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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有别”与“灵活变通”

时间:2023/11/9 作者: 大家 热度: 11939
摘要:本文主要从词义四维的角度出发,正确解读政府文件中汉语四字句的运用、探讨其翻译,目的是为了凸显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艰巨性;强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首先要增强“内外有别”的意识,在充分了解、正确理解汉语四字句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摒弃任何刻意的“求同”或“求异”,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宣传”。

  关键词:外宣翻译 政府文件 四字句 词义四维

  1 引言

  “外宣翻译”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的外宣材料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政府文件的英译是外宣翻译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受《诗经》影响而形成的汉语四字格是汉语的精华,以其言简意赅,内容丰富;语言结构灵活;极富音乐美感等特点,具有极强的修辞效果而倍受人们的青睐。几乎可见于汉语所有的表达,政府文件也不例外。但是,汉英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英语中没有四字格。在英译政府文件中汉语四字格时,译者就会面临挑战。本文主要从词义四维的角度出发,正确解读政府文件中汉语四字格连用句(下文称四字句)的运用、探讨其翻译,目的是为了凸显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艰巨性,强调译者从中获得的启示,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宣传”。

  2 四字句概说

  提到四字句我们首先得从四字格说起。说到汉语四字格,有人可能会将它与汉语四字成语或固定短语相提并论。在实际运用中,我们使用的四字格也确实多为四字成语。然而,从广义上来讲,四字格的范围比四字成语的范围要大一些,因为在汉语里,四字格可以指四字成语,也可以指四字自由词组。四字自由词组是临时组成的,可随意拆散,重新组合;四字成语是一个整体,不能拆散使用,其中的任何词语都不能随意更换,含特殊意义[1]。当然这里应当排除为了修辞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成语翻新,如:知难而退→知难而进。但四字自由词组可以起到四字成语一样的表意作用。为了区别于四字成语或固定短语,张斌[2]在《汉语语法学》一书中将狭义的四字格界定为“类固定短语”——根据交际需要临时组合的。四字格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只有汉语才有,也是汉语使用者最喜欢的形式之一。为什么四字格倍受使用者喜爱呢?其中有诸多原因。首先,因为它是最具有汉语文化特点的庄重典雅的形式,它最符合汉语文化中“以偶为佳”“以四言为正”的审美要求。从语言内部考察,四字格结构灵活多变,它几乎能配置任何一种语法关系,满足结构变化的需要。再从音律上看,四字格大多能平仄相间,体现出汉语声调特有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由此可见,汉语成语在形式上选择了四字格,其根深深扎在汉语文化的土壤中。从现代心理特点来分析,它能提高记忆的效率。可见,四字格作为汉语文化特有的一种“经典”形式,确有它的精妙之处[3]。刘叔新[4]也认为,四字格的长度很适中,既不至于形成长串的音节而使人发音不畅便,同时又足可表示丰满、复杂的意思和明晰的结构关系。因此,总起来说,四字格有四大优点:从内容上讲,它言简意赅;从形式上讲,它整齐匀称;从语音上讲,它顺口悦耳[5],从表达效果上看,形象生动。

  3 “内外有别”,译者须警惕刻意“求同”或“求异”

  正因为四字格是汉语美学的个性或曰强项,在英译汉过程中而倍受青睐。但是,汉英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不同的语言,在表现法上都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因此,将汉语四字格译成英文并非易事。无论现代文还是古文中的四字格的英译都让英语“捉襟见肘”,甚至“惨不忍睹”(毛荣贵语)。那么四字格连续使用的平行或排比结构英译的难度不言自明。政府文件中的四字句翻译对译者而言更是极大的挑战。同时,政府文件的英译是一种对外宣传工作,它的工作对象都是国外读者,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内外有别”的原则和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对他们可能不熟悉的中国国情、文化背景知识以及不符合国外受众阅读习惯的汉语表达方式进行必要的变通或阐释,该删则删,该增则增[8]。增强“内外有别”的意识,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否则,就会“以词害意”,外宣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就无从谈起,重则损坏国家利益和民族形象。段连城[9]曾在《怎样对外介绍中国》一书中指出,最根本“内外有别”是文化差别。其中包括浅层文化差别和较深层的文化差别。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一般属于前者;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想意识等则属于后者。本文所说的“内外有别”主要是从汉英语言差异、思维差异的角度出发,强调外宣翻译工作者心存“内外有别”的意识。存在决定意识,思维是意识的一部分[10]。由于不同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体现的就是思维,思维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11]。刘宓庆[12]在《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一书代序第九页中也认为,我们从事翻译,应该培育科学的翻译思维。同时将翻译思维界定为:以翻译为“目标任务”的科学思维,这种科学思维以解决双语语言文化转换为目标,它具有多向性,全程性,高度的选择性、批判性和审美性。表面上看起来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但实质上离不开译者的思维活动(同上:前言i)

  那么政府文件中四字句的英译策略将如何把握?策略上是异化还是归化,方法上是直译还是意译,必须以“紧扣”原文思想内容为宗旨,以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为依据[13]。译者可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目的调整翻译策略,灵活选择诸如删减、调整等翻译方法对源文进行处理。傅敬民(2005:前言)也提出自己的翻译观点,认为无论直译还是意译,也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译文都应该以译文读者的思维接受程度作为标准,只要在译文读者的思维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能直译就直译,能够异化就应该异化。任何刻意的“求同”或“求异”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下面我们就取微观的角度,用具体的实例讨论政府文件中四字句的英译问题。

