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莉

　　摘要：在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中，“无名女子”的故事不仅塑造了姑姑这一个毫无话语权的旧中国女性角色，而且也形象地描述了母亲对无名姑姑的忌讳以及 “我”对姑姑故事的保密。这些状态即便在“我”全家移民美国之后也没能得到改变。“无名女子”故事反映出女性的话语权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不管是旧社会还是当下，都普遍遭到约束，失语的形象一直笼罩在女性身上。

　　关键词：无名女子；女性形象；失语

　　《女勇士》这部作品是第二代华裔移民汤亭亭的成名作，作品以旧中国为背景，通过极富想象力的虚构与简洁的白描，展示了一个生活在美国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以及她身边女性的现实生活。汤亭亭从小受到美国自由与开放以及东方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受到来自父母的传统中国旧思想的影响。其笔下的自传性小说《女勇士》便是这两种思想碰撞的产物，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小说描写的五个故事都是以女性为主要角色，是典型的女性研究材料。《女勇士》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几十年前“我”的姑姑作为金山客的妻子被迫留在大陆老家，后与人通奸怀孕，使家里遭到村民围攻，姑姑抱着初生的婴儿投井自尽，从此全家不再提起她的故事，故称之为“无名女子”。前人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中美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或对比，或是从性别视角研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又或是研究作品里的女权主义。但绝大部分研究仅限于对“无名女子”，即故事主人公的姑姑的形象，做单一的角色研究。而本文从“无名女子”的故事着手，具体分析姑姑、母亲和“我”三个主要女性角色，以及这三个角色以不同方式展现出来的失语形象，更立体鲜活地把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出来。

　　第一章 姑姑对自身怀孕的失语

　　在《无名女子》的故事中，女主角是“我”父亲的妹妹——那个被迫投井自尽的中国姑姑。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的姑姑的新婚丈夫，在与姑姑度过新婚之夜后，随即赴海外淘金，而留守在家里的姑姑在几年后却怀了孕。在某一个晚上，村民们袭击了姑姑一家，并以恶毒的语言及行动对姑姑进行了侮辱。第二天，家里人发现姑姑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投井自尽。作为这个故事的悲剧性的主角，却在小说里从始至终没有一句对白。作者如此设计，让小说给人一种姑姑是哑巴的错觉。可是不是哑巴，却比哑巴的命运更惨烈：嫁到婆家也只能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被送回娘家也没有反抗的权利；回到家中，姑姑作为唯一的女儿，也没有倾诉的对象，只有“我”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嫂子，每天同住一个屋檐下，她却从没有告诉过嫂子怀孕的事情。直到事情败露，藏不住她“圆鼓鼓的肚子，凸得那么厉害”①；快要分娩的时候，姑姑也没有向嫂子或是任何亲人寻求帮助，而是独自在猪圈里把孩子生了出来；分娩后，姑姑选择带着婴儿投井，也是无声的。

　　作者对姑姑的怀孕做了种种猜测和想象：假若让姑姑怀孕的对象是她心仪已久的男性，姑姑为了见他会精心打扮，变着法儿改变自己的外貌来使他回过头来看她一眼。“她留意一个男人是因为她喜欢他把头发拢到耳后的发型；或她喜欢他那长长的躯干，从肩部一直到臀部弯曲成问号的线条。多情的目光，或者柔和的声音，或者缓慢的步子，这就足矣；还有头发，线条，目光，声音，步态，这些就可以使她离家出走。”（1998：7）作者用自己的想象力，使得姑姑不那么可悲，至少她是勇敢的。可是在一个女人都不能和公婆同桌吃饭的社会，怎么还可能允许一个已婚女人对别的男人产生想法？ 姑姑悲剧产生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另一种可能：她是被男人威逼利诱，或是被强奸。“也许她是在地里或山上，媳妇们拾柴禾的地方遇到他的。也可能是在集市上，他先注意了她。”“她顺从了他，她逆来顺受惯了。”（1998：5）逆来顺受的她不懂得如何说“不”，甚至不懂得如何反抗。她本可以去村里告上一状，或告诉家里人，至少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是胆小懦弱的姑姑若是有这股勇气，在当时也不会屈服了。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权，习惯了逆来顺受，只能忍气吞声。况且已经嫁做人妻的她，失了贞洁比失掉性命更可怕，所以她选择了沉默。她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保持沉默事情就不会被人知晓，可是她的肚子出卖了她。姑姑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她对遭遇不幸保持沉默，对那个男人的名字保持沉默，对村民来家中打砸抢烧保持沉默，对老公新婚不久变远赴海外保持沉默，对生活中的种种逆境都是沉默。姑姑的失语是由本来就悲剧的命运碰上更悲剧的凌辱造成的，她没有抗争的权利，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第二章 母亲对无名姑姑的忌讳

