟，他们都有才华以及应变时局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士族都掌握兵权，东晋一朝都是外藩强臣而中朝软弱。士族人物牢牢控制军队的权力，建康上游、荆江一带成为争夺的焦点。王敦、陶侃、庾亮等人物一直掌握上游的军事权力，给朝廷以无形的军事威胁。朝廷没有强大的兵力以为外援，使士族的势力一直抑制皇权。淝水之战之后，孝武帝重振皇权，谢氏子弟当权人物退出权力核心，士族子弟耽于游乐、腐败不堪失去了统兵作战的能力。失去以兵权为依托的士族只能听从皇权的摆布。

　　（三）次等士族的崛起

　　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拾遗》中说道，寒人即次等士族的兴起是由于当政士族自身的腐朽和不求上进，给予寒人进取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寒人势力自身不断发展的原因。东晋在孝武帝时期，朝政已经趋于败亡，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是士族自身的腐败，但是司马皇室也已经在当政的几百年中处于没落时期，自身也是腐败不堪，时代的继续发展，选择了当时新兴的次等士族来秉握朝政。桓玄的失败，实质上就是以刘裕为主的次等士族的胜利。在谢玄辞退以后，士家大族拥有军事才能和领兵打仗的人才越来越少，而东晋的军事命脉北府兵渐渐的被以刘裕为代表的寒人所掌握。寒人在历经军事斗争中脱颖而出，凭着军功的扩大，慢慢的掠取了东晋的中枢权力。中枢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丧失，使士家大族逐渐被次等士族所代替。

　　四、小结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按说江南豪族是江南的主人，他们在江南的经济基础还有威望，应该高于江北而来的亡国之士。王、庾、桓、谢是北方南来的侨姓士族，他们控制东晋一朝的政治达百年之久，为什么江南的土著豪族没有在政治上起较大的作用？为什么江南豪族甘心做北方侨姓士族的附庸？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寻找：

　　（一）传统心理

　　280年，西进灭吴以后，在吴地的人民被看作亡国之士。北方人民对于吴人加以嘲讽如顾容在洛阳为官之时，被北方士族嘲笑为南来调之人，江南领袖都被人如此讥讽更何况其他人民。

　　（二）缺少政治斗争经验

　　江南历来无战事且政治中心在北方，朝廷的明争暗斗在江南之地是感受不到的。江南名士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斗争，反观北方之士，在灭吴以前就有两党之争再加上“永嘉”“八王”之乱，使北方之士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们在政治斗争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三）北方文化的先进性

　　江南之地在孙吴时期才得到开发，相比较中原地区是晚之又晚。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得到有效的开发，与经济相辅的是文化的发展。北方是文化的发源、传播之地，华北士族积累下来的社会文化权威给江南名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运用熟练的政治能力以及江南名士历来对权威的自卑感展开攻势，传统的正朔文化使他们相形见绌。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房玄龄.《晋书》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呂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李济沧.东晋贵族政治史论[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5]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