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文化不仅对中国的影响深入骨髓,对东亚许多国家也都产生了不可泯灭的影响,是东亚的主流思想文化之一。本文旨在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视角,浅析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改造与创新;最后透视儒学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心理,鼓励充分发掘其价值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儒学;文化传播;日本;改造创新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发展
论儒学初传日本的时期,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首部历史文学著作《古事记》所载,公元285年,百济①博士王仁来到日本,“献《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所以很多学术界的人士认为这是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但是这部史书的纪年与中国的纪年不符,经过细密的推敲,学术界得出结论,儒学文化是在公元5世纪前后传入日本的。
在最开始儒学传入日本时,是只局限于宫廷贵族阶层的,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种普及的文化,更别提发展和影响了。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那时的日本文化仍然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神道思想根深蒂固,而儒学文化则是要求自觉的理性思维,这和日本人的思想状态相悖。再且,当时的中日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在初次接触中是很难做到共融的,因此也制约了儒学初期的发展。
但是,随着传播儒学人员的增长,经过一段平淡的时期后,日本开始全面接受、认同并发展儒学文化。最早是圣德太子在公元603-604年间推行的“推古朝改革”,体现了儒学在日本政治与管理中的发展。由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深受儒学影响,比如第一条“和为贵”、第三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第四条“上不礼而下不齐”等等,都出自儒学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其他的诸如君臣民关系、德治、仁政、天命观的通知理念皆来自儒学文化。
直到13世纪,大量宋代的儒学经典由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以及远赴日本的中国僧人带到日本。这些人被称作禅宗僧人,他们在日本传播禅学的同时,还介绍了朱熹、二程和杨雄的著作和思想,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极大发展。14世纪,出现了“五山僧侣”,后来还在宫廷中出现了一批研习儒学的公卿贵族学者。到16世纪以后,禅僧的“专属儒学”情况被逐渐打破,形成了三个研究宋代儒学的学派,即博士公卿、莎南、海南三个学派。这时候的儒学处于发展阶段,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和皇宫贵族,逐渐在这个国家展现出独特的思想活力。
这时候的儒学文化形成了朱子学、古学派、和阳明学派三家争鸣的局面,儒学文化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对日本国人的影响也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
二、儒学文化在日本文化交流中的改造与创新
儒学文化在日本传播和发展这么久,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中国的思想与特点。虽然来源于中国,但日本儒学在發展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和文化特性,吸收了利于本民族发展的东西,同时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造与创新。
日本在学习中国儒学文化时,往往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比如中国儒学文化在问题的思考上具有抽象性,多探究世界宇宙本源的问题,多是关于世界的抽象哲学思考;而日本在吸收儒学的同时,更加注重理性与事实。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的儒学思想家不同,日本的儒学思想家往往注重科学研究与实证辩论。这也相应弥补了中国传统儒学在思考问题时较为空泛的缺憾,对儒学有了新的改造。
儒学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在与日本文化交流碰撞后,也发生了创新并已渗透到日本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比如,日本的学者就认为,中国儒学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以“仁”“孝”“敬”为重心,而日本儒学文化则以“忠”和“诚”为重心。在这里,“忠”与“诚”其实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日本儒学文化中的伦理观对“诚”的解释是重感情、重情义的,他们传统文化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情感。而“忠”其实是人伦情感的流露,对天皇狂热的忠诚思想。由此可见,日本的儒学文化具有很强烈的情感色彩,禁欲主义对日本影响不大。
日本的儒学文化是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的。日本的儒学文化把儒学与日本固有的神道主义进行结合和调和,并且与佛教相互融合发展。神儒合一和儒佛合一的思想在日本都是允许存在的,体现日本儒学文化对其他思想流派的包容性。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儒学对佛教的禁欲主义的坚决反对的。
三、总结
从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改造创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并取其精华的特性。儒学文化不仅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形成了很大影响,对日本的国民性格同样影响深刻。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应该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促进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而儒学的辐射范围覆盖了同属于儒学文化圈的许多东亚国家,这为东亚一体化的设想提供了文化认同心理。中国作为儒学的发源地,更应该好好研究儒学文化,充分发掘其价值,使其渗透到社会与生活中,促进国家的发展。
注释:
①百济即今天的朝鲜
参考文献:
[1]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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