　　“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任何人。在中国，你爸爸有个自杀身亡的妹妹，她跳进了我家的水井里。我们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1998：1）母亲的这个警告在文中反复出现，仿佛这是家里的奇耻大辱（在母亲的眼里也确实是），如果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就会令家族蒙羞。但是母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家里的其他人，包括父亲，在“我”面前都对姑姑绝口不提，仿佛这个人真的就从家里注销了一样。可是母亲会告诉“我”，表面上是因为“我”来了月经，所以母亲要用姑姑的事情警告“我”，千万不要犯和姑姑同样的错误；但是深入研究后，会发现母亲和姑姑有着相同之处，却又有着比姑姑更可怜的遭遇。

　　母亲是作为媳妇嫁到“我”家。她和姑姑一样，嫁做人妻就必须恪守妇道，而且在家里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她万事必须遵循父亲的意见，允许她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允许她什么她就不能说什么。因为父亲把姑姑的存在视而不见，对姑姑的故事绝口不提，所以母亲也不敢在父亲或其他家庭成员（除开我）面前提起任何关于姑姑的话。在旧中国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虽然母亲表现出对姑姑的忌讳，但那是一种在父權制面前的失语所造成的；但在“我”面前，语境又不一样了，是没有男性介入的两个女性角色环境，并且是母女的关系，母亲控制“我”的说话权。但是由于只能告诉“我”，所以母亲选择偷偷告诉“我”姑姑的故事，并且三番五次警告“我”，不能让父亲知道。把姑姑的故事告诉了“我”，再加上多次警告不许让父亲知道，就说明了母亲对姑姑的忌讳，不是来源于对姑姑真正的厌恶，而是来自于对家族中男性权威的恐惧。而母亲比姑姑更可怜的地方就在于，姑姑选择勇敢地生下了孩子，哪怕她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知道她和孩子的命运都是暗淡无光；在孩子出生后，她也勇敢地投井自尽，结束自己和孩子的悲剧命运，既然她改变不了世人的想法，那就选择死亡，至少这样不用再受别人的轻蔑和欺辱。但是母亲还在受父权制深深的影响，在旧中国的家里时，和姑姑的角色一样逆来顺受，只会服从；到了美国以后在家里仍然谨小慎微，不敢乱说话，也不敢改变自己的命运。属于过去旧中国的对女性的束缚和负担，仍然无可避免地延续了下来，和历史、社会、文化、家族等方面的压力杂糅，施加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对姑姑的忌讳不仅是对姑姑的惩罚，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母亲在家里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母亲却没有任何勇气或想法去改变这一现象。

　　第三章 “我”对姑姑故事的保密

　　“我”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三个女性，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我”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写了姑姑的故事，同时也掺杂了“我”对故事不理解之处的想象。在文章的开篇，母亲就告诫“不要让你父亲知道，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你”，以此为前提来告诉“我”无名姑姑的事情。这一举措，无非是将姑姑和母亲的失语强制施加到了“我”身上。可是“我”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还要像在中国一样，即使对姑姑充满了疑问和好奇，却不能再开口问有关姑姑的任何问题，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我想了解姑姑穿的是什么衣服，是华丽的衣服还是普通的衣服时，我总是这样开始，‘还记得那个溺死在井里的爸爸的妹妹吗？我不能问那样的问题。我妈妈已经将该说的说完了。”（1998：4）妈妈不会告诉“我”更多关于姑姑的事情，是妈妈在家里对姑姑的忌讳；而“我”不能开口问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我”对故事的保密，更多的是“我”即使在美国的新环境下，也仍然逃脱不了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知情权，也没有发问权。

