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恋

　　摘要：棒棒军推动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棒棒却因城市的发展急剧减少。《山城棒棒军》这部记录了棒棒生活的电视剧自1996年首播以来，几乎每年不断被重播，影响巨大。本文认为《山》剧的成功离不开它的喜剧性，并力图从人物、情境、审美态度三个方面分析《山》剧的喜剧特征。

　　关键词：山城；棒棒军；喜剧

　　“棒棒军”是重庆独有的文化符号，全重庆市“棒棒”的数量一度达到几十万人。可是2011年11月1日重庆市社科院发布调查报告，称重庆主城棒棒軍已经开始走向消失的境地。尤其是随着物流和科技的发展，人们不用出门就能购物，在家里就能收货发货，曾经随处可见的棒棒现在已很难再看到。棒棒军推动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棒棒却最终会因城市的高度发展而消失。可幸的是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已将这一重要且特殊的群体记录下来，并且永不会消失。1996年《山》剧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2000年8—9月份由成都媒体推出的“四川方言影视剧大阅兵”评选活动中，《山》剧以94.5%的得票率高居榜首，紧接其后的才是《傻儿师长》、《抓壮丁》等影视方言剧作品。”[1]《山》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在于它处理好了方言与剧之间的关系；在于它塑造了生动活泼、个性化十足的人物形象；还在于它表现了极富重庆特色的地域文化。更重要的是《山》剧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有趣的故事情境和真实的审美体验所展现出来的喜剧性。

　　一、从人物形象看喜剧性

　　喜剧分为客观性的喜剧和主观性的喜剧两大类。客观性的喜剧也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只局限于一种外部的行动和一种表面上的丑”的“滑稽戏”。《山》剧所讲述的对象是重庆的“棒棒军”，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装扮：破烂老土的服装、手拿一根套着绳子的棒棒、脚穿一双胶鞋本就显得可笑，再加上几位其貌不扬的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使得这群棒棒们更是憨态可掬、傻里傻气。除了外部上的丑态，还有一系列意外如：毛子掉进下水道、偷吃肉被老鼠夹夹伤等都让人忍俊不禁。无论是外表上的扮相还是意外的发生都是属于单纯的“滑稽戏”，这些滑稽只是用来调节氛围、供人们娱乐的。

　　主观性的喜剧是指存在于人物性格内部并通过言行表现出来的；可分为肯定性喜剧和否定性喜剧。在否定性喜剧中，主人公往往是被嘲讽的对象，对那些品德美好，但有点小毛病的人物通常是善意的戏谑。《山》剧属于轻喜剧，没有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坏人，却有像毛子、胖妹、周幺鸡这种本性不坏毛病不断的人。毛子长相平平，没文化，为人老实缺心眼，缺乏变通又爱贪小便宜，在他身上总是能发生各种喜剧性的意外，“宝气”十足的他总是能引得观众发笑。胖妹长得肥胖又不懂穿着掩饰，自持是火锅店老板的大姨妈就横行霸道；不懂经营之道却理直气壮地胡乱指挥；看不惯比她受顾客欢迎的张淑惠便处处刁难；一做错事就拉出家里的长辈来打压巴倒烫。胖妹的出场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了滑稽的效果，她性格的强势与她遭遇的不顺使得观众的期望和结果出现了矛盾，而当人的期望值在心理上满足错位的时候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与否定性喜剧不同的是，肯定性喜剧的对象是引人怜爱同情的事物而存在于超乎寻常的形式，由此造成内容与形式的反差，从而引出人们轻松愉快的笑。《山》剧中的梅老坎、于芳、赵嘉陵夫妇等就是这一类人物，他们正直、善良、心肠好，他们踏实努力，但也难免会有一些小瑕疵。梅老坎为了能让自己在乡下的三个女儿读书、让自己的家庭过得宽裕一些进城当棒棒挣钱，他白天当棒棒，晚上去鱼塘拉鱼；他背人去医院却被怀疑成肇事者，但是在受骗后经雇主的恳求他还是再次送病人去医院救治，就是这样一个努力善良的他在挣钱的路上也做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他遇到生意不管力钱多少和工友的不满都抢着做；在赵嘉陵夫妇初到城里找工作时，帮他们出主意却找他们要辛苦费；为雇主疏通管道装出困难的样子，以此增加力钱；想吃猪肉却让老婆当副领班的赵嘉陵买来请客等，他机智却奸诈、他头脑灵活却耍小聪明、他老实诚恳却又见风使舵。

　　《山》剧中的人物，不论是外观上的戏谑还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都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看清人性和社会，也引起观众在大笑之后对这些丑陋面的反思。

　　二、从情境看喜剧性

　　在真正优秀的喜剧中，人物性格与情境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 《山》剧的人物能引得观众捧腹大笑是与其刻意塑造的喜剧情境息息相关的。

