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瑗应

　　摘要：小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创作于五四低潮期，集中体现了作家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对革命前途的追问式思考。小说中叙述者“我”的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对照出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弱点；同时又如一个影子，被赋予了一个革命同路人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呐喊；在酒楼上；孤独者

　　一、“我”的形象

　　《在酒楼上》里，小说的开头就交代了“我”的身份和经历，“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1]可以看到“我”的生活漂泊不定，想造访的几位旧同事也都不知散到哪里去了。由“我”的境遇引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离索状态的描写，同时引出了主人公吕纬甫，两人在酒楼中重逢。而《孤独者》中的“我”在一年秋天闲住在寒石山的亲戚家，也是一种不安定的状态。“我”第一次见到主人公魏连殳，是在魏的祖母的葬礼上。两篇小说中的“我”在作家笔下有着关注现实人生的一面，始终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而且“我”也是现实的经历者。

　　二、“我”与人物

　　在两篇小说中，叙述者“我”始终坚持与人物的对话和交往。《在酒楼上》通过叙述者“我”的观察，首先给出了吕纬甫这些年样貌形态上的改变，“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彩。”[2]其次表现出吕纬甫生活经历和性情上的巨大转变，他多次提到自己在做的事无非都是些无聊的事，也嘲讽式的点出宿命的循环——像蝇子绕圈飞一样。面对十年未联系的老友“我”，吕纬甫也是有一点负疚的自责感，“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3]，然而曾经一起拔神像胡子的吕纬甫，终究还是在教“子曰诗云”。但这种情绪与其说是对于自己疏于联络的抱歉，更多的是对自己放弃理想的无奈和愧疚。

　　《孤独者》中的“我”和人物的交往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孩子的问题、孤独的问题、人活着的问题，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失落和颓败，做了更加透徹深刻的揭示。“我”和魏连殳的交往着重这样几件事，首先是在魏连殳为祖母入殓时，“我”第一次见到他，此时的魏连殳还有着革命者的那种灼绝的气息，还存留着同村人口中的那种“异样”，还被说成是“吃洋教的新党”，甚至“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4]。这些在村人本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我”的态度也同样是好奇，从而开启了“我”和魏连殳的更多交集。第二件事是在魏连殳家中，两人对于孩子的讨论，此时的魏连殳对于孩子的态度是非常友好和喜欢的，这里也能看到鲁迅早期思想中进化论的观念，孩子和青年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希望，魏连殳此时也好抱着这样的想法，“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5]而“我”虽然是抱着“闲着无事”的态度和魏连殳讨论，认为没有坏根苗怎么会有坏花果，孩子的天性中是有这种坏的胚芽的，环境只是诱发因素，但实际上是比魏连殳清醒的去看待现实的残酷。第三件事是两人关于孤独的讨论，魏连殳的生活继续陷入窘困的地步，连孩子们对他也更加漠视，“我”劝解魏连殳不要把世间看的太坏，不要作茧自缚。而魏连殳认为孤独就像是一种宿命，就像他跟祖母纵然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有可能继承祖母孤独的运命。第四件事是两人的第三次讨论，关于人为什么活着。魏连殳表达了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为自己活，为自己的理想活着；二是为愿意自己活的人活，即使只有一个人愿意他继续活，也会成为支撑他走下去的巨大的力量；三是为了不愿意自己活下去的人活，含有尖锐的复仇意识，“偏要”活下去。这三种递进式的活着的意义，揭示了魏连殳在希望和破灭中的挣扎。“我”像是魏连殳宣泄情绪的出口，一个同样孤独的陪伴者。

　　三、“我”的作用和意义

　　“我”作为鲁迅思想的一个投射面，目的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反衬与补充。

　　（一）表现对人物困境的同情

　　《在酒楼上》中聊到吕纬甫现在的生计是教“子曰诗云”，“我”惊讶到，“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继而“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6]。“我”眼中的吕纬甫已经不是多年前那个去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的朋友了，从“我”的态度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我”对这种逃避和颓唐的叹惋，吕纬甫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相似境遇，在革命思潮初期激情昂扬，到了革命落潮期因为找不到现实的出路所以显示出妥协，“我”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优势，将一些神态口气都给予表现，用“我”的眼睛观察和表达，透露出作者鲁迅对新式知识分子的态度，既同情又嘲讽，希望他们能够充满勇气正视革命与现实的残忍。