　　所以小说中就出现了大量描写“我”对姑姑生前的想象。猜想她也许是个爱美的姑娘，也许她对那个男人倾慕已久，又或许她被那个男人要挟。对姑姑故事背后的“质疑”解释了在异质文化语境成长下的华裔“我”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姑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为什么这一切的后果却必须由“我”的姑姑完全承担？为什么不合“礼”的男欢女爱，只能由女子一个人咽下苦果？为什么两性行为的后果要女性以死相抵？“她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到强奸，如果她不必从他那里买油，或者在同一个树林里拾柴禾的话”（1998：5）“她也许是最受宠爱的人，名副其实的唯一的千金”（1998：9）小说里经常出现“我”对姑姑的描写掺杂“可能”、“如果”、“也许”等虚拟语气词，来表示“我”对未知姑姑的想象。可是这一系列的猜测和想象从侧面说明“我”对家中的保密的事情毫不知情，也说明即使移民到一个自由的国度也无法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对后人的影响。在美国唐人街中国人的聚居区里，还较完好地保存着中国父权制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像小说中揭示的那些重男轻女、歧视女孩的事情也就司空见惯了。作者历数了中国人对女性的歧视用语，例如“女孩是替别人养的”，“养鹅比养女儿更合算”，“女儿的心天生就是向外的”等等。即使移民美国，在传统旧中国里作为比儿子低一等的女儿，“我”的境况并没有好太多，在家里也必须规规矩矩，不能把姑姑的事情说出来，仍然是个没有太多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形象。

　　结论

　　姑姑这个角色从怀孕到去世，都没有几句对白，虽然作者对她有许多心理活动的想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的权利，尤其是对自己怀孕一事保持缄默，直到身材走样而不能再掩饰自己怀孕一事；而母亲则是在故事一开篇就嘱咐“我”，不能把故事告诉任何人。母亲和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一样，对姑姑的态度就是当做她好像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母亲在家中不能谈论姑姑，却在“我”初潮时，告诉“我”姑姑的故事，用以警示“我”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在家里不许谈论却在“我”面前说起，到底是忌讳姑姑，还是在家族中没有话语权；而“我”对无名姑姑的保密，是因为母亲反复的叮嘱和警告，可是“我”却忍不住对姑姑进行想象，以及对她的遭遇产生了同情。“她还反映出华人家庭的许多秘密令他们的华裔美国子女困惑不解”②“我”对母亲所说的无名姑姑感到困惑与同情，可是却没有办法得知真相，也反映出美国华裔第二代子女虽然已经成了新的国家的公民，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但在家里仍然摆脱不了旧中国传统的束缚，对家里许多忌讳的事情没有知情权，也不能将母亲说的秘密告诉给别人，甚至是家里人也不能知道。由此可见“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失语的形象。“无名女子”的故事看似只描述了姑姑一人的悲惨命运，可从母亲的忌讳告诫和“我”的想象和质疑能看出来，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华裔家庭中，女性是处于普遍失语的状态。姑姑、母亲和“我”三位女性角色都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出各自失语的处境。

　　注释：

　　①汤亭亭，《女勇士》，李建波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2。后文出现引文都用页码表示。

　　②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47。

　　参考文献：

　　[1]Kim，Elaine H.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

　　[2]Li，David Leiwei.Imagining the Nation：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Go，King-fan.Burdens of the Past：A Study of Chinese-American Writings.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5.

　　[4]（美）湯亭亭.李建波等译.女勇士[M].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

　　[5]石平萍.母女关系与性别、种族的政治：美国华裔妇女文学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6]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7]关合凤.“夹缝中的女性人生——论《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J].河南大学学报，2003，6期.

　　[8]亓华.华裔美国女作家对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的解构——论汤婷婷的女权主义小说《女勇士》[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9]柳星.《女勇士》中无名女人形象浅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5.

　　[10]李书影.伦理身份逾越后的悲剧与赞歌——评《女勇士》中的无名女子形象[J].合肥学院学报，2012，3.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