  4 四字句在政府文件中的运用及其翻译

  熊文华[14]在《汉英应用对比概论》一书中指出:“词在任何语言中,大多数都具有相互区别的外部形式蕴涵、内部结构蕴涵、指称蕴涵和文化蕴涵。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了词的全部意义。”蕴涵理论是运用现代语义理论对英汉双语语义进行分析的新课题。它完全抛开语言的表层形式,运用蕴涵理论,有助于了解英汉语言语义的内部结构和性质。请看下例:

  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此例句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添加)

  这是《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2007)中的一段话,此段文字是典型的四字句。其中,前半部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别属于“述宾结构”与“主谓结构”,它们之间用的是顿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分别属于“偏正结构”与“联合结构”,它们之间用的也是顿号;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之间用的是逗号。后半部分的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都属于“偏正结构”,而且它们之间用的是顿号;“改革开放”是“联合结构”;“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是“坚持”排比句的内容。逗号、顿号,看起来都表示句子的停顿,但从句子内部关系分析,一个顿号相当于一个连词,停顿时间比逗号短。如果无条件地全部保留四字格原有的内部结构──“求同”或刻意注重语句形式上的接应──“求异”来翻译此文的四字句,就会出现句意主次不分、句子结构混乱的局面,有背于英语语言表达习惯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令译入语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不仅达不到外宣的目的,还破坏了汉语四字句本身的美。请欣赏下面译文:

  Looking back on our practical experience, we have co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e must free our minds, follow a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approach,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ork hard with 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 unswervingly take the rode of Chinese socialism, adhere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pursu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principles,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during development and ensure peaceful development.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attain the ultimate objectives we have set for modernization.[15]

  译文并未受四字格的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所束缚,而是根据具体的语境,译出了四字格的指称蕴涵和文化蕴涵,特别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英译,实现了“意合”到“形合”的转变。同时,用几个动词短语并列做谓语翻译四字句的主体,其正式程度与原文更加吻合。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存同。

  5 对译者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在翻译政府文件中四字句的过程中,译者须树立“意识为首,理解为本,灵活变通”的翻译理念。

  这里所说的“意识”是指增强“内外有别”的意识。陈小慰[16]指出导致外宣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目前的对外宣传(包括外宣翻译)缺乏内外有别的意识,没有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共性、心理习惯、信息需求和言语表现方式等因素,造成受众对其缺乏认同。”因此,译者必须牢记“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增强“内外有别”的意识在先,清楚地了解译入语的读者,根据外宣翻译的目的而采取相适应的翻译策略,最终达到对外宣传的效果。

  “理解为本”是强调理解在翻译中的重要性,是翻译之根本。程镇球[17]在《谈政论文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一文中也指出:“谈翻译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以及理解后用另一种语言文字加以表达。没有对原文的理解,谈不上翻译;理解不深不透,翻译就会出错。原文理解了,但不能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或者表达得不确切,也还不是翻译,至少不是好的翻译。”理解一种语言要始于了解这种语言。政府文件的英译,更需要译者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重要特征及其不同:汉语意合(parataxis)重于形合(hypotaxis),英语形合重于意合;汉语的语法呈隐性(covertness),英语的语法呈显性(overtness)。要真正做到明白、准确地理解措辞严谨的政府文件中的四字句,绝非是熟悉汉英两种语言那么简单,它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译者从理解词义四维的视角出发,而且更需要译者平时大量的实践和积累,善于总结规律。谭云杰等[18]通过分析《十六大报告》的英译,总结出了四字词组英译的“一贯性(consistence)、严谨性(logicality)、简洁性(conciseness)” 三个特点,就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灵活变通”属于翻译过程的表达阶段,涉及的内容是翻译的标准或翻译原则问题。“变通”并不是对“紧扣原文”的否定。“紧扣”原文也绝非字对字的死译。思果[19]在《翻译研究》一书中谈到翻译要点时指出:“切不可译字,要译意,译情,译气势,译作者用心处。”外宣翻译的目的是让其受众明确无误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使译语受众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不遇到障碍,译者应“灵活变通”,切忌刻意“求同”或“求异”。具体到四字句上表现为:分清主次;调整结构;适当增减等等。

  6 结语

  总之,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差别较大,四字句的英译是个棘手的问题,政府文件四字句的英译对译者更具挑战性。这就需要译者增强“内外有别”的意识,重视四字句的翻译;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从词义四维的视角出发准确理解四字句;通过“变通”明确无误地译出四字句的蕴涵。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除了要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要做到善于思考、善于实践、善于积累、善于总结。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今对译者而言,是不是可以说成“译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译则殆。”呢?否则,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翻译过程中缺乏适应性、灵活性、实践性、创新性而陷入机械翻译的泥潭。

  参考文献:

  [1]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P132

  [2] 张斌. 汉语语法学.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P22-25

  [3]http://www.lwems.net/oblog/user1/yfz123090/archives/2006/1854.html

  [4]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P171

  [5] 喻云根、严维明、于岚、冯庆华. 翻译教材.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P218

  [6]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P52

  [7] 姚汉铭. 新词语社会文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P90-100

  [8] 方梦之. 实用文本汉译英.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P172

  [9] 段连城. 怎样对外介绍中国.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P112

  [10] 龚光明. 翻译思维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P3

  [11] 傅敬民、张顺梅、薛清. 英汉翻译辨析.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P101

  [12] 刘宓庆.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13] 贾文波. 应用翻译功能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P105

  [14] 熊文华. 汉英应用对比概论.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P151-152

  [15]http://www.bjreview.com/lianghui/txt/2007-03/20/content_59667_4.htm

  [16] 陈小慰. 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 中国翻译, 2007年(1), P61

  [17] 程镇球. 翻译论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P58

  [18] 谭云杰、沈金华. 实用汉译英教程.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P64-68

  [19] 思果. 翻译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作者:

  刘雅峰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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