　　在《孤独者》中这种同情也多次表现，魏连殳穷困潦倒不得已卖掉了贵重的善本，让“我”感到震惊和淡漠的孤寂和悲哀；“我”对于魏连殳的作茧自缚，试图劝慰他，“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的人间太坏......你应该将世间看的光明些。”[7]得知魏连殳最终成了杜师长的顾问，“总有些不舒服”，同时又有些快意，生计问题是解决了。对于魏连殳的死亡，“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8]，《孤独者》中的“我”对于魏连殳的同情中夹杂着悲凉的情感，一方面“我”见证了魏连殳一步步走向死亡完成复仇的过程，同情他在现实中始终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我”对于魏连殳终究过于理想和软弱，执着于孤独的宿命这种想法抱有无奈和嗤讽的态度。

　　（二）镜像的反观

　　“我”的行为和感受像镜子一样，观照出“我”和知识分子们类似的命运却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结局。《在酒楼上》中，同样是漂泊者，“我”也是满怀异乡游子的孤独无聊之感，但是相比起吕纬甫认为人生是无聊的，“我”显得更加积极，虽然身处在这种孤独之中，而且也倾听了吕纬甫的“无聊的事”，却不惧这种人生的失落之感。和吕纬甫分别之后“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寒风和雪片”象征着现实中的丑陋和残酷，然而我却觉得“很爽快”，并且坚毅的走向了“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这里鲁迅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拷问和回答，目的是为了寻求现实中的另一种可能的出路——像“我”一样，认清现实不轻易退缩。

　　而《孤独者》是继续着《在酒楼上》中的出路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探讨，同时也保持了对“我”的形象和精神的剖析。《孤独者》中的“我”飘零之感变得更加现实，甚至面临着生存困境，“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上课之外，便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9]，而魏连殳的种种困境不仅是现实革命者的困境的浓缩，也寄予了鲁迅自己的思考——魏连殳的境遇应该如何突破，是像魏连殳一样妥协继而自杀式复仇，还是正视现实的黑暗，做一个勇者。小说的最后给出了答案，“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10]，鲁迅通过对自己的追问和质疑，得到了答案，摒弃了魏连殳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复仇。

　　（三）同路的影子

　　“我”的形象也像影子一样，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在酒楼上》的“我”对现实的失落深有感触，但对于吕纬甫将自己做的事都看作是无聊，而且已经失去了曾经的亢奋和探索的勇气，是带有批判态度的。“我”对于和吕纬甫的分别带着一种爽快的感觉，这种和失落于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的告别，表现了“我”仍旧对前途有希望，并清醒的认识到革命究竟需要什么，并愿意走革命的路。《孤獨者》中就更加表现“我”对于革命者孤独的命运的认同，甚至觉得自己都是带有这种孤独的特质，此时的魏连殳已经是杜师长的顾问了，“我”逐渐忘记魏连殳的面貌，但是魏连殳孤身一人像他憎恶的那些人和事复仇的精神却提醒着“我”革命者生存的孤独和革命的激烈以及流血牺牲的可能。通过“我”的感受，传达出鲁迅心灵的拷问，而“我”最终带着魏连殳的“失败”坚定着冲破黑暗，向着光明走去。

　　四、结语

　　小说中叙述者“我”在其中始终扮演着提问者和观察者的作用，剖开知识分子的症结所在，通过“我”的行动和态度，给了革命一个肯定的态度，这也正是鲁迅给自己的答案。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2.24.27.104.106.33.111.121.116.124.

　　[2]王蔚.“我”系列形象的整体意义及“我”于鲁迅的形象比较——《呐喊》、《彷徨》初探[J].鲁迅赴上海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

　　[3]汪卫东.“梦魇”中的姊妹篇：《在酒楼上》与《孤独者》[J].鲁迅研究月刊，2012.

　　[4]宋剑华.“在酒楼上”的“孤独者”——论鲁迅对“庸众”与“精英”的理性思辨[J].鲁迅研究月刊，2016.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