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晨书

　　上学的路上总是经过一个老妪的旧书摊。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不少二手书，并且价钱方面实行“众书平等”政策——不论厚薄、新旧一律索价一元。每次经过总要稍稍驻足，偶有意外收获：淘到一本蒋子龙的游记——因为作者名气大；购得一本评论加尔布雷斯的，因为被评者名气大。购书回家后，拂去书上浮尘，细心研读，颇为自得。

　　每次经过书摊时，我都会发现一摞簇新的书，挺厚，约摸四、五百页，掂掂分量，足有半斤之重，心中納闷：这样的“大作”也仅需一元么？在老人处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我随手一翻，不禁哑然——原来是高官的书。书的装帧、印刷质量自然同作者的地位相称，那是一流的。内有那位高官在会议上光彩照人的讲话照片，在灰头土脸的旧书当中可谓鹤立鸡群，但却鲜有被打开阅读的痕迹。其内容也无非是某某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我没有因作者的官大而慷慨斥资一元人民币，购买一堆冗长的讲稿。估计作者的权力也仅限于令出版社付梓印刷，然后借助影响力“推”下去，而未达到使人悦读的地步。所以，一捆新书仍静静地躺在旧书丛中，稍显突兀。

　　官员著书似乎古已有之。我国古代，以文取仕，官员兼作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三篇文章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任河南信阳，五品州官”，是戏文里叙述的文而优则仕。翻开历史，唐宋八大家也都有从政经历。有时候，文采出众，想不做官都难。宋时，吴激有文名，书法俊逸，靖康二年，奉命使金。金人因慕其名，强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到了现代，领导同志亲笔为文亦是常事。毛泽东同志书（法）、文、诗词均自成一家，颇受世人追捧，就连我这个高中生亦能随口诵出他老人家几首诗词。

　　如今，读书写文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农民作家、工人作家比比皆是，所以有一两个官员被称为作家并不稀奇。前一阵，看到一摞《明朝那些事》，洋洋洒洒百万言，以为非专业作家不能为之。后来才知道作者当年明月，乃河北一县官。2011年，当年明月以5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该年作家富豪榜第8位。取得这么高的收入估计这位老兄并未运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市场——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压根不知道他是官员。这样的人，我把他们称为隐藏在官员中的作家。当然，此类官员应该多多益善，如果工农商学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都能掂得起“笔杆子”，岂非幸事？

　　但也有不少官员，文学素养不高，但出书热情高，我把这类人称为隐藏在作家中的官员。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位高官，把自己的讲话稍加罗列就成了一本“巨著”，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其“卖”给下属，既有“学术亮点”，又有经济利益，何乐而不为？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块钱也不肯乱花，所以不少高官的“鸿篇巨制”沦落到旧书摊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一位大大的官——乾隆皇帝。他一生酷爱诗文，作品达4万余篇，以数量论无人望其项背。但遗憾的很，其诗文没有一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专家也对他的诗文做出了“历史价值远远高于文学价值”的评判。杜工部有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有无思想，能否流传千古，当事人自然应该心知肚明。但这些隐藏在作家中的官员为得到一时浮名，却留下笑柄，可谓得不偿失。

　　官员有了什么样的文章就可以出书了？一是市场认可，有趣；二是品味高尚，有益。有了这两点不妨大胆出版。今天，恰遇彭运辉的一篇网文，有如下文字，抄录在下面，供大家品鉴，也算替我发了牢骚。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他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历史总会记住，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哪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

　　（作者单位：河南省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