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闻一多 屈原 重新认识
关于屈原是否存在、身份履历、性格思想、影响意义的争论在二十世纪曾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闻一多被认为是站在了“肯定论”的一边的,不过他对屈原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他力图站在现代历史学的高度,立足于屈原作品本身去认识那个年代生活在楚国的屈原,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当然,毫无疑问,闻一多的观点也是有政治性的,他前后观点的变化就说明了这点。他对端午的考证更说明了很多东西都是人们不自觉的“造神”行为强行加在屈原身上的,是历史的“层累”赋予了屈原太多的内涵。他对屈原和楚文化的诠释直接影响了他对楚辞的训解,把这些观点说清楚对我们研究闻一多对楚辞的看法是必要的。其观点集中体现在《读骚杂记》、《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人民诗人屈原》、《端午考》、《端午节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
闻一多的主要观点是:
一、闻一多是反对把屈原当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来看的。这在1935年4月3日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发表的《读骚杂记》一文中有详细说明,闻一多认为:《史记?屈原列传》存在自相矛盾,“谏怀王入秦者,《楚世家》说是昭雎,而《列传》则以为是屈原”,若据清人王懋竑所说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之前,那屈原的人格就得重新认识,屈原的自杀基本原因不是什么忠于君国,而是自己个人遭遇的不幸。“忧国说”不可信,“泄愤说”最符合事实。这点对于理解屈原作品来说关系重大: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为《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地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
二、屈原不是什么正统的统治集团的士大夫。闻一多在1945年10月《中原》发表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表达了和孙次舟有些一样的观点:在赞成《史记?屈原列传》是一笔糊涂账的基础上,认为只能从文本和其他左证(如宋玉的身份)来确定屈原的身份。闻一多一面承认孙次舟认为屈原是个“文学弄臣”的说法,以为“于是奴隶制度的
粪土中,便培养出文学艺术的花朵来”,“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一面指出屈原是一个孤高、激烈,由于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出了反抗性的奴隶,有尊严的奴隶,是一个有“火”气的奴隶。在那个一切价值重新估定的时代,作为奴隶也不妨碍他是政治家。同时,他以优伶、弄臣的身份、以《离骚》的艺术魅力恢复了《诗经》时代的艺术的健康性,展示了伟大文学艺术的教育意义,而站起来做了人,做了人的导师。事实本是先有弄臣,然后挣脱枷锁做了文人,做了“人”,“对于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1]15-27这种观点已经有很明显的阶级分析特征了。不过从屈原的作品所展示的个性来看,他既不像是一个忠臣,也不像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通俗地说,一个嚷嚷着“我很有出息,品行又高尚,但是你却不喜欢我,你真是瞎了眼睛,我离开你算了”,然后带着花花草草,自怜而感伤,一步三回头的人,与我们理解的传统的屈原形象实在有差别。
三、屈原是一个仙道追寻者。这个方面算是闻一多最大胆也最为有创见的一个观点。以
为屈原有道家倾向的不止闻一多一人,如梁启超通过对屈原作品的分析,也以为他是深得老子之学的。[3] 3391屈原的才华、身份和性格决定他的清高和孤傲,与众人不群,加上政治上的不得意,他选择“出世”是符合逻辑的,这也是他寻求心理平衡的可行途径。闻一多一贯认为屈原是有道家思想的:在《廖季平论离骚》一文中,他批评完了廖氏的屈原否定论后,肯定了其合理成分——但是:“《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真人、‘至人为《楚辞》之师说,专为道家神仙去世离俗之所本。读《内经》而后《楚辞》之本旨明。”这样的观点就不容我们不接受了。
四、屈原是人民诗人。载于1945年6月《诗与散文》上的《人民诗人屈原》一文中闻
一多指出:人民把端午节这样一个大众的节日“让”给了和它无关的屈原就是最好明证。理由有四:一是屈原的身份属于人民群众,二是屈原的主要作品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三是屈原的作品暴露和批判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四是屈原以他的文采和行义唤起了人民的反抗意识。[1]28-30把屈原一定和所谓的“人民”这个概念拉在一起,或许和闻一多评价汉代学者做学问的“为我所用”出发点一样是“事出有因”的,反映了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到人民这边来,为人民举起了屈原的大旗,为屈原举起了人民的大旗。
