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永胜

　　父亲小猫般伏在我背上，沉沉的，带着暖暖的体温。

　　精准地算起来，这是父亲第三次赴京。

　　我背着父亲正在向天安门方向走去。

　　1949年第一次国庆阅兵，那时，父亲刚刚从炮火硝烟的浙东战场上下来，就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方阵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经过天安门时，他本能地瞪大眼睛瞅城楼上的毛主席，可城楼离得实在是太远了，只看了一眼毛主席在城楼上挥手的远影，他们的第一方阵就喊着口号过去了。

　　这也就成了他一辈子的一个心结。

　　解放海南戰役时，父亲失去了一条腿。不久，他便主动申请复员回乡了。父亲回家后经常叨叨的一句话就是，这辈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再去一回北京看看天安门。

　　作为儿子，自然要想方设法满足父亲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我背着一条腿的父亲第二次来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径直奔到金水桥边。父亲仰着头凝视着天安门城楼，凝视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哭了。父亲指着城楼上最中间的一个位置，问我毛主席每次登城楼是不是就站在那个地方，毛主席给我挥手是不是也在那个地方？主席在那么高的城楼上站久了晕不？这些自然我也不太清楚，只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见我似是而非不太认真的劲儿，父亲显然是不太高兴。蓦地，父亲就那样子一条腿直立着举起了右手庄重地放到了眉宇间，就引逗得好多人驻足观看，照相机、摄像机嚓嚓嚓地不知摄了多少个镜头。我怕父亲那样子长久站立吃不消，就劝他靠着金水桥的护栏休息一下。父亲一边用手巾擦汗，眼睛仍然没有离开过城楼和城楼中间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看着看着，父亲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么高的城楼，你说主席站得久了，会不会着风？我心里想这样的问题还用你考虑？但我明里又不敢表现出什么。紧接着父亲便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主席站得久了，一定很累，后面有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我心里不禁哑然失笑，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辞回答他他才能够相信。

　　看了一个多钟头，才勉强把父亲拉下来。拉下来的时候，父亲又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城楼开放了，允许人参观了，你务必再背着我来登登城楼。

　　我自然又满口答应。不过，心底也在自忖，到那时，怕我也老得走不动了。

　　就随着人群走过天安门门洞，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来北京，不进故宫，等于没来。我把父亲安排到一个角落，让他等着。他问，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排队买票。他问，买什么票？我说买看故宫的票。他问故宫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故宫是过去的皇宫，有皇上上朝时的大殿，还有皇上住过的宫廷，据说还保存着清光绪皇上大婚的屋子，后面的花园里还有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树，至于说数不清的奇珍异宝，看得一准叫你眼花缭乱，听说有一个外国进贡的钟表，就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父亲是个急性子，我想他听了一准立马就要进去，谁想他却冷冰冰说，不看，有什么好看的！况且还得买票！多少钱一张？大概是两元。这一答更坚定了他不看的决心，便努力支撑着一条腿站起来就要走。

　　尽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费尽口舌做了最详尽的渲染，父亲依然就是个不看。后来，大概为了给我一个台阶下，稍稍做了些许的让步，说要看你看，我在这里等你。

　　我怎么能一个人进去看！回去后村里人问起来我怎么回答？人们一定会谴责我这个儿子连两元钱的门票都舍不得给父亲掏。况且，把父亲一个人丢在街上我怎么能放心？

　　于是，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事只得作罢。

　　天空晴朗，微风轻拂。父亲温柔地伏在我肩上，沉沉的，带着暖暖的体温。父亲的两条臂膀蛇一样地紧紧箍着我的脖颈，就像我小时的两条细细的小臂蛇一样紧紧箍着父亲的脖颈。那时，我经常伏在父亲一条腿的身上，让他驮着我上山，驮着我过河，驮着我迈过一道道沟壑。上山的时候，背弓着；过河的时候，背挺着；迈沟壑的时候，就匍匐在地，两只手先把我托过去，然后一条腿跳进沟壑，然后再费力地扒着沟壑的边沿，爬上来；然后再把儿子托起来举到背上……

　　长安街真长啊，背着父亲走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天安门的踪影。我心里有点疑惑，问背上的父亲咱们好长时间没来北京是不是方向搞错了？父亲笑笑说，咱们朝的是太阳升起的方向，没错！要不，休息一下再走？我轻轻地把背上的父亲放下来，搁到一个台阶上。这一回进京父亲的另一条腿上没有装假肢，也没带平日架的双拐……他说他这次进京不需要这些辅助工具了。平日里，父亲因患老慢支常常咳喘不停，这一回进京，哮喘病好多了，一路上都没听他咳一声，也许是感谢儿子背着他践行他最后的心愿，高兴得连多年的老病都好了？

　　搁在台阶上的父亲，静静地坐着，只是默默地望着蓝天。我说，爹，这一次您可要好好逛逛北京。儿子虽然也年过花甲了，但我感觉到还能背得动您……父亲笑了，父亲说难得有你这样一个孝顺儿子……就默默地坐着，浏览着北京街头的风景，人，车，楼，桥，道，树，花……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便从上衣袋里掏出一盒早已准备好的中华牌香烟。要在平时，父亲一准会骂我是个败家子，按现在每斤玉米的价格，这一盒烟大约可以顶他一个月的劳动所得。

　　父亲尽管是个老慢支，可还是抽了一辈子烟……抽的自然是自家种的旱烟。

　　所以，我就狠狠心，给父亲买了这一盒中华牌香烟。来到北京，总不能再带着你那条脏巴兮兮的旱烟袋了吧？我抽了一支递给他，他放在鼻孔前闻闻，连说，香！香！香！他说“香”时，我鼻子一酸，两行热泪便不由自主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这么高级的烟他大概舍不得抽，便把烟夹在了右耳的耳背上。

　　我买了两张门票，背着父亲到检票口时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工作人员问，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买两张门票。我说，还有我背上的父亲。工作人员张口结舌，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我重复道，还有我背上的父亲。父亲？工作人员哑然，看了又看。

　　什么？

　　父亲。

　　明明是一个方盒子。

　　是父亲的骨灰盒。

　　……

　　我终于背着父亲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们来到了城楼中央。父亲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小孩子似的大声嚷着说，二喜，你看，毛主席就是站在这里向我挥手，我终于看到毛主席站着的地方了。看到了，看到了，这辈子活得不冤了……

　　父亲得的是胰腺癌。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人死后大多土葬。疼痛喘息间，父亲对我说，我活着怕是不能登天安门城楼了，我死后，你就把我火葬了，这样，你就可以背着我的骨灰盒再逛逛北京城，再登登天安门城楼了。

　　若干年后，已过七旬的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孙子听。孙子听了好奇地问爷爷：你背着太爷爷的骨灰盒，太爷爷在骨灰盒里能看到天安门城楼吗？毛爷爷还在不在城楼上？

　　孙子见我没有回答，扯着我的袖子说，爷爷，你怎么哭了？

　　责任编辑 付德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