　　《山》剧喜剧情境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其方言的运用。《山》剧正确处理好了剧与方言的关系，以剧为中心，方言为剧服务，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喜剧氛围。导演束一德深谙川渝方言的魅力，并有意识地将方言作为重要的喜剧因素进行有效的发掘。《山》剧人物说着“要得”、“宝器”、“干啥子”、“傻戳戳”等重庆话，“裁缝的尺子—正（尺）吃”、“鸡脚神戴眼镜—假装正神”、“和尚的脑壳—无法了”等地方歇后语或带着杂乱口音的区县椒盐普通话，把棒棒的人物性格刻画得真实自然，用带有市井风俗的艺术风格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个搞笑的场面。剧中极具重庆特色的语气词和感叹词：“哪”、“哈”、“啊”、“哟”、“嗦”等，结合本土方言给观众音韵美、节奏美的听觉享受。剧中演员操着一口朴实熟悉的方言，用娴熟的演技在真实的场景里为观众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喜剧生活电视剧。

　　《山》剧的喜剧情境还表现在其冲突的“无害性”。《山》剧中的蛮牛和王家英在第一集便结下了梁子。此二人的矛盾颇深，每次在街上遇见两人说话语气都很冲，互看对方不顺眼，可是当蛮牛知道要带王家英去深圳打工的两个男人是人贩子的时候，他就带着警察去抓人，第二天他在街上碰到王家英和那两个人贩子，也毫不犹豫就冲上去与人贩子搏斗，救下王家英。《山》剧的喜剧正在于此，尽管有矛盾却不会以伤害、报复对方为目的，也让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美好。

　　三、从审美态度看喜剧性

　　审美态度就是人们在审美活动进行之初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是主体对审美对象所持的态度，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否定性喜剧中的主人公多是处于盲目自信中的“某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审美主体因知其所未知、观其所不见，就会有一种超越对象的自我肯定的优越感。比如在《山》剧中的王达明在跟街坊老大爷下棋时不但总是悔棋，还强词夺理，处处显示他的优越感。观众通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老大爷的位置上去观照王达明，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如此赖皮不要脸，还巧舌如簧。在王达明和老大爷下棋的时候，梅老坎来通知王达明他的老婆生病住院了，结果王达明只顾下棋，不许梅老坎讲话。几次梅老坎话到嘴边又被王达明堵回去了。观众都知道他老婆生病了，是一件很着急的事情，可是王达明不知道，所以他安心下棋，阻止梅老坎说话，还自以为是的在那里讲大道理。这个时候，观众就会发现王达明这个人的一系列缺点，而想到如果是自己的话肯定不会像他这样，从而突然意识到相对于王达明来说自己的优点，于是观众便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得到满足。

　　而在肯定性喜剧中，审美主体的笑不仅包含着对正面人物机智的领悟和赞赏，还夹杂着一种自我解嘲的心态。在《山》剧的第十一集，巴倒烫要解雇胖妹，胖妹却叫来了家里所有的长辈数落巴倒烫。无奈之下巴倒烫只好让胖妹继续留在店里。当观众在为巴倒烫感到担忧的时候，却惊奇地看到不知为何胖妹垂头丧气的，霸道的气势一点都没有了，相反巴倒烫却是一脸悠闲，略带得意。原来巴倒烫给姑姑、阿姨、伯伯、叔叔等长辈都送了钱，这样他们就不会来火锅店帮胖妹说话了。原来我们看到巴倒烫在长辈面前百口莫辩的样子，却忘记了巴倒烫是一个商人。作为一个在商业场上打拼多年的成功商人，他有他的奸诈和机智，他有他处理事情的办法。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紧张的期待得以彻底的缓解，与正面人物分享着胜利的欢欣；这其间的笑便显示出主体因领悟赞赏对象的聪明，而在自我否定中使自己的认识得以提升。

　　在欣赏喜剧的时候，观众是处于一种理性旁观的态度，正如柏格森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象从包厢看戏那样来旁观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活动，他们就不会引我们发笑。他们之所以在我们心中成为滑稽，仅仅是因为他们为我们演了喜剧”。与欣赏悲剧时不同，在欣赏喜剧的时候观众本着一定的道德意识去评判剧里的人物，在笑声里表露他们对梅老坎、蛮牛、于芳等人的喜爱和赞赏，同时也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胖妹、周幺鸡、王达明等人的鄙视。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剧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离不开它的喜剧性。它塑造出了生动活泼、性格不一却又都带有喜剧性的人物，它既有喜剧的大情境，也有喜剧的小情节，它以轻喜剧的格调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诙谐幽默的视听盛宴。《山》剧以它的方式表达出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及强烈的时代感，借用“棒棒”这个符号，展示农民工的精神面貌，是一部能表现积极向上、鼓舞百姓斗志的电视剧，也是对“棒棒军”这一即将消逝的群体的记录和纪念。

　　参考文献：

　　[1]田义贵.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02：80.

　　[2]苏晖.荒诞的悲喜性质辩[J].文艺争鸣，2007（1）：29-33.

　　[3]克罗齐.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04.

　　[4]丁午.简论戏剧情境[J].戏剧文学，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