五、端午节从源头上说和屈原没有关系。在1943年7月《生活导报》第32期发表的《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闻一多考证出端午节的肇端比屈原的时代要早得多,而且发源地也在吴越等南方地带,本是一个有关龙的节日,随着社会发展,这个节日失去他的图腾意义以后,后来的人装进了一个时代需要的意义——把屈原和它联系起来,被赋予了一个光荣的意义。[1]10-14在1947年8月《文学杂志》发表的《端午考》一文中闻一多以更加详实的资料考证了端午其实与屈原关系不大这一观点。[1]31-46
以上观点无论哪一种与大众和传统学者的看法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但却体现了闻一多独到的创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立足于历史还原的种种深入思考和翔实的考据,细细读来不能不深感叹服。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尚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史记?屈原列传》确有舛误,但全盘否定不可取。《史记》所依据的史料虽有不少
源于民间,但说是一笔糊涂账显然是缺乏慎重考虑的,况且凭空捏造一个人物或一段历史非一般史家所能为,莫说如太史公这样以“春秋笔法”者。在没有找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对于如屈原的生卒年月这样的基本问题,我们依据史料才是最佳的选择。
二、说屈原是人民诗人显得过于勉强。闻一多一个主要理由是人民把端午节“让”给屈原,我们认为屈原和端午节发生了关系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历代以来统治者和文人儒生帮的忙,主要还是立足与他的“忠”,同时这个观念也为深受封建忠君思想影响的广大国民所接受,所以影响面要广些,并非他是所谓由于屈原是人民诗人。况且在《端午考》一文中闻一多本人也认为对于端午节的源起也和其他人如介子推、伍子胥、勾践发生联系的,这些人除勾践外也算是大忠臣了。另外闻一多说屈原唤醒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说不通,我们不敢想象一个念叨着“我本来想帮你的忙,但是你不听我的,我干脆死了算”的人唤起了所谓的反抗意识,把楚国末期农民起义和屈原联系起来就更离谱了。闻一多说陶潜和李白这样的诗人不属于人民固然不错,不过与屈原相参照来说仅仅因为没有一个像端午节这样的节日和他们发生联系就认定他们不是人民的诗人岂不狭隘?不过也难怪了,那个时代思想观念转变向人民一边并且动辄口称人民者岂止闻一多一人?说屈原的身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也失之客观,说他是清高文人,说他是优伶弄臣,说他是参与国家祭祀、外交活动并且有士大夫身份的文人弄臣倒还是说得过去的。如果从作品的格调来看,硬要给屈原一个阶级身份的话,恐怕与小资这样的身份都沾不上边。
三、屈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家,他的死可以证明这点。道家的主要价值观系统和屈原都相去甚远,如:吸纳自然之灵气以求寿;超脱于尘世、看淡名利、不参与世事、不在乎环境的评价;放浪形骸,言行诡异,超脱生死,以无用为大用等等。
平心而论,闻一多许多学术观点都以角度新奇见称,诚然如闻公者自然不会以此哗众取宠。但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学术受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说屈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然后说屈原不是统治集团中的士大夫,再说本屈原是一个道家,然后再说屈原应该是人民诗人,这或许反映了闻一多适应了时代的某种变化,反映了他思想的发展,体现了闻一多学术的政治与时代色彩。权衡之下,或许我们更应该看中的是闻一多那考索的赅博、例证的详实、无可辩驳的逻辑话语所提供的全新的思维角度和思想视野及其对学术气候和后学的影响,而不必拘泥于屈原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事实。
基金项目:
本文属毕节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闻一多楚辞研究》(项目批号:院科合字20081016)系列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5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杨庆鹏.《离骚》“秋菊落英”之“落”字解诂[J].毕节学院学报,2008,(6).
作者:
杨庆鹏毕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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