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明

　　清初文人有的隐居不仕为前朝守节；有的自愿或被迫出仕，成为贰臣。而在前朝未出仕的文人，没有为故明守节不仕的义务，但故国的一切不可能在其思想中轻易抹去，无论仕或隐，其心态要更加微妙复杂。丁耀亢即处于这种“夹心层”中，他现存的四部传奇都创作于清初，反映了他从清顺治四年到十四年思想变化过程。

一、《化人游》迷惘心态与逍遥解脱

《化人游》创作于顺治四年（1647），这时丁耀亢已四十余岁，明末动乱中饱尝国破家亡之苦。剧作以奇幻莫测形式表达惊悸迷惘、孤独无助的心态。“化人”指佛家度人手段，又是道家推崇的无所不能的至人境界。剧中的人物也纷繁复杂，涵盖三教九流。何生有志难酬，欲泛舟沧海，仙人欲度化他，使之与古今名媛才士同船遨游，却意外的被吞入鱼腹，后遇仙人指点，终归仙境。

　　“化人游”是作者依赖佛道思想的自我解脱术，他试图以精神上的“逍遥游”来消解时代风云带给自己的心灵创伤。《化人游》采取出世解脱的奇幻形式，但仍寄寓着作者关注现实的用世苦心，“《化人游》非词曲也，吾友某渡世之寓言而托之乎词者也。……而实非汗漫离奇狂游异变也。知者以为漆园也，离骚也，禅宗道藏语录也，太史公自叙也。斯可与化人游矣。”逍遥的解脱思想是他在时代巨变中不得已的选择。他并未忘怀几十年所受的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熏陶。

　　庄子提倡的“逍遥游”境界注重个体的全身远害，淡化了社会责任，丁耀亢则把这种逍遥观纳入到传统儒家伦理的范畴之内：逍遥与放荡截然不同。个体的逍遥要兼顾济世安民的责任，这是当时夹心层文人精神追求的缩影。

二、《赤松游》功成身退始终为韩

《作赤松游本末》中丁耀亢自述此剧“计作于明之癸未，成于今之己丑。”可见创作此剧经历了六年多时间，完成时已是顺治六年（1649），这时他已在京师任旗下教习，但他对新朝还没有完全认可。在顺治三年的《自述年谱以代挽歌》中，他写道：“新朝定鼎，走马趋朝。丙戌之秋，风雨飘摇。”《作赤松游本末》还涉及到了其创作动机：每念子房第一人品，第一事功，侠矣而不死，宦矣而不溺，勇矣而不武，仙矣而不诡。三代而下，唯鸱夷与留侯二人踪迹略似。然彼携姝载宝而去者，仍嫌其霸气、贾心，何如留侯之见首不见尾也？

　　可见丁耀亢创作《赤松游》，更多的体现了自己对张良人品和事功的认可：一是始终为韩，一是功成身退。始终为韩解决了他怀念先朝与效忠新朝的矛盾，他在明朝没有出仕过，现在出仕虽不会有道德和舆论上的重压,但其祖、父都曾出仕，明政权提供给了他们安乐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不可能不怀念故明。同样面临故国沦亡，张良却始终为韩，通过辅汉灭秦终报韩仇，完成了盖世功业。张良的功成身退把儒家的功业观和佛道的出世思想完美的结合起来，解决了他思想中出仕与归隐的矛盾。

三、《西湖扇》从“失身北嫁”到“以夏化夷”

《西湖扇》作成于顺治十年（1653），丁耀亢已经确立了在新朝积极入仕的价值观。“自入都以后，交游渐广，生气日盛，而性情之故亦自薄。”《西湖扇》主要体现了他从“失身北嫁”到“以夏化夷”的心态转变。《西湖扇》借宋金对立写明清易代的时事。以诗扇为媒介，顾史与战乱中流落到北地的宋娟、宋湘仙实现了团圆。作者渲染了乱世红颜的凄惨遭遇，怜香实为自怜，作为被迫臣服的文人，他也具备“失身北嫁”心态。顺治六年，他就充任镶白旗教习，后又任容城教谕。清朝统治已成定局，他要接受现实，他没有贰臣那样深的愧疚，但更没有遗民的道德优越感。 “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满清贵族入关后为笼络汉族士大夫采取了一系列崇儒的举动，使很多汉族士人产生了一定的文化认同感。而丁耀亢先后任职的镶白旗教习和容城教谕都以教化为职责，有助于他找到一条通往“华夷一家”的途径，即传统文化认可的“以夏化夷”。剧中陈道东出使金国，滞留异邦，但并不消沉，把汉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蛮夷之邦。这种以夏化夷之道就是作者的理想所在。

四、《表忠记》 从立功到立言的“才人之志”

《表忠记》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丁耀亢仍任容城教谕，升迁无望。这种职位是无法实现张良一样的盖世功业的，他在《匏瓜咏并序》写道：“予官容城三年，欲去不得，有匏瓜生于庭，托根瓦砾之隙，非其所也。”《左传》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表忠记》即体现了建功立业无望的丁耀亢以著述方式实现“立言”的愿望。顺治帝欲找人改编《鸣凤记》，丁耀亢接受推荐，这为他实现立言之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丁耀亢以杨继盛为主角创作《表忠记》，再现了他与权奸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达到了褒忠良斥奸佞的目的。但在《后疏》中，他借题发挥，酣畅淋漓的指陈明代弊政，如：“十三省布政，不清不浑，只落得诸侯皇皇。三百年基业，学痴学聋，真个是天子穆穆。”据郭棻所作弁言，这种“笔窜”导致其无法呈交：会有以后疏一折，借黄门口吻，指前代弊政，搢绅陋习，过于贾生之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憨，复属笔窜，慎重入告，微词著书，大臣体应如是。

　　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法实现立功梦想，只能以 “拟付名山”的立言追求自慰。

　　［1］宋琬．丁耀亢全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