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淑丹

　　摘要：杰克·凯鲁亚克的主要代表作《在路上》中以迪安和萨尔为首的垮掉一代通过反叛的生活方式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主流社会发出了挑战。本文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角度出发，对小说中东部/西部、社会/自然、主流/边缘等几组二元对立进行分析，旨在说明虽然西部、自然和边缘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但对东部、社会和主流的多次妥协和回归最终导致主人公们游离和徘徊在二元对立之间，反映出垮掉一代既无法彻底地反抗传统，也无法彻底地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在路上》；解构主义；逻各斯中心 ；二元对立

　　“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在美国的垮掉一代在本质上也是叛逆的一代。”[1]（p.1）杰克·凯鲁亚克是“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在路上》被认为是“垮掉一代”的“圣经”，其离经叛道的主题和即兴式的自发性写作手法引人关注且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年代里，在冷战狂热和清教传统共同创造的高压之下，垮掉一代毫不畏惧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美国城乡，以其特有的方式挑战、冲击和解构着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1]（p.1）然而，这种“挑战、冲击和解构”是否彻底？

　　本文作者在阅读该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主人公们狂热放浪的生活方式背后隐藏着一种回归主流、传统和理性的精神诉求。因此，小说的解构性，不仅仅体现在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的对权威和传统的颠覆上，也体现在“垮掉的一代”对回归主流、传统和理性的失败上，同时折射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想要获得纯粹的自由却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的生存困境。

　　一、批判逻各斯中心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德里达1967年发表的《论书写》、《语言与现象》以及《写作和差异》这三部著作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基础，其中最为关键概念和方法之一即“反逻各斯中心论”。逻各斯主义也被称作“语音中心论”，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而书面文字则被看做是第二位的，是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2]（p.69）而德里达却认为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低劣于语言发音，并把文字和语言这个二元对立项的传统次序颠倒了过来，进而试图打破和消解结构主义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

　　“傳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2]（p.69），因此德里达曾谴责：“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者另一项”。[2]（p.69）比如上文提到的言语/文字以及男人/女人、西方/东方、主体/他者等等。“在每一对立项中，前者往往优越于后者，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就是说，它们代表或属于逻各斯，因而也是确立两者关系的中心、基准，或所谓的第 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它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消极的、第二位的东西。”[2]（p.69）针对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德里达曾描述过，解构这些对立命题的根本，“便是在一定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3]（p.69）

　　二、《在路上》中对西部、自然和边缘的关注

　　早期的美国人口集中居住在东部沿海城市，在牺牲原住民利益建立起来的文明和中心似乎对二战后的美国年轻一代失去了它的魅力。《在路上》的主人公从东到西的逃离，对自然性的追寻和对边缘文化的关注似乎颠倒了二元中的等级。例如，在萨尔看来，“所有纽约的朋友都处于消极的、梦魇似的位置”[4]（p.11），纽约这座城市也充满了绝对的疯狂和荒诞的浮躁，而“阳光的西部亲属”迪安却对自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旅途中，萨尔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并多次提到他们是在“逃避法律的制裁”，如祖籍爱尔兰的纽约人、十六岁的高个金发小伙子和海外建筑工人。种种迹象表明，主人公们的多次西行是对东部的逃避，或者说是对中心的逃避，而象征着自然和自由的西部对主人公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迪安给萨尔的第一印象是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他能“在艰难的条件下从自然裁缝那里取得自然的乐趣”[4]（p.10），而在之后的旅途中，迪安多次与法律和约束对抗，偷车、喝酒、抽大麻、听疯狂的爵士乐以及与不同的女性寻欢作乐。在大家眼中，迪安似乎成了藐视一切法规和权威的“自然人”。再者，对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等边缘族群的关注和向往以及对博普爵士乐等边缘文化的关注让读者们更加肯定了这一印象。然而，主人公们完全逃离东部和中心了吗？迪安以及他的跟随者是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并脱离主流社会了吗？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并非只是简单颠倒二者原有的对立位置。根本文字在于：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不仅如此，对立两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2]（p.69）因此，答案是否定的，《在路上》中的主人公们并没有完全逃离东部，彻底脱离主流社会，也没有成为纯粹的自然人。

　　三、《在路上》中二元对立的解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并不是彻底地反传统。“德里达批判形而上传统，并不愿意以‘一元消灭一元，重新陷入二元对立模式。他所主张的其实是一种多元主义，使结构成为一切因素的游戏场所，矛盾因素互补而非对

　　抗。”[2]（p.303）表面上，东部/西部、社会/自然、主流/边缘这些二元对立似乎在小说中被颠倒了等级，而事实上，《在路上》中主人公们的真实状态是徘徊于前后两者之间。西部虽然对主人公有吸引力，但东部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西部的原始与自然因受到东部的影响和同化已逐渐缩小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例如萨尔在第一次看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对它的描述是“散发着浓烈的腥臭味”[4]（p.18），而达文波特有着“大同小异的市容”[4]（p.18），第一次见到的牛仔“除了装束以外，同东部清晨砖墙边沮丧的行人没有任何区别”[4]（p.23）。而大家眼里的“自然人”迪安还有两个字眼从未离开过他，“婚姻”和“监狱”，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萨尔最终也离他而去，回归了主流社会。就连他们关注和向往的边缘族群，他们也带有部分优越感，在小说末尾对印第安人的描述中就提到“想象他们没有开化的首领！他们也许远离这条路，在悬崖的另一边，有好几英里远，他们一定更不开化，更奇怪，因为泛美公路给这条路上的民族带来了部分文明”[4]（p.379），这暗示着主人公们对东部和中心并不是完全否定，甚至给予了肯定。因此，在小说中，东部/西部、社会/自然、主流/边缘等二元对立中前者对后者的绝对控制被解构，而且也避免了颠倒等级之后另一中心的再次确立。而主人公们徘徊的状态以及二元对立的模糊和消解反映出他们想要有一个明确的出口却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的生存困境。

　　四、结语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曾这样描述道：“（他们）惊世骇俗地反传统文化，针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思潮，表达了同社会准则及社会情势相对立的疏远异化意识（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等等），而正是这种情势削弱了语言的力量及其丰富性和感召力。”[6]（p.66）《在路上》中，“垮掉一代”伙伴们横穿美国、行为怪诞、寻欢作乐、疯狂至极，而这种“疯狂”表现了“垮掉一代”青年对现存体制的愤懑和失望。显然，反传统成为小说最明显的主题，然而主人公们对回归主流和传统的趋势和诉求也不容忽视。小说结局，萨尔对主流社会的回归以及对迪安的恋恋不舍也折射出这一代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生存困境与无奈。

　　参考文献：

　　[1]陈杰.本真之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2]王泉，朱岩岩.解构主义[J].外国文学，2004（3）：67-72.

　　[3]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杰克·凯鲁亚克著，王永年译.《在路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对外合作交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