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学术称谓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演义的形式对三国时代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面的阐述，书中以正统的“尊刘抑曹”思想为主线，将若干个经典故事贯穿其中。俗话说，每个人眼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每一遍阅读《三国演义》都有新的收获。
暑假中再读《三国演义》，有一则小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萌关，刘备自领益州牧”中提到，刘备在平定益州之后，“……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曰：“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
从我的理解，这是刘备占领益州初期，两大重臣对治国理政观点的重要争论，也在这样的论述中，奠定了益州（以及后来的蜀汉）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正认为，汉朝初立时，“高祖约法三章”的办法使人民感恩戴德，从而达到稳定政权，安定人心的效果，因此希望蜀中也通过“宽刑省法”，实现蜀国的大治。诸葛亮却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法正“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情况结合起来，提出治理国家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实行不同的办法。在法律繁琐、规定严苛的历史条件下，修改完善法律时就要宽刑省法、减轻处罚，纠正严刑峻法带来的弊端；但是在法纪松弛、民不知法的历史条件下，就必须通过严格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来规范人们行为、培育法治观念，并通过这一办法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这场辩论的结果以法正“拜服”而告终，从而确定了“依法治蜀”方略。
这场辩论也开启了诸葛亮励精图治，依法治蜀的历程。在立法上，根据蜀汉地区“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局面，诸葛亮与法正等人共同制定了《蜀科》，通过制定法律制度、严格依法治理来规范社会秩序、惩处违法行为，使蜀汉有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法律依据，做到了有法可依。在执法中，诸葛亮坚持做到了“严格执法，公平执法”。以马谡失街亭为例，诸葛亮先通过向王平等人调查，了解“失街亭”的事实真相。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没有因为与马谡“义同兄弟”而徇私，也没有因蒋琬讲情而枉法，从而有了“挥泪斩马谡”。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因为北伐战败而要求“自贬丞相之职”，自己也承担了法律责任。在法治观念培育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帮助皇帝树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意识，并要求皇帝“付有司论其刑赏”，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同时，根据史书记载，他还为执法者制定了执法规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通过执法者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法治观念。
历史证明，诸葛亮的依法治国理念和实践符合当时的蜀国治理需要，对保持蜀汉地区吏治清明，缓和蜀汉地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保持蜀汉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治理蜀国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为什么诸葛亮用“重刑”治理蜀国却能形成这种效果呢？《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诸葛亮之为相国也，……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這就是说，虽然诸葛亮施行的法令很严厉，但是却没有人抱怨，并且受到了蜀汉地区百姓的普遍敬畏和爱戴，主要原因是劝勉告诫明确，执法公正公平，正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由此可见，立法科学明确、执法公平公正、注重法治教育是诸葛亮依法治理蜀国、成功治理蜀国的主要经验。
不管是演义化的《三国演义》还是正史中的《三国志》，诸葛亮依法治蜀的经验，对我们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是立法必须符合实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制定符合国情的法律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当前立法中存在部门化倾向、不能反映人民意愿等问题，应当通过不断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法律必须严格执行。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维持法律的生命力、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必须严格的执行法律、普遍的遵守法律。在执法时，严格依照程序办事，能够确保程序公正、透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可以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实现。三是必须树立法治观念。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逐步培育各级领导和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力行法治的社会氛围，才能够使法律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在全社会普遍的开展法律知识教育，逐步引导人民群众形成自觉学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才能使法律达到“咸畏而爱之”的效果。
（指导老师：朱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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